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出版“走出去”视野下图书互译出版推进策略*

孜里米拉·艾尼瓦尔

中国出版“走出去”方兴未艾。2021年1月18日，中韩双方以交换文本的方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大韩民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约定在未来5年内，共同翻译出版50种两国经典著作。①图书互译作为一种文化的双向传播，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域外文化走进中国有效和必要的手段。“十三五”时期，在“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及“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政策项目的推动实施下，优秀的中国图书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各国，不仅实现了“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还满足了各国读者对渴求认识和了解中华文化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是“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工作的远景目标，这对通过跨国图书出版交易来推动文化互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回望“十三五”时期跨国图书互译的成效和实施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十四五”时期跨国图书互译计划实施的动因，并归纳出跨国图书互译发展面临的瓶颈，据此展望“十四五”时期我国图书互译推进的创新路径。

我国自2003年起将中国出版“走出去”作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推动中国出版物走向国际图书市场，政府相关部门先后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其中，图书互译出版项目是在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相关政策中实施范围最广、时间最长、最受国内外关注的项目类型。②“十三五”时期，出版行业认真贯彻推进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下，大力促进文化产品通过不同形式、不同渠道“走出去”。在各项互译出版工程的充分实施中，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跨国图书互译的类别不断丰富，图书互译的语种不断增多，图书互译合作计划所涉及的国家及区域不断扩大，翻译出版的图书在国际图书市场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作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加强版、首个图书互译出版政策项目，自2009年提出实施以来，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相得益彰，互译出版的内容以文学、科技、国情等门类为主，已与25个国家的61家出版机构签订100多个资助互译项目，涉及1000多种图书，近20个语种。③该项目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图书互译出版进入了从单一渠道转向多渠道对外推广的新发展阶段。之后，在2008年启动的“中外图书互译计划”、2009年启动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项目的陆续推动下，截至2018年，已资助3000多种图书在42个国家翻译出版。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并针对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分别设立了专项图书互译计划，如2012年与阿拉伯国家签署的“中阿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2013年与印度和俄罗斯分别签署的“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备忘录和“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2014年与斯里兰卡签订的新闻合作出版备忘录，以及2014年推出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⑤在这些区域性图书互译项目的推动实施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版权输出与出版物实物出口数量显著提升，互译图书成效斐然，把中国图书“走出国门”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其中，“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图书出版项目，不断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该项目自2014年12月获中宣部批准以来，有关中国精品图书及中文教材的互译出版项目达2000多个，涉及20多个国家、200多家出版企业、985种图书、50多个语种，在跨国出版交流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⑥此外，基于亚洲国家共同繁荣富强的愿景，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进行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推出了“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在此计划的实施下，截至目前，我国已与阿联酋、阿曼、印度、伊朗等18个亚洲国家签署了图书互译出版合作协议，已互译出版精品图书70余种。⑦该区域性经典图书互译倡议开创了亚洲国家间跨语种出版物交流的新篇章，促使我国的图书互译出版项目日益成熟，跨国图书出版交易发展越发稳健，我国精品图书在亚洲各国的译介和传播正向好发展。

(一)内在需求：图书的多语种外译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纲要》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2035年要把我国建成文化强国作为“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⑧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作为一种软实力，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形象的塑造，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全球各国博弈的新议题。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体中地位的提高，凭借自身实力塑造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传播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诉求愈加强烈。因此，我国要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提升“文化软实力”必将成为未来“十四五”时期的“硬任务”。

图书作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可以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减少国际交流的误解和障碍，有效塑造我国的国际形象，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⑩其中，图书互译是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路径，大多数发达国家通过推动本国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来扩大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十三五”时期，各项图书互译项目的实施使优秀的中国图书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各国，不仅于润物无声中传播了中国声音，还满足了各国读者认识和了解中华文化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概而言之，在未来的文化软实力竞争中，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发展水平，促进中华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推动并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才能占得先机。

(二)外在原因：图书的多语种外译助力文化共赢、共享繁荣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出版“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在国际文化交往语境中，中外互译图书的出版呈现出中外文明的双向互动交流的特征。跨语种翻译图书的流通不仅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也可以促使世界各国平等的沟通与交流，达到和谐共处、共享繁荣的目标。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同时，提出亚洲各国之间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的倡议，赋予图书互译出版助力亚洲各国人民共享繁荣的时代使命。

