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研究述要

徐 显 芬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宣告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就有各种关于如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思考与讨论。就中文和日文研究成果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邦交正常化实现以前，可谓“同时代史”，大多是当事者和推动者对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呼吁(1)参见『日中白書』編集委員会『日中白書』日中国交回復国民会議、1959年；
石川忠雄『日中国交正常化への道』自由民主党広報委員会出版局、1971年。；
二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主要利用报纸杂志、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其回忆来梳理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过程和影响因素(2)参见別枝行夫「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過程」、『国際政治』第66号、1980年；
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1年；
古川万太郎『日中関係ノート』三省堂、1983年。；
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是利用美国及英国的解密外交档案，2000年以后又出现了一批利用日本政府解密外交档案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

就整个趋势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从当事人和友好人士的记录以及相应的“友好史观”，逐步发展到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以此为基础的“结构史观”。相关成果大都属于政策决策研究，即讨论政策决策的行为体、过程、影响要素等。大体而言，对中方决策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阐述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安排；
对日方决策的研究则相对较多，而且比较深入。研究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历史学的方法，利用政府外交档案、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口述采访记录和回忆录等资料来进行研究；
二是国际政治学的方法，从国际体系、国际框架的层面来说明日本的对华政策决策。

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梳理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的研究成果：两国领导人、国际环境(主要是美国的影响)、日本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本在野党和中日经贸等民间交流、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这五个话题对应着五个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判断框架：领导人决定论、国际环境决定论、两国间政策决定论、人民外交决定论、原则问题决定论。在介绍五个话题的研究情况时，将基本按照时间先后来叙述，以求体现历史感；
同时不去特意区分日本与中国学界，以便展现双方的一些互动。

中国学界注重对中国领导人的研究，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与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英明决策和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其研究重点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廖承志，研究主旨一般都放在描写领导人的巨大贡献上，以至于“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成了这类文章的常用语句。

日本学界也注重研究领导人，但主要是讨论他们在决策中能够起多大作用，所以焦点被摆在了决策机制问题上，包括到底是首相官邸、政治家起主要作用，还是外务省官僚起主要作用，以及决策中首相与外相的关系等问题。得到讨论较多的人物主要是邦交正常化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

1.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和贡献

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大多着重分析其对日战略和策略，认为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放在重要地位，“是近现代中日关系的积极推动者”(3)林代昭、孙云龙：《毛泽东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4期。。毛泽东致力于恢复中日交往，密切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推进中日友好进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多次接见来访的日本各界人士，包括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等。他不仅制定宏观目标，而且就中国对日外交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还亲自接见了为实现邦交正常化而前来访问的田中角荣。毛泽东在日本有一大批崇拜者，“毛热潮”曾直接影响了60年代日本的社会运动。(4)参见吕耀东：《毛泽东“中间地带”论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4期；
张放：《论毛泽东对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4期。

相对于毛泽东在战略决策层面的作用，周恩来更全面、实际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大量研究集中探讨了周恩来提出的政策方针，包括：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打破50年代中日关系僵局；
在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后提出“政治三原则”，为60年代实现“半官半民”关系开辟道路；
提出通过积累渐进的方式实现邦交正常化，抓住田中角荣上台后的时机；
等等(5)吴学文：《重温周总理关于中日关系的决策》，《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4期。。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实践活动，包括：领导并亲自重建对日外交团队，传递外交信号，接待日本在野党代表，与日本执政党直接接触，等等(6)参见孙平化：《周恩来总理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亚太研究》1992年第5期；
翟新：《周恩来和松村谦三的五次访华》，《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1期。。关于周恩来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交往、与高碕达之助在万隆会晤的内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也有学者分别作了考察(7)参见纪亚光、孔繁丰：《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南开学报》2003年第2期；
李广民：《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万隆会晤述评——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忽略的两小时》，《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此外，廖承志是中国对日外交路线的实践者，针对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过程中的贡献，出现了若干研究成果(8)参见李宏：《架设中日友好大桥的人——廖承志》，《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杜海怀：《廖承志、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华侨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王雪萍編著『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及其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贡献。但是，现有毛泽东与中日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宏观战略叙述，实际上还有很多细处可以挖掘，比如毛泽东会见日本人士的具体情况，包括对其讲话内容的深入分析等。关于周恩来、廖承志的文章虽然为数不少，但我们仍然看不到决策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中国对日政策的整体决策机制。其实，已有研究未能很好地回答，为何中方作出一系列正确决策和积极贡献，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却需要20年之久。

