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楷模，师者之典范——纪念恩师刘文鹏先生

靳 玲

(内蒙古民族大学 法学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28043)

刘文鹏(1931—2007)是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埃及学专家，中国埃及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2022年是恩师刘文鹏先生去世15周年，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印在心间，对自己的鞭策与影响也随着时间的悠长变得更加醇厚有力。谨以本文尝试总结先生的治学精神与育人之道，表达对恩师的怀念。

1931年12月23日，刘文鹏先生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50年，年仅19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7月，刘先生本科提前毕业，同年秋考取东北师范大学第二届世界古代史研究生班，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教授，选定人类文明之摇篮的古代近东史(包括西亚、埃及)作为研究方向。学习这个专业不仅要掌握古文字，而且要掌握多门外语。刘先生在已掌握日语、俄语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英语、德语、拉丁语等，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1955年7月，刘先生从研究生班结业，留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同年秋教育部为了培养世界古代史师资，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责成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招收全国高校教师进修，为期两年。当时进修班的刘文鹏、毛昭晰、刘家和、周逸天、崔连仲、李长林、涂厚善、任凤阁等28名学员，跟随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进修世界史，中方指导教师是林志纯。刘先生作为进修班班长，逐渐成长为老师的得力助手。学员里有相当一批人后来成为世古史的学科带头人[1]。刘先生选定古代埃及史为研究方向。相较于古代希腊罗马史，古代埃及史传世历史文献较少、研究难度更大，因此往往被戏称为“绝学”。然先生知难而上，显示了他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

1969年12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刘先生一家被下放到吉林省安图县山区插队落户。1972年5月，因学校全面复课，需要授课教师，刘先生被抽调到地处哲里木盟的通辽师范学院(后改名为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现为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

1979年，原本隶属吉林省的哲里木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随后东北师范大学邀请刘先生回母校工作，刘先生也有意回到老师身边，但因系领导一再挽留、盛情难却，最终留了下来。刘先生在内蒙古民族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35年，把余生都奉献给了高等教育事业。

先生为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专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73年学校成立了政史系，当时系里唯一的讲师刘文鹏和唯一的助教姜桂石开创了世界史学科。在老一辈学人的辛勤努力下，1985年，学校“世界上古史·古埃及史”学科被批准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省级重点学科。1991年10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批准成立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刘先生任所长。这是当时我国唯一的埃及学专门研究机构。1996年，学校世界史学科发展扩大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世界史重点学科。1998年9月，学校世界史学科获批为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刘文鹏先生和姜桂石先生分别作为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方向的指导老师，自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刘先生是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奠基人，也是我国第一位定向研究古埃及史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在1957—1977年间，他是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古埃及史教学研究的高校教师，并取得多个“第一”的研究成果，所以说他也是我国埃及史和埃及学的开创者。

身处边陲小城、没有研究基础，这些都没有限制刘先生个人的发展。他几十年如一日，克服一切困难，刻苦钻研埃及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刘先生的古埃及史研究起步较早，自1956年(正在就读世界古代史进修班)起就陆续在东北师范大学《争鸣》《历史教学》等刊物上发文，共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半数以上发表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国家级刊物，内容涉及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埃及文明的特性、城市与城市国家的形成、专制主义等方面。1988年10月，刘先生应邀参加在埃及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埃及学大会，“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作为受邀学者参加了国际埃及学大会”[2]。刘先生以所提交论文《古代埃及的城市和城市国家》(OntheEgyptionearlyCitiesandCityStates)在会上交流发言，论文被收入出版的论文集中。先生关于古埃及早期国家的系列研究“表明我国学人的较深学力与未来潜力”[3]6。

