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数十年学术历程，启悟图书馆专业后学——以《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为中心

□杨璐嘉

彭斐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从事图书馆学、目录学教学、科研及专业教育管理工作六十余载，见证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从专修科到系、到学院的发展，亲身经历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历程，为学科建设呕心沥血，推动学科向高质量、高层次发展。他在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方面成果斐然，著作等身，可谓是中国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科发展最好的见证人和卓越贡献者[1]。他以“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自勉，立德树人，滋兰树蕙，扶掖后学。彭斐章先生的学术贡献，卓越非凡；
学术思想，博大精深[2]。鉴于彭斐章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上的杰出业绩和突出贡献，2004年他被遴选为武汉大学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2010年入选首批“荆楚社科名家”等；
他的业绩以人物专条收入《世纪学人 百年影像》、武汉大学第一批名人档案等多种名人录中[3](282)。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多年来秉承“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为彭斐章先生举办寿庆活动，并开展学术研讨，策划出版了《彭斐章文集》《彭斐章先生执教56周年暨80华诞》等论文集和影像册以作纪念。但关于彭斐章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历程，作为学科带头人对图书情报学科建设及人才培育的杰出贡献，尚无一部系统论著。他与沈祖荣、顾廷龙、来新夏、周文骏、严怡民、吴慰慈、孟广均、朱天俊、谢灼华、沈宝环等诸多学界前辈的学术交往，以及他自强不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和寓德于教、甘为人梯、润泽桃李的教育理念，都值得用专门的著作详细记录，以飨后学，以昭后世。由彭先生培养的我国首届图书馆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的柯平教授策划发起，由彭斐章先生口述，柯平与其研究生(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刘莉)共同整理，历经四年多时间，《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于2020年10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自述》是柯平与刘莉在对彭斐章先生多次访谈的基础上完成的口述传记，以亲切生动的语言风格和史料翔实的文献价值，铺展开了一位图书馆学家的奋斗史。这不仅是彭斐章先生的个人传记，更是三代图书馆学人通力合作，携手共同书写的一部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史料著作。因此，作为一部口述传记，该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内涵丰富，对研究彭先生的学术人生以及中国当代图书馆学史、目录学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研读此书，感触颇深，文章围绕本书，以期回望彭斐章先生的学术历程，感悟彭斐章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与诸君共勉。

《自述》共30万字，系统全面，详赡完备。主体内容由九章构成，分别是：“青少年时代(1930-1951)”“文华时光(1951-1953)”“执教大学(1953-1956)”“难忘的留苏岁月(1956-1961)”“学成归来(1961-1966)”“那些日子(1966-1976)”“科教春天(1976-1984)”“砥砺前行的八年(1984-1992)”“六秩之后(1992-)”，结尾附有柯平教授所作“后记”。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彭斐章先生的求学经历、科研教育工作历程及其家庭、师友交游等，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为了保持口述材料的完整性，整理者在书中设置页下注，对书中相关人物、事件、文献等内容作了适当的解释和延伸等补充说明，便于读者在阅读时理解文字的含义。因此，书中不仅有详细的文字资料，整理者还精心选择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图片，包括彭先生早期留学苏联时的照片、信札、证书以及参加各种活动、会议与诸多师友、弟子和同仁的合影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有彭先生与夫人邓铭康女士专门为本书创作的手迹和地形图。由于这些图片被安排穿插在对应的章节中，不仅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也增强了传记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使其内容更为丰富饱满。此外，本书以期尽量客观、真实地转述访谈内容，务求还原历史的“原汁原味”，因而保持了彭斐章先生口述时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比如彭先生在书中谈及与家人的亲情时，字里行间生动细腻、真切感人，体现了本书质朴平实的叙述特点。

本书的整理工作继承了彭斐章先生细致严谨、求真务实的风格。自2016年以来，柯平和刘莉等人先后对彭斐章先生开展了十余次采访，留下了大量的访谈记录，并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同时通过广泛收集与彭斐章先生、“文华图专”、武汉大学以及与目录学、图书馆学教育相关的文献资料，以此形成资料库，再结合对彭先生的访谈记录，对相关事迹进行了细致考证、甄别和补充。历时三年多时间，从最初的访谈提纲到最终形成的完整的口述作品，其中对访谈问题的拟定、内容的编排、文本结构的布局、访谈资料的书写呈现等，无不体现出整理者的精巧设计和深入的学术思考。而文稿几经修订后又由彭斐章先生亲自审阅，已近90岁高龄的先生更是逐字逐句地全稿审读。正如柯平教授在书中所言：“在看到先生留在样稿中密密麻麻的校对符号和修改文字后，先生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精神让我深深的感动[3](318)。”因此，本书中随处可见的是彭斐章先生谦虚低调、细致严谨的作风。

