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概念隐喻

杨 帆

（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研究中心，江西吉安 343009）

1980 年，乔治·拉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1]。其后，学界围绕概念隐喻理论的建构与完善进行了长期学术探讨，并逐渐将该理论引入习近平重要论述话语研究领域。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软实力倡导与研究中心主任奈仁·奇蒂（Naren Chitty）等人率先从修辞结构的角度考察了习近平访美的话语隐喻[2]。新加坡国立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王家玉从隐喻功能实现的角度探讨了习近平话语所表现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内容[3]。随后，学界逐渐摆脱了将隐喻作为研究理论支撑的倾向，转而聚焦于研究习近平话语概念的隐喻内容。浙江大学语言学系学者伊鲁·古瓦埃什（Irungu Wageche）等人比较了习近平与奥巴马的外交话语中的概念隐喻主要内容及构成[4]。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者王丹建立了习近平演讲语料库，并基于语料库对习近平话语概念隐喻的类型、功能和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研究[5]。但是，学界尚未对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概念隐喻进行专门研究，只是将相关论述作为概念隐喻研究的支撑语料。有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探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概念隐喻的类型、蕴涵和认知功能。

在拉考夫与约翰逊看来，所有概念都具有隐喻性，即概念隐喻是内容的语义性呈现，因此他将概念隐喻划分为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6]三类，学界一直遵循这一划分思路。

（一）简单型概念隐喻

简单型概念隐喻是指通过简单的词组排列或句子结构生成的概念隐喻，表达者据此进行话语信息编码与阐述。简单型概念隐喻的蕴涵表达往往依靠某个关键词汇，因为语言经验有利于加强隐喻表征，却难以对其语义进行重塑[7]119。而关键词汇能发挥逻辑粘合力的作用，对判定性或价值性前提进行程度强调或做出趋势判断，从而使话语受众能读取简单型概念隐喻的深层语义，使得逻辑空间类似关联的语义指向潜在对象的重构。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不能动摇”[8]32是一个简单型概念隐喻，其结构属于前提判断型，蕴含着对“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分析与判断，向话语受众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严厉性、全面性、系统性等蕴涵。“的”字在这个简单概念隐喻蕴涵的传递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该字嵌入具体语境中能产生内在的强调效应。正是通过“的”的连接与强调，将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严厉性、全面性和系统性以语义暗含形式传递至“决心不能动摇”语义结构之中，从而确证“决心不能动摇”的前提及重点。“的”字在句法结构上生成了框式结构，从而将这个简单型概念隐喻结构中的重点信息纳入内部，排除了无关的或次要的信息。框式结构的运行目标在于促进新的语义的生成，而不在于将既有语义进行简单相加。

（二）复杂型概念隐喻

复杂型概念隐喻是基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表述，由两个简单型概念隐喻组合构成的。与简单型相比，复杂型概念隐喻能进一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论述运行结构的合理性以及语义表现的丰富性，“不仅参与我们对人生这样一个抽象话题的推理，甚至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9]53。构成复杂型概念隐喻的两个简单概念隐喻之间存在的句式组合关系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并列关系、递进关系和层叠关系。句式组合关系具有映射功能，能将简单型概念隐喻延伸的抽象经验领域进行同位生成，从而建构了复杂型概念隐喻。复杂型概念隐喻包含的信息单元的双重简单结构，可以用来表现复杂结构中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信息，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例如：

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干部仍然不收手、不收敛，心存侥幸、顶风作案。这表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8]138

在这一复杂型概念隐喻中，前后两个句子之间存在语义并列关系，每个句子通过信息载体表现的概念隐喻实例具有同质性。“不收手、不收敛，心存侥幸、顶风作案”描述了少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具体行为，能使话语受众明确隐喻的指向性；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根源在于腐化党员的不正之风，而腐败与不正之风的具象化表现是权力寻租，导致了对党领导权威的挑战。这两个并列关系的简单隐喻构成了隐喻语义的递进式循环呈现，即通过对党内腐败现象的特征存在、相位类型和具体现象的描述，实现了简单型概念隐喻结构的语义闭合，从而建构了概念隐喻的复杂结构。

