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安心”——基于王阳明心学理论

徐美净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1]这也指明了传统心学体系的现代价值。当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教育得到了有效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更高意义上的发展服务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人们追求内心世界的享受和安宁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然而，传统工具论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内心秩序提供的享用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日益渗透加剧了青少年所受的物欲侵扰，理欲关系的复杂冲突也遮蔽着善的意义世界。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结合阳明心学理论来理解“安心”内涵，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心困境，为思想政治教育安心功能的发挥提出现实路径。

王阳明作为一代大儒，在明代中期创立了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心学体系。他认为，良知是人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若能识得本心，诚意正心，使意念不被私欲遮蔽，并通过个体道德践履来深化对心之本体的认知，就能构建稳定和谐的心灵秩序，享受内心世界的祥和安宁，即实现心之复归。

(一)识本心：心即理

王阳明提出：“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2]15在心与理的关系上，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受传统哲学教科书影响，学术界往往将王阳明思想与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相提并论，归为主观唯心主义。但其实，王阳明并未讨论“事物是否存在”这个存在论问题，而是探寻意义世界的问题。

南镇观花时，王阳明说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108花朵自开自落。人未到场时，虽然关于此花的认识归于“寂”，但花依然作为客观事物独立存在；
当人与花相遇时，花的意义和价值便通过心与外物的关联得以揭示，此心也“明白”起来，即“识本心”，它不是针对客观实存的物理而言，而是通过人心的一点灵明来体悟和照亮天地万物的意义与价值。“在王阳明看来，‘心’包含了个体知觉、思维、情感、意志、信念等因素，实现心与理的体认，并非是将外在的超验之理强加于个体之上，而应关注个体对于理的主体感知和情感认同。”[3]心与理的体认是主体之精神的凝练，它超越了道德主体的纯粹感性欲望，以融凝了理性与诗性的“此心”来见万物，从而达成对天道和自然运行规律的体悟以及对人道的社会规范和准则的维护，也即实现对万事万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4]的知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主体塑造德性修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二)诚己意：致良知

“良知”这一概念最早由孟子提出，孟子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先天具备的道德：“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王阳明则提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2]71他也认为，良知是人的本性，性无不善，知无不良，但其只是一种本然的自在状态，需要人的自觉才能将其转为明觉。

人有灵觉，但随着人境遇和经历的变化，灵觉受到习气的侵染以及私欲的遮蔽，无法觉醒。而意作为连接心之本体与外界的关节，构建着事物与本我的意义关系，正是指向道德行为的枪尖。如果任由意念偏颇而不加省察，便难以实现良知。这就需要通过“致”的工夫来修正其意念，磨炼其意志。具体来说，“致良知”作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主体，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相信人能够通过体悟达到对至善之信欲的恢复，对良知的体悟越深，主体对自我的本质把握越清，越能实现主体自我与良知的统一，良知真正成为道德主体的内在素质；
另一方面，强调在践行内在的道德信念的过程中，与外界发生作用，不断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以及实践过程中认识的深化，形成更加丰富、立体的认知，自觉与流变世界中的物欲、恶习相抗争，自察内省，诚意正心，实现由外向内的凝练和升华。

(三)正其心：知行合一

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上道德危机四伏，忽视纲常伦理的现象屡见不鲜。知识分子咬文嚼字钻研八股之道，却只为功名利禄，而未能加以修身，文盛而实衰。在救世情怀缺位的背景下，王阳明以其实践论振臂一呼，召唤知识分子学以致用、济世救国，这既是阳明心学精彩之处，也是心之复归的关键。

