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在十字路口：危险图景、“破碎的星球”与另寻更好出路

N.凯瑟琳·海尔斯，韦施伊，王 峰

（1.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洛杉矶CA90095；
2.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 510006；
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随着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在后人类学科（posthumanities）中的不断传播和多元发展，它的不同版本一直以一个共同希望为灵感。后人类主义的核心是消解关于人的传统观念——人（human being）是什么，人类与非人类（nonhumans）如何关联，人类生命（human life）的意义如何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变化——并探索由这种消解所开启的新局面的可能性。所谓共同希望，指的当然是能够更好地应对人类在21 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从环境恶化到病毒大流行，以及全球饥饿、全球能源危机和全球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科学所称的大挑战，没有一个可以在单一地区或国家的行动中得到成功解决。挑战是全球性的，需要集体行动和共同目标，才有机会稍加缓解，遑论解决。受益于动物研究、环境人文、科技研究等领域的后人类学科，其迫切的问题在于，制定概念框架，进行解释分析，以抓住后人类探索带来的机遇，为人类和非人类寻求道路，迈向更可持续的、更公正的和更充满活力的未来。

对于这个目标，似乎没有人比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更能胜任相关工作了。在科学与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STS）领域，没有人比他更具影响力。从其早期与他人合著的《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到《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和《探索存在模式》（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拉图尔一直在开拓并明确推进着新领域的发展。就这样，我怀着真诚的期待，翻阅了他的新作《脚踏实地》（Down to Earth）和《面对盖娅》（Facing Gaia），在书中他分析了所谓的“新气候体制”（New Climatic Regime）。意外的是，这些作品不仅与我的高预期相距甚远，而且其中的结论，在我看来，还有着误导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危险性。毫无疑问，拉图尔计划以这些作品来进行建设性干预。然而，它们为什么以及怎么会出现如此的问题？

要评估他的干预，我们除了要看结论，还要看他之所以得出此结论的思路。关键的转折点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生物体（organisms）与环境紧密交织，无从分离，这一观念也作为策略，使他几乎得以抹除生命体（living organisms）与物质过程之间的区别。他把早期作品中的许多概念也纳入这一观念中，特别是他对现代人的批判，即那些想要在自然与文化之间划清界限的科学家（和其他人）。拉图尔认为，这种错误的划分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会严重损害我们的世界观。具体来说，现代人使用修辞并以相应假设来行事，让地球看起来了无生气，缺乏能动性，即使各个科学（小写的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从植物到细菌，能动性在不断增殖。拉图尔旨在通过行动波（waves of action）［1］101的概念，把能动性归于环境与生物体的联合，而不是归于个体行动者，从而推翻“去生动化的”（deanimated）［1］142观点，使地球处于活跃状态（而不仅是回应性的）。但在对现代人的斥责中，他又采取了极端立场。他认为科学不能宣称拥有优于宗教的知识；
相反，双方是可通约的，必须与对方及其他方进行对话谈判。沿着这一思路，拉图尔的思想偏转进入了危险地带，很有可能破坏我们用以确保这颗星球——无论是对人类还是非人类而言——始终宜居的最好的资源。

为了细察拉图尔论点中情感的（而不单只是智识的）含义，我们或许会想知道，当他所设想的世界被一种完全的想象场景所赋形，会是什么样子。N. K. 杰米辛（N. K.Jemisin）的“破碎的星球”（Broken Earth）三部曲，即《第五季》（The Fifth Season）、《方尖碑之门》（The Obelisk Gate）、《巨石苍穹》（The Stone Sky），正是应此而作，她作品中所呈现的地球不仅是一个有感知的存在，而且能够意识到居住在其表面的人类，并和他们进行殊死之战。拉图尔只是提出了地球作为意向性能动者（agent）的可能性，而杰米辛则充分运用了生动的故事讲述力量来考察这一预设。将杰米辛的三部曲与拉图尔的近期作品并置，可以看到，文化观念丛的扩展方式与何为人类生命中最珍贵与值得留存之物，与何为他者、人类和非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等等这样的基本前提，是相呼应的。同时，还可以看到，将人类特有的价值观提升到行星尺度的危险，包括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术语在融合地质年代表和人类活动时所表现出的修辞上的扭曲。尽管如此，杰米辛所擅长的奇观故事，仍可能会导致哲学上的缺陷。本文认为，更好的方式是认识到生命实体与物质过程之间的深刻差异，认可科学程序是获取关于我们世界可靠知识的有效途径。

在敦促我们面对盖娅时，拉图尔提出了三个即使不能说是相矛盾的，但至少也是充满张力的观点：第一，地球的化学和物质过程是自我调控的，不涉及任何意向性；
第二，生物有机体通过与环境的互相作用，修改环境，力图实现生存最大化；
第三，环境与生物体在递归性的反馈回路中彼此交织，无法区分，因此有必要彻底放弃生物体的概念，而考虑以行动波代之。问题并不出在第一点和第二点本身，而是当它们在第三点中发生联系时，才开始浮现。

隐藏在这些紧张关系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地球是否具有意向性？拉图尔所主张的矢量在这里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如果不可能实现生物体与环境的分离，并且如果生物体确实具有意向性，则要么把意向性视为无关紧要的问题，要么就应该将环境视为是具有意向性的。他在不同地方都曾就这两个方向进行过尝试，但由于它们让他陷入了矛盾，所以拉图尔仍无法明确地选定其一。他关于意向性乃无关要旨的辩称是毫无说服力的，因为意向性是他论点极为关键的部分，他认为生物体是与环境积极互动的行动者：“每一生物体都在通过改变其环境来争取提高（生存）概率，其他所有生物体也同是如此。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能动者不是一种部分间的装配组合，而是能动性的增生。”［1］98然而，如果生物体有意向性，这大概就能成为环境和生物体截然有别的依据。反之，对这一可能性的驳斥，又会产生主张环境具有意向性的推动力。