（三）复合型概念隐喻

复合型概念隐喻由多个简单型构成，或者由简单型与复杂型共同构成。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借助复合型概念隐喻对层次不同的句群进行语义整合，表现了更加丰富深刻的蕴涵。在复合型概念隐喻运行过程中，话语受众从简单型隐喻入手接受句群语义，然后在不同的隐喻之间进行语义延续与承接，进而理解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深层内涵。例如：

我们的制度有些还不够健全，已经有的铁笼子门没关上，没上锁。或者栅栏太宽了，或者栅栏是用麻秆做的，那也不行。现有制度都没执行好，再搞新的制度，可以预言也会是白搭。[10]129

构成这一复合型概念隐喻的几个不同的简单型概念隐喻有其独特蕴涵，这些蕴涵表达的指向具有一致性，形成了统一的语义蕴涵。其中，“铁笼子门没关上，没上锁”隐喻了现有相关管理制度失之宽疏、失之无效的特点；
“栅栏太宽，栅栏用麻杆做的”隐喻了现有相关管理制度的约束力偏弱；
“白搭”隐喻了如果不能严格执行现有制度将导致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行为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三个简单型概念隐喻的语义指向趋于一致，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蕴涵逐步呈现出来，构成了复合型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蕴涵是指基于概念隐喻内容本体而生成的内在实质关系。概念混合理论认为，“所有的语言理解都涉及多种认知模型的构建和各组成部分之间映射的建立”[11]，不同的理解来源于概念隐喻蕴涵的差异。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概念隐喻蕴涵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政治蕴涵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政治建设的重要理论构成，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伟大历程而不断获取伟大胜利，根本原因之一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通过概念隐喻形象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生成了深刻的政治蕴涵，揭示了一般受众的惯用话语与习见图像难以传递的隐喻事实和建构特征。这种概念隐喻可以超越一般话语受众的直接生活经验，引领他们认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政治内涵。在“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2]508这一话语表述中，“道路”本指称承载人类行走实践行为的物质载体，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通过概念隐喻为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必经之处赋予了政治蕴涵，使“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指向，从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具体方式的集合进行了政治蕴涵表达；
“发展道路”建立了两个不同领域的内在逻辑联系，使“道路”脱离了具象性和个体性而成为中华民族发展方式的建构目标。这一概念隐喻充分运用了源域与目标域的认知社会文化语境进行政治蕴涵表述，体现了不同的社会习俗与行为习惯在心理过程作用中的差异性。

（二）方位蕴涵

方位蕴涵是指概念隐喻通过运用不同的方位指称向话语受众表述的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空间蕴涵或位置蕴涵，其实质是通过全面性与系统性的方位指称向话语受众传递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坚定信念，以及管党治党的严厉性。概念隐喻的方位蕴涵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人们不仅通过自身实践相关联，还要依靠共享条件、行为及关系的文化意涵景观而实现，更要通过他们占有空间的深层文化心理而建构”[13]。例如，“把纪律挺在前面”[14]17通过“前面”这一方位词对纪律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定位，弱化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重要性的抽象性，为纪律建设赋予了空间具象位置，从而表明纪律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始终处于前端或起始位置，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字当头。

（三）对象蕴涵

政治话语往往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蕴涵，决定了句子组合的相对意义。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通过概念隐喻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对象物引入话语表述体系，从而将对象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结构结合起来，发挥了对象物的抽象语义表征功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文化背景与行动力量。比如，“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15]77中的“高压线”一词，原指输送电力的具体事物，引伸到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后，拥有了“强烈警告”这一蕴涵，成为表达潜在严厉惩戒意义的词汇，使所有的社会个体都能感受到其蕴含的警示意味。这句话将不可触摸的纪律具象化为带电的高压线，能有效激发话语受众关于带电高压线事故令人触目惊心的认知，使他们认识到违反中国共产党党规党纪必定遭受严厉处罚。这一概念隐喻强调了党规党纪的严肃性与严厉性，契合了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不断保持高压的态势，承载了全面从严治党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内在语义。