首先，从中译图书的引进行为来说，其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认识和吸收外来文化精髓提供了动力，并搭建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平台，营造出文化共赢的良好氛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今天文化全球化的多元格局，既是各国在发展中不断主动学习吸收相邻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的表现，也是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国家、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积淀的结果。文化的影响和接受过程必然依赖一定的传播途径，图书的多语种翻译正是跨文化和跨语言交流的桥梁和重要载体。

其次，从外译图书的输出行为来说，其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消除国际社会“误解”、为中国开展区域性合作奠定民意和社会基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人文基础。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各国对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尤其是在“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目的实施中，切实推进了我国图书跨越“文化鸿沟”走向世界各国的步伐，同时向国际社会输出中国“合作共赢”的倡议，消除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疑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图书互译计划倡议担负着时代使命，在相互理解和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探求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进步，实现全球社会的整体繁荣。

在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背景下，图书互译出版产业将迎来全新的机遇。在“十四五”时期，提升我国出版“走出去”视野下图书互译出版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从图书互译出版的内容建设、团队建设、渠道优化、法律保障等维度着手，实现中国出版“走进去”。

(一)内容建设：重视“受众因素”，实现“精准输出”

一是重视“受众因素”，细分海外市场。互译图书的主题和内容应在接受和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结合图书目标市场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以目标市场受众个性化的需求和语言习惯为基础，深耕互译图书的内容建设，生产和输出满足需求各异的海外读者的文化产品，从而提升互译出版图书在输出国市场的口碑与知名度。一方面，要对输出国图书市场进行调研，了解目标市场对我国文化产品的认知程度，在此基础上细分海外市场，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实施有针对性的出版策略。另一方面，要对目标市场中互译图书所面向的读者的心理、阅读习惯及爱好等做进一步的研判，再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阅读习惯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输出不同主题的图书。尤其是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图书互译计划中，丝绸之路沿线64个国家处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圈，应尊重其在文化、语言、审美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输出适合当地文化的图书。

二是借力专业人才，实现“精准输出”。专业的版权贸易人才熟悉输出国读者的阅读喜好及市场需求，将熟悉国际版权贸易规则和谈判技巧的人员纳入图书互译工程项目组中，使他们与其他人员一同研习国外不同读者的习惯与特点，了解图书的选题策划、对外翻译、出版等流程。版权贸易人才的介入可以对图书翻译的内容选择、语种选择及海外市场需求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指导，这样才能及时追赶国际图书市场的发展潮流，更好地契合国外读者的阅读期待，避免互译图书错过最佳发行时间，从而保证互译图书在输出国的传播，实现“精准输出”。

(二)团队建设：注重人才培养，建设专业版权贸易队伍

图书互译计划开展的关键之一在于跨越与输入国之间的语言鸿沟。互译图书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文化传播的成效，互译图书的内容和语言须同于输入国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从而使输入国的读者接受和认可，并消除内容理解上的障碍。而提升互译图书翻译质量，专业的翻译人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须着力解决翻译的难题。此外，从互译图书题材的选择、海外市场的推广营销，再到解读输入国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了解输入国当地的文化和市场需求，都离不开专业的版权贸易人才。可以说，专业的翻译人才和版权贸易人才是真正提升译介图书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此，中国图书互译计划的有效实施，应该基于一支既精通各国语言的专业翻译人员，又具有丰富国际出版交易合作经验、国际视野、敏锐的市场策划能力的贸易人员组成的职业化队伍来打破地域界限，这对我国出版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未来培养和组建专业人才队伍，一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政府、高校要形成合力，以国际化的眼光注重小语种翻译人才长期的、有计划的培养和发掘，努力培养出大批有中华文化修养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秀译者，从而为跨国图书互译出版的有序发展提供翻译人才保障。二是在人才保障方面，提升版权贸易人才的行业地位，重视对版权贸易人才的职业化培训与交流，提升业务水平，完善版权贸易人才的管理机制，制定版权贸易行业守则。三是未来人才的培养应与新技术发展同步。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机遇，未来实现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图书互译出版。一方面，人机协同的翻译机制有助于突破互译图书的翻译质量瓶颈；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可以基于智能数据分析技术来进行选题策划。

(三)渠道优化：借力新技术强化数字版权输出，实现传播增值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VR、AR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图书出版行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必将成为“十四五”时期发展中国图书对外翻译出版、高效促进跨国图书版权贸易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在这样的全球出版数字化趋势下，需要转变创新思维，充分利用技术交融发展对互译图书传播中的优势来推进图书对外翻译的输出，扩大互译图书在海外市场传播的覆盖面，促进跨国图书版权贸易，实现传播增值。

