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有意为之”——《续玄怪录》作品初探

赵 洁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工程与交通运输系， 甘肃 兰州 730070)

《庄子·外物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此处“小说”有别于正统庙堂文学，是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一种文学体裁，主要指笔记小说。唐代传奇作为我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上承六朝志怪志人小说潮流而发乎新奇，对宋代以后小说题材内容的选择、结构表现形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明代胡应麟赞其“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2]到了近代，鲁迅先生首先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3]。唐代国力强盛、思想解放，科举制度的推行和经济的繁荣，极大地开阔了当时文人的创作眼界，提高了其创作积极性。他们的作品不仅着眼于警世劝诫、记录见闻，还添加了遣兴娱情、述志抒怀、传播声名等功能。唐代进士行卷之风盛行，文人更是袒露出对建功立言的渴望，这都使得唐代文人传奇小说创作渐入佳境，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正是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

李复言(约831前后在世)，唐史无传，大约唐宪宗、武宗时人。依其作品自述大致可知，他在宪宗元和(806—820)时任彭城令，大和二年(828)求荐岐州，大和四年(830)游巴南，会沈田于彭州。钱易《南部新书》还说他投行卷于李景让，被斥为“事非经济、动涉虚妄”[4]。著有《续玄怪录》十卷。他在创作的继承与求变过程中，表现出极高的才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续玄怪录》取材既延续前朝传统志述怪异，又对材料重新提取，增补当时流行，通过合理的剪裁、布局、联结而调整结构形态，赋予作品灵动变化。他同时不忘传承和承担史家之责任，通过记录庙堂之秘和讲述世间见闻，传达时代风貌，有所寄托。作品整体表现出继而后立、追求变化的特点，具有个性鲜明的独特印记，与鲁迅先生“有意为小说”之论深相契合。

《续玄怪录》的题材大多自觉沿用前朝旧题，多为神仙方术、鬼怪异力、人兽转化。作品中多见承袭痕迹，尚未全部脱离神佛仙境、怪事灵物的窠臼，但作者随时赋予旧有题材以新的变化，让作品焕发出勃勃生机。

《太平广记》收有《柳毅传》一文，鲁迅先生视之与元稹《莺莺传》同美。该文主要写洞庭龙女远嫁泾川，受夫家虐待，幸遇书生柳毅代传家书，得其叔父钱塘君营救，回归洞庭。其作者李朝威(766？—820？)，生平活跃在德宗到宪宗时，陇西人，生卒年早于《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巧合的是李复言亦是陇西人士。《续玄怪录》中有《苏州客》一文，其主人公刘贯词进入龙宫替龙太子霞带信传书之情节，和《柳毅传》大同小异，题材相似且内容仿佛，据此推断，李复言在创作《苏州客》一文时，对《柳毅传》应该有所借鉴。又，《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五引《列异传·蔡支妻》一文，与《刘贯词》亦有部分内容重合。《蔡支妻》《刘贯词》两篇均是仙人嘱托凡人带书，与“临淄蔡支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岳山下，见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付一书谓曰，为我致此书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泰山神也，外孙天帝也。”(《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五·再生一)相较而言，《蔡支妻》内容简短，情节少铺陈，结构简单。而《刘贯词》一文，篇章增幅较大，情节曲折完整，内容安排有冲突、有悬念，颇具匠心，笔触真实细腻，形象生动传神。文中对太夫人的细节描写为：“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容貌可爱……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涎下。”[5]172描述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颇有情趣。对比《蔡支妻》，李复言在写《刘贯词》时，题材虽有承袭，但贵在借机生发，内容安排多有设计、富于层次、更加曲折，语言描摹细腻新鲜、传神入微，既有工笔之精微，又富泼墨之气韵。文中人物出场次序有设疑之妙，颇见巧思，使太夫人既可见兽之本性，又隐含人之情态，凸显出作者“有意”写文，相较多出一些不同的兴味。

幻化题材在唐以前的小说中也比较多见，“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髭，是食人”，又说蔓渠山有兽，“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这是《山海经·南次二经》和《山海经·中次二经》中对虎食人的描写。梁昉《述异记》中云：“汉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则牙蜕而角生。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忽化为虎，食郡民。”则是化虎食人。