拉图尔在吉福德讲座上的讲稿，清楚地展现了这种推动力，已出版的《面对盖娅》就是基于这份讲稿的修订版。以下为该讲稿的相关片段：

无论是什么在对你的行动做出反应，在一次次的回路中，开始呈现出一致性、稳定性和连贯性，这当然并不是一种控制论系统的技术可预测性，但是仍然给你带来了沉重的强力，需要被加以考虑。当你不断地把冰盖的“回应”、海洋酸度的“回应”、温盐环流的“回应”、生物多样性的“回应”等等，加在一起，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回应的累积要求一个有回应能力的能动性，而你，你自己也不得不转而对这一能动性成为有回应能力的。就是在这里，表现最终产生了一种能力：在所累积的回应“背后”，让人很难不去想象那里存在着确实可以倾听与回答的力量。赋予其人格，仅仅是像你对待国家所做的那样，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说话和思考，也不意味着它作为单一实体（substance）存在，但终究它必须被承认为某种政治集合体（entity）。重要的是，这股力量能操控我们的行动，并借此为行动提供界限、回路和约束。①译注：此段引文来自2013年2月18-28日，拉图尔在吉福德讲座上的讲稿《面对盖娅：自然的政治神学六讲》之第六讲《在“行星边界”内：盖娅的遗产》，未公开出版。

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并没有出现在《面对盖娅》的发行本里，或许是因为拉图尔的观点受到了吉福德讲座听众的反对。②我未能有幸成为这场讲座的听众，所以我的想法只是一种猜测。不过，我确实听过2019年10月拉图尔在乌普萨拉大学就类似主题发表的演讲，当时的听众对意向性星球的观念的怀疑态度非常明显。取而代之的是，拉图尔赞同地引用了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洛夫洛克明确地否认了地球是意向性能动者：“无论是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或我，我们都不曾主张全球性的自我调节是有目的的……在盖娅的诸多争议中，通常受到攻击的都是隐喻，而非科学。人们贬斥隐喻，视之为某个不精确从而也不科学的东西。事实上，真正的科学总是充斥着隐喻。”［1］135作为文学评论者，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即“真正的科学总是充斥着隐喻”。但出于同样的理由，我要紧接其后地补充：这种隐喻从来都不是空空如也的，在引导思想沿着某些路径而非其他路径继续发展的方面，有着强大的作用力。以盖娅为地球之名，拉图尔（如同洛夫洛克）便可以玩双面戏法，一方面得益于它的人格暗示，另一方面似乎又否认（在他的出版版本中）行星系统具有意向性。

现在，让我们把拉图尔策略性切断的线索拼凑起来并贯彻它：生物体有意向性，但地球过程却不是“有目的的”。［1］135这似乎为区分生物体与地球上所发生的化学过程和其他物质过程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依据，即：生物体以提高其生存概率为路径，而物质过程则没有这种方向性。毋庸置疑，正如拉图尔所见，生物体和过程之间有着多重复杂的反馈回路。援引他所举的一个例子，气候演进是数百万生物体行动的结果，而生物体的出现也是行星气候变化的结果，最为显著的就是厌氧细菌（氧气对它来说是一种毒素）向好氧细菌的转化，不仅变得对氧气耐受，还能在代谢过程中使用氧气。尽管有这些反馈回路，但物质过程和生物体活动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区别，概言之，生物体与所发生的事情是利害攸关的，而物质过程却并不如此。

利害攸关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意图、欲望、动机，或者说有心灵、大脑。这仅仅说明生命形式会优先寻找并遵循能让它们实现更多生存和繁殖的路径。达尔文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解释了其中缘由。存活下来的生物体会提高它们的基因在基因池中的比例，延续和扩散它们的适应行为，而无法存活和繁殖的生物体将无法传递它们所负载的基因和基因导向行为。即使是病毒，作为生命范围的阈限案例，它们也不能仅凭自己完成复制（还需要通过劫持细胞机器），它们仍然激活了和其他生物体相同的复制和生存过程，就好像被马达驱动着，促使它们采取最有利于增加存活概率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物质过程则依照着截然不同的方案。一座山是否更偏好能避免它遭受侵蚀的路径？岩石是否会因为担心腐烂从而向大气圈释放氧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件创造了生物体进化可利用的机会，但有别于生命形式，山体不会寻找延长其存在的机会，岩石也不会试图发现免于腐烂的方法。想要证明并非如此（现实世界与文学幻想远不相同），就必须先展现出多种路径的可能，而某一实体在其中优先选择了优于其持续存在的路径。就我所知，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证明。那是否意味着，地球就应该被视为无生气的，这样一个拉图尔所厌恶的命题？情况并非如此，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地球包括了栖息其上的所有生命形式，而不是只作为与它们积极互动的地质建造。其二，物质过程本身有着巨大的能动性，例如，当岩石裂缝中的水结成冰的时候，其能量足以使这块巨石碎裂开来。能动性与利害关系不同，从物质过程被称为能动者，而生命形式被称为行动者，就能看出这一点。

拉图尔在《面对盖娅》中，从行动波的整体视野，一跃进入了一个惊人的命题，即科学和宗教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我想，这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科学与文化的战争给他造成的创伤，尽管早已愈合，但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疤痕。①在所谓的“科学战争”（Science Wars）中，最低点是格罗斯和莱维特《高级迷信》的出版，以及艾伦·索卡尔设的骗局，参见《大众语言》杂志编辑的《索卡尔骗局》。他区分了科学和众多其他不同的科学学科，认为那些诉诸科学的人，常常乞援于自然法，使得自然成为了最高法院。但正如他作品中俯拾即是的记述，没有自然可以从文化中分离，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多种形式的实践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这两者。②我认为拉图尔这方面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但可以参考马尔姆在《这场风暴的进程》里的有力反驳。他因此声称，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构型，类似于宗教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

