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对华北根据地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探析

姜迎春，阮 琪

抗战时期党对华北根据地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探析

姜迎春，阮 琪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以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村妇女的社会教育为着眼点，全景式地描绘党领导农村妇女社会教育运动的全貌，实现民族解放、妇女解放与政权巩固三者的有机统一。为党领导妇女解放的研究提供一个文化视域，对促进新时期农村妇女教育发展，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价值。

抗战时期；
华北根据地；
农村妇女；
社会教育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开辟了华北根据地。在进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党意识到“妇女同志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的抗战就不会胜利”。[1]但广大农村妇女长期丧失受教育权，封建思想浓厚，普遍缺乏民族、国家和自我意识，难以有效发挥妇女作用。因此共产党拿起教育这一“抗战的有力武器”，深入华北农村，担任妇女思想的“启蒙者”，“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
[2]将妇女从家庭场域纳入社会场域，实现妇女从“家庭人”转为“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
“将妇女解放融入民族解放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3]实现妇女与民族的双向救赎；
改变乡村社会旧风貌，实现对乡村政权的解构与重建。

当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村妇女教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梳理抗战时期共产党对农村妇女进行知识教育的过程，论述教育的方法、特点和取得的成果。其中，一些论文围绕抗战时期具体的冬学、识字班等妇女教育形式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探析。但是技术层面的探讨难以解读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抗战精神和社会角色的塑造过程，那些掌握识字、计算和阅读技能的妇女如何支持抗战的残酷斗争、巩固华北根据地乡村政权、实现自我救赎的深层次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立足于当时的档案资料，着意从此方面进行突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抗战的胜利离不开人力的强大支撑。全面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男性在前线浴血奋战，在广阔的后方根据地，占人口半数的广大农村妇女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为了有效发挥妇女人力资源的作用，党在革命根据地发起一场农村妇女社会教育运动，强调“必须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准、政治觉悟和培养她们工作能力。”[1]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妇女社会教育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1.1 妇女成为后方建设主力军

抗战期间中国人力损耗惨烈，尤以男性损耗为代表。根据抗战人口伤亡的调查与估计，1936年至1946年间，除开边远极少数的几个省份以外，各省的人口均呈现负增长的趋势，人口的绝对数量大幅度的减少。以沧州为例，1937年人口数为3009938，到1940年统计，沧州人口为2686810人。据战后统计，沧州死亡人数有72334人，其中男性为24977人，女性为2764人。[5]随着抗战的持久化，大批男性上前线打仗，根据地后方流失了众多男性劳动力，妇女便成为了根据地主要劳动力。在后方建设中，妇女化身为“战士”，顶起了后方的“半边天”，担负起生产劳动、后勤保障、拥军优属等重任。

虽然广大妇女在数量上弥补了抗战后方建设人力短缺的问题，但是由于妇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思想封建落后，因此妇女难以有质量地进行后方建设。首先，她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动机缺乏。几千年来，妇女禁锢于三纲五常，以在外劳动为耻辱，一般难以迈出家庭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和一般性的社会活动。其次，妇女对参与社会运动的认识不足。晏阳初曾说：几千年来，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一直是“天下”和“家庭”，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始终没有深入到老百姓的骨髓中。[6]妇女几千年来被圈禁在家庭当中，只有“小家”的意识，不知“国家”为何物。最后，妇女参与社会服务的基本技能缺乏。大部分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在后方建设中经常面临不知如何使用复杂的农具、怎样计算工分等困难，大大地降低了生产的效率。

1.2 妇女是革命改造的对象和行动主体

由于偏远农村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封建王朝势力鞭长莫及。乡村政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少数乡绅和地主的手中，即使中国共产党已在华北根据地建立了政权，但是地方乡绅和地主的封建势力与权威依然凌驾于党之上。因此党亟须在乡村中展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巩固党的乡村政权。留守在根据地的广大妇女，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主要对象，成为了支持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行动主体，成为了巩固党后方乡村政权的“战士”。

