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赓续,守正出新*——论20世纪60年代江苏籍华文作家的文学表现

吴 鵾

内容提要 论及20世纪60年代世界华文文学中江苏籍作家的文学表现，一方面要重视中国文学传统与大陆生活带给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台湾地区社会语境造成的种种“冲击”。整体而言，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华文文学的现代意识明显增强，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实现了文学主题的拓展、叙事技巧的创新、语言风格的变化，文学的自主性和审美性不断增强，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作者园地中，江苏籍作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60年代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江苏籍华文作家大多生活在台湾，也有个别以台湾为起点而“出走”西方，因此我们在关注他们的文学表现时就无法忽视台湾的文学现场。

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社会语境基本是对前一阶段的延续，“戒严令”的持续实施可以看作是国民党从战败现实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调整其统治政策的举动，它在客观上巩固了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基础，同时达到了钳制台湾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目的。这种背景下，“台湾进步的、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家、组织、文艺理论、哲学与社会科学，都遭到致命的打击，台湾左翼文学传统受到毁灭性的破坏”①。统治阶层通过设立“中国文艺协会”、评颁“中华文艺奖金”、主办文学刊物、投资官办书店和出版社等措施，完全主导了当时的文学生产与市场流通，台湾文学的发展被进一步纳入官方体制，法西斯主义式的文学与“战斗文艺”在权力的唆使下滋生泛滥，文学依然在政治暗影的遮蔽中亦步亦趋。尽管这种“宣传文学”由于反文学性的本质和内容的空洞乏味很快没落，但由于政治高压的存在，台湾文坛依然没有出现或公开出现能够反映与批判现实的文学现象。于是，既符合美国政治利益又与国民党专制统治没有根本矛盾的“现代主义”适逢其时，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很快成为20世纪6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潮，并由此开始了对台湾文坛长达十余年的统治。

现代主义源于西方，在落地台湾后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特征，从而呈现出一种“貌合神离”的艺术品质。一方面，和西方同类文学相似，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从萌芽到壮大的过程中，始终表现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对艺术自律的追求。虽然无法直接和威权体制展开对抗，但至少在实践层面对文学性的呼唤与重塑进行了积极的尝试，这一举动本身也蕴藏着创作者们内心深处某种挣脱束缚的企图，这一点可以从当时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团体的宣言中略见一斑。另一方面，从对现代性的价值追求来看，台湾的现代主义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存在着本质不同。西方现代主义产生的条件是在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基本建立后，由于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天然缺陷而导致的对工业革命后都市生活的批判，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重新审视与文化反思，虽然它也表现为艺术形式上的扭曲、荒谬以及审美意义上的“内转”倾向，但这是作为与启蒙现代性的一种决绝姿态而出现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身的反抗诉求。反观台湾的现代主义，其出现的背景主要是理想中的社会机制无法建立，启蒙现代性的任务仍未完成，具体表现就是政治上威权统治，经济上依赖美援，文化上封建教条，这必然对创作者们的思想造成困扰。政治高压下他们不敢触碰意识形态禁区，但却对人生前景充满困惑，对“宣传文学”充满反感。再加上久离故土的漂泊心态，恰好与现代主义的颓废气质相契合，于是，“拿来主义”就成了发泄内心愤懑、重构心灵图景的唯一选择。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的出现并不是文化反思，而仍属社会反思的范畴。

台湾新诗的现代化从20世纪50年代前期就已开始，随着三大诗社的建立，现代主义诗风风靡台湾文坛，对现状抱有不满情绪的诗人们终于找到了突破戒严体制和压抑氛围的把手，通过呈现幽深驳杂的内心世界而抵达真正的美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持续走向深入。语言创新方面，努力打破五四白话新诗传统以及“战斗诗歌”浅显平白、直呼口号的样貌，尝试使用更加多义、模糊、抽象的语言和偏离规范的语法结构来表达诗人主观情感的繁复多样。诗学理论方面，继续反对诗歌对生活的模仿，强调“纯诗”“知性”“放逐抒情”“非常规逻辑”“联想的自由”等，在诗歌创作中广泛运用象征、独白、暗示、拼贴等方法，甚至借助音乐形式和绘画技巧，以此去探索现代人的现代处境和现代意识。江苏籍作家余光中是这一时期台湾诗坛较为活跃的诗人之一，出版了《钟乳石》和《万圣节》两本诗集，二者集中表现出诗人此一阶段的某些情感体验，是诗人“现代时期”的代表之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现代主义诗歌自身先锋性的极端化倾向，部分诗人开始正视诗歌逐渐沦为晦涩与虚无代名词的尴尬现状，并反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解决方法。于是，我们看到了余光中诗歌创作的转向，他明确指出，如果必须承认人是空虚而无意义才能写现代诗，只有破碎的意象才是现代诗的意象，则他乐于向这种“现代诗”说再见。②由此，余光中进入到诗家生命中的另一个崭新阶段：新古典主义时期。除此之外，一些倡导“明朗化”与“普及化”诗风的诗歌团体也纷纷建立，而葡萄园诗社是其中建立较早又同时具有明确宣言的一个。葡萄园诗社成立于1962年4月，创刊号的《创刊词》指出，如何使现代诗深入到读者中去，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所欢迎，乃是当前所有诗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诗社希望：一切游离社会与脱离读者的诗人们，能够及早觉醒，勇敢地抛弃虚无、晦涩与怪诞；
而回归真实，回归明朗，创造有血有肉的诗章。为此，该刊在编辑方针中，公开提出欢迎一切有生命、有个性、风格明朗，或者含蓄而不晦涩的创作与翻译，以及诗论、诗评等稿件。③江苏籍诗人朱学恕即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了葡萄园诗社。

