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特性”的凸显①——“恢复与反思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

张永清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经历了“确立与巩固(1949—1978年)”“反思与突破(1979—1999年)”“综合与超越(2000—2020年)”三大历史时期。(1)为了便于描述,笔者把 “反思与突破期(1979—1999年)”这二十年进一步细分为恢复与反思(1979—1983年)、发展与深化(1984—1989年)、拓展与突破(1990—1999年)三个阶段。其中，“恢复与反思阶段”基本完成了对“确立与巩固期(1949—1978年)”就已形成的两大基本理论命题(“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与“文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特殊意识形态”)“真精神”的“恢复”，基本完成了对这两大基本理论命题在过往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深刻“反思”。“发展与深化阶段”不仅提出了“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等新理论命题，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新命题做了系统化、具体化、学理化的剖析与阐释。“拓展与突破阶段”初步开掘出了文学反映论的新维度即实践维度得以彰显，初步完成了对“文学审美反映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新命题的知识化工作。此外，之所以把对文学反映论的理论“突破”时间“定格”于1999年，主要是基于有学者在1999年断言“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已成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意味着文学反映论在知识化方面取得了对“确立与巩固期”就已形成的两个基本理论命题的重大突破，即“审美反映论”“取代”了“形象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取代”了“特殊意识形态论”。其中，“恢复与反思阶段(1979—1983年)”的文学反映论处在“确立与巩固”和“反思与突破”这两大时期的“中间环节”，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其特殊性在于，面对多样化文学观的新现实，一方面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文学观，始终致力于恢复这一理论的“本来面目”；
另一方面它在坚持的基础上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理论反思，致力于提出适应现实需要、契合时代精神的新思考，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之后的发展、深化、突破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问题在于，缘何把1979年至1983年这一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命名为“恢复与反思”？原因在于，就文学反映论的“恢复”而言，尽管学者们在1976年至1978年间这一“过渡期”对其已多有论及，但相关探究尚缺乏真正的批判性“反思”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1979年才具有真正的肇始性：一方面是因为它“遭遇”到了诸多研究者的种种质疑、诘问，它由之前备受“尊崇”的“显学”陷入到了饱受“诟病”的“旧学”之窘境，由此开启了对其进行反思、批判的先河；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为之后新理论命题的提出、深化等奠定了新的知识基础、拓展出了新的发展路径。针对质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反映论的各种声音，相当一部分学者坚定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反映论的哲学根基、基本原理永不过时，但要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它此前尤其在“停滞不前阶段”被极度“扭曲”的“本来面目”。不过，“恢复”并非简单地“原样照搬”，真正的“恢复”始终需要以问题自觉为先导，真正的“恢复”始终需要以理性反思为前提，即必须对过往存在的突出问题持有清醒的自省意识，必须对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自我审视”。反之，真正的“反思”则始终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真精神”在现实中得到真正“复活”为目的，始终需要有直面历史创伤的理论勇气，因而只有在“恢复与反思”双向开掘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新发展、新突破。