但党在解构和重构乡村政权过程中困难重重。第一，妇女对政治活动不甚关心。在瓦解封建旧势力时，农村妇女对政治和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对共产党怀有戒备之心，使共产党难以撼动旧势力的地位，拉近与广大妇女的距离。第二，妇女难以有效发挥自身效用。随着后方男性逐渐涌去战场，广大的农村妇女在政治上逐渐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妇女作为基层干部，承担着保护乡村政权、维护治安稳定的重任。但其文化素质不高，严重地威胁到了后方统治的安全。第三，不识字严重阻碍了乡村基层工作的展开。党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需要得到广大妇女的支持和贯彻，才能真正意义上巩固和扩大乡村政治网络。但一方面，由于农村基层妇女干部的文化水平低下，自身在解读政策法规时会有所偏差，执行政策法规时，往往会采取落后、暴力的手段，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央政策的贯彻。另一方面，作为政策法规的主要受众，不识字的妇女难以理解这些政策的含义与意义，执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低下。

1.3 妇女需实现自身解放

如前所述，在旧社会里，妇女被三纲五常所束缚，遭受着最沉重的压迫与摧残。归根究底是服务于封建制度的封建思想为她们打造了一个固若金汤的牢笼，而妇女教育的缺失更是为这牢笼加上了一把沉甸甸的锁，自此妇女完全沦为男性的附庸，成为社会最底层。因此广大的妇女必须打开这把锁，自发地走上一条披荆斩棘的妇女解放道路。但“妇女的一切问题从部分的解放到全部的解放都需要依靠自己的斗争”，[7]由此，妇女须成为自身解放的“战士”，走上自我救赎的战场。

但妇女解放道路任重道远。其一，妇女未认识到被压迫的根源。因为封建文化，妇女心甘情愿地在家庭内从事着繁琐的家务劳动、承担着养育子女的重担，习以为常地接受不平等。她们将其归咎于命运，听天由命，未认识到是封建的压迫。其二，她们缺乏自我意识。因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与能力，甘愿淹没在封建文化的时代洪流当中。其三，妇女严重缺乏基本常识。因为愚昧迷信，妇女遭受着封建文化的严重摧残，身心具损。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在提高后方建设的质量、有效发挥妇女在巩固党政权的作用、实现妇女解放的本质要求上，都要求党把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从经典教育理论出发，为了有效发挥教育的效能，教育的发生一般会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媒介和内容。但是华北根据地的教育资源十分短缺，严重缺乏教师、教学场所和教学用具等基本教育元素。同时，中国共产党强调抗战时期的三大任务：战争、生产和文化。[8]确立了“战争”、“生产”和“文化”作为抗战时期的三条主线。而华北根据地依据此方针，指出要“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9]教育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为此，基于乡村发展和妇女实际情况，党在开展妇女识字运动过程中创造出寓教于“劳”的实用教学模式，以快速地提升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准。

首先，针对教育时间问题。因后方的妇女肩负着根据地大部分劳动的重担，教学时间一般因劳而定的安排在农闲时刻，一切以不耽误农业生产时间为基准。由此华北根据地形成了诸如冬学、识字班、半日校、巡回学校、夜校等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其教学时间始终配合着农业劳动安排。由此产生了诸多成效。第一，妇女的文化水平和个人技能水准极大的提高。如1939年7月据陕甘宁根据地统计，全根据地识字组有5513个，妇女有10053人，识字200个左右的妇女已占全边区妇女总人数的10%。[10]她们还学会了写信、记账、打算盘。这既便利了日常的生产生活劳动，又提高了妇女的办事能力。第二，妇女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显著提高。譬如定县刘邱仙大娘，在识字班听了“木兰从军”的故事，深受启发，刘邱仙主动将自己六个子女送去参军，她本人在后方积极地掩护干部，荣获“拥军模范”的称号。第三，为基层政府培养了人才。以定北县为例，1945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妇女干部共有130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妇女识字班学习锻炼出来的。[11]

其次，考虑到教学内容问题。妇女在乡村生活中离不开劳动，教授劳动基础知识更能满足妇女的实际需求，学习劳动知识也更符合后方大生产运动的现实需要、更好地服务于抗战。为此教学内容也以劳为主，始终围绕着战时妇女生活实际，内容包含农业知识普及和生产技能的操作。以1940年冀中区4月份的识字牌为例，识字牌中含有“合作社”、“春耕运动”、“妇女参加生产”等识字内容[12]。同时，妇女不仅学习农业知识，诸如化肥的使用、二十四节气、计时单位等基础知识，还学习使用一些复杂的农具和操作一些繁重的农活。如左权县的课本中有“选种与浸种”、“病虫害与简单治法”、“怎么种植棉花”等农业知识，还教授妇女学习灌溉和排水等繁重的农活[13]。这些理论技能和实际技能的学习与提高，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推进了后方建设和前线物资筹备工作。据1940年《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山东妇女工作总结与今后妇女运动的新任务》三个月的统计，妇女生产了鞋72423双、袜25960双、手巾7051条、背包6280个、棉被450床、棉花500斤、子弹袋2270条、口罩5000个、枪套85个[1]。