再如《搜神记》卷十二中的一则，也是闲谈浮夸之资，主要说貙人化虎：

江汉之域，有貙人。其先，禀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长沙所属蛮县东高居民，曾作槛捕虎。槛发，明日，众人共往格之，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坐。因问：“君何以入此中？”亭长大怒曰：“昨忽被县召，夜避雨，遂误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见召，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即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貙虎化为人，好著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幻化类题材一直是志怪小说的热门题材。幻化题材的初期作品，结构单一，内容表达直述平铺，只讲故事，不做置评，很难看出作者的所思所感。《续玄怪录》中《张逢》一文，讲述张逢化作猛虎食人性命。从“是虎”到“化虎”，对旧题材已经有了新的演绎，增发出与以往不同的新鲜感。在行文上颇多改变，内容更加丰富，情节表现自然紧密，起承转合剪裁合理，人物被赋予情感，反映出时人以暴抗暴，希冀自由的精神状态。而文中“我本人也，何乐为虎？”[5]184巧妙设问，一改平淡无奇的铺呈收尾，在情节设定上兀立奇峰，有意一变。“我本人也，何乐为虎？”既是一问，又是一叹，寄寓了作者的心绪与思考，区别于简单的故事讲解。现实中产生的困扰无以排解，受自然界鸟兽之乐的启发，从而假想化形成兽，来逃避现实生活的约束和限制，把人的异化作为避世逃难、解决困境的渠道。从虎食人到人杀虎，代表了附着在“虎”身上象征意味的改变，超人及超现实的奇异成分逐渐淡薄，而人性化、社会化的痕迹逐渐加深。这也是李复言想尽力摆脱志怪旧瓶，期待装满富于创新自造新酿的初探。

再如《木工蔡荣》篇，讲述冥吏追征蔡荣，叶干代死的故事，依然是《续玄怪录》中承袭前代志怪小说题材的作品，《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一引《甄异传·张闿》一文也颇与之相似。《续玄怪录》里，此类故事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继承发展前代作品题材，且有破有立。李复言在基本不改动故事内容的前提下，着意为新，将沿袭下来的旧有题材结合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鲜事物，与当时的流行思想和个人感悟相糅合，转接出别开生面的新话题。故事讲述者的情绪也不再游离于作品之外，而是与文中主人公合拍共鸣，关注他人且观照自己，让作品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和活力。题材内容的扩大，也推动情节表现更加曲折生动，传递出的思想意味发人深省，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令人耳目一新。

佛教东渐，信众益多，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逐渐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释迦思想在不同的文学题材里均有表现。佛教宣扬“招果为因，克获为果”(《摩诃止观·卷五》)，因和果辗转相生，谓之因果报应。因果说通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谓之“三世因果”。所言“三世”，把人的生命设计为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前世、今生和来世，前世冤孽，今生报恩还债，来世福享天命。佛教填补了人情感知识上的空缺，解决了一部分生命有限而苦难不断的人生问题[6]，六朝志怪小说的兴起与此不无关联，因而因果报应类小说是六朝以后志怪小说的一大主题。

受当时佛教流行之风熏染，李复言也在《续玄怪录》中对佛家义理给予了深度关注，化用佛教故事，并加以引申发挥，负载新意。如《薛伟》一文，薛伟入梦后幻化成鱼，误吞钓饵，急声呼救，后得脱身。《六度集经》第二卷《布施无极章》中讲菩萨三世苦难，积德行善，终获正果。菩萨第一世为救小鱼，舍己之身，投海饲鱼；
菩萨第二世转生为鱣鱼王，供身饥民，救民饥难；
等到第三世，菩萨转生为王太子，以圣明之举，死后升佛。不难看出，《薛伟》就是运用了佛教中化鱼食众的素材，是对佛教题材的汲取吸收。《续玄怪录》中对佛教故事的引用丰富了传奇写作的内容。作者将自己的情感和态度隐没在佛教题材中，轻松巧妙地嫁接因果说来讽喻现实，劝谏时人，利用“因果”神秘性来增强自己思想观点的表达[7]。李复言把饱含不平、激赏等情绪的诸多感慨和对于真善美的构画，嫁接在宣扬善恶之报、事皆前定的作品中，或说名人高士福禄前定，或有凡夫俗子大仇终报，告诫世人修心养性，宣扬善恶报应。这些作品形似宣扬佛教道义，实有讽喻劝化之功能。借助故事的讲述，他潜移默化地引导世人言行，调适生存关系。

在《续玄怪录》作品中，阐释因缘果报论的作品结构形态显现出比较有趣的改变。其中演绎因果论的多篇作品，诸如《李岳州》《卢仆射从史》《郑虢州陶夫人》等，为凸显因果关系，将因果思维贯穿于作品始终，先借好异尚奇自然推动情节发展，慢说其中过程，待尘埃落定，方才知晓暗含佛家义理。由“因”而“果”，自然而然。《郑虢州陶夫人》文章开篇即说：“弘农令女既笄，将适卢氏”，忽言“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5]165，立时感觉如被神秘物什牵扯前行，必须再读一探究竟。文章继续铺陈推进，“卢非子婿之貌”“巫言之貌宛然”，而文末“乃知结缡之亲，命固前定”[5]188。这种自然演进的行文安排，有逐步推进的直白之姿，虽无回旋曲折的往复之态，但水落石出的必然性在结构上强力印证因缘果报之论，让内容预计与情节结构高度一致，富于力量之美。“用人物命运的因果为线，来勾画情节，以情节的因果推动着人物命运的转换发展”[8]，作者设计情节，完全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起伏跌宕，纵横开阖，这种结构增加了文章的悬念，使这类作品结构与内容结合得更加紧密，呈现出文质彬彬、相得益彰的风格，也使其劝诫教化的效果更加凸显。