（四）动物蕴涵

人们“可以根据动物存在的低阶形式借助动物隐喻理解人类的高阶存在形式，也可以将人类的性格特征归因于动物从人类的角度进行理解”[16]。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将一些消极的动物形象与党内贪污腐化分子的消极行为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党内贪污腐化分子以生物学指称，确证其贪污腐化行为的猥琐与危害，呈现了概念隐喻的动物蕴涵。动物蕴涵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将动物域中的不良生物行为映射到党内贪污腐化分子的贪污腐化行为上，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提供了清晰的目标设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8]15以“老虎”“苍蝇”构成概念隐喻，将不同类型的动物从动物域转引到党员干部的贪腐行为与态度领域，借助老虎胃口难以填饱、苍蝇见到食物就一哄而上和狐狸贪婪狡猾等生物特点，形象地表现了贪腐党员干部的劣根性所在。在汉语传统表达中，老虎、苍蝇、狐狸已经被传统文化赋予了某些显性的引申语义，因此话语受众可以从这些动物形象联想到某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行为性质之恶劣，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廉政认知框架。

（五）身体蕴涵

身体在意义创造以及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身体及其功能，可以成为抽象主观领域隐喻映射的源泉，因为这种隐喻的目标域在于身体，并基于身体隐喻对其他场域发挥认知隐喻的作用。不同人的身体具有相似的基本结构，能够在概念隐喻蕴涵表达中发挥普遍的认知基础效用。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常常将身体部位的具体蕴涵映射到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实践领域，借以表现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决心和勇气。面部作为身体外部最具暗示性与表现力的部分，是人体最与众不同的部位，又处于人体正面，很容易成为概念隐喻的素材。“红红脸、出出汗”以面部隐喻表明管党治党要激发党员干部的羞耻之心和紧张心理，促使他们增强自觉防范意识。心是人体重要器官，历史上人们一度认为个体的认识、意识、意志等主观性要素都源自于心，因此经常使用与心相关的概念隐喻来表达相应的政治蕴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8]47中的“心”就脱离了身体器官的含义，转喻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理想信念。作为器官的心因其重要位置，还可以引申为表述空间概念的“中央、中心”，以及表达事物重要程度的“核心”。这些概念隐喻在身体重要器官“心”与党员干部实践行为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系，使“心”从身体域成功转用于政治行为域，表达了党员个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无私奉献的政治蕴涵。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注重概念隐喻的建构及其功能的激活，为话语受众识别隐喻蕴涵建构了有效的话语机制。话语受众对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所涉经验领域的理解，以及对相关论述深层话语信息的解读，都要借助特定的认知方式。

（一）建构概念隐喻的认知图式

概念隐喻认知图式是认知主体以某个领域已有认知为基础，将相关知识经验与现有的认知过程进行结合并加以应用的思维模式。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宣传和实践行动的开展，话语受众建构了对相关概念隐喻的认知图式，进而在认知图式作用下激活自身的经验记忆，不断吸收新知识并将之作为知识背景，深化了对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理性阐释。这一认知图式的形成与作用过程，主要涉及记忆对象确立、情境理解建立和图式表征设定三个要素。

记忆对象确立是概念隐喻认知图式建构的前提。记忆对象基于被记忆物体而存在，是认识主体储存知识的基本要素。记忆对象具有图示、陈述和程序等不同的表征，能够通过激发话语受众的专业学科背景、社会情境经历和社会实践行为体验而形成内在知识，从而奠定概念隐喻认知图式的建构基础，呈现出“图式—例示”的承继关系[17]。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概念隐喻的记忆对象涵括了十八大以来彰显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信息的图像影音、舆论宣传、社会记忆以及政治灌输等，这些要素以内隐的形式进入了话语受众的认知体系，构成了概念隐喻认知图式的前提。

情境理解建立是概念隐喻认知图式建构的基础。情境理解是主体在认识客观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反应，他者的行为实践是决定主体与客体之间语义关系的主要依据。话语受众基于对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概念的隐喻记忆而生成情境理解，并将认知运行模式进行内化而生成认知图式，进而对相关信息进行接收与表达，从而将政治话语表达的实现概念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图式表征设定是概念隐喻认知图式建构的关键。一种抽象意义的表征往往作为一种模式储存在人脑里，人们在对各种图形进行视觉记忆时，主要依靠表征现象而储存记忆[18]。这种抽象意义表征的模式作为个体既有知识结构储存于大脑之中，从而成为激活认知图式的关键要素，因此建构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概念隐喻认知图式的关键在于设定图式表征。而设定图式表征需要话语受众提升既有知识经验与概念隐喻认知图式的契合度，以有效强化认知图式生成与个体实现信息接收的可能性，从而使主体顺利完成对认知客体的语义赋予和信息抽取。

