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人口老龄化的调节效应

刘富华，梁 牧

“十四五”期间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与优化升级，加速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和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工业化为特征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第二三产业而实现重新配置，要素投入驱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保障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加快以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奠定基础[2]。然而，面临全球经济下行、逆全球化、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和内需不足、投资边际报酬递减的内部困境，我国经济进入以“三期叠加”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经济结构性减速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弊端并制约其持续升级[3-4]。从供给侧来看，以煤化工和钢铁为主的一批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而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资源集约特征的新兴行业产能明显不足，由此形成的要素资源低效配置并制约了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与高级化，进而影响区域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和空间布局。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暂时性停摆，并且从供给侧冲击我国各行业的生产环节，进一步制约产业链的拓展和延伸[5]。

当前，面临人口红利消失、资本积累速度下滑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减弱的“三重冲击”，粗放型的要素投入生产方式难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对此，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固然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根本实现路径，但同时也必须聚焦于现阶段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充分挖掘产业结构升级的潜能。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将新型城镇化列入新一轮发展“新四化”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和路径，以此打破城乡制度壁垒，促进劳动力城乡流动和人力资本集聚。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进一步激发了经济增长潜能，同时也影响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6]。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缩减与老龄化叠加导致新型城镇化下的人力资本集聚面临挑战，并由此影响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在探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时，考虑以人口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结构变迁是十分必要的。

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思考：经济新常态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是否会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趋近，具体的作用路径是什么？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现实困境，人口老龄化加剧是否影响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据此，本文从我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厘清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多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
第二，从劳动力配置的角度，厘清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重点探究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第三，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深入探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新型城镇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作用路径的调节机制和变化方向。

(一)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与传统城镇化高速度、低质量的压缩式发展不同，新型城镇化倡导以人为核心，注重效率与质量的双重提升[7]。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加快了要素资源从农村流向城镇，从农业流向制造业再流向服务业。根据城市集聚经济理论，新型城镇化优化了区域内要素资源结构并形成了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并由此改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效率水平。此外，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无论是以交通物流和水电供应为代表的市政公用工程设施，还是以教育、文体和卫生为代表的公共生活服务设施都得到明显改善，这为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结构升级是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的根本动力，新型城镇化也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者在供需平衡、投资联动和要素集散三个方面存在联动作用机制[8]。部分学者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空耦合效应，探究二者的双向关系和内在循环机制[9]。然而，还有部分学者重点探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8][10]。新型城镇化的提质增效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型城镇化逐步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有效性，保障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有效利用，促进要素资源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11]。此外，新型城镇化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为产业跨区域转移带来契机，各区域利用要素禀赋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区域产业合理布局。伴随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的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由低级化向高级化趋近，从第一产业占主导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主导转变，产业链和供应链实现了拓展延伸。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会加快要素流动与需求扩张，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提高生产效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通过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来提升产业间耦合质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是产业由低级到高级提升效率的过程。因此，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新型城镇化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和集聚，并由此产生人力资本积累效应[12]。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升了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配套完善增加了对人口的容纳和吸引能力，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增加了劳动力需求，由此为劳动力要素的城乡流动和人口集聚提供了可能。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新型城镇化产生的人口集聚形成了知识溢出效应，加快了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与提升。

在发展与体制“双重转型”的改革下，各行业各部门的要素禀赋结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不断发生改变，要素资源从低效率的行业部门流向高效率的行业部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13]。我国产业结构的变革总体遵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进而再向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过程，其中人力资本积累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各行业各部门的自由流动，提升生产效率和产生外部效应并以此加快产业调整和转化的速度，缓解经济转型对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冲击[14-15]。另一方面，人力资本集聚是技术变革、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的重要基础[16]，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技术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动态匹配[17]，以此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区域布局。

新型城镇化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而实现人口集聚，从而形成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了要素资源跨部门流动从而实现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近。同时，人力资本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加快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因此，人力资本是新型城镇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路径。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人力资本是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中介变量。

H4：人力资本是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中介变量。

(三)人口老龄化的调节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低价工业化赶超模式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实现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9%，已经超过7%的老龄化社会国际标准。根据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3.50%，人口结构的转变减少了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由此影响要素结构和产业升级。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往凭借低价劳动力优势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现实困境。根据近两年人社部发布的全国招聘求职短缺职业排行，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短缺职业集中在制造业和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基于要素禀赋理论，人口老龄化会削弱区域内劳动力短缺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新型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主导逐步转向第二三产业主导，而人口结构形成的制造业和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劳动力短缺会影响生产效率提升，因而制约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趋近。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5：人口老龄化减弱了人力资本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中介作用。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了冲击，但同时人口红利消失形成的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也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倒逼机制[18]，人工智能和高新技术推动产业结构智能化转型。部分研究认为，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经济活动转型，进一步促进要素资源与产业结构的协调程度[19]。以人工智能为主的高新技术发展，一方面能够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加快要素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实现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
另一方面，具有就业创造效应，激发劳动力市场潜能，由此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趋于合理化。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6：人口老龄化增强了人力资本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中介作用。

(一)模型构建

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与高级化，据此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当前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可能会依赖其过去的水平，我们通过引入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项而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一方面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从动态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 直接效应检验

新型城镇化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此，构建直接效应估计模型如下：

uisit=α0+α1uisi，t-1+α2urbit+δXit+μi+αt+εit

(1)

其中，uis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具体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isu)和产业结构高级化(ois)；
uist-1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一期；
urb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新型城镇化水平；
X为一组控制变量，表示其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
μ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α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且服从正态分布。

2. 中介效应检验

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路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选择人力资本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估计模型：

uisit=β0+β1urbit+ζXit+υit

(2)

humit=γ0+γ1urbit+σXit+ωit

(3)

uisit=η0+η1urbit+η2humit+θXit+πit

(4)