相比较而言，“文学反映论”在“确立与巩固期”得到了当时的政治、哲学、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细心“呵护”，它所享有的“至尊”地位不容被“觊觎”。有所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清明的政治环境、宽厚的社会氛围十分有利于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自由且格外激烈地碰撞，文学反映论因而不得不经受着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无情“拷问”。因此，“恢复与反思阶段”的文学反映论在语境化与知识化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多样、更为多重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恢复与反思”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理论收获之一，就在于诸如“审美”“情感”“主体”“形式”等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特殊意识形态”等相关理论问题中得到了十分自觉、十分突出的呈现。在下述部分，本文拟以时间为脉络，以基本问题为中心，以重点人物为节点展开具体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全社会真正进入了理想高扬、激情澎湃、活力四射的改革开放时代。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主义、新学说、新流派、新方法纷至沓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确立与巩固期”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认识论——反映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1979年至1983年这五年间，国内学界对哲学、美学、文学领域的反映论持一种总体性、反思性批判立场。就哲学领域而言，自1979年起，经贾泽林、徐重温等的译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派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反映论所持的批判性观点几乎都被译介了过来，并开始对国内学界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比如，南斯拉夫“实践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一元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论，它具有“机械主义、消极主义、反本体论主义、柏拉图主义、保守主义和静止性”六大危险性。再比如，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萨特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同样持质疑、否定理论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抑或实践哲学。(2)1979年有关反映论的主要译介文献有：贾泽林：《南斯拉夫哲学简介》(上下)，载《国内哲学动态》，1979(1-2)；
R·塔克尔：《两个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载《哲学译丛》，1979(3)；
岩渊庆一：《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载《哲学译丛》，1979(1)；
燕宏远：《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尔》《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载《哲学译丛》，1979(1)、1979(6)；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述评》，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2)；
早稻田大学外国唯物论研究小组：《西德的反映论争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编辑部编：《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同样是1979年，刘丕坤翻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以及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历史反思、现实需要以及国外影响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国内学界在对经典作家论著的研究上发生了明显的重心位移，即更加注重研读经典作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呈现出“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手稿热”等新研究热点。与此相应，国内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上呈现出由一到多的显著变化，形成了“理解的冲突”新格局，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原有理论范式与实践主体论抑或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等新理解模式“共生”“共存”新局面。比如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开始以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与重视主体能动活动的实践观点割裂和对立起来；
李泽厚在之后的修订本中更加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论，亦即历史唯物主义”(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版)，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这意味着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着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亦即“主体性的实践哲学”的转变，《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则是其转变彻底完成的标志。在何畏等看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苏联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偏离，辩证唯物主义原有的基本含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哲学及科学的哲学体系，只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非其他。(4)何畏：《马克思创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载《哲学研究》，1983(6)。郑涌尽管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但对其内涵的理解明显不同于李泽厚、何畏等，他主要是从“观点与方法论”角度来把握。(5)郑涌：《马克思美学思想论集》，326—3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孟宪忠等秉持的则是刘丹岩、高清海于20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不应加上历史唯物主义。(6)孟宪忠：《“辩证唯物主义”术语的源流及其实质》，载《哲学研究》，1984(3)。王若水等则认为，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7)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载《新港》，1981(1)；
《谈谈异化问题》，载《新闻战线》，1980(8)；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周扬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8)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载《人民日报》，1983-03-06。文中共谈了四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
要重视认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

肖前等一方面坚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立场，另一方面因应时代需要，提出了对原有理论的新理解，即把“科学的实践观”注入到了原有的解释框架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这种唯物主义中的，是科学的实践观点”(9)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载《东岳论丛》，1983(2)。。此外，针对从根本上切割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整体性，针对从根本上质疑、否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各种理论观点，御民、黄楠森等毫不妥协地予以了批驳。(10)御民：《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反映论的攻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3)；
黄楠森：《列宁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载《学术月刊》，1983(5)。

与哲学领域的总体状况十分类似，美学领域自1979年始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也存在着认识论(反映论)、实践论、人道主义、观点与方法论等四种主要理解模式，美学研究因而呈现出从反映论到实践论、人学论、观点与方法论的显著转向。其中，后三种理解模式的共同理论诉求之一就是“走出反映论”“告别反映论”(11)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美学论丛》、哲学所《美学》，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创刊。1980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译文》创刊。其中，《美学论丛》更多体现的是蔡仪等的理论立场，《美学》主要体现的是李泽厚等的理论立场。1980年，《美学》第2期刊载了朱光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译)》有关异化劳动与共产主义部分，以及朱光潜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郑涌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张志扬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三篇论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美学》(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1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全国马列文论第四届年会、中华美学年会均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思想为题展开相关讨论。。

