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势处境对农村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支持和饮食摄入视角的分析

梁 在，李 巧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劣势处境儿童是在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为儿童发展提供的资源和支持获取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儿童。相比于其他儿童，由于父母外出，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处于多种不利的社会结构和环境之中，面临教育、健康、行为等多方面的问题。［1-2］同时，不同的留守、流动经历导致流动人口子女内部的巨大差异性。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虽然同属于流动人口子女群体，但是他们面临的社会处境以及身心健康状况并不完全相同。本文研究的劣势处境主要是指相比于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农村其他儿童来说，处于留守和回流这两种处境对农村留守儿童、回流儿童所造成的影响。

家庭是儿童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父母外出造成家庭内部亲子互动关系不稳定，父母支持和照顾缺失影响农村劣势处境儿童身心健康。已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明显表现出比其他儿童更差的健康状况。［3］儿童期的健康状态能够持续影响整个人生过程，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不利的健康状况已经让这一群体落后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对于父母外出形成的缺损家庭来说，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从家庭中得到的支持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学校成为儿童获得社会支持的另一重要来源。但是，目前对于儿童身体健康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家庭因素，较少考虑校园社会支持的影响。同时，近年来留守儿童、回流儿童遭受校园霸凌的新闻频发。那么，农村劣势处境儿童的校园社会支持情况到底如何？校园社会支持如何影响劣势处境儿童的身体健康？以上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除了社会支持之外，儿童的健康成长还受到饮食习惯的影响。生命历程早期形成的饮食习惯不仅影响儿童期的健康，还会影响成年期的健康。相比农村其他儿童，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因为同伴的影响和缺乏父母的约束，更易受到低劣零食的吸引，形成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进而影响身体健康。［4］因此，本文从饮食摄入视角入手，分析农村劣势处境儿童与农村其他儿童是否存在健康差异，社会支持在劣势处境及儿童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家庭支持和校园支持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性，并试图从社会支持的内在机制差异出发为改善农村劣势处境儿童的健康状况提出针对性意见。

（一）劣势处境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

劣势处境指的是在力量或态势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儿童作为心智和身体未发育完全的弱势群体，本就处于社会劣势地位，难以处理不利情况，遇到社会风险极为容易影响身心健康发展。而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作为儿童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更加容易受到社会结构性不利和负面环境的影响，进而损害身心健康。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围绕留守儿童身体健康问题展开。这些文献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关注点，其一是留守状态和经历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其二是影响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因素。大部分研究结果均表明儿童留守状态会对其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并且该负面效应具有持续性，即留守对儿童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并不会随着时间自然缓解。［5-6］对于影响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因素，学界主要关注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差异性影响。母亲外出不仅显著增加儿童的抑郁程度，还会对儿童的身体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留守儿童体重偏轻、身高偏矮。但是，父亲外出、母亲在家并不会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7］同时，父母外出的收入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留守对儿童的影响，即外出父母寄回汇款越多，留守对儿童健康的影响越小。［7］另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关注社会支持、生活环境等其他因素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这些学者认为留守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从而导致较差的家庭生活环境和不良的卫生习惯，影响留守儿童健康成长。［8］同时，在父母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儿童健康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具体来说，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更加容易遭受社会排斥，［9］也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群体的影响，［10］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

回流儿童是曾经跟随父母在流入地生活学习，现在又返回户籍地的儿童。回流儿童和留守儿童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相似性在于大部分回流儿童是特殊的留守儿童，流入地入学门槛过高是造成儿童回流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流动儿童为了继续求学，回到户籍地。［11］但是回流儿童的父母仍然留在大城市务工。因此这些回流儿童也是留守儿童的一部分，影响留守儿童健康的因素同样会对这些回流儿童产生影响。二者的差异性在于回流儿童是比留守儿童处境更加不利的群体。首先，儿童回流之后存在社会融合和再适应问题，［12］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心理健康状况变差，进而可能影响身体健康；
其次，城市流动经历可能会影响其他农村居民对回流儿童的认同，［13］导致回流儿童受到老师或者同学的冷落，甚至是欺凌，从而影响回流儿童的身心健康；
最后，回流儿童比农村其他儿童更加注重饮食均衡。但是，很多营养食品在农村较难买到。加之部分农村学校实行住宿制，由学校食堂提供伙食，集体餐饮更难保障饮食均衡。因此，回到老家之后回流儿童被迫面临饮食习惯的改变，从而影响身体健康。［14］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劣势处境会对农村儿童的身体健康产生较大影响，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相比农村其他儿童，农村劣势处境儿童的健康状况更差。

