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主任”对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的作用研究

叶建琼 陈 融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109）

2019年民政部联合相关多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民发〔2019〕34号），正式赋予村（居）儿童保护工作者以新的称谓——“儿童主任”，“坚持选优配强，确保有能力、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员从事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工作，做到事有人干、责有人负。村（居）民委员会要明确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人员负责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工作，优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女性委员担任，工作中一般称为‘儿童主任’”[1]。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配备村(居)儿童主任66.7万名[2]。

困境儿童是指因家庭贫困、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自身或父母大病残疾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3]。据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困境儿童688.9万人[4]。儿童主任日常工作中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负有对其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职责。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本文专门研究儿童主任对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的提升作用，拟从家庭教育能力不足与困境儿童产生的直接关系、儿童主任职责对于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的应然作用、儿童主任在履行职责发挥作用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以及消减障碍的路径设想展开论述。

大量困境儿童涌现让人们重新反思家庭、社会、国家在儿童健康成长中应担负的责任，各界也更加呼吁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回归。困境儿童面临困境，本质上是家庭存在问题，解决问题之道是支持家庭，帮助家庭提高监护能力和科学养育能力[5]。

（一）家庭教育能力不足是导致困境儿童产生的关键因素。当前政策执行中将困境儿童依据“自身困境”及“家庭困境”来进行分类[3]。这种分类方式即表明家庭教育能力不足是导致困境儿童的关键因素。儿童自身困境分为生理困境和心理困境，主要包括残疾、重病、自闭症、孤独症、抑郁症等儿童。家庭困境可进一步划分为经济、照料、监护缺失、无力承担监护责任等。其中，经济困境主要为家庭贫困，多集中于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包括现行政策中的低保（及处于低保边缘）、特困家庭。而照料困境则由于家庭结构不健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大病伤残所导致的家庭生活照料品质严重下降，这一类主要包括单亲、重病和重残家庭儿童。而监护缺位困境则主要是由于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空场，无法承担监护责任，这一类主要包括孤儿、弃婴和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父母强制戒毒儿童、父母服刑儿童、以及遭受暴力侵害的儿童。相较于普通家庭，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普遍不足，不能满足儿童日常生活照料、学习指导、与人交往、心理疏导等多方面的需要，儿童面临生存、发展、社会适应一系列现实困境，处于更多成长风险之中，更具脆弱性。

（二）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不足的现实表现。

1.科学性系统化家庭教育知识不足。掌握科学性系统化的家庭教育知识是能力提升的第一步。知识掌握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父母或监护人的学历可大致推测其家庭教育知识掌握情况。困境儿童监护人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学到初中阶段，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儿童的认知状况与监护人文化程度成正比[6]。这也可从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受教育情况的统计中得到进一步的侧面验正。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我国总人口数为14.11亿，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3.77千万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共有2.18亿人（含在校大学生），14岁及以下的人数为2.53亿[7]。除去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2.18亿和14岁以下的2.53亿人，我国15岁以上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共有9.4亿人左右，这些数据反映出我国初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口基数仍然很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困境儿童家庭也多集中在农村地区。据民政部2022年一季度统计数据显示，农村的低保与特困人数远高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中城市人数为716.8万人，农村为3411.1万人；
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中，城市为33.1万，农村为434.2万人[8]。由于困境儿童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科学家庭知识掌握少，家庭教育实施主要依照传统经验，教育方式也更偏向权威控制型，儿童人格平等观念并没有完全树立，不利于儿童成长。

2.具体家庭教育行为不当。困境儿童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或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教育知识掌握不够，或因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生活压力大等，在具体家庭教育实施中，多存在忽视、责骂、体罚孩子等偏差教育行为。王贞会通过对308犯罪未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其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家庭教育时存在管束行为单一、亲子沟通不畅等问题[9]。徐丽敏等人基于天津市第二批全国儿童社会保护试点区对12名困境儿童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困境儿童普遍面临家庭教育或家长教育的问题，指出监护人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原因或经济、疾病等方面的压力，负面情绪较多，对待儿童上也往往以权威命令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为主，对孩子多使用负面词汇进行评价，存在暴力管教的家庭教育行为，从而认为提升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能力也是非常迫切的课题[10]。