拉图尔如是详述。尽管两者诉诸不同的最高法院（自然之于科学，上帝之于宗教），但它们的趋同不仅在于意识形态性，还在于它们各自都有着颠覆其核心声明的额外补充。科学有不同学科和子学科，它们并不遵循统一的方法论，也不都对自然法持相同主张。宗教也有各个具体的教派，它们也并不都承认相同版本的上帝。与其说拉图尔抱怨的是科学和宗教，不如说是由科学和宗教提出的宏大的总体性声明。

然而，在将两者等同时，他忽略了一些关键性的差异，这些差异足以颠覆他想在两者之间建立的等价关系，可被归结为否证（disconfirmation）的观念。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在谈到关于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时说过，并没有“上帝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完全客观和超越的认识。我们是人，无法逃避人眼所见，我们的视角带有一切文化和自然的偏见、滤镜，以及特定物种的内嵌立场。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3］在量子力学的实验中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也正如她所示，这可以更普遍地适用于各种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从不生产绝对知识——但它可以且确实经常提供可靠的知识，这些知识在给定的条件和视角的参数范围内是稳定有效的。因此，就像我多年前论述的，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reality）是什么，只能告诉我们它是如何向我们显现其自身的。［4］但科学可以通过否证的力量，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实际”不是什么。科学史不乏这类例子，许多重要的理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燃素论、以太论、自生说以及不同重量物体的重力加速度不同，等等。

这些年来，拉图尔的工作始终忽视或低估了否证的力量。他更关注的是，在科学研究中，文化的先入之见如何与实践相互渗透，继而企图证明绝对知识的不可得性。许多科学家把此主张误解为，科学根本不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如拉图尔多年来所论证，后又在《面对盖娅》中一再重申的那样，事实是通过社会和政治过程以及科学辩论来建构的，其间裹挟着力量的多重考验、盟友招募和其他实践。与实证（confirmation）产生的或然知识一样，否证也有赖于招募盟友和其他社会过程。一旦否证获得足够的力量，由它产生的知识就会超越物种和文化的偶然性，成为一种绝对：它宣告，无论“实际”是什么，都与此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不一致。

据我所知，拉图尔的全部作品都不曾对科学的调查方面进行过延伸探讨，只是一味强调建立积极知识的困难，随后便把这些知识纳入既定事实的科学大厦中。这样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表述了对这种不对称性做法的反对。不对称性，即被接受的科学理论是“好”科学的结果，而被否证的理论则被贴上有缺陷或“坏”科学的标签。强纲领坚称，这相当于对科学历史的辉格式解读，在知道历史输赢的后见之明中，回溯性地贴上“好”和“坏”的标签。强纲领对称性原则的支持者要求，同样的标准必须兼用于已被实证和否证的理论。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说得过去，不过，被实证的理论（可能包括未经承认的假设和适用范围）和被否证的理论之间仍有差别，后者虽然也可能包含未被承认的假设，但经过社会、政治和科学实践，还是被证明与我们人类的“实际”经验并不相符。

否证的力量是科学区别于宗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宗教没有用一致的、人际间的方法来否证某一说法。如果有人说其受了圣灵，或已真诚悔罪，或曾见到上帝面容，那么这样的说法如何可能被证伪呢？相较而言，科学理论就可以而且确实有否证程序。与实证不同的是，实证要求一个模型与（某些方面的）实际的假定匹配，而否证并不意味着任何关于实际本质的具体内容，只是说，无论实际是什么，被否证的方面都与其不符。它限制而非特指，在这个意义上，否证所生产的知识并不亚于社会所生产的，但却较少渗透着物种特有的视角和假设。

也许是无意识地（因为他没有明确地解释这种类比），拉图尔将他关于无数生物物种与其他物种争夺生存优势的设想，重新铭刻在人类领域，想象科学、宗教与其他各方都应该为生存优势而互相争夺/对抗，科学并没有赋予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他者以特权。［1］252这令我感到震惊，因为它抛弃了我们所拥有的，能够让地球对我们和其他生命形式来说都更宜居的、最为强大的资源，也就是我们赋予科学研究在建立有关海洋温度上升、物种灭绝、二氧化碳含量上升等事实方面的特权。在新型冠状病毒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把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视为本质上相同的东西，无论它们是否是大写的。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到我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拉图尔会持相反意见。他的语调似乎显露了，“科学战争”期间针对他的批评（通常是不公平的）并没有完全丧失对他造成的刺痛，就像当他讽刺地提到那些科学家们的微妙感情时，他佯装尽量不去冒犯他们，而他的修辞表现却恰恰相反。他写道：“我们要小心别伤及这些人的玻璃心，他们对这些矛盾似乎相当敏感，但又缺乏任何能克服这些矛盾的资源……尽管这些人目中无人，我们还是得逼自己以礼相待；
面对一切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唯一的抵抗方法是：我们尤其不该模仿其坏习惯。”［1］166-167由此，他把科学家定位为类似圣战者，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哪怕仅是稍有违反他们准则的行为——并一贯表现出对他人观点的不容忍。

拉图尔论点的另一面更值得推敲，那就是认为科学家应该放弃他们凭借自己所谓“客观的”、仅陈述事实的，就可以凌驾于政治之上的传统立场。这就导致了上文曾提到的前后矛盾，科学家们在此陷入两难，既要表现出不偏不倚，可他们所宣称的事实却又使偏袒势在必行。正如拉图尔所指出的，事实（facts）当然与政治息息相关，这个道理在美国的现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传染病专家们试图在事实准确，同时又不与特朗普政府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声明相抵触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事实被证明是可靠的，并不在于它们不涉及社会和政治过程，而恰恰因为它们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并且经受了拉图尔所说的多重“力量的考验”。［5］拉图尔巧妙地展示了气候怀疑论者是如何利用这一漏洞的，例如，在“气候门”事件中，那些曝光的电子邮件所揭露出的科学家们的某些政治动机。［1］25-26怀疑论者便以此为证，认为科学家们并不真的是“客观的”。与此同时，怀疑论者自己也摆出一副“客观的”样子，以科学辩论为幌子，制造伪争议，花大价钱请“专家”为自己站台。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制造足够多的怀疑，来掩盖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这一压倒性的科学共识。