其中，hum为中介变量，表示人力资本水平。若式(3)中的系数γ1显著，且式(4)中的系数η2也显著，则中介效应存在，即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间接影响。

3. 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当人口老龄化加剧时会对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因此，将人口老龄化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中介效应估计模型：

humit=λ0+λ1urbit+τXit+εit

(5)

uisit=φ0+φ1humit+φ2urbit+φ3oldit+φ4humit*oldit+φXit+κit

(6)

其中，old为调节变量，表示人口老龄化程度。若式(6)中的系数φ4显著，则调节中介效应存在，条件间接效应为λ1(φ1+φ4oldit)，即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受到人口老龄化的调节作用。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是通过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生产效率，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过程[20]。据此，本文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测度产业结构升级程度。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产业之间的耦合质量与协调程度[21]。本文借鉴林春燕等的测度方法，将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作为权重纳入结构偏离度的计算中，然后通过取倒数的方式将指标变为正向[22]。具体计算公式为：

(7)

其中，Yt和Lt分别表示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单位就业人数，Yit和Lit分别表示第t年第i次产业的增加值和该产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isu越高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越趋近于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的过程，其典型特征是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呈显著下降趋势[23]。因此，本文借鉴付凌晖的做法，通过向量夹角计算产业结构高级化[24]。具体计算公式为：

(8)

其中，Xio表示第i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ios的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趋近于高级化。

2. 核心解释变量

新型城镇化水平。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已由单一的人口城镇化转向覆盖经济、社会、生态、城乡一体等多层面的内容，因此，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必须从多维度综合考虑。根据已有研究成果[25-26]，综合考虑经济、人口、社保、环境、空间5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如表1。综合评价指标的关键在于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为保证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本文采用熵权法对各个评价指标赋重并计算新型城镇化水平[27]。

表1 新型城镇化指标评价体系

3. 中介变量

人力资本。本文借鉴周敏等的做法，采用就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即该区域接受高等教育的就业劳动力人数与总就业劳动力人数的比重[28]。

4. 调节变量

人口老龄化。根据姚玉祥的研究，采用老年抚养比指标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29]。

5. 控制变量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调整除了受到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之外，还由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规模和技术进步共同决定[30-31]。因此，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地区生产总值(gdp)，即本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总值；
政府财政支出(gov)，即本地区的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对外开放(fdi)，即本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进步(r&d)，即本地区的R&D经费投入。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2006—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在模型估计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单一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可能有偏误，因此本文采用LLC、IPS、Fisher式检验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

(二)直接效应估计

考虑到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双向关系，另一方面模型的设定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因此，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以缓解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运用可以有效缓解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SYS-GMM方法估计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本文同时报告One-step SYS-GMM和Two-step SYS-GMM估计结果，但是主要依据One-step SYS-GMM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将Two-step SYS-GMM估计作为稳健性参考，估计结果如表3。

表3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影响的估计结果

由表3的估计结果可知，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加快了要素流动并逐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淘汰产能过剩产业的同时着力发展新兴产业，要素资源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使得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近，验证了研究假设H1。此外，新型城镇化促进了知识外溢和规模经济，由此推动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健全和完善产业链供应并优化生产力布局，加快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调整的速度，验证了研究假设H2。表3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滞后一期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路径依赖，当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受上一期正向影响。

(三)中介效应估计

新型城镇化加速了劳动力流动并形成了人力资本集聚，而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此，我们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SYS-GMM估计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间接影响，结果如表4。

从表4的第(5)列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系数γ1的估计值为2.684 2，这表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显著提高了人力资本。从表4的第(6)—(7)列可知，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估计值为6.952 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估计值为0.116 9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同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人力资本在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路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间接影响。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设H3和H4。

表4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四)调节中介效应估计

为了进一步研究人口老龄化的调节作用，我们根据式(5)和式(6)构建调节中介效应模型，运用SYS-GMM估计人口老龄化对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

由表5的第(9)列可以看出，人力资本与人口老龄化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98.434 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调节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该中介效应会增强，这验证了研究假设H6。由表5的第(10)列可以看出，人力资本与人口老龄化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为-1.633 7，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也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调节影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该中介效应则会减弱，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设H5。

表5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于斌斌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的倒数并进行对数化处理来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ris)[32]。借鉴王丽和张岩的做法，根据劳动生产率计算得出产业结构高级化(str)[33]。由上述指标替换原来的被解释变量，运用SYS-GMM估计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中介效应和调节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如表6—7所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各主要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的系数估计结果是稳健的，研究结论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6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表7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基于2006—2019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SYS-GMM估计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引入人力资本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此外，考虑人口结构的影响，构建调节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在考虑经济发展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规模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有效促进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进而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加快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趋近。

第二，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路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间接影响。这表明新型城镇化加快劳动力流动，一方面形成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促进要素资源跨部门流动并实现要素合理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近；
另一方面激发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加快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第三，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路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受到人口老龄化的调节作用，但是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调节作用具有异质性。人力资本在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增强，而人力资本在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减弱。

根据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三点对策建议：

第一，加快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并驱，重点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以技术创新力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新兴产业新动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产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扩大城市容纳和吸引人口集聚的能力，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空间布局。

第二，由人力资本存量向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转型。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充分发挥人口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适度制定人才引进、政府补贴等政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提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重点满足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优先发展教育战略。内培外引人才，以产业结构升级的劳动力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着力点，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与质量，注重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匹配。

第三，促进产业智能化转型以缓解人口结构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政府的产业扶持重点聚焦于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制度和政策优势，鼓励第二三产业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实现效率提升和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利用人口老龄化的倒逼机制，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机遇，发挥人工智能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作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生产效率，同时解决由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部分劳动力短缺问题，并由此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