最后，基于教育的空间问题。由于妇女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劳动当中，对劳动场景最为熟悉、对劳动器具接触最多，因此教学方式也一直结合着妇女生产、生活劳动的场景，以便妇女可以随做随学。在识字过程中，教员采取“见物识字”的方法。教员教授广大妇女将生字贴在各种农具和生产工具上，以便妇女在做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方便妇女能够时时刻刻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譬如：黎城北流村的妇女在识字过程中，将生字写在布条上或纸片上，做成“生字片”，将它们挂在纺织的工具上、家具上和农具上。例如：门上贴着“门”字、铁锹上贴着“铁锹”俩字等。[14]

中国共产党通过寓教于“劳”的教育模式，满足了妇女的“物质需求”。但妇女的自我意识和民族观念也亟待觉醒，她们的“精神需求”也需要得到满足，需要迫切地进行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只有采取喜闻乐见的乡村文艺开展隐形的教育，将教育目的融入文艺当中，才能有效地发挥文艺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能；
才能更快速地进行妇女启蒙；
才能实现妇女救赎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为此，中国共产党基于以下原因，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模式。

首先，大部分的农村妇女几乎一直居住在经济落后、文化生活匮乏的乡村。其乡村文化生活是单调的、贫乏的。但是，广大妇女通过识字教育，她们的文化水平已有了初步的提高，“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15]充实她们的精神生活，以满足妇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进行妇女教育时，一方面鼓励文化创作，创办了诸多的报刊杂志。以晋察冀根据地的太岳区为例，据1945年1月统计，共出版图书高达70余种，共计21.5万册，出版了15种报纸，共计发行量65.56万份。[16]这些文艺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妇女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因地制宜的领导群众参与唱歌、戏剧、读报、写街头诗等文娱活动。如1938年底，晋察冀根据地政府联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了“晋察冀一周”创作活动，号召广大群众将这周最有意义的工作或者生活片段写下来，进行文学创作。[17]这些举措极大地充实了妇女的日常生活，不仅巩固了妇女的识字能力，而且启发了妇女的自我意识。许多妇女跳脱出封建传统束缚，逐渐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营造出“劳动光荣”的社会新风尚，逐渐地将妇女拉出家庭领域、迈入社会场域，为广大妇女提供了一个接触外界的机会。而进一步开展大众化的文艺教育，可以使妇女更加容易地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一则，润物细无声地改造妇女的旧思想，促进妇女思想解放。譬如：1939年10月，山东根据地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刊物《清河妇女》风靡当时，深受广大妇女的喜爱，一些老大娘听了以后说“俺不给闺女缠脚了”[18]。二则，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扩大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将根据地每一时期的动员工作，诸如：识字、征兵、征粮、减租减息等内容都融入到文艺作品当中，创造了《妇女识字组》 《上前线》《夫妻开荒》《放脚歌》等流行作品。它们广泛地宣扬了党的政策主张，阐释了党的意识，激发了妇女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三则，移风易俗，重塑乡村文化新风貌。这些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也承载着迅捷高效地传递生活常识、塑造新民风的作用。党可以利用小册子、打油诗、连环画等形式进行卫生、医疗宣传，将科学的好处带入农村。例如晋绥根据地出版的连环画《怎样养娃娃》，科普科学育娃的知识，[19]减少了婴儿的死亡率。

然后，如前所述，一方面广大的农村妇女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不够深切，导致抗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另一方面共产党需在乡村不断地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厚植执政基础。于是党可以通过文娱，一方面，增强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党在唱歌中融入意识形态教育，将国家运动词汇纳入歌曲当中，加强党的话语体系，辅之党颁发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政策，协同启发了妇女的爱党之心。如：陕甘宁根据地妇女间流传着“猛然看见太阳升，来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谣。[20]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妇女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加深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之愤。华北根据地创造了诸多对国破家亡血泪哭诉的歌曲，这些歌曲以激昂的情绪表达对敌人的怨恨。如《联合起来上战场》中愤慨地唱日本鬼子“赛虎狼，奸淫烧杀带抢粮！”[21]同时，华北根据地各大报刊杂志时常刊登日本对中国侵略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声情并茂的讨伐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果。这些激发了妇女抗战的激情。