口述史是历史的叙事，也是叙事的历史，是历史与叙事的巧妙结合[3](309)。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必须尊重历史，这不仅是口述传记最基本的文本特征，也是衡量其价值的基本标准。因此，一部口述史的“历史价值”往往包含认知价值和史料价值。《自述》一书所具有的认知价值源自于彭斐章先生自身口述的平实可信，反映和体现出其时代特色以及亲历者的认知和视角，从而使得《自述》所呈现的内容具有历史观念性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口述史是主客对话，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口述成果是“访”“谈”双方智慧的结晶。因此，《自述》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离不开柯平教授等整理者对口述材料进行考证、甄别、分析的严谨态度及其幕后工作。书稿内容不仅由彭斐章先生先后多次审阅，还得到了先生的家人、师友、弟子以及图书馆界情报界同仁等诸多支持与帮助，令书稿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客观求实的口述史研究方法，赋予了本书在史料性、学术性、参考性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本书不仅是图书馆学史的重要成果，而且为学界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图书馆学史研究资料。从“图书馆口述史”的视角来看，如何科学、客观地看待和处理“口述材料”，如何书写呈现图书馆口述史，《自述》应该有着一定的示范意义。

学界对于口述传记的资料采录行为通常分为“以采访者的课题所需为中心”“以口述史(Oral History)学科建设为中心”“以研究对象(被访者)为中心”三类[4]。《自述》显然是以彭斐章先生为中心的口述资料采录形式，这主要是由受访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彭斐章先生作为具有代表性且富有个性和影响力的图书馆学家，以他为中心的访谈资料采录形式，使得口述内容涵盖更为全面多样，也能集中展现出彭先生在个人经历、感受和认知上的自我表达。因此，《自述》以彭斐章先生的学术发展和思想嬗变为主线，为了解彭先生的研学经历、治学精神、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等方面提供了最权威、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彭先生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2.1 以“文华精神”为指引的学术历程

彭斐章先生躬耕图苑数十载，在目录学、图书馆学等多个领域成就斐然。因而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时的求学生涯作为奠定彭先生学术发展基础且影响颇深的时期，受到了访谈者的关注，有意引导先生展现他与图书馆学专业、文华图专之间的因缘，以及他如何在“文华精神”的指引下将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作为毕生追求的心路历程，并在书中“文华时光(1951-1953)”一章中详细呈现。文华图专是1920年由韦棣华女士和其学生沈祖荣、胡庆生先生等共同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高等学府，为我国图书馆学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图书馆管理人才[5]。但由于当时普通大众只知图书馆而不懂图书馆学专业，因此，对图书馆学的不了解也使得先生最初对这个专业产生了抵触的心理。但从先生的自述中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在文华图专的学习，增进了他对图书馆学科的认识，也加深了他对图书馆事业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的理解。如书中所言：“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开始接受这个专业，并且在此后的岁月中一直是干一行，爱一行，爱我所选，无怨无悔[3](46)。”

作为文华图专改制后的首届学生和最后一届毕业生，彭先生见证了文华图专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从一个“袖珍”学校到现在已经走过百年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他认为这期间所依靠和传承的便是“文华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团结奋斗；
兼容并蓄，开拓创新；
爱岗敬业，服务社会”三个方面。在书中彭先生也对“文华精神”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与分析，这些观点的发表显然是建立在先生多年的深入研究和深耕实践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文华图专办学时间不长，却培养出了许多成为当时中国图书馆中坚力量的学生[6]。而“文华精神”不仅指引和影响了一大批的文华学子，也深刻地影响了彭先生。无论是他日后留学苏联还是从事科研工作，“文华精神”已然成为彭先生学术人生的指导精神，是指引他研学、教育、管理及其自身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彭斐章先生作为“文华精神”优秀的传承者、践行者与弘扬者，通过书中所呈现的彭先生的求学历程，可以窥见20世纪图书馆学专业的办学特征与人才培育的大致轮廓，为了解与研究文华图专及“文华精神”提供了宝贵资料。