（三）家庭教育能力不足对儿童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能力不足，保护功能弱化，使得困境儿童暴露在更多的成长风险之中，导致儿童在生存、发展、社会适应方面更具脆弱性。

1.生存的脆弱性。生存是生命体持续发展的基础，困境儿童家庭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贫困，养育功能弱化，导致困境儿童常常陷入生活环境较差、营养情况不佳的生存境地，使其暴露于更多的生存风险之下。家庭抚养教育能力不足及儿童自身大病残障也提高了儿童遭遗弃和贩卖的比率，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14年审结的978起拐卖妇女儿童案呈现出新特点，即多数被拐儿童是由亲生父母贩卖或遗弃[11]。此外，频繁的人口流动、监护主体缺失、家庭教育行为不当恶化了儿童生存环境，增加了儿童经受意外伤害的可能性，困境儿童的生存更具脆弱性。

2.发展的脆弱性。岳爱等人通过对中国贫困农村地区0—3岁的婴幼儿进行抽样调查指出，一半儿童存在认知发展风险，通过其对语言学习、记忆、问题解决等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6—12月龄婴幼儿中13.4%存在严重的认知发展滞后风险，随着婴幼儿月龄的增加，这一比例不断增加[12]。欧渊华等人对12589名服刑人员子女的教育情况调查发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辍学率为26.9%，远高于国家统计局15.5%的数据[13]。困境儿童在智力、认知发展、学校教育等方面存在问题，归根到底来说是儿童处于抚养、教育能力不足的家庭中。

3.社会适应的脆弱性。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是衡量儿童社会化水平的重要参考，发展完善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助于儿童应对外界压力，使儿童发展出良好的人际交往、自我管理、探索、创新等良好品质，相较普通儿童，困境儿童社会性较差。胡韬从人际友好、活动参与、学习自主、生活独立、环境满意、社会认同、人际协调、社会活力等八个方面指出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上低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1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贫困地区的儿童因为存在家庭养育能力和环境普遍薄弱的问题，家长养育理念知识匮乏，直接导致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滞后，甚至出现社会性退缩、孤独症、残疾等情况[15]。自身和家庭困境导致儿童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上存在着更大心理风险，对低自尊、孤独感和社会排斥等情绪体验高，不利于困境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形成。

儿童主任正式产生至今已有10余年，其岗位职责大致形成以下几个方面：家庭走访、儿童及其家庭信息上报与动态更新、儿童重大伤害强制报告、儿童与家庭政策资源链接、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及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等重点内容工作[1]。相较于其他社会组织和工作人员，儿童主任对于提升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有独特优势。

（一）深入家庭：充分了解家庭教育实际情况。摸清困境儿童具体数量、生存发展需要以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精准施策以提升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儿童主任在开展困境儿童信息普查、具体统计到个人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国家能从不同类型困境儿童的现实需要出发，设计好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服务体系，确保公共投入，儿童主任从下至上给出了第一手数据信息基础。有学者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农村儿童主任模式的最大亮点和贡献在于：打通儿童福利的最后一公里，及时发现服务递送中的问题；
形成了多层级纵向联合体系，为儿童福利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建立了由民政统筹协调工作，教育、公安、卫生等多部门横向联合的服务体系”[16]。另一方面，儿童主任深入每家每户走访，能及时发现隐匿伤害。家庭教育主要以家庭为活动空间进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困境儿童面临的困境有些是显性的，如家庭经济贫困、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大病残疾、失踪、服刑等，有一些则是隐性的，如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困境儿童的忽视、打骂等造成的心理伤害。儿童主任的作用发挥是显性与隐性的统一。儿童主任长期生活在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身边，了解困境儿童家庭教育具体情况，同时熟悉社区文化传统，这有利于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时将社区文化传统、家庭特点与儿童需要结合起来，这是其他社会机构工作人员所不具备的优势。