2.日本领导人的决策和决策机制

对于日本领导人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各个决策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探讨决策的运作模式和流程。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种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事项上，日本政府的决策有着鲜明的“首相决断型”特征。但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决策政治的表象上，实质上更多依托的则是外相和其他外务省官僚。服部龙二《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书就深入分析了“首相靠外相，谈判靠官僚”的日本外交决策机制(9)参见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

具体而言，关于田中角荣，一般认为他擅长内政而不懂外交，但其最大的政治功绩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分析认为，田中角荣之所以在组阁不到三个月时就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有很好的政治决断力，并重用大平正芳来实现这个重任(10)張耀斌「日中国交正常化における田中角栄の役割再考」、『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20号、2013年。。还有人专门研究了田中角荣的中国观(11)参见田庆立：《田中角荣的中国观》，《日本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关于大平正芳，中国学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对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建立两国政府间半官方廖(L)高(T)备忘录贸易”，促成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同周恩来、廖承志会谈。二是“极力主张与中国建立邦交正常化关系”，比如1964年2月在国会指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日本就应该谋求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三是“严厉抨击佐藤制造‘两个中国’的反华政策”。四是“承担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即作为外相随同田中角荣访华，实际参加了邦交正常化谈判，并作出重要决断。(12)吕乃澄：《大平总理与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与有关田中角荣的研究相似，也有学者讨论了大平正芳的中国观(13)参见刘荣：《似近还远，似远还近的中日关系——大平正芳的中国观》，《外国问题研究》1993年第1期。。

但是，针对大平正芳第一次任外相时的对华政策，存在着相反的意见。小池圣一把大平正芳与佐藤荣作政府时期的外相椎名悦三郎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大平正芳在池田勇人政府任外相时，对外政策的重点是维持与美国的协调关系。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大平正芳1964年2月表示“如果中共政府加盟联合国，那么我国就要下定重大的决心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仍然是在以日美关系为主轴的范畴内、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谋求扩大日中贸易，根本上还是坚持“两个中国”论调，而非“极力主张与中国建立邦交正常化”。(14)小池聖一「『大平外交』の形成——日中国交正常化をめぐる日本外交の相克」、『国際協力研究誌』第14巻第2号、2008年。

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的研究中，对日本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考察是最为深入的。1972年田中角荣政府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有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四届政府，60年代则有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两届政府。相关研究大致有两个视角：一是从国际体系、日本对美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的对华政策；
二是从历届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角度来考察。鉴于前者是政策的影响因素，后者则是政策的关键内容，二者区别明显，因此这里先单独讨论前者的研究情况。

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于国际政治学的实证分析研究开始出现。这类研究关注国际结构与日本的连接点，尝试从日本外交的结构性限制中来分析战后中日关系变化的要因，力图与意识形态的偏向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客观分析日本的对华政策。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的国际环境的探讨，包括世界体系论、美国因素、冷战结构变化等几大视角。

田中明彦基于世界体系论来讨论中日关系，采用了国际体系、两国关系互动与两国国内政治这种三层结构的分析方法。他指出，日本之所以要与台湾当局签订和平条约，最大的理由是东亚的冷战和美国的压力。但同时，吉田茂“为将来日本对中国政策尽量留下自由度”，很大程度抵抗了美国政府的方针。在冷战这一国际政治背景下作出的选择台湾当局的决断，决定了之后20多年中日关系的大框架。(15)参见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5、33—42頁。

绪方贞子梳理了日本和美国对华关系的发展轨迹，比较了两者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她先分析尼克松和基辛格与中国的接触，再讨论在“尼克松冲击”影响下，佐藤荣作和田中角荣如何推进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这符合日本对华政策受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基本思路。不过，书中有关日本领导人对华认识的讨论相对薄弱。(16)参见緒方貞子著、添谷芳秀訳『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添谷芳秀把日本的外交路线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加以梳理，将其分为对美协调、对美自主和对美独立三个类别，并判定日本的对华外交也被这个框架所规定，认为日本对中国采取积极姿态，主要源于自主外交的动机。而自主外交是对美协调路线和对美自主路线进行融合后得以升华的一种新的外交路线。(17)参见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5年、8—23頁。添谷芳秀的著作出版20多年之后，木村隆和也从对美自主外交的角度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的历史(18)参见木村隆和『日中国交正常化と日米関係：対米「自主」外交の裏面史』三恵社、2017年。。