王阳明认为：“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2]119此语强调修身在于正其心。正其心并不是悬于虚空的假象，而是将作为道德本体的“知”与作为仁义践履的“行”合二为一。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是天然包含的内容。“未有知而不行者”[2]4，知而不行并非“真知”。“真知”是纯乎本心之理，指向事理、天理以及人伦层面，彰显着性之至善，强调内化性理并合理投身个体道德实践；
若未实现道德践履，或在意念发动处背离此纯乎天理之善性，则会堕入“伪善”之泥潭。而“行”的过程，便是通过“在事上炼”，促使个体的理想化的道德与现实世界相调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知”，以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方式实现心之明觉，达到“静亦定、动亦定”的境界。

“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是发端于孟子的儒家精粹，王阳明同样秉持着“成圣”之说。他认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2]93；
人之所以未能在现实生活中成圣，其原因乃在于“牵蔽”[2]69；
若“觉”，即“蔽”去，便可“复其体矣”[2]111。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要保证其在思想引导、行为规范以及心灵庇护等方面的教育实效性，便要洞察“牵蔽”[2]69，具体包括工具理性遮蔽、资本逻辑渗透以及理欲关系冲突。

(一)工具理性遮蔽导致教育世界僵化

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曾经有过所谓“工具论”之说，即简单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某种服务于政党统治的政治手段和工具，而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人的发展所提供的荫蔽，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心”价值。在这种工具理性的遮蔽之下，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唯理性”的视域中开展教学，难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真谛。传统哲学教科书研究教育对象、教育规律、教育本质，思想政治教育也研究教育对象、教育规律、教育本质，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使主客体分离，将世界甚至也将人的心灵规则化、逻辑化。在这种以“概念、判断、推理”式的“理论”为指导的教学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变得僵化、无生气，部分教育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学内容产生抵触情绪而难以达成价值认同，甚至转而误入歧途。

要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澄明之境”，首先要科学、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性质和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具有其学科的特殊性，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充分承担起对教育对象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艰巨使命。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所要的不是生硬的理论教育，而是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达成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意义世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史来看，在不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重心和任务各有不同。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国人成长成才、全面发展的条件日益充足和完备。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已然从初期突出的政治功能演化为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社会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功能效用，这种新的任务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工具理论的遮蔽中走出来，追寻现实生活的意义世界，在对灵魂的关心、对生命的塑造中引导教育对象认可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成长成才、心灵世界所提供的荫庇。

(二)资本逻辑渗透驱使物我关系异变

马克思在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论述中指出，“物的依赖性”阶段是一个包含着痛苦经历的积极阶梯，是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自然的奴役而成为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并广泛建立交往关系的主动的人，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工和交换中，驱动人与他者进行交往的力量实质上是物(商品、货币、资本)的关系。特别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中，主体能力的评估与选择屈从于货币和市场的力量，能力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5]。

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知识变革、技术变革，把人们从传统生产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加剧了功利主义的蔓延和“金权至上”观念的充斥。资本逻辑渗透下的物欲遮蔽，无形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带来了“拥有式教育”之困境。具体来说，拥有式教育是指将对物质的占有感觉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的教与学之中，导致人非人之所是(自身的能力、品格等)，而是人之所拥有(荣誉、财富等)。“在拥有式教育中，人的学习指向拥有：拥有知识交换分数、拥有分数交换学位、拥有学位交换与之大致相符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学生“为拥有而拼命地读书、拼命地拿学位、拼命地写论文”。[6]拥有式教育通过“量”来表征人的意义和价值，使得学术竞争逻辑与市场竞争逻辑相通，教育行为仿佛变身市场行为，部分教育对象迷失在利益和欲望的泥潭，难以找回自我修习的理想和善念。而一旦丧失了在生活、学习或者情感上的“拥有”，这些人便无法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很容易走向事情的极端面。尽管当今社会并未显现纯然的拥有式教育，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资本逻辑及其不良习气将进一步蔓延，拥有式教育的倾向可能无处不在。因此，精准分析资本逻辑渗透下产生的拥有式教育问题，引导教育对象找回心灵的归宿和港湾，才能在浮躁的现代社会留下一方具有农夫式守候精神的净土。