（二）社会支持与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健康

社会支持一般是指个体所接收到的来自其社会网络的帮助，［15-17］这种帮助包括工具性帮助、物质支持、情感关怀和社会交往等。以上定义强调社会支持的外源性和客观性。同时，社会支持还可以充当缓冲器，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缓冲各种困境对身心的消极影响，［18-19］体现了社会支持的主观性。因此，本文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获得或者感知到的来自外界的社会交往、情感关怀等。根据社会支持的来源，可以将其划分为家庭社会支持（父母、配偶等）、同伴社会支持（朋友等）、组织社会支持（从属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等。［15］对于儿童来说，家庭和学校是儿童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是儿童获取社会支持的主要途径，下文将从家庭和学校两方面出发论述社会支持对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健康的影响。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当代家庭结构主要以核心家庭为主。因此，父母亲成为儿童获取家庭支持的主要来源。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父母外出会对留守子女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无论是与城市儿童比较，还是和农村本地儿童比较，抑或是和流动儿童比较，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均较差。［20］但是，与父母的沟通及联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外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有利于留守儿童健康发展。亲子沟通频率越高，亲子亲密感受越强，越有利于儿童的健康发展。［21］同时，父母亲不同的外出安排导致父子联系、母子联系频率不同，从而对留守儿童健康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母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可能增加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病的概率。［8］但是，仅父亲外出并不会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显著影响。［7］与和父亲居住相比，和母亲居住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表现更好。［10］母亲外出会对留守儿童健康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刘金华、吴茜的研究表明父亲与孩子的交流、父亲对孩子的尊重以及父亲和孩子的秘密分享能够显著减少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22］可见，父母亲与儿童的联系均能影响留守儿童的健康。本文认为父母亲联系对留守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这是导致以上文献在父子联系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上存在争议的原因。基于此，本文将详细探讨家庭内部支持对处境不利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即父子联系和母子联系对处境不利儿童健康产生影响的路径差异。

由于经济原因，大部分回流儿童的父母并不会随着孩子回流，因此这部分回流儿童也是留守儿童的一部分，他们同样面临因父母外出导致的家庭社会支持的缺失问题。同时，回流儿童还要重新适应户籍地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进行再社会化。回流儿童面临的困境甚于其他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社会支持可能会对回流儿童健康造成更大的影响。黎煦等人对回流儿童的研究发现回流会对儿童产生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一负面影响并不会随着时间自然缓解。［23］要改善回流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对儿童进行外部干预，作为回流儿童情感联系最亲密的家人，父母与回流儿童的联系能够减弱回流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回流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除了家庭之外，校园是儿童居住生活的另一重要场域。因此，校园也是儿童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于父母外出导致家庭支持功能减弱的劣势处境儿童来说，来自学校的社会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回流儿童社会支持的研究更多关注来自家庭的支持以及家庭支持功能缺失对儿童的影响。对于来自校园，例如同伴群体支持的相关讨论较少。教师的支持以及良好的同伴影响有助于留守儿童建立归属感，产生积极的认知进而促进身体健康。［10］和老师同学交流频率升高有利于降低农村缺损型家庭儿童在躯体主诉等方面的问题检出率。［21］但是，劣势群体更容易因为处于弱势地位遭到社会排斥。近些年留守儿童、回流儿童遭受校园霸凌的新闻频发进一步证明劣势处境儿童面临被排斥的风险。［6］对于回流儿童的研究显示回流儿童回到农村后更可能遭受老师和同学的冷落、排斥以及欺凌，从而影响身体健康。［13］可以确定的是校园支持会影响劣势处境儿童的健康。那么，农村劣势处境儿童的校园支持状况到底如何？校园支持对劣势处境儿童健康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以上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无论是家庭支持还是校园支持均会对劣势处境儿童的健康产生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社会支持对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假设2a：母亲的支持对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假设2b：父亲的支持对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假设2c：教师的支持对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假设2d：同伴的支持对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三）饮食与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健康