2.2 以目录学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思想

彭斐章先生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以目录学思想为核心，是在结合社会发展，长期从事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目录学理论研究。《自传》按照彭先生在不同时期开展的学术研究叙述他的思想发展，展现了他如何让目录学这门许多人眼中的“旧学”充盈紧跟时代的“新知”而进行的探索，故而有助于学者深入探究他学术思想的嬗变过程，并给予诸多启示。

近代以来，中国目录学在继承与发展古典目录学遗产的同时，吸取和借鉴西方目录学的技术和方法，由经验目录学上升到理论目录学，目录学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向现代化转变。而彭斐章先生在国内外目录学发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开拓创新，推动了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发展[7]。在当时，目录学的研究主要以“要素说”为主流，而彭先生认为目录学最终目的是服务读者，要研究“文献”与“读者需要”之间的矛盾，“藏”与“用”的矛盾，努力使二者合二为一，使文献发挥最大效用。因此，彭斐章先生与谢灼华先生联合发表了《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观点。通过引入“矛盾说”理论，指出了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将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这一学说也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评价。《自传》的访谈者显然是关注到了现代目录学发展中的这个关键问题，专门引导彭先生就其论点进行了深入细致地阐述。正如彭先生在书中所言：“我始终认为，一门科学的对象是研究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规律(即本质关系)[3](202)。”彭先生的此段表述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他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学术论点，充分展现了他在目录学理论体系研究上的独立认识和深入思考。此外，书中还详细阐述了彭先生关于目录学其他问题的学术论点，比如关于目录学的认识观，先生认为“目录学是人们读书治学的一个门径”[3](204)，建议应向外界普及图书情报知识，重视目录学的使用价值。对于目录学产生与发展的规律，他认为“目录学的内容是由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3](203)。并首次引入“书目情报”的概念，提出书目情报是“开发文献资源、向读者传递文献信息、为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的重要手段”[8]，应将书目情报作为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关于目录学的发展问题，彭先生先后发表了《目录学概论》(1982年)、《发展我国书目工作的几个问题》(1983年与谢灼华合撰)、《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1995年)[9](480)等数十篇论文，高屋建瓴，对现代目录学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彭斐章先生扎根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数十年，在继承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发展相结合，更新目录学观念、拓展目录学内容、补充目录学研究方式方法。正如柯平教授在本书后记中总结到：“彭斐章先生的目录学思想是他丰富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对中国目录学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第三代目录学家思想的积累和结晶，已成为现代目录学的经典和主体[3](306)。”因此，《自述》中不仅呈现出的学术思想内容丰富，相关的学术问题也较为深入，体现出彭斐章先生与柯平教授等访谈者所具有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涵养，这也是《自述》学术性的重要彰显。这部传记毫无疑问成为见证现代目录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成果，对于目录学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研究意义。

2.3 以“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马费成教授认为“作为教育工作者，彭斐章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
卢荷生教授十分景仰彭斐章先生，称他“是一位最典型的教授，是一位能创新的教授，是一位敬业而且很快乐的教授”；
柯平教授认为自己的导师“是老一辈教育家的代表……既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管理工作者”[3](305)。彭斐章先生从1949年前担任小学校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致力于奋斗在教育事业上，不仅学术薪火相传，且桃李芬芳，先生始终践行着自己的“园丁志”，而他的传记也为我们探究彭斐章先生的教育理念，见证中国教育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

通过《自述》可知，在人才教育培养上，彭斐章先生“严、导、爱”的教育方式是源自其导师艾亨戈列茨教授，传其衣钵，得其精髓。同时，彭先生为自己设下“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的座右铭，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红烛春蚕”的教育理念，循循善诱，扶掖后学。据书中统计，彭先生共培养指导了30名博士研究生、35名硕士研究生以及18名国内外访问学者等，为图书情报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诚如先生在书中所言：“我愿意做一个护花的园丁，寄希望于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愿意做个铺路的石子，努力把这个路啊，铺得好一些，让后来人走得更顺畅一些[3](197)。”这样朴素真挚的思想在书中也随处可见，也正是这样简单纯粹、无私奉献的教育理念体现了彭斐章先生崇高的品质和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范，他的身上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为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也让人为之动容。通过阅读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传主的人生经历，更能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感悟和启发，《自述》就是这样一部给予人以丰富感悟与教益的作品。此外，书中也详细记述了彭先生为推动传统学科教学改革，构建中国图书情报学科高等教育体系所做出的诸多努力。从先生的自述中可以了解到，结合时代需求是其探讨学科教育问题的核心，为此，彭先生先后发表了《关于我国高等图书馆学教育体系问题》(1985年与谢灼华合撰)、《关于我国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问题》(1987年)、《论数字环境下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创新》(2001年与陈传夫合撰)等一系列文章[9](486)，积极探索我国图情教育事业发展之路。

