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基本特征及其革命内涵

李栋材，肖剑平

（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8）

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展开过深入研究，成果主要收录在三个文本中，分别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年4月）、《启示录》（1883年6-7月）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7月），此外，还在《反杜林论》等著述中有所呈现。笔者认为，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的研究并不是心血来潮或者妙手偶得。据恩格斯自己说，从1841年起他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1]756。可见，宗教一直是恩格斯感兴趣的话题。事实上，恩格斯对宗教不只是感兴趣，还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晚年，恩格斯独立研究宗教的系列成果陆续发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成果对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指导无产阶级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恩格斯曾自谦是第二提琴手，以至学界通常将其置于马克思的巨大影响之下，对其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原创性贡献认识不足。事实上，在宗教问题上，恩格斯的付出和成就都远超马克思。恩格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宗教展开持久而且深入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恩格斯的研究不仅注意吸收和借鉴他人的成果，还在原始基督教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等方面有许多原创性贡献。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原始基督教的起源、历史和特征等问题展开研究，既是试图解决他自己多年来关于宗教问题的困惑的努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有效拓展的努力。笔者认为，恩格斯对基督教的研究不仅能弥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足，而且还在宗教研究方法、宗教价值评判和无产阶级社会实践等多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为圣经批判研究提出了重要原则，为科学的圣经批判奠定了基础。但是，与恩格斯在原始基督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产生的巨大影响相反，其价值在国内外一直被低估，这主要表现在学界对其观点的误解和社会价值的认识不足两个方面。

学界对恩格斯观点的最大误解是他关于原始基督教的评价。这种误解具体体现在对恩格斯著述编译上，国内外都存在混用“早期基督教”和“原始基督教”的情况①。诚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这是某些编译者有意为之，但是这种“无心之过”对国内外恩格斯研究者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误解却是事实。当然，笔者认为用词含混本身表征着这些学者对恩格斯宗教研究认知的局限，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首先考察国内对恩格斯的文本的编译情况。目前，我们获得收录了恩格斯原始基督教研究文本的中文译本共有四个类型，分别是全集、选集、文集和单行本。在不同时期编译和出版的四类文本又共产生八个版本。其中，全集的全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有两个版本，分别是全集中文1版和中文2版。恩格斯著作的中文译本第二个类型为选集，选集的全称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目前中文版选集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972年出版的第1版，1995年出版的第2版和2012年出版的第3版。文集目前只有一个，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单行本目前有两个，分别是何封编译的《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1961年版）和中央编译局出版的《恩格斯论宗教》（2001年版）。

从整体上来看，中央编译局组织编译的中文文本保持着较好的统一性。比如马恩全集中文2版，1995年和2012年出版的马恩选集，2009年出版的文集，2001年出版的单行本，它们在用词上保持高度一致，全部使用“原始基督教”一词。但是，在马恩全集第1版的文本中却使用“早期基督教”一词。那么，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乌龙”事件呢？原因可能不是单一的，但其中之一可能来自编译局外部的影响。何封将恩格斯关于原始基督教研究的三个文本编辑成《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并于1961年编译出版。在该书所收录恩格斯的三个文本中，何封都使用“原始基督教”一词，当是国内首创。当时，编译局应该正在筹措编译全集第1版。后来，陆续出版的第1版全集在相关文本中使用“早期基督教”一词。但是，全集第2版和1995年以后的选集和文集都全部使用“原始基督教”一词。由此我们可以设想的一种可能性是：何封率先在编译恩格斯文本中使用“原始基督教”一词，引发了中央编译局的相关编译者的反思，进而在后出的版本中纠正了第1版中的错误。第二种可能是来自编译局自我纠错的结果。中央编译局在执行全集第2版的文本编译任务时，新的资料被征用，编译者发现第1版存在用词不当的问题并及时进行了纠正。至于这两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则由于时间久远以及资料的缺乏，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无论上述哪种假设成立，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国内编译者整体上倾向于使用“原始基督教”一词，认为它相较于“早期基督教”更加接近恩格斯本人的原意。这起乌龙事件的始作俑者极大可能是前苏联的马恩学者。从马恩成果的编译史来看，国内有组织、大规模地编译马恩著作的是以中央编译局为开端。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是以俄文第2版为主要蓝本进行翻译出版的。可想而知，中文第1版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较重的前苏联编译者的痕迹，其中包括用词习惯，故而中文全集第1版使用“早期基督教”一词，应该是承袭了前苏联学者的习惯。前苏联马恩著作的编译者在编译马恩著作的时候，曲解了恩格斯本人的原意，草率地使用“早期基督教”一词来指称恩格斯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同时中央编译局组织编译时，未能甄别也一并吸纳。中央编译局在组织编译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时，情况已有所变化。在参考资料方面，虽然主要以中文第一版为基础，却有效地融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和德文版的相关信息。我们认为，新的资料的输入有效地削弱前苏联文本和习惯的影响，中文全集第2版译文正式使用“原始基督教”一词并延扩到其他类型的文本。由此可知，国内的编译者更倾向于认为，“原始基督教”一词更能准确的表达恩格斯本人的意思。