在美学实践论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主体论、实践的唯物主义。如前所述，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他的哲学观而且也标着他的美学观已逐渐“摆脱了”20世纪50年代所持的反映论而走向了实践论。在一些学者看来，《美的历程》是李泽厚彻底告别反映论美学、转向实践主体论美学的标志。(12)夏中义：《反映论与李泽厚：从〈意境杂谈〉到〈美的历程〉——兼论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2)。在李泽厚、朱光潜等的推动、影响下，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发生了由反映论到实践论的整体转向，后者不仅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美学派别，而且对前者构成了严峻挑战。(13)刘纲纪：《关于马克思论美——与蔡仪同志商榷》，载《哲学研究》，1980(10)；
朱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那里？——评蔡仪同志〈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陈望衡：《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兼与蔡仪先生商榷》，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美学》(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杨春时：《论审美意识》，载《求是学刊》，1982(3)；
张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载《文艺研究》，1982(6)。

美学人道主义论者认为，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美学是“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忽视了人的问题，应把人道主义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和共同美问题》以及之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等论文，对这一时期有关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美学反映论的坚持者则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14)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和共同美问题》，载《文艺研究》，1979(3)；
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载《文艺研究》，1981(3)，其针对的是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载《人民日报》，1980-08-15)一文观点；
丁学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质疑》，载《文艺研究》，1982(2)，维护前者质疑后者观点；
王若水：《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载《学习与思考》，1983(2)，文中提出人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早期与后期著作中都贯穿始终，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不能忽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

美学的“观点与方法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既不是反映论也不是实践论、人学论，而是作为“观点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郑涌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不是认识论(反映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15)郑涌：《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载《文学评论》，1982(2)。与郑涌商榷的两篇文章——王庆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到底是什么？——与郑涌同志商榷》、尹恭弘：《也论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与郑涌同志商榷》，载《文学评论》，1983(1)；
郑涌的回应文章：《马克思的美学贡献》，载《社会科学辑刊》，1983(3)。郑涌在之后的《马克思美学思想论集》“跋”中，就认识论(反映论)、实践论、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明：“强调和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确定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中的优先和主导地位，当然也是针对那种把认识论看作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主要哲学基础或唯一哲学基础的观点的，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和否定。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中完全排斥认识论。”(16)“在美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应该区别于反映论派，又区别于实践论派，强调和突出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方法。”(17)郑涌：《马克思美学思想论集》，465、47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观点与方法论”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确实极为重要，但在当时及以后的影响相对而言都比较小。

针对实践论、人学论以及“观点与方法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反映论哲学根基的质疑、批判，蔡仪等从思想、理论等不同方面“保卫”“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比如蔡仪在《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长文中对以涅陀希文、万斯洛夫、彼得罗维奇、斯托洛维奇、鲍列夫等为代表的苏联审美学派代的实践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以及在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思想的系列文章中，对国内的人道主义论与实践论等观点进行了理论声讨，认为他们“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改变它原有的性质和面貌”(18)蔡仪：《关于〈经济学—哲学手稿〉讨论中的三个问题》，载《学术月刊》，1983(8)。另参见:蔡仪：《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美学论丛》(1)，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此外，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于1978年修订并被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78年被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1979年出修订版，1980年把上下两册合并印行。。再比如刘梦溪质疑、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体系，但他从未否认“科学的反映论”为正确解决文学艺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哲学基础，“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阐述的依据唯物史观看待人的认识问题的科学的反映论，为正确地研究文学艺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哲学基础”(19)刘梦溪：《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载《文学评论》，1980(1)。。

与哲学、美学领域相比，文学领域自1979年始对反映论的相关质疑、批判更加广泛，更加具体。广泛指的是它涵盖了文学创作、文艺政策、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方方面面，具体指的是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对“文学是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这一命题所展开的细致探究。总的看来，文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恢复”“反思”的主要途径有二：其一，侧重于对文学反映论的哲学根基进行追问，追问的结果是哲学根基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是“重构哲学根基”“诀别反映论”；
其二，不否定文学反映论的哲学根基，但需要针对以往的认知偏颇、具体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彻底变革，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方面从“普遍性”出发，即在坚持中发展、完善文学反映论的哲学原理，另一方面从“特殊性”出发，即着力探究文学反映论在对象、内容、形式等具体问题上区别于科学的本质特性。