饮食是研究健康的重要视角。Luo等人对中国农村儿童的研究显示中国贫困地区的儿童普遍存在贫血现象。但是，对于这些儿童饮食摄入的微小改善能够显著降低其贫血状况。［24］可见饮食是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因素，儿童期形成的饮食习惯可能会保持到成年时期，从而对健康产生长久的影响。家庭环境对儿童饮食习惯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婴儿时期，母乳喂养或非母乳喂养已经为婴儿以后饮食习惯的形成埋下伏笔。［25］在儿童期，父母对儿童饮食的限制或纵容直接导致儿童饮食习惯以及健康的好坏。同时，学校作为儿童生活的重要场域，儿童的饮食习惯还受到同伴和教师的影响。如果同伴群体对健康食物的态度偏向负面，会降低儿童对蔬菜、水果和果汁的摄入。［26］教师对于饮食的正确指导有助于儿童建立健康的饮食观念。［27］

对于儿童饮食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饮食习惯较非留守儿童更差。具体表现在水果、牛奶等健康食物的摄入比例比非留守儿童低，快餐、碳酸饮料等危害健康食物摄入频次更高。［28］在日常饮食中，留守儿童的三餐荤素搭配较其他儿童更差。［29］留守儿童饮食习惯较差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父母监管，父母亲外出，与孩子的沟通减少会降低对儿童饮食的管教和引导。另一方面是因为儿童的饮食习惯会受到饮食环境的影响，同伴群体的饮食习惯以及食品广告直接影响儿童的食物喜好和进食行为。同伴群体对于高盐、高糖等垃圾食品的摄入以及电视广告对可乐、炸鸡等非健康食物的宣传容易引发儿童对该类食品的偏好和摄入，加之留守儿童群体缺乏父母监管，导致这一群体比农村其他儿童更容易形成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进而影响身体健康。

与留守儿童相比，回流儿童在饮食习惯上有所不同。因为在城市居住生活过，回流儿童的饮食习惯更多受到父母的引导以及城市崇尚健康的生活风气的影响。城市生活经历导致回流儿童比农村其他儿童更加注重饮食均衡和饮食健康。在回流之后，受限于农村的物质水平和生活条件，回流儿童想要保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和饮食习惯相对较为困难。对食物的过分计较和追求反而容易让回流儿童显得格格不入，难以融入，进而影响身心健康。［14］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健康的饮食习惯能够促进农村劣势处境儿童的身体健康发展。同时，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影响儿童的饮食习惯影响其身体健康。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社会支持以及饮食习惯在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

同时，通过对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饮食习惯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饮食理念和习惯上有较大差异，回流儿童更加注重饮食健康。因此，本文认为由于二者对饮食的重视程度不同，饮食对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健康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性。由此提出假设4：

假设4：相比于留守儿童，饮食对儿童健康的中介作用在回流儿童群体中更为明显。

（四）文献述评

已有文献对农村儿童健康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但是详细分析之后，笔者发现还有一些值得深入研究之处。

首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回流儿童具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农村儿童的特性。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回流儿童群体，对回流儿童身体健康的研究并不多。近些年来回流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对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2012年到2016年0-17岁儿童回流的比例从9.22%增加至13%。无论从数量还是独特性上来看，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都很有必要。本文将回流儿童纳入农村劣势处境儿童群体，与留守儿童、农村其他儿童区分开来进行对比研究，能够凸显出回流儿童的特性，有利于为政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劣势处境儿童帮扶政策提供依据。

其次，以往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研究主要聚焦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父母外出安排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已有文献普遍认为母亲外出会对儿童的健康产生影响，父亲外出、母亲留守则不会对儿童的健康产生影响。极少部分文献的研究发现父亲外出之后的亲子联系能够减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产生。可见，父母亲均会对儿童的健康产生影响。那么，为何以往的研究对此得出差异性的结果？父亲和孩子的联系是否会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父子联系和母子联系对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存在什么差异？本研究区分父子联系和母子联系，同时引入饮食视角，分析家庭内部支持对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差异，希望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再次，目前对于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过多聚焦个人和家庭因素，忽略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劣势处境儿童的社会支持现状研究较少。在缺损家庭中，社区和社会环境是重要的支持力量，对儿童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对儿童来说，除了家庭，校园是其主要的生活场域。因此，本文将教师和学校同伴作为社会支持变量，考虑其对劣势处境儿童健康的影响。