神田丰隆讨论了冷战结构变化对日本对华外交的影响。在美苏缓和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外交决策者们开始确立自己的国际秩序观，形成了“日、美、中合作”和“日、美、中、苏协调”两条路线。前者的基本思路是把苏联从亚洲排除出去后，将中国拉入日美一方；
后者是在美苏缓和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共同进入新秩序之中。前者是所谓“保守本流”的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以及关心“亚洲连带”的松村谦三等的主张；
后者是岸信介、福田赳夫、椎名悦三郎等反吉田茂谱系的政治家，以及高坂正尧、永井阳之助、卫藤沈吉等现实主义知识分子所支持的崭新见解。神田丰隆指出，吉田茂的“日、美、中合作”论对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的秩序观有很大影响。池田勇人政府探索确立“日、美、中合作”路线，在这一秩序中，日本可能成为中美间的桥梁；
佐藤荣作政府则在探索“日、美、中合作”的同时，从对美协调的意图出发，参与形成“中国包围网”(指日、美、苏联合)，这是“日、美、中、苏协调”的路线，在这一秩序中，日本可能充当美苏间的桥梁。(19)参见神田豊隆『冷戦構造の変容と日本の対中外交——二つの秩序観(1960—1972)』岩波書店、2012年、9—25頁。其实，笔者认为这两种路线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最终取决于领导人更信赖中国还是更信赖苏联。但始终不变的是，日本一贯把与美国的关系作为对外关系的主轴，在中苏之间则力图采取平衡姿态。

从日本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容看，最关键的就是所谓“两个中国”问题，即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早期研究主要是对日本单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讨论，关注各届政府间的不同，比如认为吉田茂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多强调对美协调，虽然迫于美国压力，选择与台湾当局签订和平条约，但是为了留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余地，极力主张条约范围不包括大陆。鸠山一郎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对华态度，但岸信介政府却对中国充满敌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池田勇人政府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半官半民”贸易关系，但是继任的佐藤荣作政府经历了积极到消极再到全面推行反华政策的逆转过程。(20)参见郑毅：《吉田内阁的对外政策与战后初期中日关系》，《外国问题研究》1995年第3、4期；
刘莉：《浅析鸠山内阁时期对华关系的发展》，《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2期；
张历历：《试论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历史教学》1988年第11期；
何译贵、逢云：《池田内阁对华政策的部分调整及其评价》，《现代日本经济》1988年第2期；
安成日：《论佐藤荣作上台前后对华政策的演变》，《日本学刊》1998年第2期。这些早期研究强调，日本各届政府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执行力度不同，使得两国关系呈现时好时坏的状态。

进入21世纪以后的研究更加强调日本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性”，即认为历届政府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一脉相承、从无改变”，即一贯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对中国政府的复交努力不予回应。陈肇斌的《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是第一本真正对20世纪50年代日本各届政府对华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的著作。该书利用英美两国外交档案等第一手史料，详细还原了日本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和外交谈判磋商细节，明确指出，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政府一贯实行“两个中国”政策，把台湾当局当作“台湾的政府”予以承认，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作“中国的政府”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1)陳肇斌『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一九五〇年代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文脈』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2頁。。武寅指出，吉田茂政府向美国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鸠山一郎政府断然拒绝中方的外交努力，表示日本在外交问题上“必须和美国协调一致”。接下来的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四届政府“均继承了前任内阁拒绝复交的立场”。(22)武寅：《中国与日本：邦交正常化与关系正常化》，《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孙立祥同样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复交之前，日本多数首相都是“两个中国”论者，多届政府奉行“两个中国”政策，“只是表现或明或暗、或露骨或隐晦而已”(23)孙立祥：《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井上正也的专著《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全面利用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史料，以及不少口述采访资料，可谓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指出，台湾问题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日本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时，如何处理与所谓“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两个中国”论)；
二是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一中一台”论)。相对于前述研究强调日本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性”，井上正也则认为，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有一个形成、变化的过程。他对这个政治过程，特别是外务省中国事务官员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着重分析。(24)参见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6頁。