1979年，反映论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大一统”格局被打破。一方面是以茹志鹃、张一弓等为代表的反思文学，以及以蒋子龙、高晓声等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等的“喷涌”，它们所呈现的主要是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坚持，以及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主要运用；
另一方面则是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崛起”，其中所呈现的是“新的美学原则”，它迥然有别于文学反映论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20)李准在《文艺创作要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看文艺的真实性》(《学术研究》1979年第5期)等文章中提出，文艺创作要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分别刊载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第7期；
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分别刊载于《诗刊》1979年第3期、第4期。

1979年，党对文艺政策所做的相关调整无疑为形象思维大讨论、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等相关论争，以及反思文学反映论提供了大胆探索、自由争鸣的政策保障、思想空间。(21)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邓小平文选》第2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80年，新“二为”方针正式确立，人民日报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载《人民日报》，1980-07-26。

如果说以往的相关思考过于注重对文学反映的哲学特性的探寻，过于注重对文学一般特性的探究，那么自1979年始，文学理论领域就着重从“特殊性”这一方面对“文学是对生活的形象反映”这一基本理论命题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主要体现在形象思维、文艺与政治、文学特征、艺术规律等相关论争中，并在下述四个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理论共识。

第一，不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理论根基，转而认为实践论、生产论也是其题中应有之意。诚如周扬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认识论问题。文艺也是一种认识。文艺到底是形象思维还是什么思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还是其他什么的反映，这都属于认识论的问题。”(22)周扬：《要重新研究认识论》，载《周扬文集》，第五卷，450-4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但是，不能据此认为文艺只是认识、反映，比如朱光潜在《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编译的意见》等论文中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理论基础，我们不能单从认识论，还应从实践论等角度探究美学和文艺问题。针对郑季翘等对形象思维论的否定，朱光潜不仅从认识和实践双重角度肯定了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重要性，而且为形象思维注入了想象和情感等新内涵。(23)朱光潜：《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美学》(1)，1-1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朱光潜：《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2)；
朱光潜：《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编译的意见》，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5)。再比如，李泽厚在《形象思维再续谈》一文中既不认同郑季翘的“否定说”也不认同何洛等的“否定说”，他不再像之前那样认为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只是认识的两种主要思维形式，转而认为以往对形象思维问题的探讨过于偏重认识而忽视了情感，形象思维遵循的是情感逻辑，“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说艺术就是或只是认识，相反，而总是着重指出它与认识(理论思维)的不同”(24)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载《文学评论》，1980(3)。这一方面的其他代表性论文还有——何洛：《形象思维的客观基础与特征》，载《哲学研究》，1978(5)；
何洛、周忠厚：《评〈形象思维再续谈〉》，载《文学评论》，1980(5)；
童庆炳：《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3)；
董学文：《也谈形象思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形象思维无疑是文学反映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形象思维第二次大讨论从对象、内容等不同方面“纠正”了“确立与巩固期”对“文学是认识、认识即反映”这一命题的诸多理解偏颇，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之后对文学认识论(反映论)范式的批判活动。