无独有偶，恩格斯著作的英语编译也有类似的错谬。从目前手头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既有译者在编译恩格斯相应的文本的时候使用“Pr imit ive Chr ist ianit y”，也有的译者在编译时使用“Ear l y Chr ist ianit y”②。与国内最终合流的情况相反，国外英文学界的翻译一直保持着分化状况，即编译者始终坚持使用“Pr imit ive Chr ist ianit y”或“Ear l y Chr ist ianit y”，而没有出现最终较为统一使用某个词表示专指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国外基督教历史研究领域内，也有混用“原始基督教”和“早期基督教”两词的情况。可见这个问题本身仍然有较大分歧和巨大的探索价值。当然，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笔者学力有限，未能就恩格斯著作的其他外文编译情况做进一步考察，以窥全貌。比如作者对德文、法文和俄文的译本情况缺乏了解，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缺失。

编译者的倾向不足以成为最终的证据，唯有回到文本本身才能最终确认恩格斯的原意。在分析恩格斯的文本之前，有个问题我们必须简单界定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早期基督教”和“原始基督教”两词事实上是否有所区别？哪个与恩格斯对基督教基本特征的认知更相吻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恩格斯本人的文本中予以确证。前面提到，从字面上看，“早期基督教”和“原始基督教”似乎没有太大区别，都可以用来指称基督教的最初阶段。但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二词还是存在细微区别，集中体现在恩格斯对基督教发展最初阶段的历史评价和基本特征的认知中。

“早期基督教”和“原始基督教”都用来指称基督教史中从耶稣传道到逐步成为一个新宗教的最初阶段。恩格斯这些文本中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跨度是清楚的。正是指从耶稣开始传道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其后又立马晋升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历史阶段。从字面上来看，“早期”一词，通常用于标识研究对象的时间属性，其所蕴含的价值判断意味较弱。但是“原始”一词通常并不仅用于宣示对象的时间属性，而是在给出时间属性的同时也给出了价值评判，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价值判断显得更为主要。具体而言，“原始基督教”更能凸显作者关于对象的欠发达和较为粗鄙的历史评价。故笔者以为，恩格斯使用“原始基督教”一词，正是表达其对基督教在起初的发展阶段的教义、组织和仪式等宗教形式较为粗糙的基本特征的认知。

恩格斯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文本《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写于1882年4月，是恩格斯研究原始基督教著述的三个文本中最早的一个。在这个文本中，恩格斯借着评价鲍威尔对德国圣经批判所作出的贡献，推出了自己关于原始基督教的独立研究。恩格斯明确指出鲍威尔考察的是基督教的历史起源[2]1。恩格斯在文中进一步指出，在基督教的历史起源的问题上，他（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他们（列南等）的总和要大得多[2]1。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读读所谓的“约翰启示录”就可以对基督教最初的形式有一个观念[2]5。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考察的正是基督教的最初的阶段，是基督教的“原始”形态。与后期基督教相比，恩格斯认为原始基督教具有五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它们整体上呈现出“原始”的状态：

第一，信徒尚且缺乏身份的自觉。通常而言，身份的自觉往往伴随着主体对自身归属的认知。原始基督教教徒大多以犹太教教徒自居，尚未实现身份的自觉。恩格斯指出，基督教只不过把自身叫作犹太派，而且这样做好像是不言而喻的[2]15。在恩格斯看来，原始基督教徒并不认为自己创立了新宗教，而只是认识到与正统犹太教有所分别，充其量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恩格斯这一观点为其他研究者所认同。他们认为，耶稣压根就不曾意识到自己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其教徒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属于新宗教的教徒[3]25。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个时期的基督教与犹太教没有实现完全的分化，故耶稣和他的门徒仍以犹太支派自居。