关于吉田茂政府(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的对华政策，陈肇斌认为，吉田茂任内，日本政府站在“两个中国”的立场上，尝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政府”，为将来留下余地。吉田茂之所以反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并非不承认台湾当局是“台湾的政府”，而是不愿意把它作为“中国的政府”与之进行和谈。吉田茂的“两个中国”政策旨在“迅速且完整地把台湾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25)陳肇斌『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一九五〇年代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文脈』、99頁。井上正也则认为，虽然当时存在“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问题，但是吉田茂政府“不作决定”，以便给将来留下“自由”。实际上，这一时期英美围绕中国政策发生对立，吉田茂考虑用“等距离外交”的方式确保日本处于有利地位。吉田茂政府在“日台条约”签订过程中没有一贯的战略，其所考虑的是不要让中国问题的纠纷成为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障碍，同时在不透明的状况中确保将来选择的“自由”，于是在中国问题上作了“非决定的决定”。(26)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72頁。与之不同的是，孙立祥认为，吉田茂酝酿和铺设了“两个中国”的对华政策轨道，确立了“政经分离”的原则。针对“日台条约”强调不承认台湾当局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孙立祥解读道：“说穿了，就是企图先与台湾当局缔结一个所谓的‘和约’，日后再与新中国政府签订另一个和约，实为制造‘两个中国’预留回旋空间。”(27)孙立祥：《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鸠山一郎政府(1954年12月至1956年12月)是作为反吉田茂势力上台的，但陈肇斌认为其对华政策与吉田茂政府一致。鸠山一郎政府将“两个中国”政策明确地表述出来，作为其“自主外交”的标志，并考虑通过“日中间的直接交涉，让人民政府接受‘两个中国’”。鸠山一郎本人也把台湾视为“独立国家”。这届政府不仅试图在认识上对所谓“事实”加以追认，更企图在外交上承认“两个中国”。(28)陳肇斌『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一九五〇年代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文脈』、146頁。而之前的代表性研究则认为，鸠山一郎政府部分地调整了吉田茂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一直僵化的中日关系第一次出现松动势头。这是“在中日关系极尽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迈出的第一步”，“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鸠山一郎政府在坚持对美合作的同时，提出了与“共产圈”各国恢复邦交的愿望，中日两国民间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9)祝树春：《试论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第一次松动》，《东北亚论坛》1995年第3期。对此，孙立祥认为，鸠山一郎政府虽曾积极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但其对华政策是以“两个中国”为前提的，因此未能实现邦交正常化。鸠山一郎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两个中国”的想法，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30)孙立祥：《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石桥湛山政府(1956年12月至1957年2月)是一个短命内阁，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回避美国政府、台湾当局的批判和责难。有研究认为，石桥湛山政府采取了“亲中”政策，将稳定和发展经济、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以及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作为施政纲领。石桥湛山在“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呐喊的顶峰时期”“突然病倒，其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未能得到实现”。(31)安成日：《石桥湛山与当代中日关系》，《现代日本经济》1991年第5期。