第二，在认识即对现实的反映这一问题上，不再认为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仅在于思维形式，转而认为两者在对象、内容方面同样存在着根本性差异。(25)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研究深受阿·布洛夫观点的影响，参见阿·布洛夫：《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载学习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北京，学习杂志社，1954。马奇认为，艺术认识的特殊性不表现在形象思维而表现在对象的特殊性等四个方面，艺术对象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以人为中心，即它以描写人的思想、感情、愿望、心理、性格、精神世界为中心。(26)马奇：《艺术认识论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美学》(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74—178页，1981。徐缉熙提出，过往在强调文学反映生活本质时往往把它与人对立起来，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恰恰就在于它以生活中的人与人的生活为中心，“如文艺要反映生活的美、创造艺术的美，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等，这都是要专门加以探讨的，这里就只能从略了”(27)徐缉熙：《关于文艺和科学的区别的一点认识》，载《文艺理论研究》，1981(3)。。童庆炳在分析巴人《文学论稿》、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以及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对此问题的相关论述后，主要从对象与内容两个方面探讨了“文学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这一命题在过往阐释中存在的重大理论缺陷：“形象性是文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我丝毫没有否定‘文学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这一命题的意思……‘文学用形象反映生活’这一类提法，只说明了文学的形式的特征，没有说明文学的内容的特征，所以仅仅用它来说明文学的根本特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28)童庆炳：《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6)。杜书瀛明确指出，哲学对象与之艺术对象间的本质性区别在于：两者的范围领域有大有小；
哲学对象是生活现象的本质规律，艺术对象是本质规律的生活现象；
艺术对象虽包括人类物质和精神的一切生活现象，但其重点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现象；
艺术家的主观世界、特别是艺术家自己的情感，也应该是艺术对象的一部分。(29)杜书瀛：《论艺术的对象》，载《文史哲》，1981(6)。针对“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杜书瀛：《论艺术对象问题》，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3)，一文中再次强调，应加强对艺术对象特点问题的研究。

第三，不再认为只有认识才是对现实的反映，转而认为情感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
不再认为文学反映只是认识性、形象性的，转而认为文学反映也是情感性、审美性的，因而把情感、审美、主体等问题作为了理论探究的重心。黄药眠认为，文学并不限于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还包含有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的反应，所以作品里面总是包含有思想和感情，“过去,我们的文学理论，就是只谈思想不谈感情”(30)黄药眠：《关于当前文艺理论问题的几点意见》，载《文艺理论研究》，1980(3)。。在蒋孔阳看来，艺术是对于客观现实生活形象的反映，但是只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并不一定美，“艺术家创造美，不仅有一个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问题，还有一个艺术家的主观世界问题”(31)蒋孔阳：《美和美的创造》，载《学术月刊》，1980(3)。。周来祥提出，审美情感“不只是认识，也不只是情感，而是情感和认识、感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是情感与感知、想象、理智等诸心理功能自由的结合”(32)周来祥：《审美情感与艺术本质》，载《文史哲》，1981(3)。。狄其骢一方面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提出既要防止过往的概念化倾向又要防止新滥情主义等问题的出现。(33)狄其骢：《艺术创作中的情感问题》，载《文史哲》，1981(3)。《文史哲》共推出了有关文艺与情感方面的四篇专题论文，其他两篇文章分别为：张国民的《文艺描写感情浅议》、袁世硕的《文学中的“情”与“理”》。夏中义认为，科学的生命在于其认识性，文艺的生命主要在于其审美性，文艺的本质并非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等“所认定的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反映或规律性认识，而是文艺家对现实的感受、情绪、评价与理想的全面表现，是一种非纯认识性的精神再创造，于是不得不付诸形象；
形象是文艺的外部特征之一，而非本质性特征”(34)夏中义：《文学是非纯认识性的精神活动》，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3)。。王元骧明确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并非认识这一种形式，情感同样是对现实关系的一种认识、反映；
情感在文学艺术中之所以比形象更重要，就在于情感比形象更深一层，就在于情感是区分艺术反映与科学反映、艺术与非艺术的分水岭。(35)王元骧：《情感——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载《文学评论》，1983(5)。王元骧、赵建逊：《从“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说开去》(《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这一访谈指出，这篇文章在王元骧审美反映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参见王元骧：《艺术特性与艺术规律》，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3)。