最后，战时的广大妇女生活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中，目睹着日寇血淋淋的施虐场景，见证着触目惊心的战争伤亡场面，面对着来自敌特的死亡威胁，终日为前线亲属提心吊胆。随着抗战的持久化，伤亡人数激增，加之妇女生理构造的特点，战时妇女的心理防线容易崩塌，对抗战前景容易滋生悲观情绪，影响到后方建设和抗战支援质量。为此党需借助文艺来慰藉广大妇女的心灵，减少她们恐惧、焦虑的消极情绪，以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由此党不仅在乡村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民众娱乐，以歌舞、戏剧、集会等娱乐活动鼓舞士气。而且还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杂志书籍，以文字和图片的力量振奋人心。例如：晋察冀根据地的《黎明报》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鲜明地指出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鼓舞全人民继续投入抗战当中，给予当时黑暗中的妇女胜利的信心。[22]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开展的农村妇女“文化启蒙”运动，立足于动员妇女支援抗战、巩固乡村政权和促进妇女自我解放深层次的原因，考量华北根据地农村的实际，创造寓教于“劳”和寓教于“乐”教育模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党在华北根据地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实践也为新时代开展乡村振兴妇女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其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带头作用。抗战时期，广大的农村妇女因文化低下，无法自发地形成革命的思想，缺乏思想上的领导。同时，妇女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带有一定的软弱性，缺乏行动上的领导。因此妇女亟需强大的领导核心，以完成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的双重使命。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具有强大的领导力与执行力，能够有效地发挥党的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党的妇女工作的根本保证”。[23]在乡村振兴妇女教育工作中，必须坚持党对农村妇女工作的一切指导。在新时期乡村教育中，面对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历史问题，依然会面临乡村基础设施欠缺、师资力量短缺、教育质量不高等现实问题，必须依托党的力量才能有效解决。与此同时，基层政府也要发挥能动性，在党的方针下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乡村教育振兴。发挥基层带头作用、培养积极分子，坚持群众观点、动员广大群众、发挥群众的效能，克难而行。

其二，教育要因地制宜地与劳动相结合。《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指出：“目前根据地的问题，是一个农村问题。根据地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处在农村环境里的，农村的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农村是文化落后的、不卫生的。我们在农村中工作，就要分析农村的具体环境。”[1]为此在华北根据地农村妇女教育中，党依据妇女的实际情况和当地的实际条件创造了寓教于“劳”的教学模式，有效地应对了华北根据地的困难。进入新时期，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习总书记也提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继承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并且，现代教育学强调，教育的最终效能必须在职业生活中去发展、去创造，与劳动相脱节，就会失掉教育的效能。因此，针对新时期乡村教育振兴面对就业环境严峻、知识的实践性日益重要的新挑战，乡村妇女教育必须牢牢地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生产劳动融入教学中，同时有效发展职业教育以满足不同的需要。

其三，有效发挥乡村文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敏锐地阐述了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24]由此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变革乡村文艺形式和内容，使其更好的为抗战服务，更好的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正如在华北根据地，党创造寓教于“乐”的教育模式，利用通俗化、大众化的乡村文艺丰富农村妇女的乡村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情理相融地给农村妇女上了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进入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提出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根本领导，文艺创作要弘扬主旋律的要求。因此在乡村农村妇女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满足广大农村妇女的文化需求。文艺作品的创作在扎根乡土、饱含乡土元素的同时，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中华优秀乡土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构建乡村教育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文艺资源。既要依据不同妇女群体的特性，积极运用文艺形式因地制宜地分类教化，又要借助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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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67. 831.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alyzed the Social Education of Rural Women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JIANG Ying-chun, RUAN Qi

(School of Maxism,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Focusing on the social education of rural women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is paper depicts the overall picture of the social education movement of rural women led by the Party in a panoramic manner, and realizes the organic unit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women"s liber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Providing a cultural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women"s liberation led by the Party has certain enlightening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North China Base Area; rural women; social education

姜迎春（1972-），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033）.

G521

A

2095－414X(2022)06－00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