彭斐章先生作为老一辈教育家的代表，经历了教育的历次重大事件，而这部传记中记载了他丰富的教育工作经历，是我国教育发展和教师工作的一个缩影，对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3](305)。此外，书中还记述了彭先生与前辈老师们之间的情谊，特别是与其导师，无论是艾亨戈列茨教授对彭先生因材施教的引导与爱勉，还是彭先生对导师的缅怀和感恩，都令人在感动之余，也为两位前辈学者的人格风范而深深折服。同时，书中也留下了彭先生与乔好勤、柯平、王新才、汪晶晶等诸多弟子之间相知相契的师生之情，读来感人至深。

一部优秀的口述传记，往往在叙述传主生平事迹的同时，铺展开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长卷，呈现出宏观的政治、文化、经济等背景，使传记本身的应用范围突破现时某一具体学科领域而显得更为宽广，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自述》正是在其整理者对口述史怀着审慎、深思的学术思考的基础上，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对口述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等知识再加工后，形成的一部口述传记，故笔者认为《自述》也是一部多维呈现、内涵丰富的“口述史料”著作。

3.1 留苏历史研究之史料价值

20世纪50年代，我国掀起了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潮，全国盛行学习苏联之风，“留苏”成了一种时代符号。彭斐章先生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留学苏联，学习先进，开阔眼界。彭先生作为留苏的著名学者之一，他的留苏经历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因此，这部传记，应当也是留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中苏发展、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通过研读此书可知，尽管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悠久，但那时的现代目录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各类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文献激增，而关于文献检索和应用的研究却严重滞后，因此，彭先生在综合考虑了时代发展、社会需求后，最终选择了现代目录学作为其研究方向，师从苏联著名目录学家艾亨戈列茨教授。在本书“难忘的留苏岁月(1956-1961)”一章中，详细叙述了彭先生四年的留学经历。这期间，彭先生求学于大师门下，潜心研究列宁的目录学思想，研究目录学的基本理论、书目工作和目录学史，初步形成了以目录学理论为中心、中外结合、融会贯通的学术风格[10]。而苏联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与专业的读者服务体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留苏期间，彭先生就辗转通过寄送稿件的方式向《图书馆学通讯》(现《中国图书馆学报》)投稿发表了《谈谈苏联省图书馆的方法辅导工作》(1958年)和《苏联省图书馆书目工作的组织》(1960年)等论文，介绍苏联图书馆事业建设和服务经验。此外，彭先生还通过撰写书评的方式，对苏联目录学教科书、论文集等进行评介[11]，尽管是先生早期的学术论文，但他通过关注国外目录学的发展动态，以期为国内的目录学发展提供实践参考和理论借鉴，完善提高我国图书馆服务体系，更好地为国内发展提供参考与帮助。从书中许多简单朴实的话语和真挚诚恳的表达中可以看出，“以学术服务民生，服务国家建设”是彭先生当年最真实最朴素的想法，这也奠定了他一生学术发展的根基。

彭斐章先生这段特殊的留学经历使得《自述》成为了解20世纪50年代中苏图书馆情报学界样貌的一个窗口。而彭先生四年不归，排除各种干扰，刻苦求学的事迹读来尤为感人，在出国留学十分普遍的当下，先生的事迹对于年轻的后学们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3.2 现代目录学、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之史料价值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自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理论仍处于模仿阶段，主要靠借鉴苏联的经验和理论。而此时，留苏归国的彭斐章先生就职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他的工作经历正是处于学科发展史中的那一段曲折坎坷且鲜为人知的特殊时期。由于当时国内对于图书馆学专业不了解，因而对图书馆学不重视，学科处于边缘地位，这让归国不久的彭斐章先生深感国内外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差距，为“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低人一等”的尴尬而倍感焦虑，这也促使彭先生对学科建设的反思，并深感自己有责任提高图书馆学学科的影响力，改变以往对图书馆学专业的偏见。彭先生清晰地认识到，除了学术研究，还需要加大进行学科建设。在此期间，他与黄宗忠、谢灼华、陈光祚等先生就图书馆学问题开展研讨，联合撰写了《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1963年)、《高等学校图书馆读者对教学用书需要特点的分析》(1964年)等文，以求推动学科发展。

