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苏辙三首《水调歌头》看其兄弟谊与聚散情

杨景春，代梓莹，王海蓉

(四川工商学院 教育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00)

《水调歌头》为两宋最流行的创作词牌之一，数量大且作者多。苏轼一共四首《水调歌头》，其“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大凡读过书的中国人都应该很清楚，学术界也给予较多的关注与研究。苏轼另一首“安石在东海”(《水调歌头》)关注人就比较少，至于苏辙的“离别一何久”(《水调歌头》)关注的就更少了。其实这三首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到一首就要想到另一首，它们是连在一起的“组歌”，是不可分割的“三连唱”。苏轼苏辙善于唱和，南宋时期邵浩编辑了《坡门酬唱集》，收集了苏门学士文人集团之唱和600多首诗，计有23卷。本文拟以苏轼苏辙三首《水调歌头》为基点考查其兄弟情谊和聚散行踪。

(一)“明月几时有”是苏轼第一首《水调歌头》

在苏轼的四首《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为第一首，小序讲了创作缘由，时间为“丙辰中秋”，饮酒一夜而至“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从小序可知，苏轼这首具有独特风格的词作于“丙辰”年间，亦即公元1076年，作者41岁，这是宋神宗熙宁九年。此时苏轼在密州(诸城)任知州已经两年了。鉴于多年未见弟弟子由，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期间便请示朝廷，任职结束希望到离子由更近一些的密州任职，朝廷恩准。《沁园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作于1074年，小序“早行，马上寄子由”说得很明确，此为移守密州早行途中所作。通过当事人的文字亦可考查到密州的缘由。苏轼《上密州谢表》两次流露了因京城生活成本高，请求朝廷“欲昆弟之相近”。苏辙《超然台赋序》亦有佐证：兄任职余杭三年未动，因我在济南“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当时，弟弟在齐州(济南)。密州要比杭州艰苦荒凉许多，苏轼在密州并不总是左手黄狗，右臂苍鹰，帽新貂裘美，“千骑卷平冈”(《密州出猎》)。先是遇到严酷的蝗灾，紧接着又有可怕的旱灾，社会积弊很多，盗匪猖獗，因为贫穷，很多老百姓把刚刚生下的婴儿扔掉。这些都是苏轼作为地方官需要面对的。没想到，杭州忙，密州更忙；
杭州没时间，密州更没有时间。七年思念之情一朝喷发，苏轼为弟弟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胡仔(南宋)曰：关于中秋节的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1]为弟弟，苏轼写出了文学史上“余词尽废”中秋词。

苏轼四首《水调歌头》中，余下的三首创作时间分别是《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写于1077年；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写于1087年夏天；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写于1083年。

(二)兄弟俩见面时间和苏辙和词、苏轼再和词

我们已经知道，“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写于1076(熙宁九年)年中秋节，七年未见弟弟之望月怀人而作。苏轼当年12月密州两年任期结束，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率领全家从密州出发，除夕宿潍州。1077年正月于潍州出发，经青州赴济南，应齐州太守李常邀游览大明湖，初遇吴复古。此时的苏辙齐州任满正于京城述职。二月，苏辙自京师来迎，本想一同到汴京。没想到，到陈桥驿接到朝廷命令，苏轼被告改知徐州，不能进入京城，暂寓居范镇东园为长子苏迈娶妻。苏轼是4月21日到徐州任的，乘舟沿着汴河奔赴徐州任所，苏辙偕同前往。阔别多年，一朝团聚，兴奋无比，苏辙在徐州流连盘桓了110多天。这期间苏辙写的《逍遥堂会宿二首》题记曰：我从小和哥哥一起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欢聚的日子总是短暂，苏辙很快接到新的任命，8月16日奔赴南京(今商丘)留守签判任。临行之前写下了《水调歌头·徐州中秋》：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东武，密州的另一称呼。离别已过七个中秋。去年你在密州我在齐州。全没料到如今来到江苏徐州彭城山脚下，同游古汴河，同赏些许悲戚的《凉州曲》。现在最担心、最怕的就像东汉末年的王粲一样，登楼望乡而不能回乡。这首词有中秋饯别聚会的欢乐，更有欢乐中的伤感和兄弟不能相聚的隐隐离愁。