最后，饮食对儿童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健康饮食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关于农村劣势处境儿童食物摄入和健康的研究并不丰富。本文引入饮食视角，分析社会支持对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健康的影响中饮食的作用机制。在实践上有助于监护人明确饮食习惯的重要性，为劣势处境儿童的父母建立正确的教养方式提供引导。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发展状况动态监测研究”课题组于2017-2018年在陕西省、四川省开展的一项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儿童的学习、行为、心理以及他们成长于其中的由家庭、学校和社会构成的环境。课题组设计了儿童问卷、班主任问卷（每个学生一份）、学校问卷（每个学校一份）、监护人问卷共4 份问卷，问卷中详细询问了大部分社会调查所忽略的关于儿童饮食习惯的信息。相比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还收集了被访者迁移史信息以及儿童的同伴网络相关信息，数据内容更为全面。剔除缺失以及无关样本之后，进入本研究的有效样本量为1 569 人，其中留守儿童652 人，占比41.56%；
回流儿童264 人，占比16.83%；
其他儿童653人，占比41.62%。

（二）研究框架

根据文献回顾，本文认为相比于农村其他儿童，劣势处境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差。同时，儿童的社会支持状况和饮食习惯均会对身体健康产生独立影响。除此之外，劣势处境还可能通过影响社会支持状况和饮食习惯间接影响儿童身体健康。基于此，本文提出自变量为多分类的多重链式中介模型的分析框架（见图1）。［30-31］

该模型包含自变量“儿童类型”、因变量“健康”以及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和“饮食”。其中“儿童类型”分为“留守儿童”“回流儿童”和“其他儿童”三类，“其他儿童”为参照组。“社会支持”分为“母子联系”“父子联系”“教师重视”和“同伴影响”四个平行中介。图中系数c1为儿童留守对健康的相对总效应，系数c2为儿童回流对健康的相对总效应。系数c′1和c′2分别代表儿童留守和回流对健康的相对直接效应。系数a表示儿童类型对每类社会支持以及饮食的相对效应，以a11为例，a11为留守儿童与其他儿童间母子联系的差异；
系数b分别表示每类社会支持以及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
系数d表示在同一儿童群体中，每类社会支持对儿童饮食习惯的影响。相对间接效应通过每条中介路径中系数的乘积来反映（即a*b或者a*d*b）。

与传统的中介效应估计方法相比，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既能够分别估计多个中介变量的效应值，也能够估计中介效应之间的影响性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影响。如在本文中使用该方法可以分别估计出社会支持以及饮食习惯对劣势处境儿童身体健康的中介效应，同时还可以研究劣势处境如何影响农村儿童自身的社会支持状况，从而影响儿童的饮食习惯，进而对儿童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本文采用基于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31］

（三）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关注农村劣势处境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关于身体健康的操作化指标主要包括儿童自评身体健康状况、［3］BMI、［32］身高、［32］体重、［33］四周患病率或患慢性病率、［8］风险行为［34］等，不同的测量指标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细微差异性。但是，大部分研究结果均表明劣势处境会对儿童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受限于问卷设置和样本量，本文将身体健康操作化为儿童自评身体健康，得分越高表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2.自变量

自变量为儿童类型，本研究将农村儿童分为留守儿童、回流儿童和其他儿童三类，其中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为劣势处境儿童，其他儿童为参照组，主要指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非留守、无流动经历的农村儿童。

3.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社会支持和饮食习惯，其中社会支持又分为家庭支持和校园支持，具体测量如下：

家庭支持：分为母子联系和父子联系，问卷中分别对儿童在过去30 天内，与父母谈论自己的近况、与父母谈论自己朋友的近况、与父母谈论自己将来的计划、与父母谈论自己在学校遇到的问题分别进行了询问。本研究根据儿童在该项问题上的得分值产生母子联系和父子联系变量。分值越高代表儿童与父亲/母亲的联系越紧密。

校园支持：分为教师重视和同伴影响两个维度，教师重视变量测量采用的是问卷中“老师重视你吗？”问题，分值越高代表儿童越不受教师重视，即儿童从教师处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同伴影响使用问卷中儿童同伴网络关于同伴行为表现的相关问题，具体包括打架、抽烟、喝酒、鼓励儿童做危险的事、给儿童关怀和注意等，分值为正代表儿童从同伴处得到的正向支持较多，分值为负代表得到的负向影响较多。

饮食习惯：使用问卷中关于儿童饮食习惯的相关问题，具体包括对儿童一周内摄入蔬菜、水果、肉类食品、方便面、西式快餐、加糖饮料等食物频率的询问。该变量分值为正代表儿童日常摄入健康饮食更多，分值越高儿童的饮食习惯越健康；
分值为负代表儿童日常摄入非健康饮食更多，分值越低儿童的饮食习惯越不健康。