从正统的教义来看，“基督徒”一词的意思是“基督的跟随者（a f ol l ower of Chr ist）”。该词的使用意味着基督徒对自身身份有了全新的认识，基督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形态也最终确立。基督徒身份的自觉的实现大约在公元二世纪，体现在该时期成书的《使徒行传》中。该书明确指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基督徒”的称谓，既是基督徒的一种信仰的宣告，也是基督徒身份的自觉的体现。我们认为，只有这种身份的自觉的实现，才意味着从心理上基督徒完全实现了与犹太教的分流，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宗教形态。

第二，社会基础为底层群众。恩格斯指出：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一种受压迫者的运动；
它开始是作为奴隶和解放的农奴、穷人和无权利的人、被罗马人征服或被他们所驱散的人们的宗教而出现的[2]21。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为基督教正统观点所认同。比如，《哥林多前书》称在蒙召的人中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个观点与基督教正统观点保持高度一致，即认为原始基督教成员大多出生卑微，社会地位低下。由此可知，原始基督教的社会基础是底层群众。从文化素养角度来看，这个群体完全无法独立完成庞杂却精致的宗教体系的建构，故而此时的基督教从多个侧面来说都较为原始，给人以形式粗糙的感觉。笔者认为“粗糙”是原始基督教特征的基本底色，这也正是恩格斯倾向于用“原始”来评价此时的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第三，民族底色淡化，世界化趋势明显。原始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自然保留了大量犹太教传统和浓郁的民族特质。我们认为，原始基督教诞生的历史契机应该是，随着外族频繁入侵，犹太教对犹太民族的统摄能力逐步丧失。历史上犹太民族曾经多次遭受外来民族入侵。随着反复入侵，犹太民族不止一次丧失独立，犹太教对犹太民族的统治力也逐步被无情地消磨殆尽。随之而来的是，犹太教不断分化，新的宗派不断产生。正如恩格斯敏锐指出的那样：原始基督教产生的年代，宗派是无穷尽的[2]14。

但是，原始基督教已然蕴育有世界化的因素，而且这一倾向日渐明显。恩格斯指出，由于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各自独有的仪式，无区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因而基督教本身就成为第一个可能的世界宗教[2]10。事实上，耶稣诞生和主要传道地都离犹太教的圣城——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正是这段距离有效地“冲淡”了犹太教的权威，为原始基督教的诞生并转向世界发展提供了合适的空间环境。基督教诞生之初即孕育有世界化的因素，随着原始基督教徒传道区域的扩大，他们面临着非犹太人信仰基督教的问题。在逐步解决这些日常所面临的问题过程中，基督教的世界化的因素也就自然逐渐加强。此时的非犹太人教徒可能只是一个配角，但是日渐重要。随着基督教的版图不断外延，非犹太基督徒日渐左右基督教发展的方向和命运，原始基督教站在了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发展趋势的十字路口。基督教发展方向的迷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外在形态，造成不确切的原始观感，这也应该是恩格斯原意用“原始”这个词概称此时的基督教的一方面原因。

第四，宗教形式粗糙。宗教形式包含教义、教仪和教规等。通常而言，制度性宗教必然具备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教义体系，其中教义是首要架构。一般情况下，宗教教义是逐步搭建和完善的。此时的基督教虽然具备最为基本的教义思想，但是教义体系却尚未成形。故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是用我们所见到的一种最粗糙的形式来表现的，始终只贯穿着一个教条：信徒因基督牺牲而宽宥[2]15。同时，恩格斯还指出，原始基督教教义应该处于萌发的状态[2]8。恩格斯所指的教义的萌发应该是指原始基督教有异于犹太教的教义出现，只是这种教义尚且处于相对粗糙阶段而略显“原始”，离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教义形态相距甚远。这应该也是恩格斯用“原始”去评价此时基督教形态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恩格斯认为，此时基督教形式粗糙，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教义的某些重要内容仍然缺失，同时某些教义彼此间相互矛盾。恩格斯指出，粗野的、荒唐的信条、教条——还只是萌芽，可是从所谓基督教道德而来——只不过是禁制肉欲而已；
另一方面，这些信条、教条中却有很多的幻象和预言[2]6。但是，此时基督论等核心神学思想已然孕育，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尚未完成。当然，有些重要教义此时还没有出现。恩格斯指出，关于原始罪恶——没有一点迹象，没有关于造物主的话[2]15。原始基督教教义的粗野，是恩格斯认为原始基督教的宗教形式粗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包含着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的重要的价值评判。

