诸子对战争现象的思考和分析

熊剑平

诸子在对战争的态度上存在着很大差别，“决定了先秦诸子军事思想的不同面貌”〔1〕。身处战争频仍的乱世，诸子对于战争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反战，第二种是主战，第三种是区别对待各类战争，第四种是慎战。主张反战的，主要是墨家；
积极主战的则有法家；
将探讨军事问题作为专门之学的兵家，反倒更倾向于慎战。儒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对于战争的态度较为复杂，针对不同战争，采取态度也有所区别。

（一）

墨子基于“兼爱”的理念，旗帜鲜明地主张“非攻”，甚至用盗窃和杀人来进行推理，说明战争属于不义之举。既然“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那么战争行为因为会杀死更多的人，因此“必有百死罪矣”。〔2〕《墨子》书中设计了与主张攻战之人的辩论，借此阐发反对战争的观点。墨子认为，战争会剥夺百姓的利益，即“夺民之用，废民之利”〔3〕，因此竭力反对战争。他以智伯因为好战而灭亡的案例，提出警告：“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4〕在墨子看来，战争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私欲膨胀，因此消除战争也只能寄望于统治者明晓事理并做出改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甚至希望借助于天意和鬼神，警告那些好战分子立即停止发动战争，强调只有遵从“天、鬼、百姓之利”，才是所谓“知者之道”。〔5〕通观《墨子》，无论是“兼爱”，还是“非攻”，贯穿其中的其实是“义”。在《鲁问》篇中，作者对杀人行为和战争现象进行分析，认为这是“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6〕的举动，因此更应“去利而取义”，更加旗帜鲜明地主张和平，坚决反对各类战争的发起。

之所以会有诸子陆续提出反战主张，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战争对社会生活和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吕氏春秋》批评墨家等“非攻”一类的主张，认为无道昏君会就此得到保护：“道毕说单而不行，则必反之兵矣。反之于兵，则必斗争，之情，必且杀人，是杀无罪之民以兴无道与不义者也。无道与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虽欲幸而胜，祸且始长。”〔7〕《吕氏春秋》强调发起战争需要确保师出有名，必须推行正义的战争，令全体民众深怀感恩之心，因此致力追求义兵制胜：“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8〕可见，“义”一度是诸子的共同诉求，不免会在战争观上有所折射。

较早对战争危害性作深入思考的，应数春秋末期的老子。春秋后期，争霸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场景也越来越惨烈。老子认为，用兵的恶果是一定会得到还报的。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丛生。所以，一场大战之后，来年一定是个凶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9〕老子甚至认为，甲盾、戈矛、战车这些兵器，都是“不祥之器”，而非“君子之器”，〔10〕只有天下无道之时，才会“戎马生于郊”。〔11〕因此，老子告诫人们应心存戒惧。即便打了一场胜仗，也要“以丧礼处之”，〔12〕切不可扬扬自得。到了天下已经无道之时，使用战争这种暴力方式解决争端也属于无道行为。

值得玩味的是，道家学派中作为隐逸一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并不是一味反对战争，更强调战争应符合天时和顺应人性，尤其是要得人心：“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13〕庄子还通过批评宋钘、尹文的学说，表达了不可去兵的主张。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徐无鬼之口，说明“为义偃兵”的危害：“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为之，则殆不成。”〔14〕庄子并不反对战争，但也道出了兵不可恃的道理，并且坚决反对穷兵黩武。如果统治者过度依靠战争，四处炫耀武力，则必然招致灭亡：“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15〕对于滥用武力的危害，道家也有所认识，因此而对战争持谨慎态度。这一点从《黄帝四经》中也可看出。作者强调文德是国君理政应秉持的原则，而且一定要避免为了私利而穷兵黩武，因为这会造成“费多而无功”〔16〕的危局。作者同时也主张必要时需果断祭出战争手段，讨伐那些理应被灭亡的国家，即“因天时，伐天毁”〔17〕，从而确保“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18〕，乃至实现天下一统。

以注解老子思想为目标的《文子》，从“服于德，不服于力”〔19〕的角度，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意见。与此同时，作者还论证了“好战者亡”的道理：“天下虽大，好用兵者亡，国虽安，好战者危”。通过注解老子，作者表明了自己对于战争的态度。文子对战争进行了分类，认为只有义兵才能实现王道：“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之道也。”〔20〕就这一点而言，倒是与儒家思想更有接近之处。文子同样强调“兵者凶器”和“好用兵者亡”〔21〕，如果国君喜欢通过战争行为来解决问题，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祸患：“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22〕文子认为，推行仁义才能得人心、正天下，所以君子务德而不务兵：“故云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者，民不归也。”〔23〕这一点也与儒家更为接近。文子强调“义兵”的重要性，认为霸王之道是挟义而动。而且，战争行为必须做到存亡平乱，为民除害。如果是杀无罪之民，养不义之主，则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从这一点来看，文子对于战争并非一概持否定态度。