关于岸信介政府(1957年2月至1960年7月)的对华政策，陈肇斌认为，岸信介明确表示，“政经分离”的背后有着将“两个中国”的状态尽早固定化的政治意图。岸信介政府“外交三原则”中的“联合国中心主义”包含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支持其加入联合国的意思，同时图谋“确保”台湾。(32)陳肇斌『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一九五〇年代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文脈』、203頁。本泽二郎指出，岸信介“以现职首相和前首相的身份位居‘台湾帮’之首”，公开推行以台湾当局为对象的“两个中国”政策(33)本沢二郎『台湾ロビー』データハウス、1998年、78頁。。孙立祥认为，岸信介主张在联合国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迫使中共接受“两个中国”政策。岸信介政府通过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将美国拉上“两个中国”政策轨道，将该条约“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定义为“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也包括在内”，台湾自此被纳入日美安保“防卫范围”。同时，岸信介政府暗中支持“台独”势力推行“两个中国”政策。(34)孙立祥：《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池田勇人政府(1960年7月至1964年11月)在经济贸易关系上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将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层次推进到“半官半民”的新阶段，甚至给人有望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印象。于是，为什么池田勇人政府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这是不是追求扩大对美自主性的结果，成了学界争论的焦点。添谷芳秀认为，池田勇人只是对美“协调”派，与其说追求对美“自主”，不如说是获得了美国的容忍(35)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106、110—111頁。。池田直隆也认为，池田勇人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追求自主的对华政策(36)池田直隆『日米関係と「二つの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閣期』木鐸社、2004年、461—462頁。。但是殷燕军、倪志敏等认为，池田勇人政府的积极对华政策是探索对美自主性的结果(37)参见殷燕軍「一九六〇年代における日中関係の特徴——池田内閣から佐藤内閣へ」、『関東学院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年報』第26集、2004年；
倪志敏「池田内閣における中日関係と大平正芳」、『龍谷大学経済学論集』第44巻第5号、第45巻第2、3号、2005年。。而神田丰隆认为，池田勇人政府实现了对美自主与对美协调的整合和平衡(38)神田豊隆「池田政権の対中積極政策」、『国際政治』第152号、2008年。。孙立祥则认为，池田勇人政府的对华政策仍以“两个中国”为前提，曾试图通过美国施压制造“一中一台”，借助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实现“两个中国”，还以自民党和政府文件的形式完善了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39)孙立祥：《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佐藤荣作政府(1964年11月至1972年7月)不仅将“两个中国”政策推向巅峰，还积极支持“台独”活动。这届政府从一开始就以“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为前提，提议进行大使级及部长级协商，实际上在“政经分离”上走得更远。孙立祥认为，在佐藤荣作政府时期，“两个中国”政策升级并最终破产。(40)孙立祥：《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在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的研究中，各党派、经济界以及备忘录贸易等民间交往方面的情况也是重要内容之一。这背后存在一种思考框架，即认为人民外交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在野党扮演“特使”角色

鉴于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不能忽视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及共产党等在野党的对华外交活动。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田中角荣访华之前，日本各党派成员几乎没有间断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系，尤其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日本国内外环境都朝着中日复交的大局前进时，各党派纷纷组成代表团访华，为两国复交铺设了道路。

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论述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的关系，认为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华，为两国政府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使得田中角荣政府迅速作出访华的决断(41)参见胡鸣：《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
史桂芳：《民间外交下的对日在野党外交——以邦交正常化前为核心的考察》，《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4年第1期。。其中公明党的作用尤其受到关注。2001年，日本外务省公开解密了1972年7月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期间与周恩来进行的三次会谈记录，学者们据此进行深入研究，推翻了之前被普遍认同的竹入义胜是作为田中角荣特使访华的观点(42)参见石井明·朱建栄·添谷芳秀·林暁光編『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
黄大慧：《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3期；
林晓光：《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日本公明党和“竹入笔记”》，《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5期。。在笔者看来，竹入义胜某种意义上反倒是周恩来的“特使”，其与周恩来会谈后整理出来的“竹入笔记”成为中方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一份草案，并由竹入义胜带回给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客观上促使田中角荣下定访华决心。

当然，执政党自民党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其主流派虽然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不乏少数自民党成员具有“亲中”意向，坚决主张实现邦交正常化。翟新就这部分人员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肯定了他们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贡献，并分析了他们的对华观(43)参见翟新：《松村谦三集团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
翟新：《战后日本“亲华”保守政治家的对华政策观——以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众议员为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还有一些自民党议员通过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了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44)参见〔日〕古井喜实著，田家农、田红译：《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其中，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古井喜实的贡献(45)参见鹿雪瑩『古井喜実と中国：日中国交正常化への道』思文閣出版、2011年。。

2.经济界扮演“压力团体”角色

根据对1970年4月中方提出的“中日贸易四原则”的接受情况，可将日本经济界各大企业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对中日贸易依赖程度高，因而很快接受了“中日贸易四原则”，主要是钢铁行业和肥料行业的企业；
第二类与台湾经济关系密切，对接受“中日贸易四原则”十分谨慎，主要是四大综合商社，即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和丸红；
第三类则是二者中间、倾向性不太明显的企业。在接受“中日贸易四原则”的过程中，日本经济界出现了“中国倾斜”现象。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与对华贸易相关的企业大都接受了“中日贸易四原则”。先是关西财界表现出对华积极态度，在“尼克松冲击”后，东京财界也积极制订访华计划，掀起访华热潮。

