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国的贸易影响——基于拓展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

秦炳涛 ，余润颖 ，李嘉琪

（1.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2.复旦大学 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2018 年2 月底，美国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在美中贸易逆差中的举措是不公平的竞争，并威胁将在之后对中国加征关税（潘悦，2019［1］）。随后两个月，中美进行两次磋商并达成一定共识，但由于美国对于两次磋商结果均反悔，于是中国不得不对美国进行同等反制，贸易摩擦升级，这对中美两国经济都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是对中国而言，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主要伙伴国的国际贸易地位重要性日益凸显。以2019 年为例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欧贸易额达到7 052.96 亿美元，位列第一，中国—东盟贸易额为6 414.66 亿美元，位列第二，中美贸易额降为第三位，为5 413.88 亿美元，中日贸易额紧随其后为3 150.33 亿美元。中国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三个主要伙伴的贸易占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的比例近40%。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了解主要贸易合作伙伴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对中国的态度以及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他主要合作伙伴间贸易的影响尤为重要。

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热点。美国对中国持续贸易逆差导致了中国和美国频繁的贸易摩擦（何宇 等，2020［2］）。张新华 等（2019）［3］指出，由于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美国本土经济受挫，为此美国政府实施了单边贸易政策。冯伟业等（2017）［4］提出，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多数的美国跨国公司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了中国，这使得美国的失业率上升以及导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进步，逐步摆脱了依附式发展模式，一定程度触动了美国的既得利益，这同样是中美贸易摩擦爆发的根源所在（陈子烨等，2020［5］）。美国为防止中国从其所出口的产品中学习到核心技术，因此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冯伟业等，2017［4］）。万源星等（2022）［6］认为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实质是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维护其科技霸主的地位。杨飞等（2018）［7］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启动“301 调查”是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遏制。制度冲突同样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支撑，而这与美国崛起全然不同（李树明等，2021［8］）。大卫·科兹等（2020）［9］同样指出，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霸主地位的一种威胁，更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威胁。

当一个国家与他国发生冲突时，可能会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减少彼此贸易的往来（Mastanduno，1988［10］；
Gowa，1989［11］）。Reuveny（2001）［12］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当国家之间冲突的数量增加时，会导致贸易数量的下降。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影响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会对中国造成影响（陈继勇等，2017［13］）。张大海等（2021）［14］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得出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中国出口贸易的研究结论。孙东升等（2021）［15］提出，由于中美在农产品进出口上彼此依赖度高，贸易冲突将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结构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摩擦还会影响到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谢建国等（2021）［16］通过将产品进行细分来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后果，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将受到较大限制。彭白桦（2020）［17］则认为，美国对中国提高关税税率也会让中国意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反而促使中国发展高技术产业。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会对全球格局造成影响。Liu et al.（2019）［18］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对贸易壁垒的经济影响进行数字模拟后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不仅给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障碍，同时降低了中美两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GDP。胡振虎等（2018）［19］认为短期和中长期的影响是不同的，短期内会造成全球经济增速萎缩、贸易失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安稳，但中长期而言对全球范围的政经影响有限。

通过梳理以往的文献，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以下补充：第一，以往的文献大多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缘由，而对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的研究都非常少。因此本文将拓展该领域的研究。第二，国内文献主要分析对中、美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少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是同向抑或反向的影响，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本文则以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的影响情况。基于此，本文将欧盟、东盟的大多数国家以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使结论更具有普适性。并采用2010—2019 年的年度数据①欧美一直是战略上的盟友，经贸互通，但自2010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欧美的经贸关系逐渐紧张并转变至竞争关系，为此选择2010—2019 年的数据来进行贸易对比分析。进行贸易对比分析，采用2018—2019 年的季度数据②中美贸易冲突是近三年的热点话题，由于英国2020 年初脱欧成功，为了保持前后数据的一致性和时效性，使实证结果更具有可信性，为此选择2018—2019 年的季度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与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贸易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建立实证模型并对数据来源进行详细说明。第四部分是开展实证研究并分析结果。第五部分是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部分以中国与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贸易现状为基础，分别对中欧贸易、中国—东盟贸易、中日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将中美贸易与中国和主要合作伙伴的贸易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欧贸易现状分析