胞弟久别重逢，依依难舍，表现了手足情深。此兄弟情让一代又一代人羡慕。但苏辙这首词有些伤感，苏轼读了之后，放心不下。又作一词，“以其语过悲”，以示宽慰。这首词还是写于1077(熙宁十年)年中秋节。苏轼十分用心，依照苏辙原韵，亦即《词林正韵》第十二部(平)。苏轼这首《水调歌头》序言略长，大意说：去年在密州，给弟弟写了一首《水调歌头》。今年，子由和我在徐州呆了100多天，过了中秋才离开。离开之前弟弟也写了一首《水调歌头》作为告别。但我认为弟弟语调过于悲戚，于是和作一首，主旨是要警惕古人“不早退”的遗憾与悲剧，“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全词正文为：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词从指挥淝水之战的东晋名臣谢安(安石)起笔，谢安作别亲友出来做官时两鬓染霜，已显尴尬。一旦功成名就，正想退居东海(会稽)，哪想到抱病返京，退休的事情就泡汤了。谢安做官耽误了隐居的雅兴。咱两人要警戒，年华老大，要早做打算，早退休，回归百姓，选个好地方长久居住。像刘玄德那样有大志的人笑话也无所谓了。

(一)桃源想象与道家情结

因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几乎每一个中国文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桃源情结。真正的归隐，在于心隐。《菜根谭》中云：庄子的心隐，为世俗里最好之修行。正所谓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心宽不怕房屋窄，假设内心纯净，一切外在干扰皆可不在乎。“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藏”(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从中年到晚年苏轼都写有山水题画诗，其中不少涉及桃源内容。“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苏轼《和陶桃花源，并引》)。由于受道教思想影响深，所以这些题画诗可为直接实践庄子心隐的最佳载体，亦即于心理上归隐林泉。人们公认，苏轼是将儒道释三者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对道家情结尤深。

苏轼苏辙信奉道教由来已久。苏轼是庆历三年癸未(1043)8岁的时候，被父亲苏洵送到眉山县有100多学生的乡塾读书，地址在天庆观北极院，弟弟苏辙小苏轼24个月，也随哥哥进入天庆观学习，他们一起在这里学习了三年多，师从天庆观道士张易简。苏轼散文《众妙堂记》讲了此事。苏辙小品文集《龙川略志》(卷一)亦有“从子瞻读书天庆观”。据考证，天庆观即现在的三峰寺，始建于唐，位于离眉山城区20公里的三苏镇。道士兼老师张易简除了教文化之外，还传授了许多关于归隐、升天之类的道教思想、奇人奇事。苏辙信奉道教原因有二，一受哥哥影响，二受张易简影响。苏辙终身信仰道教，还和一些十分具体的事有关。比如，苏辙自幼体弱多病，肺不好，甚至科举考试不巧又病了，宰相韩琦爱才心切，向宋仁宗请示考试拖后，等苏辙病好再举行，日期由八月中旬推到九月，仁宗居然同意了。史载：“自后试科并在九月。”道教术治好了苏辙多年之顽疾，他身体好了，读道经《抱朴子》亦很有感想，金丹成仙之药既然找不到，可以退而求服茯苓。在《丐者赵生传》里，苏辙记载了自己认识的一个“好饮酒，醉辄殴詈其市人”的奇人，其外貌奇、骨相奇、身世奇，类似“半仙”。苏轼贬居黄州时，苏辙还把这个仙风道骨的奇人丐者赵生推荐给苏轼，这个得道高人在黄州苏轼贬居地居留很长时间。苏辙也写过一些关于陶渊明的诗，如《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如“渊明咏归去”，“为我故迟淹”(《次韵毛君偶成》)。兄弟俩真是志同道合。