（二）

儒家主要秉持仁义的理念，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有着不同的主张，孔子对于战争并非一概否定，比如他对管仲所领导的争霸战争就曾给予了正面肯定，强调了其对保卫华夏文明的积极作用：“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24〕不仅如此，孔子对管仲“不以兵车”，即不依仗武力建立霸业，表示出赞赏：“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25〕当然，出于对“民无信不立”的强调，孔子又认为军备可以被首先去除，认为“足食，足兵”并非第一急务，由此则可看出孔子对军备及战争的态度。〔26〕

孟子总体上持“非战”立场。〔27〕他认为积极推进战争的霸道是“以力服人”，因此不能长久，甚至直言“春秋无义战”〔28〕；
而王道则是“以德服人”，所以可使得天下人心悦诚服：“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9〕之所以持如此理念，是因为孟子更加认可“仁”的作用，认为“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30〕。孟子并且认为仁者无敌，借孔子之口强调只有仁者才能统一天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31〕既然“仁者无敌”，就可以用仁爱的感召力和恩威等去征服对手。因此，孟子坚决反对使用战争手段兼并他国，而是主张通过仁爱手段和爱民举措来使得人民主动依附。荀子也对霸道给予贬损，而对王道大力赞扬，反对单纯以武力征服别人，赞成以礼义之道进行政治教化。在荀子看来，王道因为始终遵循圣王制度，既能富国厚民，又能兴利除害，因此而为战争谋略和霸道之术等无法比拟。要想使得国家强盛，就必须使得“力术止”和“义术行”，始终致力于王道。〔32〕荀子议兵，虽说更强调国富兵强，但也“常以仁义为本”，〔33〕与孔孟并无二致。相比之下，荀子更侧重于强调礼义的重要性。他认为“尽人之力，致人之死”〔34〕，必须隆礼重义。在荀子看来，楚国之所以会被秦国打败，正说明坚甲利兵不足以制胜，只有礼才是强国之本和夺取功利的根本之道。荀子将兼并战争分为三种：其一是以德兼人，其二是以力兼人，其三是以富兼人。〔35〕在这三种方式中，只有以德兼人才能求得疆土巩固，民心归附。至于以德兼人的方法，主要就是依靠礼义。此外，《吕氏春秋》也主张使用“义兵”，通过发起正义的战争“诛暴君而振苦民”〔36〕，多少也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并体现出其试图兼融儒墨的特点。

老子的“非战”观念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家、军事家们曾反复套用其“不祥之器”的说法。比如战国时期，《尉缭子》曾说“兵者，凶器也”〔37〕，《吕氏春秋》也认为，“凡兵，天下之凶器”〔38〕。与之类似，《管子》也作出了“兵事者，危物也”〔39〕的判断。这些都很像是老子论兵的翻版。如果说老子对于战争“不祥”的控诉多半是来自于感性和直觉的话，《管子》继续用“四患”对“不祥”进行详细阐释，并将战争性质和危害考察等进一步推向深入。所谓“四患”是指：“贫民伤财，莫大于兵；
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40〕从中可以看出，“贫民”“伤财”“危国”和“忧主”等“四患”，会对民众生活、社会财富、国家存亡和统治者自身安危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引以为戒。此外，《管子·兵法》还出了用兵的“四祸”：一是“举兵之日而境内贫”〔41〕。战争需要进行长期的物质准备，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很可能直接导致国内经济困难：“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42〕二是无法保证自己每战必胜，一旦沦为战败国，就必然要品尝纳贡割地的苦果。三是“胜则多死”〔43〕。即便仗打赢了，获胜一方也要以大量伤亡作为代价。四是“得地而国败”〔44〕。战胜国虽然可以侵占他国的土地，但也可能因战时庞大的财力消耗和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造成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乃至经济崩溃。

（三）

齐法家虽说充分认识到战争的危害性，但仍然积极主战，并将战争视为实现图强争霸的工具。因此，《管子》指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称霸。”〔45〕也就是说，战争是执政者必须要正视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想确立霸主地位，就必须借助军事上的胜利，以征服包括外族入侵者在内的各诸侯国：“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46〕当然，齐法家也重视“义”的作用：强调战争发起必须要做到师出有名，合乎理义，即“成功之事，必顺于理义”，“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47〕《管子·问》指出：“不时而动，不义而得，未为福也。”〔48〕齐法家既重视“德”，更重视“义”，因此而强调“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49〕。韩非子曾总结管仲用兵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义于名而利于实”〔50〕，这一点也被齐法家所继承，因此《管子》突出强调了“立义”。在他们看来，军事行动必须兼顾“义”和“利”，以“义”为口号为手段。