一者是气候怀疑论者发起的伪辩论，一者是科学家在建构指向环境破坏的事实时所承诺要采取的政治行动，尽管拉图尔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巨大沟壑，他还是颇令人费解地敦促给予双方以平等地位。他认为，在作出真理声明时，科学家应被包括在内，但并不被赋予特权。这个站不住脚的立场是以他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政治哲学的运用为支撑的，这在《脚踏实地》和《面对盖娅》中都有所体现。施密特自不必说，是对纳粹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有着强烈认同的哲学家。虽然拉图尔将他称为“有毒”人物，［1］228但还是采取了施密特的战术，他认为关键性的第一步，就是要识别你的朋友，同样重要的是，确定你的敌人。同时，拉图尔还指出，有必要确知你的领土是什么，以及为了捍卫它，你愿意做些什么。他的论点在这里变得模糊不清，因为他希望在理解“领土”（territory）的时候，不单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还要把它理解为网络，比如说，围绕着科学仪器恰当运行的网络。这样的设想虽说并不全然是霍布斯通过提出社会契约而试图摆脱的“一切人对一切人”（allagainst-all）的景象，但显而易见，它必将导向一个高度分化和断裂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任何的既得利益之间都会形成对峙，却没有一个总体性权威在其间进行裁决。

在我看来，这正是走到了僵局、功能失调和负面结果的场景。当前美国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妖魔化对手成为标配，谎言与虚伪随处可见。当代女性主义，依我所见，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模式。经过几代人“别找我麻烦”（not on my back）的抗议和对白人中产阶级特权的抵制，不同派别的女性主义者还是找到了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式。事实证明，即使在面对资金充裕、财力雄厚、一心为资本主义利益驱动而不顾一切的对手时，盟友（alliances）与同盟（coalitions）也仍然能够有效地促进和实现积极改变。

基于此，拉图尔的提议里最具危险性的，可以说是分割出了地族（earthbound）与人类。［1］247地族是指那些认识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相互依存性，以及所有生命所依赖的临界区①译注：critical zone，也译作关键区，指的是地球近地表的薄层区域。在此区域，岩石、土壤、水、空气与生命体以复杂的方式交互作用，形成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条件。的不稳定性的人。而人类则是那些回避这些认识、参与危害我们所有人的行动的人，如污染环境、割裂环境保护以便于资源开采。拉图尔这样的修辞言论甚至比施密特更具毒性。事实上，没有人类不是地族，因为所有生命都仰赖一个宜居的星球——只有少数人不承认自己的地族身份。制造修辞上的分区，助长了自诩地族的人“比你更圣洁”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并对愚昧的人类嗤之以鼻，同时又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纯洁性感到沾沾自喜。而这恰恰是拉图尔本人在他那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为什么批评丧失了力量？》（“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中所谴责的态度。［6］拉图尔把每个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地族的人称为人类，制造了一个“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但实际上，两者的差异是落在充满许多复杂问题的光谱上的。此外，他宣称“人类现在正与地族作战”，［1］247这一言论所制造的正是施密特曾描述的场景，②译注：详见拉图尔《面对盖娅》第七讲，这里指的是施密特所说的没有最高裁决者和普遍规范的一种分崩离析的冲突状态。必将极大地破坏联盟的可能性，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如果说这还不够糟糕的话，那么，拉图尔有时所写的，就好像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它们却实际上依旧在场，并且不可否认，还会持续到可预见的未来。对民族国家的擦除，加强了他关于没有总体权威的多党派平等竞争的设想，但是，这也使其设想的图景与我们实际生活的现实相去甚远。因此，无论是在对政治现实的建构上，还是在如何带来积极改变的方案上，拉图尔的论述在诸多方面都还远远不足。

虽然拉图尔设想的图景带有危险的奇幻性质，但它却与杰米辛在“破碎的星球”三部曲中所构想的世界不谋而合。它们是极富故事性的作品，这三部小说连续三年（2015、2016、2017 年）分别获得久负盛名的雨果奖。再加上杰米辛是一位非裔美国女性，在这个由白人男性主导的领域里，她的成就更显独特和令人惊叹。杰米辛出色的三部曲小说让我们得以充分考察意向性地球的预设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

第一卷《第五季》解释了所谓第五季并不是常规季节轮换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地震不稳定的延长期，伴随着地壳裂开，有毒气体、碎屑和灰烬也都喷入大气。这个场景类似于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向地球时产生的结果，极端“冬季”结束了恐龙的统治，形成了不适合超过40磅的动物生存的环境条件。几千年来，人类设计出了各种方法来挺过灾季（Season），③译注：第五季的简称。包括建立储备、改变互动模式。除了人类受到影响之外，整个生态行为也发生了剧变。比如，平时被当作宠物豢养、大小似狗的哺乳动物克库萨（kirkhusa），④译注：通常用于看家、畜牧等，为植食性哺乳动物，在灾季则变成肉食动物。一到灾季就变得凶猛异常，还会攻击人类；
平时处于休眠状态的煮水虫（boilbugs）也变得活跃起来，既吞噬腐尸，也吞噬活物。社会秩序普遍崩溃，平日从事和平贸易的社群（comm），①译注：在“破碎的星球”中，社群是最小的社会政治单位，可以对应为城市或村镇。社群中得到认可的成员，可以有权获得藏库份额，享受保护；
相应地，他们也需要承担社群义务，比如纳税等。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变得可疑起来，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变得凶残暴虐。在这个世界里，各方势力为了生存优势而彼此斗争，但它们之间却没有更高级别的裁决权威——杰米辛在小说里创造了那种拉图尔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并努力去建立的条件。由灾季的极端条件所激活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情感的力量，带来了一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竞争动力，这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存，也关乎物种的生存。