“虚心闻地籁，妄意觅桃源”(苏轼《风水洞二首》)，苏轼苏辙诗歌写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忘情于园林山水，希望置身其间而得到某种解脱，摆脱尘世的藩篱，获得精神的自由。那里没有因为党争、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那是一块人间伊甸园，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兄弟俩还像先前一样，无忧无虑，酒醉便高歌，互相唱和，倒地你扶我，“惟酒可忘忧”(苏轼《水调歌头》)。苏轼苏辙作品里屡屡幻想的田园生活、桃源想象虽为虚拟意象，却是包含个体心酸的真实感慨，也是一种乐观期待，堪称失意之人摆脱现实纷争的精神乐土，相对闷不透气之现实生活来说亦为一种纾解。

(二)和词与再和词是对“夜雨对床”的又一次艺术阐释

作为一个成语，“夜雨对床”说的是亲朋好友抑或是兄弟重逢的欢乐，促膝而谈，长夜不倦。第一次出现于韦应物的《示全真元常》，全诗8句，第3—4句是“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后有白乐天《雨中招张司业宿》，全诗8句，第7—8句是：“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夜雨对床”这个成语清晰地界定为兄弟同处一室学习、交谈，兄弟长久分离突然见到，抑或是重返故土之约定，还是由于二苏。韦苏州诗句原来影响并不广泛，或许是二苏影响力的缘由，经化用“雪”改了“雨”后，“夜雨对床”遂成为回归田园桃源隐居的代名词，是长相厮守、亲近友爱、兄友弟恭的另类说法，表现了对人伦亲情的赞誉和对不容践踏的盟约的坚守。

苏轼苏辙作品里“夜雨对床”意象最早出现的一次应该是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这一年，苏轼26岁，他们第一次较长时间分离，兄弟俩同时参加了延期的“制科”考试。这次考试苏轼“入第三等”，至于第一等和第二等，是虚的，从没人录过，苏轼实为宋开国以来“百年第一”。苏辙由于初出茅庐用力过猛，考试出了点状况，关于苏辙的录取，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崇政殿复试之后，司马光觉得苏辙面对国家弊端无私上言，也要三等，遂与范镇研究。范持反对意见，只能确定四等，不过初考官胡宿又说苏辙答题不靠谱，指东问西，现在属于盛世，不能用“乱世之君”比盛世，不能录用。最后由宽厚的仁宗定夺：“其言直切，不可弃也。”兴奋异常：“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2]哥哥获得三等而弟弟获得四等。考试入等就要授予官职，京都授职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弟弟是军事推官，履职于陕西商州，均正八品。当时父亲苏洵正在京城编修《礼书》，苏辙未去就职，借口是父亲年迈需要照料，苏轼则在当年年底赴任。时至冬季，苏辙送苏轼夫妇一直到京都140里外的郑州才分手。通过《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得知，苏轼苏辙从小如影随形，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较长时间的分别，这也是他第一次给弟弟写诗。“寒灯记畴昔”“夜雨听萧瑟”，自注：“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云耳。”这也是苏轼诗里第一次出现“夜雨对床”，或许是为了避免谢安“不早退”(《水调歌头》)的悲剧，“夜雨对床”是他们一生的翘盼与诗歌创作母题，在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多次出现。这是“夜雨对床”文字考证，其实“夜雨对床”口头承诺比这应该早一年。前一年即嘉祐元年(1056)三四月间，为了让这次关系重大的考试取得好成绩，兄弟俩从家里搬到清净的汴京怀远驿专心复习备考。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小序：我从小跟着哥读书一天也不曾分开，长大后，为求做官四处奔波，一次读到韦应物的作品，读到“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感慨不已，这里描述的不就是我们俩以前兄弟共宿、在家里学习的情境吗？“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读韦诗定早退之约是何时何地？研究者都认为是怀远驿备考期间。如翁方纲：“对床夜雨之约，始于嘉祐辛丑。”如“赵次公注释该诗时认为兄弟夜雨对床之约即是在怀远驿时之事。”[3]