《埃及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收录了先生多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是我国有关埃及学的第一部专门研究的成果”[4]。《文集》共收入论文16篇，内容丰富多彩,“可称得上是埃及学研究的一部精彩的万花筒”[5]。《文集》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体现了作者对古埃及学的认识及其治学特点。《文集》的开篇之作——《埃及学的诞生、发展与现代的研究》,详细介绍、论述了什么是埃及学、埃及学的诞生与发展、20世纪的埃及学等问题。刘先生指出：“所谓埃及学,乃是近代兴起的,研究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一门综合性的专门学科。它既包括古埃及的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与古文献学,又有宗教学、文学、艺术和建筑等内容;而且还涉及医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和技术史等自然科学的各分支。”刘先生的古埃及史研究涉猎甚广，熔历史学、考古学、文字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建筑、丧葬等方面研究于一炉,而且将中国与古埃及两个文明古国进行对比研究，如《古代埃及与中国的丧葬习俗类比研究》。《文集》选文重点突出，收录了6篇有关文明的形成及城市、国家的产生等重大问题的论文。如《论埃及文明的起源》《古代埃及的早期城市》《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前王朝至早王朝时代埃及墓葬的发展》等，体现了刘先生对古埃及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视。

刘先生参编著作10余部。早在1962年12月林志纯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上古部分》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发行，其中1—194页由刘先生负责编译。后虽经历“十年浩劫”，但刘先生仍坚持治学。1979年，他参加了林志纯教授主持的《世界上古史纲》编写工作，负责编写了“古代埃及”部分。学界评论该书“依据了尽可能新的考古资料，对古埃及史作了剀切详明的论述”，代表着当时世界上古史研究的最高水平。1999年,刘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之《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有关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发展史的著作，也是一部很有学术水平而又有可读性的好书。[6]他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埃及考古、历史、经济词条的撰写。

最能体现刘先生学术成就的是他的代表作《古代埃及史》及其遗作《埃及考古学》。《古代埃及史》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今已再版5次。《古代埃及史》对埃及历史的叙述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征服,在时间断限上开创性地包括了希腊、罗马统治下的古埃及历史。刘先生在《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一文中阐明希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应该是古埃及史的组成部分,而不应该划分到征服民族的历史中，从而摆脱了西方学者“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确立了一个系统的古埃及史新体系。在内容上，作者按照史前时代的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时代的埃及,以及后期埃及和希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几个不同历史时期,分阶段介绍了古埃及人在文字、文学、艺术、建筑等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对古埃及人的宗教意识和丧葬习俗作了较多的论述。该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专家鉴定，认为在古代埃及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新的突破。刘先生对古代埃及史的研究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认为“他的论文和专著反映了我国埃及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埃及学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就”[7],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国埃及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先生的遗作《埃及考古学》于2008年3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刘先生在身患重病期间,同病魔作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写就的。《埃及考古学》在时间断限上包括史前时代、法老时代、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代,囊括了古埃及历史上的各个时期；
在内容上包含史前埃及文化的演进，城市文明与聚落形态，宗教文化，陵墓、建筑(包括宗教建筑、世俗建筑)、艺术创作,以及丧葬习俗等。述及巴达里、涅伽达、希拉康坡里斯等45处埃及考古遗址,详细介绍了古埃及人在建筑、雕刻和绘画等方面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埃及考古学》是我国迄今为止出版的第一部专门而系统的埃及考古学论著,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外国考古学论著[8]。埃及考古学对于古埃及史的研究意义非凡，所以刘先生的《古代埃及史》《埃及考古学》两部著作在内容上相得益彰，堪称“姊妹篇”[3]，合而双美。

刘先生用毕生精力为埃及学和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源于他高度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即使身处逆境仍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是治学楷模、学人榜样。

刘先生治学硕果累累、成就非凡，其治学特点主要有：

一是刘先生治学有坚守不移之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刘先生对古埃及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就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刘先生在《论埃及文明的起源——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不同性质，以及文明的起源，并赋予文明社会以深刻的阶级性，揭示了文明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指明了文明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作者结合埃及的实际“考察作为埃及文明最直接现象的文字、王权、城市、城市国家是怎样发生的，如何形成起来的，以及他们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根源”。刘先生的著作《古代埃及史》力主把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意即包括希腊化和罗马—拜占廷统治下的埃及历史，从而完整体现古埃及进入封建制社会之前的历史。这种分期法正是刘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修改、补充和完善而提出来的。