CT检查具有较高分辨率、扫描速度及成像速度快、伪影少,可对胆道结石患者进行准确、及时的诊断。有关研究表明[2],CT检查对高密度结石的诊断准确率较高,但易受到容积效应的影响,尤其是胆总管发生扩张后,误诊率较高。此外,CT难以检出等密度结石和泥沙样结石,且辐射量大,因此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这个意义上，“破碎的星球”就像一个思想实验，探索拉图尔的图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其后果推及行星尺度。它也让我们能够对拉图尔的图景提出问题：这是否是我们想要生活其中的那种世界？如果不是，那么什么力量能有效地与之抗衡？如果地球真的如拉图尔所不时暗示的那样，是一个意向性存在，能够回应人类对它造成的伤害，将会发生什么？人类在与意向性地球的关系中将如何演化？又会建立怎样的社会结构来应对这种演化？最后，这三部曲让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一个意向性地球的吸引力，以及它们与人类存在之本的关系，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亲缘关系的纽带。

灾季已经持续了数千年，时间长到足以让极其缓慢的生物演化产生突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基人（orogenes，贬称基贼），②译注：拥有原基力的人，贬称基贼；
原基力（Orogeny）是运用热能、动能或其他形式的能量控制地质活动的能力。他们能够感知岩层的运动，并直接与之互动。社会结构也以相同步调发生着变化，变成旨在控制原基人、压制他们的能力，让他们保持顺从。守护者（Guardians）是这些任务的具体执行者，作为统治阶层，他们的脑干中被植入核石（corestones），得以延长生命，扩展能力，增强力量。后两卷揭晓，核石取自活着的地球的心脏，它们的作用很是矛盾。一方面，它们赋予守护者惊人的力量，例如可以让他们活个上千年。另一方面，它们在地球与被植入的守护者间桥接了某种悬丝般的纽联，地球伺机利用这一点，以屈曲人类的意志来为它所用，而不是为守护者个人或其阶层的利益服务。

原基人拥有其他人类所没有的力量，所以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的演变，除了要控制他们，还要污名化他们，让他们成为普通民众嘲笑、诋毁和恐惧的对象。杰米辛比照着我们世界中的种族主义，来创造她笔下的世界。故事的叙事弧中一个不断发展的部分，是逐渐发现历史上强加于原基人的诽谤和企图限制、隐藏他们力量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原基人也慢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成为自己，意味着什么。

（大概）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原基人是伊松，她是一位母亲、妻子。伊松的丈夫杰嘎因为怀疑他们的幼子是基贼，便将他杀死。不仅如此，杰嘎还带着未满十岁的女儿奈松一同逃离了居住的小镇。于是伊松开始追踪他们，她誓要找到她唯一活着的孩子。故事主要的情节轨迹肇始于此，而这段艰难历程也几乎将伊松带到了三部曲的尾声。她原基人的身份之所以暴露，是因为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和小镇不受大地震的重创，因而出手阻止了一场剧烈的震荡，使地震波分了叉，绕过小镇，然后继续向南移动。可是这样一来，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小镇受到了基贼的保护。就在镇长下令封锁社群大门的时候，伊松也正打算离开，她的力量在这个时候进一步显现出来。面对执意离开的伊松，守门人试图攻击她，她便从周围的岩石中汲取能量，形成聚力螺旋——这个螺旋状的区域能够瞬间冻结周围的一切——将他们杀死。

通过回溯故事，我们才能看出，第一卷的绝大部分内容其实都与同一个人物相关，只不过这个人物在三个不同的时期使用了不同的名字。童年时期，她被叫作达玛亚，是个“野种”原基人，被守护者沙法带到支点学院①译注：一个自主管理、自给自足的半军事组织，其功能是训练原基人，让他们合法使用原基力。接受训练，令她学会服从；
接着，以茜奈特为名的她，已经成长为一个技艺纯熟、拥有四戒（最高等级是十戒）的年轻女性，戒指②译注：戒指（rings）代表帝国原基人的等级，由珍贵宝石制成。受训的原基人需要经过一系列考验才能获得戒指。数量表明她作为原基人力量增长的程度；
此后，她被迫和亦师亦友的情人埃勒巴斯特分开，而她为了不让他们的孩子被守护者抓住，重蹈命运的覆辙，不得不亲手将孩子杀死（一如莫里森的《宠儿》）；
最终，这场变故之后，她便作为伊松，隐姓埋名地生活。在第一卷的收束处，我们才了然序幕中的伊始场景：一个男人（我们后来会知道他就是埃勒巴斯特）站在一个女人（她食岩人③译注：食岩人（stone eaters）是一种人形智能物种，其肌肉、毛发等部位都是石头。的身份也将在后面得到揭示）身边，男人使用他原基人的超强力量在地壳上破开一道巨大的地裂，就此开启了一个长达千年的灾季，这个灾季几乎导致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大灭绝。第一卷采用了环形结构，灾季既作为三部曲情节的起点，又作为其终点，设计恰如其分。

为了让地球作为一个有意向、有感知的存在变得可信，杰米辛发明了一种新质素，简称魔力（magic），它连缀在所有生物和地球的石心中。原基人把它体认为银线（silver threads），生命力量越强，银线缠绕得就越紧密。魔力是能够让东西活起来的奇幻元素，也是联结肉体与石头的桥梁。在支点学院的训练里，伊松不能往上看，只能朝下看向地球。在逃离了守护者的监控后，她才逐渐发现了漂浮在苍穹之上的方尖碑的力量，这些神秘遗迹来自于一个早已消亡的文明。两百多座方尖碑居于大气层中，其中最大的是缟玛瑙碑，最终，伊松体认到，它不仅是活着的，而且是有着深切意向性和思想性的实体，她思忖着，“现在我明白了：只要给无生命的物体注入足够的魔法，它就会活过来”。［7］332缟玛瑙能与原基人相接，亦能察觉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欲望，这在三部曲的高潮中将起决定性作用。