第四，针对“确立与巩固期”的文学反映论不重视艺术的特殊规律问题这一认知偏颇，转而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反映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内容丰富的反映而不只是对政治的反映，就在于它是遵循美学规律、艺术规律的能动反映而不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套用。陈恭敏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中明确写道：“为了革命的政治需要，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顾艺术的特殊规律，把文艺的反映论变成‘工具论’呢？……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文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决定于它反映生活的深刻与丰富，艺术形式的和谐与完美。”(36)陈恭敏：《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载《戏剧艺术》，1979(1)。《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认为，文学反映不同于哲学反映“就在于它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37)本刊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载《上海文学》，1979(19)。。王若望《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一文明确提出，文学反映“是遵循美学的特殊规律进行反映的，而不能解释为只是政治的反映。文学艺术当然也反映一个时期的政治，但所反映的远比反映政治要宽广得多。谁想把文学艺术所反映的场景缩小到只反映政治，那么他就削减、损坏了文艺的功能，反过来也损害了政治”(38)王若望：《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载《文艺研究》，1980(1)。。刘衍文《关于文学理论课的教学和教材编写问题》一文认为，过去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存在着只讲政策不讲艺术技巧、艺术规律的突出问题。(39)刘衍文：《关于文学理论课的教学和教材编写问题》、徐缉熙：《当前文艺理论教学同实践严重脱节》，载《文艺理论研究》，1981(1)。此外，1981年，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三次会议专门讨论艺术规律问题；
1982年，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三次会议集中讨论了文学理论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形象是文艺的本质特征、作家的主观对创作的影响、原始艺术的起源、内容决定形式以及创作方法六个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具体参见白烨：《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纪要》，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3)。董学文《马克思怎样考察艺术规律》一文提出，马克思对艺术规律的考察更透彻，马克思一直把表现人的主观感情、情绪并直接诉诸人的心理作为艺术的重要特征和规律。(40)董学文：《马克思怎样考察艺术规律》，载《天津社会科学》，1982(1)。此外，相关研究对艺术特性的重视还体现在对经典作家有关“莎士比亚化”“席勒式”以及“美学的与历史的观点”等问题的严肃讨论中。

鉴于本文重点探究的是“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理论命题，在此仅对“文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特殊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命题作简单论及。以朱光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一文为肇端，学界就文学的上层建筑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如果说朱光潜之所以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但不属于上层建筑，其理论初衷旨在为已被极度政治化的文学松绑，旨在突出文学自身的文学性和突出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41)朱光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载《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1)(该文同时也刊发在《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7期，以及修订版的《西方美学史》)；
吴元迈：《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朱光潜先生商榷》，载《哲学研究》，1979(9)；
钱中文：《文艺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特征》，载《学习与探索》，1980(3)；
余继坤：《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关系问题讨论情况综述》，载《哲学研究》，1980(8)。，那么蔡仪等则始终论证“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一“正统观点”的理论正确性，“也许有人要反问：你们认为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果然是科学的吗？我可以肯定地答复，是科学的。因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而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原来就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论点，也就是科学的”(42)蔡仪：《关于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问题——兼驳意识形态不是上层建筑的说法》，载蔡仪：《美学讲演集》，16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
另可参见蔡仪：《论当前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朱光潜的〈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剖析》，载《社会科学》，1982(3)、1982(4)；
蔡仪：《文学艺术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一个问题》，载《学习与思考》，1982(2)。。很明显，提出问题的一方力图在“守正”的同时能够在文本阐释方面有所“创新”，其目的在于从问题出发回应时代要求；
对问题予以回应的另一方则一味地“守正”，但既未能面对原有理论范式在实践中业已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未能针对现实的新情况作出相应的理论应对，如此一来，极有可能从根本上丧失理论所应具有的鲜活生命力。这场争论的关键不在于朱光潜等的理论“新见”是否符合其他学者对经典作家文本相关解读后所获知的“文本原意”，争论的关键恰恰在于如此“新见”是否有助于破解当时的现实困局，是否有助于解决过往一直存在的理论难题。

经过五年(1979—1983年)时间的理论探索、思想争鸣，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本来面目”的确得到了初步“恢复”，尤其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这一理论命题的理解与把握的确更为全面、丰富、深入，与此同时也的确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新观点，为文学反映论在之后的发展、深化的确奠定了十分坚实的知识基础。但若从标识性概念以及新理论命题的提出，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知识化、系统化论述等方面来看，这五年的相关探索还只是刚刚开始，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未真正触碰过。比如，尽管审美反映、审美的意识形态形态这两个关键词已多次出现在这一阶段的美学、艺术领域中，但它们此时并未成为文学理论领域的关键概念，更遑论提出诸如“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放映”，以及“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理论命题了。为了更好厘清文学反映论两大理论命题，即“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与“文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特殊意识形态”在“恢复与反思”“发展与深化”这两个阶段的演进脉络，为了更好地把握核心概念从美学到文学两个不同领域间的转换逻辑，十分有必要在此就审美反映、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两个关键概念做补充性说明。