至于说其他的宗教要素，如教会组织和教会制度则完全还没有建立起来。原始基督教应该还没有建立教会制度，但是也应该存在某种形式的教会架构。只是此时的教会架构所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应该与后期教会架构有所区别，比如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教。但是以我们的理解，雅各应该只是基督教耶路撒冷社区的负责人，只负责基督教社区日常运作，还不具备后期教会那些主教的特征，如具有绝对的权威等。现有研究表明，直到第一世纪末，教会的机构才真正出现，那个时期教会出现了不能被免职的教会核心——主教。然后才有围绕主教的系列安排，教会才逐步臻于完善。有学者就此指出，到第二世纪中叶，教会迫于形势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最显要的主教具有无限处理纪律的权力[4]261。在基督教发展史中，宗教形式是在应对社会需要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例如，伴随世界化过程，教会需要组织力量与反基督教论敌进行论战并反对教会分裂，在这个过程中，教会组织和功能逐步加强。

第五，反抗压迫的革命倾向。原始基督教具有反抗压迫的倾向，还一度成为犹太民族反抗压迫的力量。原始基督教的抵抗色彩已经确立，但尚未完全产生相对应的组织形态和观念。在恩格斯看来，此时的原始基督教虽然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和动机，但在反抗的路径和手段等方面仍然较为原始，它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一样，是较为原始的抵抗组织。恩格斯指出，假如你想要清楚了解最初的基督教教会史，那么你别把他们和现在的教区相比，不如说它们像“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2]14。通过将原始基督教与国际工人运动“地方支部”进行比较，恩格斯认为原始基督教抵抗运动的组织形式也是原始的。

总之，在恩格斯看来，原始基督教只是一个从观念到组织上都尚未完成独立建制的犹太宗教支派，宗教形式较为粗糙。笔者以为，从教义上看，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大部分脱胎于犹太教，同时兼容并包了地中海东岸其他神秘宗教类型的教义。但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整合尚未有效进行，未能实现教义体系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显得粗糙不堪，给人以“原始”的观感。同时，作为一种尚未自觉的新型宗教，原始基督教内部组织尚未完成建构，独立的组织架构也未定型。此外，规范化的教仪相对缺失，与独立的制度性宗教形态相去甚远。基于此，认为原始基督教较为“原始”，应该是恩格斯文本的应有之义。综上所述，基于对原始基督教基本特征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恩格斯使用“原始”一词是对此时基督教的恰当评价。这个观点也为其他材料有力地证明了。郑建业指出，恩格斯是使用德文“Ur christ ent um”指称此时的基督教的[5]21-33。该词与英文“Pr imit ive Chr ist ianit y”一致，翻译成中文正是“原始基督教”的意思。

在基督教研究中，原始基督教是否具有革命性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一方面，部分学者肯定原始基督教具有革命性质。如考茨基的《原始基督教之基础》、罗伯逊的《基督教的起源》和北京大学主编、1977年出版的《欧洲哲学史》等书，均认为原始基督教具有革命性质。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却否定原始基督教具有革命属性。比如杨真对原始基督教的革命性质就予以否认，他在《基督教史纲》中指出初期基督教不是革命运动[6]46。

那么，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从文本的分析来看，恩格斯是肯定原始基督教具有革命特性的，并始终认为原始基督教是一种革命运动。恩格斯还把原始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相比较，以凸显二者所具有的反抗组织的特性。恩格斯指出，作为社会下层的反抗组织，现代工人运动和原始基督教始终是被主流社会所迫害和排挤的[4]21。恩格斯同时还指出，基督教同其他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是群众创造出来的[2]15。在后来的论述当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跟强大的世界做斗争以及同时在革新者内部作斗争，这在原始基督教教徒和社会主义者都会共同面对的问题[2]35。为此，笔者认为，恩格斯反复把原始基督教教徒和现代工人运动进行比较，目的是肯定原始基督教所具有的革命性质。

事实上，恩格斯还在多个文本当中均把原始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进行比较，充分肯定了原始基督教的革命性质。恩格斯在论述原始基督教的革命内涵的时候一直将其与现代工人运动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革命基础、革命目的、革命行动和革命命运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基于社会公平的需要，对造成社会不公的直接原因即统治秩序提出变革诉求，是原始基督教和现代工人运动的共同点。当然，尽管二者具有相似性，也有明显的不同，但在变革现行社会秩序的革命诉求方面却是高度的一致。