4.控制变量

分别控制了儿童个人特征变量、监护人相关变量以及家庭卫生状况相关变量，具体包括儿童性别、年龄、监护人性别及年龄、家庭饮水状况以及厕所类型（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图2为劣势处境儿童类型对身体健康状况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图中虚线表示变量效应不显著。中介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和回流对儿童身体健康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即留守儿童、回流儿童与农村其他儿童相比身体健康并无明显差异。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父母外出的“收入效应”抵消了“分离效应”对儿童健康造成的影响，父母流动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寄回家乡的汇款可用于改善儿童的生活环境以及提高饮食标准，有益于儿童身体健康的发展。假设1未被证实。

从图2 来看，在家庭支持上，相比于农村其他儿童，留守儿童、回流儿童的母子联系频率显著更低；
留守儿童比其他儿童的父子联系频率显著更低，回流儿童与其他儿童在父子联系频率上的差异不明显。在校园支持上，劣势处境儿童与其他儿童感受到的教师的重视程度无明显差异。但是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接受到来自同伴的负面影响更多。可见在校园中，对劣势处境儿童健康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同伴而不是教师。整体而言，相比于农村其他儿童，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在家庭支持和校园支持上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在饮食习惯方面，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无明显差异。但是，回流儿童的饮食习惯显著比其他儿童的饮食习惯更加健康、均衡。结合社会支持来看，在同一儿童群体内，母子联系增多、同伴群体的正面影响增多都能促使儿童建立更加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父亲和教师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2更加详细地列出了相对总效应、相对直接效应以及各中介效应值。本文的模型包含多重并行中介以及链式中介共9 种中介路径（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其他儿童，母子联系通过影响儿童饮食结构从而影响其身体健康（儿童-母亲-饮食-健康）的链式中介在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群体中均作用显著。但是母子联系在儿童和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儿童-母亲-健康）。同时，父子联系与儿童饮食结构对留守、回流儿童及其健康的链式中介效应不显著（儿童-父亲-饮食-健康）。但是，相比于其他儿童，父子联系在留守儿童和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留守儿童-父亲-健康）。父母亲与孩子的交流均会对儿童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家庭分工和家庭角色不同，父母亲对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具有差异性。通常来说，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照料者的角色，对于儿童的衣食住行更为关心，更加容易通过干预儿童的饮食影响儿童健康。假设2a、2b被证实。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另外，相比于农村其他儿童，同伴对劣势处境儿童以及身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显著（儿童-同伴-健康）。在回流儿童群体中，该效应占总效应的28.14%，超过亲子联系以及其他链式中介的占比，位列第一。在留守儿童群体中，该效应占总效应的20.92%，仅次于父子联系的中介效应占比。同时，教师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以上结果再一次说明对于社会支持贫乏的农村劣势处境儿童来说，校园支持尤其是同伴的支持是劣势处境儿童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假设2d被证实，假设2c未被证实。

劣势处境儿童饮食习惯的中介效应是所有中介效应中唯一对儿童健康发展产生的正面影响超过农村其他儿童的效应（儿童-饮食-健康）。从图2 和表2 来看，回流儿童的饮食习惯显著比农村其他儿童更为均衡和健康。并且饮食习惯在回流儿童及其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该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达到25.88%，仅次于同伴的中介效应占比。同时，母子联系与同伴影响均能通过饮食的链式中介对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产生影响。可以说明饮食习惯是影响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支持对儿童健康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假设3被证实。另外，从饮食习惯方面可以一窥回流儿童与留守儿童、其他儿童的不同之处。从表2 来看，饮食习惯对儿童健康的正面影响仅在回流儿童群体上显著，且在总效应中占比较高（回流儿童-饮食-健康）。同时，相比于其他儿童，留守儿童因为受到同伴的负面影响，形成较差的饮食习惯，进而影响身体健康（留守儿童-同伴-饮食-健康）。但是，同伴及饮食的链式中介效应对回流儿童的影响并不显著（回流儿童-同伴-饮食-健康）。综上可见回流儿童比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更加注重健康饮食，且该饮食习惯不容易被负面同伴效应所影响，假设4被证实。