《续玄怪录》中表达佛教因果轮回、命定三世的篇章，还喜在文末发议论，也体现出这种经由推理递进、最后强调归纳的先叙后论结构特质。文末之论或借文中人物宣诸于世，如《薛中丞存诚》一文述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5]150；
或直接点题，言出主旨，《李岳州》一文结尾叹道：“生人之穷达，皆自阴骘，岂虚语哉”[5]159。这种文末发论重在训诫的行文风格，对五代至宋代以后小说好发议论之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直以来，道教宣扬的“道法自然、光而不耀”，同佛教讲求的“无我利生、福及群品”，与儒家强调的“克己复礼、舍己为人”，都传递出尊生惜命、关照自我，进而兼济众生的精神实质。而儒家道统更注重关照现实，强调“博施济众”的精神特质。宋代范仲淹有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此，掩饰在怪力乱神表象下的是经世济民的责任担当。

从先秦两汉发展至六朝的史传文学，尤其是《史记》，对唐代传奇作家有着巨大影响。《续玄怪录》近十篇作品中，出现了正史记载的人物，如《房杜二相国》《韦令公皋》《卢仆射从史》《李卫公靖》《李绅》等，以上篇章所涉及主人公除《李岳州》外，在《新唐书》和《旧唐书》列传中均有记载。取材史传，正说明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是对史传精神的自然延续。

《续玄怪录》中隐喻朝堂的政治小说《辛平公上仙》，表现出敏锐的政治触角和强烈的历史参与意识，也是与史传精神一脉相承的。《辛公平上仙》一文以唐宪宗升仙登遐的故事映射当时宦官干预朝政、专权弑逆，具有很强的政治讽刺意味，体现出《史记》所传递的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表达了作者关注庙堂的政治忧患意识。对于重大政治事件的关注，体现出李复言对史家传统的自觉继承。因“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者却还”，“复言因此罢举”。李复言贡举失败与行卷不无干系，这其中“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应当可以体现出《续玄怪录》的特征：既用虚构性的怪诞神异来映射现实生活，又细腻摹写真实的凡俗百态。将真实性和虚构性有机融合，通过真假变换来劝惩褒贬、正经明道，则体现出李复言作为儒家文人所具有的“士必弘毅”的担当意识。故而，无论是写实、寄寓还是幻想，作品都着力表现出强烈的劝谏意味，尤其在文末论赞中一力强调惩劝，更是对史传精神的承接。

优秀的传奇作品一定注重反映世情风俗及众生冷暖。《续玄怪录》中有关爱情婚恋题材的作品有《尹纵之》《郑虢州陶夫人》《党氏女》《定婚店》《窦玉妻》等，尤其是《定婚店》对当时民间婚恋风俗的描写，《窦玉妻》中的仙凡恋，借仙人表达对爱情的自主追寻，合力展示了唐穆宗前后一段时期的婚嫁习俗，塑造了敢于违抗天(父)命、追求自由爱情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普通民众勇于追求、自我成就的时代精神风貌，对后来同题材作品的创作影响很大。

《续玄怪录》中还有不少既见豪侠任性，又能读出家国责任的篇目。《尼妙寂》为李复言游巴南时据闻所做，讲述叶氏妇人梦见其父、夫被人杀死，后在李公佐帮助下，狙杀仇人，后归于梵宇之事。“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5]22，叶氏女最后托身梵宇，与唐代中晚期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信众颇多有关，但女性侠客的性别设定，则反映了当时妇女思想解放、女权高涨的时代特点。叶氏女替父、夫复仇，也表露出女性不愿将自身归于弱者的价值选择。她所做出的坚韧反击展露出女性自我认同价值观的深度觉醒，表现出她对父亲、对丈夫、对家庭的自觉自愿的爱与责任。

宋人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事情，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9]由此可见唐代传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卓然地位。李复言“有意为小说”，《续玄怪录》无论题材择取亦或结构表现，还是体现出的精神风貌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较同时期的传奇作品，更胜一筹。其选材更加广泛，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深度和广度更进一层，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现实的史料和依据；
其结构更加灵活，根据题材调整出的缘“因”求“果”结构，更加贴合内容表达，增加了这类文章的艺术表现性，让作品更具劝谏功能。与此同时，《续玄怪录》作品中自然流露的褒贬劝惩、各有义例，传递出关照现实、平衡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史家情怀，传达了以苍生为己念、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借用传奇题材微言大义，“有意为小说”，其对后世诸多小说作品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后来小说、话本、杂剧、戏曲等创作提供了更多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