首先，就“确立与巩固期(1949—1978年)”而言，“审美反映”这一概念在1950—1960年的美学、艺术相关论著中就已出现，但并未作为关键词出现在文学理论相关论著中。这一时期国内绝大多数美学、艺术论著(包括译文、译著)使用最多的是形象反映、艺术反映、美感反映等概念，但确有少数论著中使用了“审美反映”这一概念，比如特罗菲莫夫、毕达可夫、柯尔尊、蔡仪、蒋孔阳等使用的是“形象反映”“艺术反映”概念，朱光潜在其论著中使用了美感反映这一概念，而哈尔切夫、鲍列夫、曹景元、萧平、李泽厚等则使用了“审美反映”这一概念。(43)哈尔切夫：《论美的本质和特性问题》、鲍列夫：《美学的方法和体系》，载《哲学译丛》编辑部编：《现代美学问题译丛(1960—1962)》，120、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就国内学者论著而言，审美反映这一概念出现在曹景元：《既不唯物也不辩证的美学》，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卷)，8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萧平：《美感与美》，载《新建设》，1957(9)；
李泽厚：《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同志继续论辩》，载《哲学研究》，1962(2)。

其次，就“反思与突破期(1979—1999年)”的“恢复与反思(1979—1983年)”这一阶段而言，“审美反映”这一概念自1982年起相继出现在一些新论著中(包括译文、译著)中。若严格按照时间先后排序，“审美反映”这一概念并非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最早出自孔智光1982年的《试论艺术时空》一文，而是出自卢卡奇《审美反映的形成——模仿的一般问题》的相关译文中。(44)从出版时间看，两者仅相差两个月。参见卢卡奇：《审美反映的形成——模仿的一般问题》(摘自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一卷第五章“审美反映的形成”，该文由洪善楠译、徐恒醇校)，载《美学译文》(2)，193-2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孔智光：《试论艺术时空》，载《文史哲》，1982(6)。此外，审美反映这一概念也出现在徐恒醇:《卢卡契关于审美发生学的理论》(该文第二部分“审美反映的基础”简析了卢卡奇根据人的活动的不同对象特征，把人对现实的反映方式区分为日常反映、科学反映与审美放映三类等问题)一文中，载《美学》(4)，199-21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983年，“审美反映”这一概念还相继出现在孙文宪、王一川、杨春时、李振声等的论文中，他们提出了诸如“审美反映是认识过程和情绪过程的统一体”“审美感受终归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象作为审美反映的产物，标志着审美意识的形成”以及“艺术上的庸俗反映论的基本特征，是把艺术反映对象看作一种不需要艺术家具备相应审美反映能力的自在之物”等论断。(45)孙文宪：《论情感在审美中的意义》，载《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
王一川：《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载《江汉论坛》，1983(4)；
杨春时：《论审美关系》，载《求是学刊》，1983(5)；
李振声：《论艺术反映的主观条件》，载《社会科学》，1983(11)。

再次，就笔者掌握的现有文献资料看，“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也并非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出自孔智光1982年的《试论艺术时空》一文，而是出自沃罗夫斯基1981年的《马克西姆·高尔基》译文中。(46)沃罗夫斯基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由袁维昭翻译，初次发表于1910年《现代俄国文学史略文集》，参见沃罗夫斯基：《论文学》，2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孔智光：《试论艺术时空》，载《文史哲》，1982(6)；
邢建昌、徐建：《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梳理和反思》，载《燕赵学术》，2008(1)；
刘锋杰：《新时期初“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生成肌理》，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此外，钱中文在1982年的《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一文中使用了“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周波在1983年的《试谈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一文中使用了“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47)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载《文学评论》，1982(6)。孔智光、钱中文、周波对这一概念的使用都明显晚于中译文。