（二）文化优势：有效传播家庭教育科学知识。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的提高，首先要使其掌握与家庭教育相关的科学知识，转变那些有悖于儿童权益最大化、儿童优先、儿童人格平等原则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促进家庭教育行为的优化。儿童主任虽不是专业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但相较当地居民来说，儿童主任是基层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作队伍，一般由村（居）干部、大学生村官、村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妇女委员会委员、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具有文化优势。也因其接受岗前培训、工作中定期参加民政部等部门开展的专业能力提升活动等，在长期与困境儿童家庭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因此对儿童发展需要、儿童权益观念、家庭教育知识有更科学的认识和掌握，这无疑丰富了家庭教育知识供给能力。儿童主任能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宣传册、一对一指导等方式对家庭教育知识进行精准传播，这是社会组织、村委会、志愿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在实际工作中，儿童主任在传播儿童身心发展知识、强化父母监护职责、引导树立尊重儿童观念等方面做出了贡献。①这有利于为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提高打下知识基础。

（三）桥梁作用：及时传递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所需资源。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一方面具有迫切性，一方面又存在家庭教育资源困乏的窘状。困境儿童家庭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困境，导致没有开展有效家庭教育的物质资源，特别是在贫困农村地区。要切实提升其家庭教育能力，满足困境儿童发展需要，需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十条指出：市、县、乡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措施，对留守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档立卡，提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为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创造条件[17]。困境儿童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或因为文化水平较低、信息闭塞，而不了解国家相关政策福利，而儿童主任可以沟通困境儿童家庭与管理部门，在困境儿童家庭需要反馈与资源递送之间起桥梁作用，做到及时上报信息，争取福利资源，“儿童身边必须有链接政府与百姓的人，把好的政策送到有需求的儿童身边”[18]。儿童主任作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不直接握有和分配资源，但由于是重点负责基层困境儿童工作的基层行政专职队伍，一方面对农村困境儿童及其家庭需要有更为真实的了解和把握，定期把具体数据上报到当地政府，录入政府困境儿童信息系统，进行单独建档立卡，另一方面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一环，可以把困境儿童家庭所需的资源从上到下精准递送到每一个家庭。

儿童主任在困境儿童及家庭帮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具体工作中也面临身份、薪酬、能力三重主要困境[4]（P81-83）。儿童主任面临的现实困境阻碍了帮助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

（一）儿童主任发挥作用面临的现实障碍。

1.工作身份模糊。身份模糊是儿童主任队伍面临的首要困境，身份困境主要体现在儿童主任身份多重、角色不固定、职责不清[4]（P81）。从儿童主任构成的队伍来看，儿童主任主要是由村（居）干部、大学生村官、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妇女委员会委员兼任。兼任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没有与儿童数量相配套的专业人才，儿童主任队伍只能从行政体系已有的人员里面选拔兼任。因为是兼任的，当“更为重要和紧急”的主职行政事务需要开展时，儿童主任这一兼职身份将会被搁置。不清楚自己身份和工作的职责范围所在，不利于儿童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也势必影响其对困境儿童父母及监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2.经济收入低廉。从工作保障层面看，福利体系不完善致使儿童主任的队伍高度不稳定，影响了工作实效。职业收入是儿童主任的主要经济收入，而工资低成为儿童主任队伍稳定的绊脚石。儿童主任作为基层职业队伍，兼职的儿童主任一般没有额外工资与激励机制，专职儿童主任的工资一般为当地最低工资水平。据伍宗云、纪拓的实证研究，儿童主任因为多为兼任，所以没有额外的工资，或者工资多3000元以下，一半以上集中在1000—1999之间，为各地最低工资[19]。总体来说，儿童主任是一支热爱儿童的队伍，但儿童主任在工作中面临的经济困境使得仅靠热心与爱心难以维持队伍的稳定。