(三)和词体现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和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二苏也常常徘徊于出世和入世之间。出世还是入世，苏轼有自己的思索，矛盾而又和谐。苏轼一生，一直保持“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状态，是忧患交织、失意频频中的逆行者。荣辱与共，沉浮相伴，对虚拟的“夜雨对床”的承诺，是兄弟俩一辈子的坚守。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苏辙说的“但恐同王粲”(《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王粲年轻时就异于常人，怀有远大抱负，战乱发生后去投靠居于荆州的刘表，没想到就此滞留于荆州十二载，才华无法施展，忧郁里登楼远眺家乡，无限乡思化为一篇名作《登楼赋》。苏轼说，为官延误了隐居的雅兴，“遗恨寄沧洲”(《水调歌头》)，这是为晋代谢安虑事不周而惋惜。谢安自小就被一些名士赞赏，以淡泊功利闻名，年轻时也做过官，很快辞去，在会稽郡山阴县一个叫做东山的地方醉于林泉，隐而不仕，与王羲之等名人为友，要么出门渔猎，要么关门写字吟诗。朝中屡有征召，谢安坚辞不就。一直等到在朝廷里供职的谢氏家人全都故去，他才出山，毕竟乱世之中，大家都有义务为国家出力。谢安懂音乐，善书法，博学而多才，当时人称“江左风流宰相”。的确，史籍里两晋宰相多而留有好名声的不多，权高位重又能够风流儒雅、才华横溢的更属于凤毛麟角。毛泽东说：谢安文治武功样样都行，既聪明又勇敢，功劳最大的有两件事，一个淝水大战，一个拖住桓温，“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4]。谢安的故事说不完，但苏轼另辟蹊径，《水调歌头》不写其力挽狂澜拯救危局经天纬地之才能，而是写其“中年”出世，鬓有秋霜，“亲友难别”，只以“丝竹缓离愁”的尴尬，写其功成又难退的惋惜和遗憾。谢安本来是准备回归会稽的，不料后来抱病返京，不多年便去世了，规划不周，理想未能实现。苏轼选材视角独特。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这是谢安的人生哲学，也是苏轼苏辙的人生哲学。以儒家为主，吸取佛道长处，学佛而不厌世，学道而不轻狂，重儒又不迂阔。苏轼苏辙生前“夜雨对床”的愿景没有实现，原因很多，有经济的，有政治的，亦有心灵深处的矛盾与纠结。“起舞弄清影”(《水调歌头》)，苏轼自比仙人，渴望借酒飞升，但又担心琼楼玉宇的寒彻。真是天上人间，难以抉择。表面是虚幻的情景，实际上是真真切切现实生活的不如意，愤懑里有留恋，“悲欢离合”中还有“千里共婵娟”的祝福。“夜雨对床”誓约的长相守，则为一曲“千里共婵娟”的人间大爱之歌，为后世人伦亲情留下了一个至亲至爱的范本。虚拟的“夜雨对床”之约也是苏轼苏辙后来颠沛流离官场倾轧至暗生活里的一道光亮，有了这一线希望，他们才能在生活的巷道里勇敢前行。