（二）保障概念隐喻的认知管道

话语受众借助认知图式获取的概念隐喻信息流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完成从实体域到对象域的投射，而信息流的有效投射有赖于认知管道所保障的信息真实度。认知管道作为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形式，能为主客体之间的行为互动提供刺激和信息。因此，只有认知管道的畅通得到保证，信息流才能获得有效传递，从而确保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概念的隐喻蕴涵被话语受众准确接收。

概念隐喻认知管道为话语受众提供的刺激与信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思想意识是意识形态的直观反映，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贯通性。”[19]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的相关举措具有鲜明的创造性、前瞻性和适用性，而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论述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治理的集中而凝练的表达，建构的认知管道确保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治理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另一方面是有关政治方向认知的内容。概念隐喻在社会传播中常常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而畅通的认知管道能有效清除杂音和抵御外部干扰，从而确保话语受众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接收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概念隐喻传递的信息内容。

要想保障概念隐喻认知管道的畅通，信息传播主体必须注重提升信息流与认知管道的相容性。相容性是认知管道与信息流匹配程度的表现，相容性过低意味着认知管道难以帮助信息流实现高效传送，话语受众将因此难以准确接收概念隐喻的蕴涵。提升信息流与认知管道的相容性，既要预防和克服认知管道造成的信息流弥散现象，又要强化概念隐喻的映射效应，因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还是概念现象，而这种概念现象是由基础和目标两个领域之间的映射过程组成的”[20]。

（三）强化概念隐喻的认知内化

认知内化是主体借助一定的认知机制将外在社会现象转化为个体内在意识结构成分的过程。话语受众只有通过认知内化才能发挥其高阶属性思想品格表征的作用，将不同类属的认知图式进行串联，进而感受和体验语言表述的隐喻性，并接受其隐喻蕴涵。概念内化是主体认知内化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话语受众将表征中国共产党的抽象经验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要素。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概念隐喻主要从确立内化参照点和隐喻要素关系状态内化两个方面入手引领话语受众的认知内化。

之所以要引领话语受众确立内化参照点，是因为概念和概念隐喻都具有时间移动性，一旦参照点确立了，概念隐喻蕴涵也就有了明确的指向性。概念隐喻的时间移动性集中表现为时间标志的相对移动，比如“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21]12中的“多远”与“来时”，就属于时间关系的对比设置。这一组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标志确立了概念隐喻所指行动的出发点和走向，同时相对标明了话语表述的参照点为“现在”。话语受众可以凭借这一参照点对“走路”这一概念隐喻所喻指的关键事件的先后次序进行标记，从而理解其中蕴含的“铭记初心、不忘奋斗历程”的深刻意蕴。可见，确立内化参照点可以保证逻辑关联保持有序性，能使话语受众的关注力始终指向概念隐喻的目标域，从而建立起与概念隐喻目标域之间的心理联系。

确立内化参照点之后，强化概念隐喻认知内化的关键就是隐喻要素关系状态的内化。概念隐喻一般由源域、对象域、目标域以及认知手段构成，其外在蕴涵实质表达了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概念隐喻构成要素的关系状态既体现了话语受众建构自身政治认知的日常生活情境，又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经验。这是话语受众概念隐喻内化的信息基础，在话语受众日常生活中熟知的隐喻含义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概念隐喻的深刻蕴涵表达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不仅能激励话语受众自觉加强个体日常行为与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行为的内在联系，而且能使话语受众从生活情境角度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例如：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22]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23]

“祛病疗伤”“刮骨疗伤”“壮士断腕”这一系列的概念隐喻，将中国共产党比作生命实体。既然是生命实体，就会发生寄生虫繁殖、机体腐化、功能衰退等变化。源域与对象域的内在关系可以引发话语受众的联想，使他们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从而帮助他们实现对隐喻要素关系状态的认知内化。

本研究考察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概念隐喻类型、蕴涵以及认知实现等要素，客观依据是有关论述的话语表述形式，学理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言论都涉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或宣传，因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话语是关于中共政治意识形态表述最具代表性的话语资料之一”[3]。既然是话语表达，就需要依靠概念隐喻进行语义传送，以便话语受众接受与吸收。话语受众正是借助其既有具体经验领域对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隐喻的抽象经验领域的映射，才成功读取、接受相关信息帮助完成内化过程，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严格管党治党政治理念的强烈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