(三)理欲关系冲突模糊善之意义确证

理欲关系是理学家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王阳明反反复复地讲“存天理，去人欲”“去人欲，存天理”。此处，“理”可以跟“良知”等同，它作为彰显着人性之追求的道德本体，是道德理想与道德意愿的统一；
而“欲”特指人在流变的社会场域中产生的攀比、争夺、艳羡等不良心理动机，其表征为放纵私欲或损害他人利益，必须加以克制修习。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已然取得显著成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人们行为的应然引领，也积极地宣扬善念，鼓励善行，褒扬善举，成就善的社会风尚。然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深切变化也使人们的道德修习面临更加多样的诱惑和侵扰，特别是对于处在“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群体来说，道德的理想性和未完成性意味着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塑造美好道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发生道德滑坡或者假意逢迎的风险。在道德渴望与自我获益的双重追求下，理欲关系的冲突有了更为复杂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善之意义确证。

其一，从众行为，即放弃个体欲求而屈从于群体道德理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难免存在着个人欲求与群体规范的冲突。面对这种现象，部分青少年因为怕沦为群体领域的“意见偏差者”，而被动地接纳和遵守社会的约定习俗，甚至是放弃自我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权利，来换取认同和归属。例如，在互联网领域中，群体成员拥集在意见领袖的周围，达成某种自我信念的确证，陷入“回声室效应”的高尚和荣光中，逃避自我独立的是非判断，以换取群体“道德”的归属感，因而逐渐忽视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道德的边界。久而久之，外在舆论的约束和对道德权威的畏惧弱化了这些青少年的道德敏感，使他们在群体外的私人领域中沦为道德冷漠者，逃避个体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失去了对道德规则和规范的意义追问与反思。

其二，功利行为，即在欲念驱动下迎合社会道德理想。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道德模范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道德模范”既符合社会主流价值方向，能够为公众提供道德行为示范，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财富、声望、地位等现实利益。反观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部分青少年在道德功利主义的驱动下，按照学校道德评价的相关准则来塑造自身道德行为，以换取道德荣誉及其所产生的系列效应。这种行为在结果上符合社会道德要求，行为本身也不会给他人和集体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然而，这种戴上了“人格面具”的道德行为乃是对道德本身价值崇高性的破坏，使人在工具化的价值逻辑中淡忘了道德之本然，模糊了善的本原。而一种道德，如果不具备善的特质，就没有资格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之应然，也就不具备应有的效力。

以王阳明的心学思考来烛照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心”困境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回归阳明心学，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成就“安心”的可取之道。

(一)心理合一：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理性与诗性的融凝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从上文对其“心”“理”关系的探讨可知，阳明心学强调“心”“理”合一，关注个体感知，并强调主体深入意义世界来进行体认。这种体认不是传统哲学教科书所揭示的“由现象到本质”的唯理性认识，而是“由遮蔽到显现”的非理性认识。它认为主体可以走进物本身，以物的原来面目认识物，把握物的整体意蕴和其中的意义世界，并在一物的世界中觅得大千世界。这乃是理性与诗性的融凝。因受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在唯理性的圈子里思考，在引导学生自觉践行道德规范、追求高尚道德理想、构建和谐心灵秩序方面陷入工具理性困境。而我们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仅是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情感体验、价值判断和价值认同。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谛、辩证思维、逻辑体系，讲明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历史规律和时代价值，指引学生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对抗中认清此心，站稳立场。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汲取祖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性思维。一是要传承隐喻精神，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孔子以玉比德，为我们揭示谦谦君子的高尚品行。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隐喻精神，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比作精神上的“钙”，形容得恰到好处，让人印象深刻。同理，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其“安心”功能，就不仅要动脑、动口，更要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引导学生动心、动情。二是要创设物我一体的环境，增强主体体悟。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无数可供追寻的红色足迹。要转变传统课堂模式，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向校园周边的红色文化基地，让学生在感受革命情怀和英雄事迹的同时，感悟诗性思维的魅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上海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指出的，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从建党文物中体悟初心使命的做法体现了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诗性基因，这种基因呼唤教育回归生活并力求超越现实生活，走出工具论的泥潭，构建理想的诗意生活。

