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是坚持正确党史观的光辉典范

曹健华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唯物史观是正确党史观的哲学基础，正确党史观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先后通过了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内涵都极其丰富，意义都极其重大，地位都极其重要。纵观三个历史决议的诞生过程，都离不开正确党史观的指导。换而言之，历史决议都是在重要历史关头，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并能经受历史的检验，与坚持贯彻正确党史观是密不可分，是坚持正确党史观的光辉典范。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2]14。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用大历史观看待党的历史，才能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保持历史清醒，才能看得更准、更深、更透、更远。

（一）用大历史观看待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如何定位一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2这是把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来观照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也曾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但这种“盛世”都是相对统治阶级而言的，指的是出现了统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这种“盛世”，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力虽有发展但局限性很大；
这种“盛世”，是统治阶级高高在上、享尽荣华富贵但平民百姓毫无民主权利可言、终日劳作却仅仅填饱肚子；
这种“盛世”，甚至是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形下的盛世。正所谓“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3]2，中国人民不说过上好日子，就是连生命权、生存权都难以保障。为了救亡图存，英雄的中国人民不甘屈辱，奋起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应当看到，前人的努力或多或少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也无法否认，前人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都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和人民的期待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大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不是第一个努力的，但他是最后一个取得成功的。仅此一点，中国共产党厥功至伟，彪炳史册！新中国成立后，党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第二大历史任务奋勇前进，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小康社会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因此，放眼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毫无疑问是最为光彩夺目、辉煌壮丽的一页，堪称“最恢宏的史诗”！

（二）用大历史观看待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包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4]95。

在这里，不局限于中国这个地理范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既立足中华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以更宏阔的视角，阐述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这样就贯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这种立意高远、视野宏大的叙事方法，是大历史观的最佳注脚。

（三）用大历史观看待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十条历史经验。

十条历史经验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党性和人民性相结合”等鲜明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实践奋斗和理论创新高度统一，把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守正创新高度统一，把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高度统一，把微观工作和整体事业的顶层设计高度统一，把为党负责和为人民服务高度统一。十条历史经验涵盖了政治优势、思想理论、执政基础、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国际战略、自我革命等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融汇了“实践—经验—理论”，贯通了“过去—现在—未来”，这是大历史观的生动呈现。

（四）用大历史观看待党百年奋斗进程中的挫折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分清历史是非。第三个历史决议重点总结成就和历史经验，但也没有回避百年奋斗进程中的挫折。三个历史决议在分析错误或挫折时都体现了大历史观。

第一个历史决议着重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即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克服错误思想的正确态度和基本方针。在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时，认为“左”倾路线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而由于国情、党情等现实因素，使得“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5]46，并从思想方法、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难能可贵的是，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方针的同时，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极其复杂的情况，郑重指出：“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5]53也就是说，第一个历史决议的通过，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完全克服“左”倾思想将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和长期的历史过程，后来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分析“文革”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时，强调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较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有待于继续探索等因素的影响，加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和教条化，以及中苏论战和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党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决议进一步指出几千年封建历史对党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封建专制主义遗毒未肃清、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非制度化和法律化（或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5]91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绝非“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这么简单，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古今中外”。

第三个历史决议尊重了前面两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在论述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时同样实事求是地对待党所经历的挫折。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论述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指出是“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20。当时的环境给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千方百计想把社会主义中国搞乱、搞垮，欲灭之而后快。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6]302正是因为我们能从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有针对性地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才避免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发生。并且在当时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还明确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6]320-321这种战略自信和战略远见正是深刻把握时代大潮的结果。

注重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稳定的联系，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是连续的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碎片的，更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一）联系发展地看待党的百年奋斗的主题

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如前所述，前人的努力都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是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人民期待之时，执政于人民选择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大浪之中炼真金、苦难之中创辉煌、斗争之中开天地、曲折之中明方向、探索之中寻规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3。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分别为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第三个历史决议延续了建党百年讲话的四个时期四个伟大成就的总结，但表述方式和行文逻辑不同。第三个决议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主题，基于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按着“主要任务—伟大成就—实践经验—理论概括—历史飞跃—庄严宣告”的思路，对四个历史时期伟大成就进行阐述。四个历史时期，就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推动着朝顶峰迈进，缺少任何一步，都难以登顶。

（二）联系发展地看待有着重大差别的不同历史时期

四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展现出的历史特点自然不同。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1]3,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所要实现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应当集中精力搞建设，当然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并且计划经济也有过重大的历史贡献。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顺应历史潮流，毅然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变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些人以今天的和平时期来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正当性，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
有些人就以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或以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这样的一些认识割裂了历史，造成了混淆视听、搞乱人心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少数居心叵测者，以重评重写为幌子、以学术面貌为外衣、以臆想猜测为依据、以娱乐文化为面具、以言论自由为旗号的居心、以西方评判为圭臬，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巨大的损害。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在2013 年就曾正面回应，指出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7]3。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4。这样就从本质上把握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和联系。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四个历史时期的问题上，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中第一、二个历史时期主要代表是毛泽东，第三个历史时期主要代表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第四个历史时期主要代表是习近平）的表述方式，分别论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完成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付出的努力、所进行的探索和所做出的贡献。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第一棒从毛泽东开始，接着传给了邓小平，然后一棒一棒传下去，现在传到了习近平，今后还将传给后来者！四个历史时期，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今天的辉煌！