(一)宋史里的兄弟情

如前所述，“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写于1076年熙宁年间。三年之后，即元丰二年(1079)，苏轼真正的霉运就开始了。苏轼知徐州的时间是1077年，4月到徐州任上。到了1079年3月，44岁的苏轼改为湖州知州，到任时间是4月20日。和先前在杭州、密州、徐州一样，苏轼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打算，他不知道的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一群小人围剿他的一张巨大的黑网正悄悄编成。种种罪名罗织，鸡蛋里找骨头，说苏轼诗词一共有百来首“讥讪朝政”“愚弄朝廷”“指斥乘舆”。尤其是刊载于《邸报》上《湖州谢表》几句不求上进的牢骚话:“愚不适时”“老不生事”更是让他们抓住了反对变法嘲笑新人讽刺皇上的把柄。一篇八股文带来滔天大祸。7月份，祸从天降，苏轼还蒙在鼓里。一开始，京都往湖州抓捕苏轼派不出人，后来确定的抓捕人为皇甫遵，太常博士。接受任务后，他又带了他儿子，还有御史台兵丁两名，星夜急行。幸好苏轼的好朋友王诜知情后即刻派人前往商丘告知苏辙。得到消息后苏辙如遭晴天霹雳，火速派人给湖州苏轼送信，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苏辙信使与皇甫遵展开了马拉松竞赛。京城到湖州直线距离690公里，这是抓捕小分队要完成的路途。京城到商丘130公里，商丘到湖州570公里，合计820公里，这是王诜信使和苏辙信使要完成的路途。按理说抓捕小分队距离短，沿途驿站随时提供最好的宝马良驹，装备精良，应该先到，可是中途出了点状况，到润州(镇江)时皇甫遵儿子得病延误了大半天，让苏辙的信使抢了先，提前半日到达。皇甫遵赶到湖州时间为7月28日，“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平仲《孔氏谈苑》)。出事期间，湖州衙内官员大都畏避不出，唯有掌书记张师赐敢在城郊持酒以别，王适、王遹兄弟亦送抵城外，而后他们又协助王闰之，将苏轼全家20多口人送到千里之外商丘(南都)苏辙处。文学史上无论古代还是近代都不乏兄弟失和的例证，我们见惯了“亲兄弟，明算账”，见惯了一场官司割裂了兄弟情。苏辙的做法让所有关系失和的兄弟姐妹羞愧。整个案件本来没苏辙什么事情，但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全身远祸，而是第一时间冲到前头。送走信使之后，即着手给神宗皇帝写奏章，愿意免去自己的所有官职，为哥哥赎回一条性命。言辞之恳切，神宗也为之动容。他还冒死为哥哥苏轼做无罪辩护：“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为兄轼下狱上书》)苏轼苏辙被称为史上最亲兄弟情，不但感动了我们，当时就感动了整个宋代社会。乌台诗案40多人受到牵连而被贬斥、罚款，苏辙从商丘通判贬为筠州(江西高安)祭酒。苏辙先是把自家人护送到1500里外的江西，一路上男男女女20来口全靠苏辙一个人跑前跑后，家里才安排好，又返回护送哥哥全家到贬谪地湖北黄州。我们都说苏轼洒脱，敢做敢为，不为世事所累，岂不知有个弟弟为其鞍前马后，遮风挡雨。脱脱《宋史》总结说，其二人无论进还是退，观点总是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2]。

(二)三首《水调歌头》体现了节日风俗与浓浓的亲情

“转朱阁，低绮户”(苏轼《水调歌头》)，中秋节和元宵节一样，都和月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秋节最大的习俗与习惯大概就是对月怀人了，即“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或曰：“海上生明月”(张九龄《望月怀远》)。《论语·子路》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兄弟怡怡”即是说手足之情亲密无间，兄弟之间和悦相亲，这一直是人们向往和津津乐道的，也是传统文化推崇的。苏轼苏辙嘉祐四年 (1059 )同舟出蜀即有互相唱和诗，直到靖国元年(1101 )去世这一年奉旨北归，累计时长43年，其间无论是久不谋面还是刚刚见面，诗歌唱和从未间断。苏轼写给苏辙的有作于1078年的《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中秋见月和子由》，苏辙也有作于1078年8月15日的《中秋见月寄子瞻》，作于1063年的《寒食前一日寄子瞻》，等等。1062冬末，苏轼在岐下为官，年终想回家又回不去，就写了三首题目很长的诗寄给他的弟弟。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制科入三等，当年履大理寺节度判官职，怀着致君尧舜的理想踏上征程，12月24日抵凤翔(陕西)。顶头上司叫宋选，凤翔知府，苏轼对他十分仰慕，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好东西，如勤勉务实等。宋选对苏轼这个年轻人印象很好，初出茅庐，踏实肯干，宋选也给了他很多照顾，几年间两个人合作甚佳，政绩不错，创作也好。三年期满苏轼创作了130多首诗歌，尤其著名的《凤翔八观》。他在这里疏浚修理了凤翔之眼东湖，抗旱赈灾赤脚祈雨，改革弊政，改革陋习，人们称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为“苏贤良”。