黄大慧认为，财界的对华积极姿态加快了田中角荣政府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经济界在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压力团体”的角色，其与中方的接触不同于政府间协商，而是通过既存的两个民间贸易窗口，即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其关西本部等进行接触，根据自身判断采取行动，与日本政府机构保持距离。经济界走在了官僚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前头，从外部间接地促使政府转换政策。(46)黄大慧：《日本经济界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2期。也就是说，经济界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其实已经化身“压力团体”，推动了邦交正常化决策。

3.备忘录贸易促成“半官半民”关系

学界普遍认为，1962年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及其开创的“廖高备忘录贸易”(以下按惯例简称“LT贸易”)，把中日两国的交往推向了“半官半民”的新高度。LT贸易到期后，1968年的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又促成了“备忘录贸易”(以下按惯例简称“MT贸易”)的继续。

关于LT贸易，添谷芳秀强调其民间协定色彩，认为民间人士冈崎嘉平太的构想是LT贸易的基础，与日本政府关系非常薄弱的“亲中”派促成了这一贸易形态的发展(47)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150頁。。但实际上，通产省承认了中国愿意接受的“友好商社”，将其置于政府管理之下，旨在夺取LT贸易的主导权；
外务省则支持相关政府部门控制LT贸易、牵制友好贸易，以便实现外交的一元化。一般认为，LT贸易的形成是相关政治家的功劳，与自民党“亲中”派有着直接关系，井上正也和鹿雪莹都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48)参见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222—258頁；
鹿雪瑩『古井喜実と中国——日中国交正常化への道』思文閣出版、2011年。。但是，井上正也和别枝行夫也指出，其实外务省对高碕达之助的访华作了周到的安排，外交官僚们不想被“随性的”政治家所左右(49)参见别枝行夫「書評 井上正也著『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アジア研究』第57巻第1号、2011年；
木村隆和「書評 鹿雪瑩『古井喜実と中国——日中国交正常化への道』」、『アジア研究』第58巻第1、2号、2012年。。

关于MT贸易，有研究认为它具有多面性，设立在北京的日方MT贸易联络事务所(北京事务所)有外务省职员被派遣驻在，而且北京事务所每年约1亿日元的经费也是“全额国库负担”(50)木村隆和「LT貿易の軌跡——官製日中『民間』貿易協定が目指したもの」、『ヒストリア』第216号、2009年。。也就是说，MT贸易同样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具有“半官半民”性质。

综上，政党外交也好，经济界及备忘录贸易等经济往来也好，都是周恩来所提倡的中日“人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有研究探讨了民间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过程中所展现的积极性和局限性(51)参见杨公素：《开展人民外交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外交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
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李寒梅：《日本学界对建国以来中日民间外交的研究概览》，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19—32页。。同时也要注意到，有研究明确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不是民间交流水到渠成的结果。例如王雅丹认为，所谓“民间经济交流”是在中日双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日本历届政府都心照不宣地恪守着“政经分离”准则，政治上承认台湾当局并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经济上则支持发展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尼克松访华乃至中国的主动，田中角荣即便当了首相，也没有访问中国的理由和勇气。田中角荣在国会施政演说中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时代的需要和国民舆论支持的结果。这里的“时代的需要”指的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即“尼克松冲击”；
“国民舆论”的一部分源自多年来从事民间交流的群体，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受“尼克松冲击”影响的人们。(52)王雅丹：《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民间交流”水到渠成的结果》，《世界知识》2012年第23期。这实际上讨论的是国际环境决定论与人民外交决定论的关系问题。

关于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后及田中角荣访华时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也有不少研究成果。特别是自从2001年日本外务省依据《信息公开法》解密了田中角荣访华的相关外交档案后，借助第一手史料追溯谈判过程的实证研究不断问世，谈判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更是两国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

从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到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历时85天。如此短的时间内，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一气呵成。高秀清利用《周恩来年谱》、周恩来7月10日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莫里斯·舒曼的谈话记录等第一手史料，概述了这85天内中日两国政府的态度、采取的实际步骤以及最后五天的谈判和协商过程(53)参见高秀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八十五天》，《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服部龙二《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书利用日本外务省史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对田中角荣一行在北京的外交交涉过程作了详细考察。