（三）联系发展地看待既往的历史结论

百年光辉历程，三个历史决议。前面两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分清历史是非，涉及到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第三个历史决议如何对待已有的历史结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严肃和慎重地对待了这一问题，明确强调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求着重把握的一点就是“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4]88。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前面两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1]3。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又保证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整体性。

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历史决议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极大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第一个决议为党的七大召开做了准备，第二个决议为党的十二大召开做了准备，第三个决议为2022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做了准备。第一个历史决议，从思想上信念上加强了全党的团结，有力支撑了我们赢得解放战争胜利，进而建立新中国，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第二个历史决议，促进党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步入“富起来”的快车道。第三个历史决议，必将推动全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促使中华民族“强起来”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个历史决议，分别对应“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不是历史的一种巧合。这充分证明，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指出，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4]87。

（一）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经常不断地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全党的团结统一。但有部分人，把党的整个历史描述成了一部权力斗争史、玩弄权术史，通盘就是你斗我、我斗你，斗得死去活来，这严重歪曲和亵渎了历史。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百年英勇奋斗，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主题，党的整个历史的主线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不怕牺牲史”“为民造福史”构成党的百年历史的主流本质。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解释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历史意义。试想，党的百年历史真是一部权力斗争史、玩弄权术史的话，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能够夺取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够带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能够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能够永葆青春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因此，党内有权力斗争，个别腐化变质的党员干部玩弄权术，那只是个例，绝非主流。

（二）正确对待党所经历的曲折、失误甚至是错误

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既创造了惊天伟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遇过巨大的挫折，有过失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如何对待挫折、失误和错误，是历史决议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极其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必须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来进行分析。

一要注重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主观和客观原因。我们不为尊者讳，主观原因可以分析，个人责任也没必要回避，但“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5]90。

拿“文化大革命”来说，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8]206。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1]13联系到当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苏论战、“反修防修”等斗争因素，不难分析得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因素，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1]13。

二要注意区分政治运动和政治运动所在的历史时期。党的历史上，曾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后来又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局性错误。对于“文化大革命”，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5]80-82也就是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必须彻底否定的。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十年文革”和“文革十年”不能等同，作为政治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文革十年”，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我国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比如,这一时期，三线建设成果引人注目。1970 年7 月至1973 年10 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我国相继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甘肃刘家峡、湖北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等[9]。同时，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
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
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文革十年”中取得的。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5]88。对此，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14。

三要有正确对待错误的态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政党是由人组成的，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对待错误的态度和能依靠自身的能力纠正错误。习近平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7]57三个历史决议都没有回避党的失误和错误，而是从中深刻反思、吸取教训,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财富。

（三）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

对党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评价，历来是很严肃、庄重、敏感的问题。稍微不慎，将引起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像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方式，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苏共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片混乱，也给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斯大林包括列宁的全盘否定。因此，必须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是要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有过多次谈话。邓小平强调，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0]291。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0]298“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10]299这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格局、眼界、担当和胸怀。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对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1]211。习近平后来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7]5完全可以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使得我们避免了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

二是不要否定一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发生过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在党内统治时间最久，最具理论形态，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差点使中国革命走上绝路。但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而不要简单地否定一切。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5]45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也更容易让犯错误的同志心服口服。

三是既不文过饰非也不求全责备。习近平指出：“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
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7]57

上面这段话深刻表明，对于历史人物尤其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既不能因为其伟大就否认其也会犯错误，也不能因为其犯了错误就全盘否定。我们不为其错误开脱，但也绝对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前人。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分析1956—1966 年这十年中的成就和错误时，一方面肯定“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同时指出“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
一方面认为“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强调“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5]78。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一方面指出“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5]86。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基于此，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5]110

四是分清功过是非。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定的三条原则，其中之一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10]292。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最重要最关键最复杂最敏感也最艰难的，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是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10]298第二个历史决议历时20 个月，数易其稿，终于不负众望，获得通过。决议最核心的部分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其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97这里不是简单地说毛泽东有功劳也有错误，而是采取定性的方式，指出功远大于过，功劳第一错误第二，这样既坚持了两点论，又抓住了重点论，分清了主流和支流，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经典之作，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光芒。第三个历史决议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全面肯定了毛泽东为党、国家和人民军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把毛泽东定位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伟大的变革者、中国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奠基者、中华民族命运由衰到盛的扭转者、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伟大飞跃的推动和实现者[12]。应当说，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深得党心军心民心。

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13]。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党郑重、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2022 年新年伊始，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继续抓好落实。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认真学习三个尤其是第三个历史决议，让正确党史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达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