欧盟作为中美的主要贸易伙伴，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时的站位选择显得十分重要。从历史来看，欧美一直都是战略上的盟友，经贸互通，但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美的经贸关系逐渐紧张并转变为竞争关系。当前中欧关系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虽说中国对欧洲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的问题，但数据显示③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9 年秋季）》。，2019 年的中国对欧洲贸易顺差为1 519.2 亿美元，较2010 年的1 427.5 亿美元只略微上升了6.42%，远远小于同期总贸易额的增长幅度。2019 年中欧贸易额为7 052.96 亿美元，较2010 年上升了46.64%，这说明中欧贸易关系依旧紧密且逐步向好。

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的中欧贸易情况由图1 可知，中欧贸易额除在中国春节假期即2 月份有所下降之外，其余时期中欧贸易额还是比较平稳向好的。其中2018 年6—9 月及2019 年6—7 月，中欧贸易额都呈上升趋势，进出口总额在这些时段内大多超过600 亿美元，进口基本超过235 亿美元，出口基本超过360 亿美元。这说明在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冲突加剧时期，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较平时会更频繁一些，也说明欧盟虽然也会受到美国的压力而在该期间对中国采取一些手段，但总体上和中国有明朗的合作意向，中国市场对于欧盟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二）中国—东盟贸易现状分析

中国当前已是东盟最大贸易合作伙伴。2010 年1 月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为中国与东盟架起了一座稳定的贸易桥梁。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 414.66 亿美元，自东盟进口额为2 820.42 亿美元，出口东盟额为3 594.25 亿美元，分别较十年前即2010 年上涨119.04%、82.32%和160.15%。而且在这十年间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即2010 年中国与东盟是贸易逆差的，从2012 年起中国与东盟贸易才呈现出贸易顺差的变化趋势。

由于中美对于东盟的经济影响都不小，这会进一步加深东盟要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选择一侧站位的犹疑与压力，杨飞等（2018）［7］研究表明，东盟为了避免出现该情况，应该会采取平衡倾向措施。但仔细观察2018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的中国—东盟的贸易图（图2），不难发现中国—东盟贸易额呈上升趋势，尤其从2019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东盟贸易额明显大幅度提升。这说明中美贸易摩擦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贸易方向偏向东盟，2019 年11 月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额超过了欧盟，表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潜力是巨大的。

图2 2018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中国—东盟贸易额

（三）中日贸易现状分析

中国和日本作为经济实力排名靠前的亚洲国家，两者的贸易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多是比较基础的生活用品，而日本出口的商品基本上是对中国有一定依赖度的科技类货物。相较于21 世纪初，2010 年至2016 年期间中日贸易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2016 年达到2 747.9 亿美元的谷底，直至2017 年才逐渐回升，近两年才呈现向好趋势。而关于中日贸易逆差，2019 年官方数据显示该数额较2010 年下降了48.85%，逐渐呈现缩小态势。

从2018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的中日贸易额（见图3）来看，在中美贸易摩擦比较激烈的时候，中日贸易额上下有所起伏，一定程度说明日本受美国的影响比较深，处于摇摆不定的抉择期。而进入2019 年之后，可以发现与2018 年相比中日贸易额相对平稳，而且在中美贸易摩擦焦灼的当期及之后几个月（例如6 月至9 月），中日贸易额都呈小幅上升趋势，这说明在中美贸易摩擦比较激烈的时期，中日贸易较其他时期更加频繁。同时由图3 可知，2019 年4 月中国向日本出口额较3 月减少，对日本进口额反而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2019 年4 月日元汇率相较于2019 年1 月和6月下降即人民币较其他时候略微升值，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进口并抑制出口。其实中日贸易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会有冷淡期也比较正常，但中国作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日本也不会抗拒。

图3 2018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中日贸易额

（四）中美贸易与中国和主要贸易合作伙伴之间贸易的对比

为了判断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展示2010 年至2018 年期间中美贸易与中国和主要合作伙伴国之间贸易的对比情况。由图4 可知，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中美贸易曲线和中国—东盟贸易曲线最为接近，与中欧贸易曲线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说明中国在2010 年至2018 年期间与这三个合作伙伴的贸易策略是有共通性的，而中日贸易由于一些政治原因，在2016 年以前的中日贸易曲线不是那么贴合中美贸易曲线，但在2016 年之后也是相似于中美贸易曲线的，说明2016 年以后，中国与这四者的贸易情形是相类似的。