处在活跃状态的魔力，其银线是充满生气地缠绕着，且极富能量。然而，伊松和埃勒巴斯特发现，要想学会操控魔力，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耗费极大的能量去干预魔力结构，会产生反作用，造成自己身体中的银线被拉直，身体部分石化，进而变成石头。埃勒巴斯特运用魔力制造了地裂，开启了可能是人类灭绝前的最后灾季，同时也发现自己的手臂正在变成石头。同样地，伊松也遭遇了石化的命运，当她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体认并操纵魔力时，先是手臂，接着是一侧乳房，最终她整个身体都变成了石头。

与之相反，石头变成肉体（或类似）的过程，则在食岩人处得到体现。第三卷主要讲述他们的故事，叙述者是豪瓦，他也是第一卷就出场的人物霍亚，曾为了引起伊松的注意，伪装成有肉身的孩子。最后我们可以了解到，食岩人起源于一种拟人化、有血肉的人工物种（artificial species），与方尖碑一样，都是由早已消亡的锡尔—阿纳吉斯特社会所创造。这两种制品的命运紧密纠葛着，被其创造者称为谐调者（tuners）的人工物种，是专门用以与方尖碑互动并驾驭方尖碑之力的。

谐调者被他们的管理者视为纯粹的工具，而不是有权利的人。确实，这样的灌输把他们训导得非常彻底，令他们也如此看待自己。他们在外表上是类人的，但是因为与生物人类的差别足够大，①译注：谐调者外表苍白，宽脸膛、小嘴巴、矮壮，身高远低于人类平均值。谐调者的作用是将各自的能量编织在一起，操控和协调各个方尖碑组件的能量，使它们像乐曲一般，从喧哗变为交响，让不同的力量形成合力，发挥出最强的威力。可以一眼就被识别为他者，这又使得他们与种族偏见更相契合。就像内战前很多美国南方奴隶的状况，哪怕只是最轻微的反抗姿态，都足以招致惩罚。谐调者受到的惩罚指的是被送到荆棘丛（briar patch），这一影射在从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到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非裔美国文学中激起了回响，既意指奴隶制，又意指不可见（invisibility）。唯当克伦莉（Kelenli）的出现，才为谐调者——和我们——揭示了荆棘丛究竟意味着什么。

克伦莉解释说她其实是谐调者的原型。和其他谐调者不同，她的外表足够像人，足可以以假乱真。事实上，当她和哥哥盖勒特得知其真实身份的时候，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而现在，这个和她一同被养育的哥哥已经成为了管理谐调者的总管引导员。豪瓦/霍亚思考着：“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被当成人类对待，其实却并非人类？……我们被他们当作随时可能走火的武器……”［7］49是的，谐调者在特殊情况下是武器，但在日常生活中，是工具。在向克伦莉重复他被训导的“我是一件工具”时，豪瓦从她的反应中感受到了愤怒；
因此，他直觉上认为“克伦莉痛恨我刚才说的那句话”。［7］101

在表面上，锡尔—阿纳吉斯特的引导员所分派给克伦莉的目标，是扩大谐调者的知识背景，让他们能更有效地合作。这也是让他们为了那个大日子做好准备，届时，地府引擎（Plutonic Engine）将通过地质魔法学（Geoarcanity）①译注：地质魔法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无限的能量循环，但小说最后揭示出，其实它的实质是开采地球的魔力作为能源，并不是一种可循环的方式。被激活，启动程序，开发地球自身的魔力储备，为锡尔—阿纳吉斯特提供看似无穷无尽的能源。豪瓦开始明白，这是对地球的终极亵渎，而人类对此知之晚矣，地球必将以牙还牙。

知道荆棘丛的真相后，谐调者们开始扭转状态，决计反抗。克伦莉安排他们去参观一个古老的站点，在那里，被放逐到荆棘丛的谐调者们被抽走了人格，熄灭了意识，只剩下维持存活的一丝生命力，而他们几乎所有的魔力都变成了供给城市的能量源。谐调者们醒悟到，把一个人变成无意识的工具，是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极为荒谬的侵犯。于是，谐调者们便暗下决心破坏这个即将启动的地质魔法学项目。豪瓦在启动现场观察到，地府引擎的月球基地将被发动。作为首席谐调者，豪瓦要控制缟玛瑙碑，它是所有方尖碑的中央控制半球体，其他组件的力量需要通过这一支点才可得到引导和利用。在启动时刻到来之际，他心想：“我们早就已经队列整齐。我们都想要这个……我们今天的行动却可以证明，我们不只是工具。就算我们不是人类（human），我们也是另一种人（people）。”［7］329

高潮在此刻来临，由方尖碑聚合的无与伦比的能量并没有被用来启动地府引擎，而是被决意反抗的谐调者导向月球，引发了巨大的爆炸，其力量之强使月球脱离了原有的地心轨道，飞向太空，破坏了联系月球与地球的引力，引发了地球剧烈的构造运动，这也是首个灾季爆发的原因，被后来者称为“碎裂季”。不过，这段叙述在接近三部曲结尾时才出现，所以，和伊松一样，要了解关于锡尔—阿纳吉斯特的情况，读者首先必须要翻阅几千年来编纂的记录。但真相已经被这些记录抹去或扭曲，尽管在民间传说和禁忌文本中还残存着蛛丝马迹。