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对于家庭功能缺失的农村劣势处境儿童来说，来自校园的社会支持力量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对于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健康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父母外出的影响，忽略了社会和社区环境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本文从儿童饮食习惯视角入手，分析劣势处境儿童社会支持现状，研究家庭支持和校园支持对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的影响，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尝试了新的方向。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相比于其他儿童，农村劣势处境儿童明显处于社会支持的不利地位。在家庭支持上，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与父母亲的联系均弱于农村其他儿童。在校园支持上，虽然农村劣势处境儿童与其他儿童在感知教师的重视方面无明显差异，但是劣势处境儿童同伴的影响比其他儿童的同伴影响更为负面。因为父母外出，农村劣势处境儿童必然面临家庭支持功能的弱化或缺失。即使现代通信技术发达，网络交流在传递情感和关怀上仍然不如面对面交流。同时，随着劣势处境儿童“污名化”日趋严重，作为缺乏家长和家庭庇护的弱势群体，劣势处境儿童更容易直面社会环境的不友好，遭受社会排斥。感受到社会压力和遭受社会排斥的劣势处境儿童往往无人倾诉，只能自行消化，影响身心健康。

第二，同伴是劣势处境儿童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相比于农村其他儿童，同伴对儿童及其身体健康的中介效应在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群体中均十分显著。在家庭功能缺失、支持力量减弱的情况下，校园是劣势处境儿童获得支持的重要场域。其中，同伴作为劣势处境儿童相处时间最长、互动最频繁的对象，是其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途径。但是，同伴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35］消极的同伴影响大于积极的同伴影响，即俗话所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处于青春期的劣势处境儿童价值观念尚未定型，难以辨别是非好坏。同时，因为缺乏父母监管，在面临巨大社会压力的情况下，劣势处境儿童极易受到负面同伴行为的影响，进行对身体健康具有危害的活动。

第三，饮食习惯是回流儿童区别于其他儿童的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并能够携带子女随迁，说明回流儿童家庭往往拥有比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和其他儿童家庭更好的经济条件。本文首次使用大型调查数据说明城市生活经历以及较好的经济条件促使回流儿童形成了比农村一般儿童更为健康的饮食习惯，进而促进回流儿童身体健康发展。回流儿童对食物营养的高要求以及在饮食上的高消费导致他们在农村儿童中“高人一等”，［14］由经济优势转化出的儿童饮食差异成为回流儿童显著区别于农村其他儿童的特征，这也是同伴影响无法通过饮食对回流儿童健康产生影响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如同肥胖具有传播性一样，饮食习惯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同样具有传染性。［36］回流儿童对于健康饮食的追求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农村其他儿童的饮食习惯，从而带领儿童健康饮食风潮。这个新的视角应该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第四，家庭支持对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产生影响的内部机制存在差异，即父母亲对劣势处境儿童健康的影响路径具有差异性。具体来说，母亲对劣势处境儿童及其健康的影响仅通过影响儿童饮食的链式中介起作用。但是父子联系在留守儿童及其健康的中介效应显著，并不需要通过干预儿童的饮食来影响健康。存在这一差异的原因与父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关。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照料者，形象具象化，通过关注儿童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来保证儿童健康成长。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家庭传统的教养方式会不断强化父系权威，父亲代表强大、可靠以及无所不能。特别是对于父亲外出挣钱养家的留守儿童来说，父亲是家庭的支柱，父亲形象具有更特殊的意涵。父子联系增加会促使留守儿童加深其成为如父亲一般强大的成年人的期盼，从而对其身体健康产生正面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农村儿童群体所接受到的社会支持来源主体和体量多寡具有差异性，社会支持影响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也存在差异性。因此，干预农村劣势处境儿童身体健康发展需要从不同社会主体出发、从不同渠道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对于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来说，家庭仍然是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高频率的亲子互动和亲密的亲子联系能够有效促进儿童身体健康发展。因此父母亲应该重视与儿童的交流，增加互动频率，并在与儿童的交流中有意识地培养儿童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一点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尤其重要。另外，良好的学校环境对于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的健康成长必不可少。一方面，教师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指导者，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支持力量，增加对农村劣势处境儿童身心健康的关注，帮助回流儿童融入集体，督促留守儿童树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另一方面，学校应该有意识地传播健康生活知识，在学校内部形成崇尚健康的良好生活风气，减少劣势处境儿童所能接收到的负面同伴影响，从而改善农村劣势处境儿童的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