首先，革命基础相同——底层民众。恩格斯指出，原始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是因底层民众受压迫而出现的。我们认为，群众基础相同必然导致原始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的革命诉求也具有相似性。

原始基督教教徒多为底层民众，这从侧面反映原始基督教运动具有革命性。同时原始基督教的革命性也出现在基督教文本中。比如，曾任皇帝哈德良私人秘书的苏维托尼乌斯著书指出，克劳迪乌一世曾驱逐犹太人出罗马城，因为他们在基督的鼓动下经常制造动乱[7]195。这些材料不仅能够证明原始基督教的抵抗运动确有其事，同时，还说明原始基督教运动因具有革命性而为罗马当局所忌惮并遭受迫害。更为丰富的资料则说明，原始基督教被迫害的主要原因是其所具有的革命性，而不是文化的原因，因为罗马帝国有较为宽容的文化政策。

其次，革命目的相似——追求解放。解放通常是指解除束缚，使主体得到自由或发展，是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性社会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恩格斯指出，基督教和工人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要摆脱奴役和贫困[2]21。在对原始基督教的革命目的进行考察之后，考茨基指出，基督教也充满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和对罗马人的仇恨。把外国之重扼，加以打碎，实是一切解放中的最初的工作[8]386。原始基督教教徒不少是犹太人，从民族利益角度来看，反抗罗马帝国入侵正是其民族利益的一部分。事实上，罗马帝国对犹太民族的迫害远超历史上其他的入侵者，因此，原始基督教反抗罗马帝国的革命诉求也更加强烈。

尽管二者革命目的相似，但是原始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在如何摆脱奴役和贫困的具体方法上还是有本质区别。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工人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解放，但基督教教众却是期盼弥赛亚来临，带领他们经过千年的审判，在天国实现解脱。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是在来生、在死后、在天上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却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来寻求这种解脱[2]21。

再次，革命命运相同——取得胜利。恩格斯认为，原始基督教和现代工人运动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相似点，就是革命的命运相同——最终都会取得胜利。恩格斯指出，不管这一切迫害，而且有时候还借助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却胜利地、拦也拦不住地给自己打通了前进的道路[2]21。恩格斯尖锐地指出，现代工人和原始基督教教徒被迫害，是因为他们的革命性运动所致。现实生活中，基于误解或忌惮，原始基督教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这种迫害既有来自帝国上层的政治迫害，也有来自犹太教的文化排挤。

直到2世纪中叶，随着教会中社会上层人士的比重明显增加，基督教的社会地位和命运才有部分的好转。有材料证明，在2～3世纪间，虽然迫害还时有发生，但是教会的现实境遇已经发生变化。彼时基督教实际上已不再受执政当局完全支配了。比如加利努不但宣布停止迫害基督徒，而且发还被前任所没收的教产。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原始基督教的革命精神也日渐消弭于无形。

最后，革命手段相同——坚决反抗。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原始基督教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也正是因为坚决的反抗，基督教才反复被罗马当局所迫害和排挤。恩格斯指出，作为社会下层的反抗组织，现代工人和原始基督教始终是被主流社会所迫害和排挤的[4]21。原始基督教的敌人正是罗马帝国[2]35。面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统治当局，原始基督教始终予以坚决的反抗。事实上，这种断断续续的迫害和反迫害一直持续到基督教最终获得合法身份和并被认定为“国教”为止。

有意思的是，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很好地服务于这种反抗需求。比如，为了坚持反抗并保持内部的团结和社区持续，原始基督教在财产方面自然是呼吁和实践共有财产。因为这种财产制度有利于教会将有限的财富效益发挥到最大的效益，有效地保障基督教社区持续运转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恩格斯指出，他们无差别地鄙视一切外在的财富，而是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2]25。其他研究表明，原始基督教与艾赛尼派（另一个犹太教支派）在财产政策上如出一辙，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原始基督教是艾赛尼派的继承者[3]189。二者的主要社会基础都是底层贫困群众，维持社团正常运作是他们共同的考虑，于是它们在财产方面的对策也是极其相似——财产共有③。其实基督教的这种财产政策一直至7世纪后才逐渐消失。但是，类似于艾赛尼派的下层派别在中世纪仍不断出现，如在17世纪仍流行于英格兰的第五王国派等，热情呼吁实现原始基督教的财富模式，并愿意为之奋斗[3]132。