(二)内外合一：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良性循环

王阳明良知学说的内涵突出地表现于内外合一的对善的修炼，即相信人能够通过由内向外的体悟来达到对至善之信欲的恢复。对良知的体悟越深，主体对自我的本质把握越清，越能实现自我与良知的统一，使良知真正成为道德主体的内在素质。同时，王阳明良知学说强调在践行内在的道德信念的过程中自察内省，自觉与流变世界中的物欲、恶习相抗争，实现由外向内的凝练和升华。思想政治教育在传达“善”的理念和愿望时，也能够借鉴王阳明良知学说，引导教育对象诚意正心、自主内省，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内外合一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尊重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让德育实现的可能性回归到人本身，以淡化德育的痕迹。王阳明提出：“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2]76哪怕是孔子之言都未必能够完全认同，更何况是未及孔子之人呢？此处王阳明正是强调学生个人意志的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教师只需要进行相应的教学辅助，而将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尊重学生的意志自由。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学生的所想、所感、所惑，从而结合他们成长成才的规律和特点因材施教，使他们在日益物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善”的理想和愿望内化为自我道德信念和认知，在不良习气的侵扰下依然坚守本心，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学生自我省察。“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2]16，王阳明认为自我省察可以克制私欲和不良习气，强调人应当时时自我反省检查，不给私欲留下一丝侵扰空间。随着资本逻辑的不断蔓延，人对物质的占有感觉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的教与学之中，造成了拥有式教育对良知的遮蔽。在这种情况下，人非人之所是，而是人之所拥有，一旦丧失拥有感，便堕入精神和意志的虚无、沉沦之中。透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镜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在教学实践中建立学科知识与道德素质的内在联系，与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教育对话，引导学生在自我叩问的深度对话中追寻意义，探寻自我，回归公众生活，明晰面对私欲侵扰和物欲遮蔽时的自我坚守与道德底线。

(三)知行合一：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指归

“知”即“理”，“行”即“致良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统一，也是其价值指归。王阳明认为其所处的时代流行词章、功利、佛老三大风习：读书人苦读四书五经，却只为追名逐利，而不图其中深意；
佛老只追求“空”“虚”的心性修养，不讲治国平天下。人们割裂了知识与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放弃了对真正德行和圣贤的追求。因此，王阳明一生的理论和实践都在追求和实现两者的统一。以古鉴今，在道德渴望和自我获益的双重追求的矛盾中，教育对象时常陷入道德从众的意识茫然或者道德功利主义的践履困境。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切实把握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知行观，以道德典范加深教育对象对善念的确证，并创设道德两难情境来为教育对象的良知践履提供有效指导。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优化榜样教育。榜样并不是驻于道德大厦的虚无意象，而是要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与主体之精神相通并提供精神指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选用的榜样或典范既要映照教育对象的现实生活，关注教育对象的个性精神和现实需求，又要能够超越现实，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和社会理想道德的追求。例如，挖掘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精神、英雄事迹，以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情怀感召学生。

另一方面，可通过创设道德两难情境来帮助教育对象走出践履困境。教育对象内心对道德生活都有着渴望和憧憬，然而现实世界并非象牙塔，利益的冲突和取舍使得对善的遮蔽充斥在教育对象周围，影响着教育对象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创设具有生活性、冲突性、思辨性的道德两难处境，在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自我表达、自我选择之基础上，引导教育对象直面两难情境中自我与他人(集体)的冲突、利益与操守的矛盾，并允许教育对象对道德准则进行反思、质疑和追问，帮助他们在利益纷繁复杂的境况中实现自我与他者、利益与操守的平衡，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