嘉祐七年(1062)苏轼是在凤翔一个人过的年。欲回京都汴梁陪父亲和弟弟而不得，想到故里眉山节日里淳朴的民风，便提笔创作了《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借写家乡风俗聊以抒发思念之情。往往离开故土，才会产生乡情，才会更深刻地领略故乡节日风俗的美。写岁暮之习俗后，转年即嘉祐八年 (1063)，他们又写了关于过年的唱和诗。眉州风俗正月初七(人日)倾城而出到蟆颐山游玩，山上有蜀中名观蟆颐观，苏辙先写了反映蟆颐山郊游的《踏青》《蚕市》，苏轼依次依题目写了著名的和诗。元祐七年(1092)，苏轼57岁时达到人生峰巅，8月份扬州召还，11月份迁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一年之中几个月内连升三级。苏辙也于前一年升任门下侍郎(副宰相)。次年元宵夜，他们在京城与皇帝以及群臣宴饮游乐，观灯赏曲，苏辙有《次韵子瞻上元扈从观灯二首》。一生中苏轼苏辙写给对方的诗分别都超过了100首，写节日风俗包括生日的占有很大比例。元符二年(1099)，这是苏轼去世前两年，苏轼于儋州写了《以黄杨木柱杖为子由生日之寿》，不但有两首贺诗，还有祝贺礼品，愈见兄弟情深。前一年即1098年苏辙生日时，苏轼送一块类似小山的沉香木，并写了《沉香子山赋》，苏辙也写了《和子瞻沉香子山赋》。这时兄弟俩一在海南，一在岭南。陆放翁《老学庵笔记》记载，绍圣四年(1097)，章惇心血来潮搞文字游戏，依据偏旁，子瞻贬儋州，子由贬雷州。海南元宵节亦有诗作，儋州不是杭州，在儋州元宵节萧索冷清，但他们当得起繁华，经得了落寞。他们唱和内容相当广泛，举凡身体胖瘦，饮食怎样，天气冷暖，心情好坏，洗头沐浴，起居问候，亦有官场顺否，作诗体会，修身之道，其中涉及月亮意象的又不少。苏轼词有340多首，像“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这样直接点题亦或间接点题写“月”的有70多首。故乡归去千里之外，遥不可及，琼州海峡巨浪滔天，幸亏有天上的月亮和笔下的诗歌聊以寄托情怀。把酒祭月，地上之人与月宫里的嫦娥相望，寂寞嫦娥属于亲人的化身。快乐同享，苦难同当，灯依旧，人长久，乡风乡俗最相亲。苏轼苏辙血脉相连，惺惺相惜，是兄弟，亦是朋友、同道与知音。