这场大灾变，在摧毁地月系统的同时，还将谐调者变形为食岩人，也就是三部曲的现在时态中与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形物种。谐调者和人类一样有着血肉之躯，而食岩人则名副其实地是由石头构成的；
他们将身体的一部分储存为小石块，咀嚼它们，以之为养料；
他们还能自如地在地球的石质地幔中穿行，仿佛在空气中一般。此外，他们已经实际上拥有了不死之身。他们的身体可以被攻击，各部分也会散落开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支离破碎的食岩人依旧可以完成自身的重组。就这样，拉图尔关于拟石化（petromorphism）的论说获得了一种文学再现，地球的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也在三部曲的叙事中得到了文学呈现。

随着情节的发展，地球逐渐作为一个完全的意向性行动者出现。起初，它只是通过植入守护者的核石来说话，这意味着守护者已经走到了执行地球意志而非自己意志的黑暗面。渐渐地，它开始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了，用“你好，我的小敌人”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它的人类说话对象。地球的敌意针对的是锡尔—阿纳吉斯特社会，因为后者试图利用地球的魔力，地球认为这是一种过分的盗窃。不仅如此，还有下述说法在民间传说中回荡：地球面对月球的离开，好比父亲在哀恸他失去的唯一的孩子。

而今，月球正在回归。经过数世纪的新轨道运行，它将再次靠近地球，这为在地球引力场中重新拉回它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在小说叙事的历史当下，月球的回归引发了地球居民之间甚至包括与地球本身的激烈争斗，敌对各方都在图谋击败对手。以霍亚为代表的部分食岩人，把这视为一个利用方尖碑重获月球、安抚地球的机会；
而以灰铁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食岩人，却想让月球撞向地球，击碎它，终结所有生命，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想到的逃离永生牢笼的唯一办法。处于争斗势力中心的原基人是伊松和她的女儿奈松，只有她们才拥有必需的力量，可以打开方尖碑之门，通过方尖碑之力进行宇宙干预，无论这是出于谋求致命的末日或是另外的机会。

亲缘纽带随着故事高潮的到来成为了焦点。对奈松而言，爱不是对父亲杰嘎（她出于自卫而杀了他），也不是对母亲伊松（她认为母亲抛弃了她），而是对沙法，她把沙法当作父亲的替身。沙法曾保护她，这激起了奈松对他的强烈忠诚，并决心回报。对伊松来说，爱是对她的女儿，她唯一幸存的孩子。这份情感的强度胜过了对其他所有事物的忠诚——对伴侣、社群、物种，甚至她还没出生的孩子。通过将人物的情感聚焦于亲缘关系，杰米辛挖掘了人类社会性中一个近乎普遍的东西，以及感受爱与保护的基本需求，还有对归属于超越自我的某物或某人的渴望。她甚至将这一主题扩大到了行星范围，把月球描绘为地球丢失的孩子，这一不幸让地球痛苦不堪，从此视所有人类为敌人。

地球的命运悬而未决，但对于还未成熟的奈松来说，却只是后话。她打算毁灭这个星球，终结沙法的痛苦，补偿自己的过错。看到地球控制着不省人事的沙法，让他行尸走肉般地步入一个自动化手术中心，取出令他疼痛不已的核石的时候，奈松才发现，地球是在提供另一种消除沙法痛苦的方式——因为如果沙法变成食岩人，那么他将可以永远没有痛苦地活着。可是这样一来，唯一的问题在于，她不可能只改造他一个人，她所要触发的改变会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类都变成食岩人，导致人类物种的灭绝——但她并不在乎。这样的效果，除了来自杰米辛对叙事语调的老练把控之外，也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的自恋的戏仿。伊松的计划是设法捕获月球，重建地月系统，拯救地球和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物。不过，她对女儿的爱最终还是压倒了她，迫使她对奈松的欲望做出让步。在这里，伊松和奈松做出了同样的抉择，仿佛一座本来聚焦宇宙的望远镜被倒转过来，镜头里的那个人，大过了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

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紧张的叙事悬念，但如果我们超越目前所见，去寻找更深层的意义，会发现那是极为可怕的。是否可以衡量一个有缺陷的、远非无辜的人物，然后像奈松一样判断他比人类物种的延续更有价值？又是否可以面对一个丢失的孩子，并像伊松那样判断她的需求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不仅包括自己，还包括朋友、部落和所有人类？杰米辛在三部曲高潮中向我们展现的，或许正是人类把自己和自己的欲望置于宇宙中心的倾向，但是，这不应该被误认为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良方。值得肯定的是，杰米辛在将高潮情节设计为一个偶发事件时，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竟这太不稳定了，无法成为任何事情的模板。世界最终得到拯救，被呈现为一个偶然的结果，仿佛这是由一阵反复无常的风，任意地从某一方向而非其他方向吹来。

杰米辛放置在情节高潮中心的动力，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亲缘关系问题。人们无可厚非地关心自己，而且大多数人也关心他们的直系亲属——孩子、母亲、父亲以及兄弟姐妹。当近乎普遍的亲缘倾向与更为远大的视角发生冲突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这些视角并不关注眼前，而是着眼于更多群体的健康和福祉，从社群到地区，乃至从国家到地球。恰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言，人类还没有演化到从这些角度来思考问题；
范围越大，时间轴越长，将事件范围与亲缘密切程度联系起来的反馈与前馈循环就越复杂，全球问题就越发显得遥远，也越容易因一叶前景而障目。

或许，后人类学科今天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调解机制，将本土与全球、亲缘与地球灾难相联系。这既是杰米辛“破碎的星球”的天才之处，又是它最明显的局限所在。她把亲缘与破碎的星球相对举，可除了亲缘关系本身之外，最终也并没有锻造出连接它们的纽带。杰米辛一边生动描述了锡尔—阿纳吉斯特社会技术先进的文明，一边展示出它灾难性的傲慢，它无法去理解和尊重他者（从谐调者到大地父亲）的权利。而杰米辛为如何实现更公正、更可持续、更彼此尊重的社会，所提供的为数不多的蓝图，也都被一个灾季中激烈的生存需求所扫除。