图4 2010 年至2018 年中美、中欧、中国—东盟、中日贸易额对比

那么本文可以对此进行推测，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国内市场会出现因与美国贸易减少而暂时无人问津的市场真空，这一部分的中国市场可以转向欧盟、东盟以及日本，为此，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拓展与其他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的。

（一）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Mahfuz et al.（2017）［20］提出的引力模型已经成为分析双边贸易流动的常用计量分析模型，其基本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Yij、Xi、Xj、Dij分别表示两个国家之间贸易的流通数额、进口商的经济规模、出口商的经济规模和两个国家之间地理距离。

由于原有的贸易引力模型的影响因素只含有两国的GDP 和地理距离，在本文不足以完全解释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造成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借鉴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对公式（1）进行处理得到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可以更好地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造成的影响，具体如式（2）所示。

其中，Y 代表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额，X 代表中美之间的贸易额，CGDP、IGDP、E、D分别代表中国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双边汇率、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地理距离，ε 则用来解释随机误差项。以上各变量的解释说明、符号判断和理论说明见表1。

表1 各变量说明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情况，因此选取的是海关总署的中欧、中国与东盟①由于东盟各国通用货币不同导致汇率有所不同，因后续研究需要，本文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整理出2018 年和2019 年东盟10 国与中国的总贸易额综合排名，并选取前六位的国家，分别为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中日的贸易额。由于英国2020 年初脱欧成功，而本文研究的数据是自2018年首季度至2019 年末季度，因此本文的欧盟是指传统意义上包含英国在内的28 个国家。同时由于GDP 为季度数据，因此本文选取的是2018 年第一季度至2019 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同时因后续数据需求，收集2017 年第三季度和2017 年第四季度核心自变量数据备用。其中，中美贸易额数据来自海关总署，中国GDP 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欧盟、选取的东盟六个国家和日本的GDP 数据来自WIND 数据库，汇率则来自中国银行的外汇牌价，地理距离通过百度地图进行测量。

为了判断此次实证应该对该面板数据采取怎样的回归方式，在实证前进行豪斯曼检验②P 值=0.6686，结果远大于0.05，不能拒绝原假设，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先行验证。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应采取随机效应模型。另外，由于自变量中有地理距离，虽然说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距离分别是不同的，但是对单个而言是一致不变的，而固定效应模型并不能分析没有变动的数值。综上，结合上述的检验结果与分析，本文应用随机效应模型是合理的。

（一）当期进出口贸易

表2 显示了中美当期贸易进出口额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的影响情况。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中美贸易额的回归系数为0.197 1，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考虑到第（1）列的回归可能遗漏了其他重要变量，因此本文将在第（2）—（5）列逐步引入中国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与人民币的双边汇率、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由（2）—（5）列的数据显示，在逐步引入其他变量后，中美贸易额的回归系数始终为正。说明中美贸易额同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呈现同方向变化趋势，即当期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由第（5）列可知，中美贸易额每减少1 个单位，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将减少0.151 2 个单位。

表2 当期进出口贸易回归分析结果

控制变量中，中国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GDP、汇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首先，GDP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转水准，也代表着一个国家拥有的供求潜能，GDP 越高也就代表其经济运转水准也就越强，因此可以进行更多的对外经济往来。汇率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汇率上升意味着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拓展出口，增加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而中美贸易额同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呈现同方向变化，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影响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还会影响到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会给全球的经济贸易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根据表2 可以发现，地理距离对于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虽呈现反向影响，但显著度不高，这说明地理距离在国家强烈冲突的情况下影响不明显，地理距离的限制与影响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强烈。

为了更好地说明进出口模型，本文将对当期的进口与出口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1.当期进口

由表3 的结果知，对于当期进口来说，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额、中国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GDP 以及汇率与中国自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额呈同向变化趋势，而且在逐渐加入变量时基本上都在1%的显著水平之上。由列（5）结果可知，当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额、中国的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GDP、汇率分别上升10%时，中国自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额分别上升2.665%、4.038%、4.334%和5.005%。

表3 当期进口贸易回归分析结果

2.当期出口

由表4 显示的结果知，对当期出口来说，在逐步加入变量后，中国的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GDP 和汇率均为正向显著，即当中国的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GDP 和汇率分别上升10%时，中国向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相应提升6.667%、4.889%和5.514%。