关于谈判过程的研究，焦点大多聚集在谈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上。已有研究大致指出，交锋最激烈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历史问题方面，谈判的分歧和斗争主要集中在结束战争状态的时间、战争责任的表态、放弃战争赔偿的文字表述等历史认识问题上。这表明中日双方在历史观上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既涉及法律层面的问题，又关乎政治现实。

台湾问题是中国更加关注的原则问题，也是中日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双方在谈判中采取“政治解决”的方式，由此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杨伯江在新近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谈判以“复交三原则”为核心进行，田中角荣与周恩来在四天时间里举行了四次会谈，其中三次谈的是台湾问题。杨伯江认为，双方就“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成了协议，至于废除“日台条约”，则由大平正芳在中日联合声明签字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此外，谈判没有涉及日美安保体制以及1969年11月的日美首脑公报(尼克松—佐藤公报)中的“台湾条款”问题。实际上，1960年日美签署的新安保条约中保留了“远东条款”，固化了日美安保体制中所谓“防卫台湾”的内容。尼克松—佐藤公报中的“台湾条款”进一步声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谈判中，日方一再向中方确认，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会影响日美安保体制。(54)杨伯江：《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处理再考》，《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1期。

关于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讨论谈判是“政治解决”，还是“法律解决”。刘建平认为，本来应该“法律解决”，但因为日方的原因不可能实现，实际上采取的“政治解决”方式遗留了重大问题，决定了“中日关系仍然不正常的周期性恶化特征”(55)刘建平：《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王新生也认为是“政治解决”，但他指出，通过政治决断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体现了中日两国领导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果断的行动，虽有遗留问题影响至今，但那些问题更多的是后来客观环境巨变所导致的(56)王新生：《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再探讨》，《日本学刊》2014年第4期。。

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遗留问题，毛里和子在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由于中日两国外交的“极端异质性”，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形成的“1972年体制”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为后来的中日关系带来隐忧，增加了两国间的摩擦(57)参见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79—94頁；
〔日〕毛里和子著，徐显芬译：《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8—83页。。实际上，在谈判的遗留问题中，既有已经谈了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所产生的后续问题，也有谈判中特意回避却又是中日关系终究绕不开的严重问题——日美安保体制与中国安保挂钩的问题，它们至今仍在严重影响着中日关系。

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中日两国学者或分析领导人的战略决策，或分析国际环境的影响，或分析政府间的政策互动，或分析民间经济和人员往来，或分析谈判中的几个原则问题，由此形成了五个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判断框架：领导人决定论、国际环境决定论、两国间政策决定论、人民外交决定论、原则问题决定论。

领导人决定论在对中国的战略决策研究中有较多体现，而对日本战略决策的研究则更注重分析领导人在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局限性和可能性。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多利用领导人年谱、文献及其周围当事人的回忆录，大多着力突出领导人的英明决策，给读者的一种印象是：中方的决策在决策者中具有高度一致性，总是存在非常明确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决策者高屋建瓴地引导着中日关系的走向。而针对日方决策的研究大多指出，日本政府内部的对华政策具有多元性，存在各种分歧。所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政治过程的博弈，也就是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官僚中间、政府机构中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在野党与政府之间多重多元的政策争执。相关成果给读者一种感觉：日本的对华政策都是经过激烈争执才决定下来的，政府面对多元的政策意见，不断摸索各种可能的替代政策，继而在结构性的制约与内在的限制下，选项逐渐集中，所以如果关注决策过程中的各种选项，就会以为日本政策的决策是一种奇怪的“不决策”。这是日本政策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研究者需要高度关注、耐心追踪和识别其政府内部的多元性。在这方面，井上正也的著作可以给我们很大启发。

在国际环境决定论和人民外交决定论谁更正确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大部分中方研究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人民外交的结果，是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力量使然；
多数日方研究则强调，美国对华关系缓和(尼克松访华)对田中角荣访华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此，或许可以这样讲：日方的对华政策决策比较接近于国际环境决定论，而中方的对日政策决策实质上更符合领导人决定论，人民外交决定论只是其表现形式。

最后，关于中日关系的原则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统一的认识。从当前来看，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中日双方的认知是非对称的；
在领土问题的表述上，双方是直接冲突的；
而在更为重要的安保问题上，双方则避而不谈。此外，如果把两国经济关系视为更重要的原则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展望可能会更加开阔和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