而正当彭先生踌躇满志搞学科建设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图书馆学、目录学发展被迫中断，然而艰苦的环境却让先生的意志愈加坚定。正如彭先生在书中自述：“十几年如一日的我就是这样坚持的，内心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是不会变的[3](170)。”正是这样简单但富有感染力的语句体现了彭先生尽管身处逆境，但始终怀揣理想信念，才能保持自我坚定，在隐忍中仍然有所持守，彰显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给予了读者励志向上的感发力量。彭斐章先生作为中国目录学、图书馆学发展史的亲历者、学科体系的构建者，先生的学术经历是学科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3.3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科建设及信息管理学院发展之史料价值

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但是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是否设立博士学位，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很多人认为图书馆学专业设立硕士学位就已足够。而一门学科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成果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所以获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授予权一直是彭先生多年来的愿望和努力目标。《自述》中详细叙述了彭先生为争取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艰辛历程。同时，先生也在书中首次披露了他在担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期间的诸多经历及其感悟心声。作为全国第一家图书情报学院，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具有引领发展的使命与责任。为此，彭先生提出了“立足本院，心系全国，放眼世界”的办院宗旨，在各级领导的指导规划下，摒弃门户之见，积极加强与国内外兄弟院校、图情行业的交流，既向同行学习，也给同行以大力支持，谋求图情事业的共同发展。可以说，彭先生从文华图专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工作经历，让他成了见证文华图专发展史和信息管理学院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领导人物，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到他为图书情报学科高层次建设所作的努力与付出，以及他如何引领学院登上国际舞台，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声誉遍及海内外的卓越贡献。因此，这部传记对于信息管理学院院史、院志乃至武汉大学校史、校志的编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优秀的口述传记因其采访者和受访者在各自领域深厚的学术积累而蕴含一定的学术内涵，其所呈现的内容往往能引发读者对于相关学术问题以及现实的深层次思考。《自述》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具有研究彭斐章先生学术历程和学术贡献的史料意义，更在于它以第一人物视角为读者展现了现代目录学、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轨迹。因此，基于本书开展的对先生学术历程的回望，对研究目录学、图书馆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启迪。当今，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目录学学科发展及学科教育面临巨大挑战。南京大学郑建明教授认为，结合新的实践作出新的理论创造，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不断变化的实践，以准确把握科学研究中的传承创新，促进学科新的理论生长点，永葆学科的生机活力[12]。而彭斐章先生早已敏锐地意识到，信息时代传统的图书馆学、目录学教育将面临全面的更新和变革，而变革的灵魂是信息的注入，变革的手段是计算机的应用[13]。

4.1 学科发展之思考

作为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目录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古典目录学、近代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三个时期。以彭斐章、谢灼华先生为代表的目录学家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中探寻学科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书目情报”为现代目录学的学科基点。从彭斐章先生的学术历程来看，他与谢灼华等目录学家为促进中国目录学现代化的研究是经历了学习苏联、西方引进式到发现与认知自我，继承改革传统的内生式的历程后形成，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彭先生个人或与他人联合撰写发表了《数字时代的目录学发展路径——网络资源导读服务》(2006年)、《基于目录学理论的网络信息资源目录服务效益研究》(2008年)、《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2009年)等文章[10](488)，提出将网络、数字目录学作为目录学发展的目标，但在网络、数字目录学尚缺乏深入扎实的后续系统研究时，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又让目录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学科发展方向的出路和突破，仍是急需探索解决的问题。纵观彭斐章先生的学术历程及其目录学思想，始终体现着“学习国外而不崇洋媚外，继承传统而不厚古薄今”的思想精髓，研究古典目录学以继承目录学理论的精华为首要，在继承中开拓创新；
发展现代目录学以国家、时代需求为指导思想，将目录学定义为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广泛应用价值的科学，展现了科学研究的生命力正是在于不断变革与创新，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真谛。因此，从如何结合时代需求寻求发展，到如何恰当处理文献整理与读者需求关系，再到如何高效组织、揭示、开发、利用海量信息数据资源等一系列的“目录学与时代”的命题是当今目录学发展需要关注的方向。