以商鞅为代表的三晋法家，积极主战。商鞅积极推进农战，首先是推动农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接着便是努力推动战争。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走上强盛，确保己方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51〕为了促使民众积极地投入农战，朝廷应同时打压儒生和工商业者，并且不惜手段推进奖励政策，一切围绕“强国”和“兴兵”展开：“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52〕商鞅认为，只有使得人民集中力量耕战，才能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进而成就霸业：“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53〕韩非子也强调农战的重要性。在《初见秦》中，他结合历史上的典型战例，细致分析各国的战略态势，进而主张适时发起统一战争。韩非子指出，“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54〕，同样积极主战。在注解《老子》时，如《解老》篇中，韩非主张既外结好邻敌，同时也内施德泽于人民：“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55〕这里所反映的战争观，与其一贯积极主战的态度似乎略显矛盾，但是通观《解老》，仍可看出其中更多主战，主张努力推动农事和积极扩军备战，与《韩非子》其他篇章及商鞅的主张等基本保持一致。在积极主张农战时，韩非反对国君亲耕亲战，也对儒家主张仁义制敌的战争观充满贬损之意，认为宋襄公的祸患正是来自仁义，所谓“慕自仁义之祸”〔56〕。《五蠹》和《八说》等篇，韩非子分析和总结了古代战争观演进规律，即“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57〕在阐释“以力胜人”战争观的同时，也展示出其积极的主战态度。

（四）

主张慎战的一派，首先要以孔子、孙子等为代表。孔子和晏子等坚决反对滥用武力，也表达出慎重备战的思想。

在孔子看来，战争和斋戒、疾病一样，都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子之所慎，齐、战、疾。”〔58〕孔子还认为，如果国内民心离散时，统治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发起战争，就会招致灾祸，所谓“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59〕。在十三篇兵法的开篇，孙子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语同样意在强调对战争的应有重视。孙子认为战争行为一定是迫不得已才会发起，也即“非危不战”〔60〕。为了对此继续进行强调，孙子又多次对战争的危险性进行提示。孙子既描述过这种“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61〕的灾难性场景，同时也发出过“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62〕的警示，都是为了阐明战争的巨大危害性，提醒人们应当积极备战和慎重求战，并坚决反对穷兵黩武。

《晏子春秋》同样主张慎战，作者以汤、武用兵等实例说明推行仁义的重要性，并主张推进讨伐无道的战争，〔63〕这一点显与儒家更为接近。书中借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多次强调道义和仁义是比武力更为强大的力量。如果滥用武力，反倒会伤及己身，即“用兵无休，国罢民害”〔64〕，因此必须要慎重发起战争，慎重对待战争。

【注释】

〔1〕黄朴民：《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初探》，《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2〕孙诒让：《墨子间诂》（《非攻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页。

〔3〕孙诒让：《墨子间诂》（《非攻中》），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页。

〔4〕孙诒让：《墨子间诂》（《非攻中》），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

〔5〕孙诒让：《墨子间诂》（《非攻下》），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8页。

〔6〕孙诒让：《墨子间诂》（《鲁问》），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3页。

〔7〕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孟秋纪·禁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8〕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孟秋纪·怀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9〕《老子·三十章》。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页。

〔10〕《老子·三十一章》。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3页。

〔11〕《老子·四十六章》。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9页。

〔12〕《老子·三十一章》。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3页。

〔13〕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页。

〔14〕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8页。

〔15〕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3页。

〔16〕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经法·六分》），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75页。

〔17〕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经法·四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9页。

〔18〕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经法·六分》），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75页。

〔19〕王利器：《文子疏义》（《符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7页。

〔20〕王利器：《文子疏义》（《道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6页。

〔21〕王利器：《文子疏义》（《下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27页。

〔22〕王利器：《文子疏义》（ 《下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1页。

〔23〕王利器：《文子疏义》（《上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3-454页。

〔24〕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

〔25〕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

〔26〕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

〔27〕黄朴民：《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初探》，《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28〕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4页。

〔29〕杨伯峻：《孟子译注》（《公孙丑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页。

〔30〕杨伯峻：《孟子译注》（《公孙丑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页。

〔31〕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8页。

〔32〕王先谦：《荀子集解》（《强国》），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0页。

〔33〕王先谦：《荀子集解》（《议兵》），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5页。

〔34〕王先谦：《荀子集解》（《议兵》），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9页。

〔35〕王先谦：《荀子集解》（《议兵》），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1-192页。

〔36〕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孟秋纪·荡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389页。

〔37〕《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兵令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页。

〔38〕《吕氏春秋·论威》。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页。

〔39〕《管子·问》。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45页。

〔40〕《管子·法法》。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47页。

〔41〕《管子·兵法》。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51页。

〔42〕《管子·参患》。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90页。

〔43〕《管子·兵法》。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51页。

〔44〕《管子·兵法》。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51页。

〔45〕《管子·兵法》。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51页。

〔46〕《管子·重令》。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19页。

〔47〕《管子·七法》。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30页。

〔48〕《管子·重令》。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19页。

〔49〕《管子·枢言》。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79页。

〔50〕《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此义于名而利于实。” 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33页。

〔51〕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农战》），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

〔5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去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5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慎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9页。

〔54〕张觉：《韩非子校疏》（《初见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55〕张觉：《韩非子校疏》（《解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2页。

〔56〕张觉：《韩非子校疏》（《外储说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53页。

〔57〕张觉：《韩非子校疏》（《五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3页。

〔58〕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页。

〔59〕杨伯峻：《论语译注》（《季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2页。

〔60〕《孙子兵法·火攻篇》。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3页。

〔61〕《孙子兵法·谋攻篇》。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9页。

〔62〕《孙子兵法·火攻篇》。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4页。

〔63〕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内篇谏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64〕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内篇问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