一是优化输出渠道，创新数字技术融合出版形式。众所周知，数字出版发展初期，数字化的图书在逐渐代替纸质化的图书。如今，在5G移动网络通信技术支撑下，数字资源传播的速度进一步提升，数字出版物“走出国门”的时间、距离进一步缩短，读者获取数字资源更加便捷。因此，在互联网传播新格局下，将跨语种翻译图书的输出渠道由现有的“多国单一渠道”转变为“多国多渠道”，即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受众阅读偏好等市场因素来调整和优化互译图书推介方式，不再局限于国际图书展等线上模式，而是推出“线上+线下”结合的输出渠道，包括网络书店等。同时，在纸质版图书输出的基础上，丰富跨语种图书的数字化传播手段，例如，不仅可以通过移动端的阅读类APP推广互译图书对外输出的电子书、有声书、多媒体图书等类型，还可以通过“VR+出版”“AR+出版”技术的推广，拓宽互译图书的传播广度，增强互译图书本身的价值感，以满足受众不同的需要。此外，借助于国内外各类社交媒体，通过音频、短视频、直播等多种方式推介互译图书，进一步增加众多国际读者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喜爱。

二是搭建集约化、规模化的数字出版平台。与新技术融合的新媒体平台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传播的价值。尽管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出版社推出了汇集我国多个出版社出版外文电子书的数字出版平台，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上线的“中国电子书库”、五洲传播出版社推出的手机阅读客户端China Bookstore、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面向海上丝绸之路的汉字文化综合传播平台”等。其中，五洲传播出版社推出的数字资源平台 “that’s book on china”在阿拉伯语言地区得到了进一步推广，促进了中国主题图书的广泛传播。尽管现有“走出去”平台的用户数量、普及度仍有待提升，但这些出版机构的积极尝试为推进更大规模的数字出版平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因此，各大出版社顺应时代发展，以“造船出海”的模式自行搭建集约化、规模化的跨境数字出版平台来推进其海外运营。尤其是在“丝路书香图书互译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搭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出版平台，实现资源、技术、平台一体化的图书互译机制。

(四)法律保障：创新保护机制，主动防范风险

互译图书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扭转部分互译图书在海外图书市场中被侵权的现状，需要出版企业创新互译图书著作权保护思路，制定著作权侵权防范机制，减少数字版权输出的障碍，在国际市场立足发展，通过图书互译来进行文化的对外输出。一方面，因考虑到我国与输出国之间著作权制度及实施存在差异，要求我国出版企业输出文化产品之前要充分了解输出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以便制定出相应的互译图书境外著作权保护策略。对输出国著作权制度及政策的了解应包括输出国的立法现状、司法制度、行政法规及实务做法等几个维度。此外，我国的出版企业针对互译图书寻求输出国的法律保护时，须了解输出国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期限，著作权登记的具体程序等基本情况，在海外市场面临著作权侵权时须了解输出国的司法程序及诉讼技巧。另一方面，针对输出的数字出版产品，要从事后被动应对侵权之诉转变为事前主动防范风险，采用最新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避免数字化文化产品的内容输出之后遭到非法使用。

在当前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下，我国图书互译计划已进入国际图书市场，向国际社会输出了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走出去”。但与此同时，我国图书互译计划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需要突破的瓶颈，需要对其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图书互译计划中，成为实现全球各国文化与经济互利共赢的一个抓手，同时也成为全球各国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纽带。唯有不断地思考与改善，才能坚实跨语种图书传播的基础，为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开辟一条崭新的文化互通之路。

注 释：

①国家新闻出版署，《中韩签署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的备忘录，开启两国人文交流互鉴新阶段》[EB/OL]，[2021-01-18].[2021-02-25].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719/75533.shtml.

②王珺：《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出版走采取——新闻出版走出去政策、项目情况综述》[J]，《出版参考》2017年第8期，第5～8页。

③④戚德祥：《中国出版“走出去”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0页。

⑤李诗言：《近十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情况及发展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1期，第83～87页。

⑥戚德祥：《“十三五”时期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成效与思考》[J]，《中国编辑》2020年第12期，第23～28页。

⑦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湖南地图出版社，2018年，第10～11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

⑨许正邻等：《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策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9页。

⑩李婷，韩建民，杜恩龙：《“十四五”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展望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1年第2期，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