(三)为寻找“归去”的“佳处”兄弟俩费尽周折

苏轼苏辙《水调歌头》里描述的两个人诗酒相从不拘形迹的生活令所有人羡慕，不必揣摩上司心理，不必看皇帝脸色，可以完全放飞自我。这样安居乐业可以久留的“佳处”到底有没有，有又在何处呢？“吾生如寄耳”(《过淮》)，出于不可控的因素，苏轼颠沛流离，难得片刻安稳。“苍梧烟水断归程”(《江城子》)，“富贵良非愿，乡关归去休”(《予喜读渊明<归去来辞>》)，作品里出现“归”字之多，古代诗人中除了陆游，非苏轼莫属。苏轼诗词里出现“归”字750多处，苏辙诗词里出现“归”字420多处。哪里“寄”？何处“归”？两个问题屡屡出现，四海为家，处处无家处处家。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当然是回归巴蜀故地眉山老家最好，但功未成，身难退。苏轼苏辙作品多次表示回乡之意，但始终没有回乡。我们认为，苏轼苏辙最大的长处就是，善把他乡做故乡。既然现实里的故乡回不去，就要学会随缘，故乡是飘渺的，他乡才是实在的，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这句诗的寓意可谓庄子式随缘委命和陶潜式的自然迁化，是苏轼对苦闷的审美化处理。

可以说，苏轼“归去”“辄迟留”的“佳处”(苏轼《水调歌头》)至死都没有找到。通过现珍藏于旅顺博物馆苏轼50岁时写的行书《阳羡帖》知道，他正张罗买田阳羡(常州宜兴)，且早有阳羡定居之意。这念头起源很早，1057年，他30岁参加汴京琼林宴就和来自宜兴的进士蒋之奇有“鸡黍约”，将来“居阳羡”(《次韵蒋颖叔》)。宜兴买田后，苏辙在颍昌，还鼓励哥哥去颍昌同住。1094年新党得势，元祐党人全面遭殃。苏辙被贬汝州时，恰逢哥哥南迁英州到此相会，弟弟带着苏轼看了当时属于汝州的郏县知名景点钧天台，相传黄帝曾在钧天台向太上老君的化身广成子求仙问道。两人于钧天台北望莲花山，余脉蜿蜒，与家乡峨眉山极其相像，便生发终老归于此之计。“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苏轼《行香子》)，苏轼历典八州(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先后居住过13个城市，每一个都是让他喜欢并可以定居的城市，比如黄州，比如湖州。湖州虽然时间很短，不足一年，但也和杭州一样令他魂牵梦绕，还有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的汝州，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食荔枝》)的惠州等。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就是一个符号，一个四处流浪无可皈依的灵魂。

贬居儋州之年是1097年，在宋朝这是仅比死罪低一等的惩罚。2月19日，置家惠州，与大儿苏迈处置后事，小儿苏过随行，子孙痛哭于江边作别。5月，抵达梧州，听闻弟弟苏辙尚在滕州，相距仅250里。苏辙三月份被贬谪，苏轼4月17日得到诏命，兄弟俩此前全都不知。得此信息苏轼异常高兴，他们已经三年不见了，决意行程加速，且以诗作信，派人快马送于苏辙。诗题《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滕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日夜急行，11日追遇于滕州，同行至雷州时间为6月5日，6月11日兄弟分别，苏轼渡海，再无缘相见。苏轼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时间为1101年7月28日，临终最大遗憾：弟弟子由自贬谪琼海以及北归，一面都没有见过，“此痛难堪”(苏辙《春渚纪闻》)。从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我们知道，刚开始得病，苏轼就给子由写信，嘱咐他“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第二年，子由依照哥哥遗嘱将其葬于河南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的一个箕形山坳里，还把三个侄子接来一起生活。宋人笔记“东坡殁后，二苏两房大小近百余口聚居”。11年后即1112年苏辙去世于许昌，被葬于苏轼墓旁，兄弟俩再也没有分开，“世世为兄弟”(苏轼《狱中寄子由二首》)。虽说不是“归去千里”的故乡，但也算实现了《水调歌头》里说的退休后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以及诗以怡情、歌以唱和、酒以忘忧的理想。苏轼苏辙坟在当地称“二苏坟”，到了元朝，公元1350年冬，郏县尹杨允到此祭祀，觉得缺点什么，遂于此置苏洵衣冠冢，“二苏坟”遂成“三苏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