首先，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应重视目录学与信息科学技术的关联，将其学术工具的价值赋予现代科学的含义，重视对目录学工作实践的研究，提高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普及性和公共服务性。例如，武汉大学陈传夫教授等认为元数据、知识发现、数字化目录为目录学研究扩展了新视野[14]；
石进等提出了大数据时代目录学的新使命是发展智能目录学，结合科学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解决网络信息的无序与人们对特定文献信息需求的矛盾，以需求为导向[15]。熊翔宇等将目录学思想运用在大数据的管理中，将目录学作为大数据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对目录学应用实践的探索[16]。其次，应通过创新性思考和严谨的科学论证，主动运用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的成果与优势，深入目录学和图书馆学分类下的其他学科如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学以及文献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向所有学科领域积极拓展，发挥目录学自有特色，推动目录学学科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与发展，探索传承与创新的发展之道。

4.2 学科教育之探索

对于学科未来的发展，教育、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中重要的方面。而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但据夏南强等的调研发现，目录学课程的开设与设置并不普及，教学内容安排也不妥当，存在目录学认知教育的缺失问题[17](34)。伴随着老一辈目录学家的退出，失去了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学术带头人。青年学者的研究视野又出现转向和游离，在与前贤新旧交替的代际传承中出现了“代沟”，目录学学术梯队和人才链濒临断层的严峻局面[18]。为此，不少学者提出了反思，北京大学王子舟教授认为目录学是经验之学，应重视书目编制实践，仅靠专注于目录学理论方法、目录学史研究难以振兴[19]。柯平等认为现代目录学未能充分吸收和融合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导致目录学走向浅薄化，对于人才培养过于专注于图书馆编目技术，缺乏文史功底的训练等[20]。因此，在当下社会普遍浮躁的负面影响下，在新技术对目录学功能的逐渐替代中，如何发展目录学教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纵观彭斐章先生，无论是其自身的学术发展历程，还是他作为学科带头人，引领学科发展、教育培养学科学人，都无不重视学科的致用性和创新性，并始终对学科未来满怀信心、责任和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他的坚守、执着及其创新精神都值得被传承与弘扬。因此，对于目录学教育应首先扩大普及其认知教育，充分体现目录学的致用性。夏南强等提出了应在大学本科阶段各学科普遍设置目录学课程，通过评述本学科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工具书等，帮助学生尽快摸清门道，掌握读书的门径，进入学习和科研的“角色”[17](39)。其次是改革传统的教学观念，应加强教学内容、课程设计的创新与实践，同时增强师资队伍建设。在教学内容上，增强对目录学知识教育，注重学科的实践性。在课程设计上，开设与信息技术应用相融合，重视学科交叉建设的课题研究等，拓展深化，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发展，与社会行业、时代发展相融合。实现理论研究与学科教育相结合，让这门历史悠久，拥有优秀传统的学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依然能焕发其独有之光彩。

《自述》本着客观求实的史学传统，展现了彭斐章先生科研、教育、思想、生活的人生历程，反映了彭先生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贡献，为了解和研究彭先生提供了最真实、最权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人物传记，本书通过呈现彭斐章先生数十年的学术历程，体现了彭先生对学科发展满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执着追求，饱含对教育事业的深情厚爱，甘为人梯引桥，彰显出科学家的人生品质及其高尚的个人修养和风范。而从面向学术共同体内的学人而言，彭斐章先生对学术问题的解读认识以及以图书馆学家为观念重构的“口述历史”仍有值得深入挖掘和提升的空间，或可围绕口述史访谈材料，开展访谈择录、理论思考及延伸性探究等，以期形成一个完整的图书馆学口述史采录及研究成果。当然，《自述》以其丰富的学术意涵对中国现代目录学发展、图书馆学史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此外，书中还留下了彭先生与诸多学界泰斗吉光片羽式的历史剪影，让人读来有如入芝兰之室，领略大师们的高山景行，反思时代留给当下学人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