要求一个讲故事的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也许是不公平的，毕竟她的工作是创作引人入胜的故事，而非拯救世界。相较而言，拉图尔则明确地着手诊断我们的当代境况，并尝试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同时考察杰米辛和拉图尔的工作，不难看出，拉图尔关于意向性地球这个即时性的想法，并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亲缘问题。当杰米辛描述大地父亲因他唯一的孩子月球被盗而愤怒时，她其实是在将人类欲望和意图投射到一块以熔岩为核心的石头上，向它投注生命实体所特有的利害关系。和杰米辛使用的隐喻性投注类似，拉图尔笔下的盖娅，被用以煽动盖娅的捍卫者——地族——与人类进行全球战争，在这种二元辩证法中，斗争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无疑，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佳解决方案。

为了发现其他路径，想象不同的未来，让我们重新回到拉图尔开始的地方——人类世。以此我们可以审视其假设，并建立一个框架，为一个更可持续、更公正和更宜居的世界提供资源。

虽然人类世一词在整个文化中——包括（或尤其）在后人类学科中——不断扩散，但对它的使用也引起了强烈的批评，这些批评既来自地质学家，也来自诸多文化批评家。最为根本的反对意见是认为它把所有人类都归结为一个无差别群体，似乎所有人对地球的掠夺都负有同等责任。希瑟·戴维斯（Heather Davis）和艾蒂安·图平（Etienne Turpin）在《人类世艺术》的导论中简要地总结了这一情况：“人类世不单是智人这一物种活动的结果；
相反，这些影响源自当代石油资本主义（petrocapitalism）现实中认知、技术、社会和政治经济聚合体间的特殊联系。”［8］此外，依照T.J.德莫斯（T.J.Demos）在《反对人类世》（Against the Anthropocene）中的看法，人类世的全球化修辞使它“很容易证明通过地球工程对地球系统进行进一步技术干预的合理性，仿佛气候破坏的原因可以作为其解决方案。在这样的叙事中，人类（anthropos）一词被用以转移对经济阶层的注意力，经济阶层长期以来受益于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正是灾难性环境变化的罪魁祸首”。［9］他和其他许多人都更支持使用资本世（capitalocene），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个术语的优势在于点明了环境破坏的主要驱动力。①参见马尔姆的《人类世迷思》和摩尔的《资本世I》和《资本世II》的相关论述，文章探讨了为什么应该是资本，而非像苏联这样的化石燃烧系统来承担责任。

为什么资本主义企业以及从中获益的人，即使已经在常识上认识到，一旦地球的临界区受到威胁，那么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所有人都会遭殃，但他们依然在继续推行环境有害项目？亲缘关系可作为理解这一难题的方法之一。资本家可能会认为，他们和他们的资本将不受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成功积累了生存资源。也许，他们甚至认为，就算所有人都将受到影响，他们也会比大多数人过得更好，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又或者，他们可能不怎么关心后代，只管尽可能地榨取他们所能榨取的，魔鬼将带走落在最后的人——可以说，亲缘关系问题是用现在时态构成的。

那么，面对亲缘关系的强劲动力，什么样的调解机制才可能是有效的？颇有些讽刺的例子是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尽管它在全世界范围造成了令人恐怖的死亡人数，但是，一方面，它必然会加剧亲缘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扩大到整个地区乃至国家，比如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另一方面，只要全球任何地方出现疫情热点，就极有可能出现大爆发，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完全将自己隔离在外，从社区传播现象就能看到这一点。即便情况如此，或许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问世，将提供可能的机会，让跨越现有边界的集体回应也发生作用。

如果没有发生疫情大流行，那么构想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的概念框架也许还算有益。诚然，拉图尔的行动波概念的优势是强调互相联系，但它的代价是，抹去了个体行动者，从而也抹去了行动者承担责任的机会。通过承认生命体不同于物质过程的特殊性，创建框架，发起所有生命形式的团结，可以另辟一条道路。我曾在别处详细论述过，所有生物体都从其环境中获取信息，并以物种所特有的方式进行处理，依此采取行动，增加生存可能性。［10］这些行动可以简单到，一棵树移动它的叶子以最大程度地暴露在阳光下；
也可以复杂到，人类发明人工智能以扩增其认知范围。这两者，以及两者间的所有生命体，都具有生命形式（现在也包括技术媒体）所独有的特质：它们处理信息，做出解释，并在其语境中执行有意义的行动。简言之，它们是认知实体。

用选择（choice）这个词来描述生命体所进行的解释性活动，未免太过宏大，毕竟它承载着术语史的意义，往往与自由意志特别是人类思维相联系。无论如何，一个强调认知、解释和语境中具身化意义的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依据，借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生命形式都能够寻求一组路径而非另一组，来增加其生存概率——无论是植物的根系生长方向，还是人类的环境友好决策。这样的框架清楚展示了生命体的特别之处，也是它们具有而物质过程没有的共同点：做出决定/选择/解释，从而为自己和他者创造特定环境和特定物种的意义。

除了为思考生命体创造一个共同的依据外，这个框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强调了制作解释和创造意义的开放性。它也是一个起点，去理解人类如何以及为何要对生物圈及滋养和维持生物圈的物质过程负有特殊责任。唐娜·哈拉维在其他文章中也曾表示，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通过将亲缘观念扩展到所有生物，可能会缓解亲缘关系动力的有害方面。［11］

这是否意味着认知框架就已经足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并应对“大挑战”？当然不是。但它至少打开了不同路径，也打开了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寻求盟友和建立同盟的新契机。换言之，这是迈向积极后人类未来的一个开端——而这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