表4 当期出口贸易回归分析结果

但出口贸易的核心自变量中美贸易额的回归系数与进口贸易的回归系数相反。原因是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时，中美进口和出口贸易额都下降，导致中国的经济运转水准以及需求下降，因此其可以承受别的贸易合作伙伴的进口的程度也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将货物出口给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能力。但是，出口贸易中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度不高，这也就说明对于当期进出口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一定程度有利于中国向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但是对于整体贸易总额而言是不利的。而三个回归分析中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的显著度均不高，充分地说明地理距离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滞后性

对于当期贸易可以发现，中美贸易额与因变量是呈现同向变化趋势的，虽然符合中美贸易摩擦会对全球经济贸易带来不利影响的大背景，但是不符合我们在实证之前的初步推测，即与中美贸易摩擦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流通产生有利影响的推测不相符。与此同时，由于汇率的延迟效果，中美贸易额可能会因为中美汇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而会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将对回归模型进行滞后性处理，即通过将核心自变量中美贸易额滞后一期重新加入进出口贸易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表5 可知，在滞后一期的回归中，中国的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GDP、汇率以及地理距离与当期进出口贸易的回归系数方向相同，前三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另外，前三项分别提高10%，则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就相应提升4.419%、4.827%和5.470%，说明这三者可以明显促进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而且在逐步加入回归变量时，三者的显著度水平是基本不变的。而对于地理距离来看，也符合当期的观察，会一定程度抑制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但影响并不显著。

表5 滞后一期进出口贸易回归分析结果

而与当期进出口模型表现不同的是核心自变量即中美贸易额对于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贸易的影响方向。从单个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开始一直到全部加入变量为止，都显示中美贸易额和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呈反向变化趋势。这说明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导致中美贸易额下降，这时中国国内市场会出现一段真空期，而在该段真空期，中国会加强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即当中美贸易额下降10%时，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额会上升1.173%。

（三）合理性检验

为了验证中美贸易额的滞后性以及滞后一期回归模型与其结论的合理性，本文采取滞后两期的中美贸易额进行合理性检验。

根据表6 可以看到，在逐一加入自变量后，各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基本稳定，尤其是中国的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GDP 以及汇率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都在1%的水平，且与因变量呈同向变化趋势。当中国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GDP 以及汇率分别上升10%时，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会相应提升3.803%、4.763%和5.390%。

表6 滞后两期进出口贸易回归分析结果

而就核心自变量即中美贸易额来看，在逐步加入变量时，中美贸易额与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呈现反向变化趋势，与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方向相同。在完全加入变量后，当中美贸易额下降10%时，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上升1.734%。从最终结果的显著度来看，滞后两期核心自变量的显著情况也只是略高于滞后一期，而其他自变量的显著度是一致的，表示中美贸易额的滞后性和滞后一期的结果是相对合理的。

综上所述，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全球的经贸状况，但是对于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情况是有推动作用的。虽然在当期中美贸易额同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呈现同方向变化，但根据合理性检验得知，中美贸易额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并且中美贸易额同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呈现反向变化趋势，即中美贸易额下降，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上升。这说明中美贸易摩擦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产生有利的结果。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更为深化，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会有一个接受的延迟效应，随后才会受中国国内市场的吸引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本文选取2018 年第一季度至2019 年第四季度的数据，采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贸易情况。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当期进出口回归模型中，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即中美贸易额每减少1 个单位，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将减少0.151 2 个单位。第二，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进出口回归模型中，中美贸易额和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呈反向变化，即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有限的。第三，中国GDP、其他主要贸易伙伴GDP 和汇率也同时对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虽然地理距离抑制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额，但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就中国应如何更好地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保持竞争力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提升自身的科技能力水平。根据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以及关注点大多集中在中国高科技产业和知识产权领域。因此，我们要加强自身的科技水平。第一，借鉴国外的科技发展经验，钻研并形成自己的科研能力。第二，对于高校而言，要加强自主科技创新的研究侧重度。第三，对于企业而言，要尽可能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动合作。第四，在知识产权层面上，对自主创新的人才及所属的单位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发放相应的科研补贴，以激发更多的科研热情。

其次，加强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合作。由实证结果可知，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有促进作用，这也表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对中国市场是有兴趣的，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向好的。为了维护中国的竞争力，中国要积极与其他主要伙伴进行贸易合作，扩大贸易规模。

最后，要稳定汇率。根据实证结果表明，汇率的上升可以促进中国与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但根据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来看，中国还需要面对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必须抵住人民币飙升的压力，进而稳定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