由上述补充说明可知，1949年至1983年间，确有一些学者在美学、艺术领域使用了“审美反映”等概念，他们明显早于1984年才开始使用此概念的钱中文、童庆炳等，但前者并没有像后者那样就审美反映与文学反映论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化、学理化、系统化的剖析与阐述，后者则于1984年明确提出了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等新命题。

文学理论界对审美特性、情感特质、主体性以及文学形式等问题的具体阐释、重点探究，十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更加完整地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恢复与反思阶段”对文学本质、文学功能等问题的新思考、新论断。总体看来，它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多样化”文学观新格局的形成。这种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等各种理论“济济”于“一堂”，由此产生了文学的认识论、审美论、本体论、价值论等各种文学观；
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正统”理解外，还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等诸多新理解，由此促成了文学的反映论、人学论、生产论等诸多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产生。

其二，多重理论张力新格局的呈现。如果说“苏联化”与“中国化”之间的理论张力构成了“确立与巩固期”文学反映论的主要特征之一，那么“去苏联化”“西方化”与“中国化”之间的理论张力则构成了“恢复与反思阶段”文学反映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马克思主义阵营而言，“去苏联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自觉“摆脱苏联模式”、努力“走出苏联模式”，代之而起的是“卢卡奇热”“葛兰西热”“法兰克福学派热”等现象的发生。就非马克思主义阵营而言，与“去苏联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化”(抑或“西学热”)，有学者把此种现象概括为由20世纪50年代的“禁西向东”到20世纪80年代的“脱东奔西”，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成为理论界竞相探究的热门话题。

其三，对待文学认识论——反映论的态度分化加剧，认知分歧加大。与哲学、美学领域相应，文学领域同样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四种主要理解路径。其中只有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学者认同、维护、坚持文学认识论——反映论，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对其进行充实、完善；
持其他三种理论立场的学者则质疑、批判乃至否定文学认识论——反映论。

从文学反映论的语境化与知识化的关系看，两者之间在1979年至1983年这五年间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契合性。从讨论形式看，相关论争并未采取“确立与巩固期”的那种教科书式的讨论形式，而是以问题化的争鸣形式即通过诸如形象思维、文艺与政治等多种问题的论争方式来展开。从讨论的重点内容看，探究者在对认识与情感、形象与情感、客体与主体等具体问题的阐释过程中，针对“确立、巩固期”文学反映论过于注重认识、形象、客体、内容等偏颇，始终把情感、审美、主体、技巧等置于理论思考的优先地位。尽管这一阶段的相关探究并未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独有的新范畴，并未提炼出不同于此前的新理论命题，但是，对审美、情感、主体、形式等问题的重点阐释已充分表明，这些新特征的不断“凸显”昭示着新理论范畴、新理论命题的相关“孕育”工作已基本完成。换言之，自1984年始，审美反映、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些关键概念最终完成了从美学、艺术领域到文学领域的“跨界”之旅，最终成为文学反映论的新标识性范畴，即以钱中文、童庆炳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在1984年实现了从“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到“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命题切换”，实现了从“文学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到“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转换”，这些工作最终是由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在“发展、深化阶段(1984—1989年)”来担当并完成的。

总之，“恢复与反思阶段”的文学反映论从学理上完成了对形象认识论、形象反映论、特殊意识形态论等的批判性反思，完成了在文学观念领域“解放思想”的理论任务。“审美特性”“情感特质”等在文学反映论相关理论问题中的孕育、萌生、凸显充分表明：由“确立与巩固期”所形成的“文学的形象反映论”“文学的特殊意识形态论”向“反思与突破期”所形成的“文学的审美反映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转向过程中，“恢复与反思阶段”的文学反映论在其中真正起到了“纽结点”的功能与作用。一言以蔽之，“审美特性”的凸显是“恢复与反思阶段”文学反映论的标志性理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