二是刘先生治学持博大之心、做专精之事。刘先生作为我国第一位定向古埃及史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在1957—1977年20多年里，是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古埃及史教学与研究的高校教师。他一人支撑起几亿人大国的埃及史分支学科，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埃及学国际交流中发出中国学者之声。先生的学术研究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有自己的历史价值判断标准，不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古埃及文明起源，还是对“治水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都体现了学者的中国气魄。刘先生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埃及史，他还将古埃及与中国两个文明古国加以比较研究。刘先生对古埃及经济、政治、艺术、建筑、宗教等领域均有涉及，并着重于古埃及历史进程的研究，最终成就了巨著《古代埃及史》及其姊妹篇《埃及考古学》。先生志存高远，笃行勤学，称其为我国埃及史或埃及学的先行者、开创者，实至名归。

三是刘先生治学有拳拳爱国之心。1988年10月，刘先生出席了在开罗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并宣读论文。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埃及学交流大会上。这也是先生最自豪的时刻，因为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学人所具有的学术潜质。在会后的学术考察中被问及是否是日本人，先生自豪的回答：我是中国人。这种爱国之情更带给先生无尽的鞭策力量。刘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仍坚持撰修《埃及考古学》。他在导论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作为古老文明的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建和发展中国的埃及考古学,已是义不容辞的任务。……我们需要有一批年轻学子从事和热爱埃及考古学专业,也期望有朝一日,派出中国的埃及学者前往埃及,与其他各国的同行并肩协作,参加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并建立一支中国的埃及考古学队伍,为在埃及考古学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位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刘先生作为中国老一辈埃及学研究者的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四是刘先生治学有现实关怀之情。历史研究从不脱离时代的主题，体现着学人的责任与担当。刘先生自觉践行这一优秀传统。1995年，他针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歪曲中国及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古代埃及的历史，诋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撰写了《“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历史的扭曲》，揭露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谬误，及其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彰显出史家自觉的历史担当。

刘先生自1955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起，专注于教育事业，从教50多年。在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刘先生从未主动离开过他热爱的教学岗位，即使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也不曾脱离教学，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重点。他不仅是一位埃及史研究专家，更是一名认真负责、令人尊敬的师长。

刘先生非常重视教学工作。他为本科生开设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及“古代埃及史”两门课程，深受同学们喜爱。他为研究生开设“古代埃及史”“埃及考古学”“西方史学史”等基础课和专业课。先生的学术素养及敬业精神在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学生。

刘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注意学生“德”的培养。刘先生一贯坚持开放的培养模式，鼓励研究生到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交流学习并在全国范围内参加学术会议，以此开阔学术视野。在科研方面，先生会结合每个学生的特点确定其研究方向，使学生深受其益，毕业后从事科研的学生都会继续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实践证明了先生的卓越见识及对学生的深度关怀，他的培养目的不仅是为了毕业，而且为学生做了比较长期的规划。

笔者认为，从先生那里汲取营养最多的阶段就是在论文写作过程之中，先生每次都是认认真真做出批阅，大到研究方法与路径，小到一个措辞都不会略过。

刘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与牵挂更是留在我们心间的温暖。刘老师病重期间，对尚未毕业的学生均做出安排。老师和师母对弟子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经常叫我们去家里聚餐，平日里威严的导师此时变成慈祥的老父亲，给予我们关心与陪伴。刘先生病重期间，曾将所有弟子会聚在一起，共享美好时光并合影留念。当时刘先生只能躺在病榻上，却忍着剧痛将微笑留在了学生心间。每每想到这里，都会感动于刘先生对弟子的无尽关爱而潸然泪下。

2007年5月29日下午，先生像往常一样给学生辅导论文，当晚因病情突发而离世。作为师者，刘先生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为学者，刘先生在病重期间坚持完成了巨著《埃及考古学》的初稿，践行了自己“在我敲响奥西里斯的大门之前……我还愿意在埃及学这条艰辛而崎岖的小路上继续攀登”的初心。先生“经难为之时,历难为之地,治难为之学,成难为之功”，“以忠厚秉性,持忠厚待人,乐忠厚情怀,是忠厚长者”[3]5。先生诚然是学者之楷模，师者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