3.专业能力受限。尽管儿童主任上岗前会进行资质筛选和能力培训，但仍然很难满足实际工作开展中多样化和突发性的需求[20]。困境儿童及家庭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儿童心理问题、家庭暴力、整合政府资源等要求具备心理学、法律、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儿童主任大都不具有相关专业背景。有些儿童主任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家庭教育仅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外人不应该介入，因此对困境儿童家庭教育的正确引导不足。这反映出儿童主任这一队伍目前专业能力尚显不足。

（二）儿童主任工作障碍之消解策略。

1.明晰身份和职责，解决儿童主任工作身份不清。“谁来担任儿童主任？”是建设一支专业化儿童主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一，在经济发达有条件的地方先建立起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专职、专业儿童工作队伍。其二，如果目前不具备现实条件建成专职、专业的儿童主任队伍，须保证不频繁更换兼职儿童主任的人选，不破坏其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熟悉程度与支持的连续性。其三，儿童主任的工作具体内容需进一步明确清楚，民政部在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文件附件中，已把儿童主任的工作任务细分为六方面，但仍不够明确清楚，如怎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规定比较笼统，现实可操作性不足，制约了儿童主任工作的顺利开展。

2.完善福利保障体系，缓解儿童主任收入之困。第一，儿童主任是行政系统的基层儿童工作人员，要把儿童主任工作经费和工资报酬列入国家财政支出范围，保障儿童主任生活得到保障、工作任务完成质量稳步提高。第二，由于东中西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无法保障儿童主任薪资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可按比例统筹儿童主任的工作经费和工资报酬。具体表现为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中部地区的由中央和地方按照适当的比例共同承担，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中央统筹资源承担[4]（P85）。第三，建立儿童主任工作跟踪机制。加强工作跟踪与监督，对认真履职、工作落实到位、工作成绩突出的予以奖励和表扬，并纳入有关评先评优表彰奖励推荐范围[1]，从而鼓励儿童主任更好开展本职工作。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制约儿童主任队伍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只有切实解决好儿童主任的保障问题，才能促进儿童主任长足、专业化发展，增强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能力，建成一支具备专业知识和方法技能、热爱儿童、有社会责任感、能长效发挥作用的队伍。

3.增加培训次数与力度，提升儿童主任的专业能力。赵学慧、赵川芳在对北京197名儿童主任培训需求调查的基础之上指出，95%的调查对象希望接受相关专业知识培训，培训内容排在前三的分别为儿童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技巧的培训，儿童相关政策法规的培训，法律知识的培训[21]。因此，各级主管部门可与高校、基金会、妇联、其他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回应儿童主任的工作需求。第一，需着力重点增加与儿童权益相关、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不同类型困境儿童特点与需要的专业知识培训，不断使儿童主任内化儿童权益最大化的基本观念，同时丰富其关于儿童发展的科学知识储备。第二，重视对儿童主任进行儿童保障政策文件的解读，使儿童主任了解、把握相关的政策要点，有效进行政策资源整合和链接。第三，开展专业方法与技能的实践训练，提高儿童主任的业务水平。困境儿童类型多样、特点不同、需求不一，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是提高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撑。

如果没有家庭教育能力提升作为基础，改善困境儿童家庭教育环境、保证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传承良好家风家教、增进社会和谐将无从谈起。儿童主任打通了困境儿童福利递送的最后一公里，要从根本上解决困境儿童的问题，也需打通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提升的最后一公里。随着儿童主任工作中身份、保障、能力等现实障碍得到不断解决，相信其能从基础性的信息收集上报、福利资源传递提升至发展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未来，儿童主任队伍也可纳入到基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专业化建设当中，充分发挥儿童主任在家庭教育工作中的经验与优势，推动我国基层家庭教育事业实现长足发展。

注释：

①笔者对所在农村儿童主任进行了工作方面的观察和询问，得知该儿童主任由中国儿童基金会发放工资，工资在2000元以下，每周都会定期走访所负责的家庭，工作内容之一是陪2到4岁左右的孩子玩益智类游戏，同时向家长传播开发孩子大脑智力的知识。

笔者询问所在农村儿童主任：你的职务在村里面具体算是什么？儿童主任表示：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上面要求完成什么工作，只要发工资，按照要求完成任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