由此观之，在恩格斯看来，原始基督教是革命性的社会运动。原始基督教是通过在社会底层群众中激发渴望弥赛亚的社会变革运动，逐步实现在社会立足进而壮大的目标。原始基督教社会革命运动的技术路线是支持底层社会的变革运动，切实地变革罗马帝国的社会状态，进而改变自身的社会处境。

通过对原始基督教的深入研究，恩格斯为我们呈现出了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原始基督教的特征和革命性质。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的研究有效拓展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恩格斯的有些研究成果与后续其他学者的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出入。例如，恩格斯认为《约翰·启示录》应该是成书最早（成书约在公元69年前后）的新约经典，但这个观点为现今圣经研究者所否认。恩格斯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产阶级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使之达到新境界。基于关注重点不同，马克思在宗教研究方面多作结论性评判，缺乏对宗教史的深入考察，而恩格斯对于原始基督教史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格局。恩格斯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历史内涵，使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历史基础更加扎实。

其次，推进了科学的圣经批判研究。圣经批判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的圣经批判研究开创了科学圣经批判的先河，比如对耶稣历史属性的探索一直是国际上圣经批判的焦点。在该领域，在恩格斯之前，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虚无主义者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耶稣，耶稣只是神话传说，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虚构的结果，从而否认历史上耶稣存在的可能性。这种观点被恩格斯予以理性的批评，他认为鲍威尔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与鲍威尔观点相反的是杜平根学派的圣经批判研究，他们从信徒的角度出发，试图抛弃圣经中明显的虚假材料，但保留圣经中绝大部分的材料，并把它们当作信史资料。比如，他们承认四福音书不是目击者转述而是对已轶材料的加工等。在耶稣的问题上，他们不但肯定耶稣的存在，同时，重点强调耶稣的神性。在进行大量独立且深入的研究之后，恩格斯认为历史上耶稣存在，但是同时也坚定地反对杜平根学派所强调的耶稣神性。恩格斯的研究加之其后德国的圣经批判的深入开展，最终引发了学界蔚为大观的探寻历史的耶稣科研运动④。恩格斯的系列研究为科学的圣经批判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原则，指出了基于历史事实对圣经进行批判研究的必要性，从而开启了科学的批判圣经的研究范式，在国际上影响深远，价值不可估量。

最后，恩格斯对待宗教的理性态度，对当今我国的宗教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恩格斯对待宗教的理性态度表现为能够从历史事实出发客观地评价原始基督教。相应地，无产阶级政权也应该理性的对待宗教。恩格斯对宗教的理性态度为当前我国开展宗教工作提供了启示。由于对待宗教问题过于理想化，我国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有过冒进的历史教训。我们认为，面对宗教将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对待宗教应该持理性态度。当前，我们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推动宗教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注释：

①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宋桂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8年版；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叶启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
伯德：《早期基督教》，周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HENRY KUHN，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PRIMEITIVE CHRISTIANITY.THE WEEKLY PEOPLE.APRIL,12,19,1924.和C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 COLLECREDWORK(Vol ume 27)[M].NEW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90,445.

③依据对待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态度，彼时犹太民族分化为主张合作的希律党、反对但主张坚守犹太律法的法利赛派和主张对抗的奋锐党。奋锐党主体为下层群众，依照他们各自主张又可以分化为吉拉德派、西卡里派和艾赛尼派。死海古卷资料显示，艾赛尼派的不少主张跟原始基督教教义相近，所以也有学者主张原始基督教和艾赛尼派之间具有传承关系，但是这个问题未能得到进一步确证。

④历史的耶稣研究运动是指国际圣经研究界发起探索耶稣历史性存在的学术思潮。19世纪该问题在整体上呈现三种相互差异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耶稣只是神话学说，历史上并不存在耶稣。布鲁诺·鲍威尔持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肯定耶稣的历史性存在同时肯定耶稣的神性。杜宾根学派基本上属于这个派别。第三种观点认为耶稣只是历史人物，应该否定其神性。第三种观点为恩格斯所提倡。这个问难在恩格斯时代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以至后来国际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历史耶稣运动。现在这个争论基本尘埃落定，恩格斯的观点在整体上占据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