朱学恕(1934—)，原籍江苏泰兴，幼时曾就读于泰州中学。1949年赴台，先后毕业于海军官校、海军指参大学、战争学院等。他因诗歌观念的契合而加入葡萄园诗社，第一本诗集《三叶螺线》出版于1962年，其中诗作已然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朴实、明朗的诗歌路线以及对于海洋的向往与崇拜。随着年龄的增加和阅历的增长，朱学恕愈发对海洋着迷，于1975年发起成立大海洋诗社，创办《大海洋诗刊》，以推动“海洋文学”的方式积极倡导“海洋文化”。出版诗集《海嫁》《海之组曲》《饮浪的人》《江山万里情》、散文集《给海》、短篇小说集《舵手》、评论集《开拓海洋新境界》等。对“海洋精神”的不断阐释与深化是诗人艺术创作的核心思想。朱学恕从“外在海洋”与“内在海洋”两个方面来建构自己的海洋理论：“外在海洋”即客观存在的“气象潮流、藻类鱼族、工业交通、海面水下的一切印象和发展、神话传奇”等；
“内在海洋”则是外在海洋作用于人的全部生存和意识活动空间的更大的拓展层，包括“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
内在的视听，思想的海洋；
灵智的觉醒，禅理的海洋；
真实的水性，体验的海洋”等。④因此，朱学恕的“海洋精神”主要体现为对一种地理空间的经验与情感，通过累积在内心深处的印象混合体形塑出符合主观意识期盼的海洋形象，这种印象混合体融合了海洋特殊的地域风貌、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以及海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它既是客体景观在主体心理投射的映像，也是主体情感在客体景观上外化的结果。对“海洋精神”的重视与渴望，反映出诗人的一种文化心理本能，即在政治高压与“西风”劲吹的时代背景下对归属感与认同感的追寻。可以说，朱学恕一生的文学创作都已在葡萄园诗社时期奠定下坚实的基调。

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20世纪60年代台湾散文的发展要低调平和得多，既未见众多散文团体、散文流派的建立与形成，也未见种种“宣言”与“檄文”的激辩与抵牾。应该说，在现代主义思潮席卷台湾文坛的背景下，台湾散文依然坚守着现实主义的精神，传递出创作者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然而，“守常”的状态中我们也不应忽视散文的某些“新变”，20世纪60年代台湾散文的创作实绩告诉我们，在文学现代化观念的启示下，散文创作也在文体与题材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20世纪50年代台湾散文界活跃着的大多是在大陆业已成名的作家，他们的到来很快提升了台湾散文的艺术水准，也影响和带动了一批年轻作家走上文坛，从而使台湾散文出现繁盛的局面。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创作心理，这一时期的台湾散文仍然承续五四散文遗风，喜好用“闲适”的文体去表现“小我”的悲欢，纤细、精致之作居多，深刻、宏大之作少见。⑤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是余光中提出了“剪掉散文的辫子”的口号，他在出版于1963年的散文集《左手的缪斯》中明确提出：“我们有没有‘现代散文’？我们的散文有没有足够的弹性和密度？我们的散文家们有没有提炼出至精至纯的句法和与众迥异的字汇？最重要的，我们的散文家们有没有自《背影》和《荷塘月色》的小天地里破茧而出，且展现更新更高的风格？”⑥很明显，在散文文体方面，余光中倡导一种讲求弹性和密度的“现代散文”，在散文题材方面，则主张打破怀乡、亲情、回忆等五四旧有内容，这既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的跳脱，也可以看作是对文化的反思。这一时期，余光中出版了《左手的缪斯》《掌上雨》《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等4本散文集，其中作品除评论性文章外大多是对自己散文理论的践行。江苏籍作家张晓风于此时的台湾文坛也已异军突起，被普遍认为是第三代女性散文家中的翘楚。总体而言，张晓风的散文不再执着于以往女性散文的感性外露、胸臆直抒，而是将知性的比重加大，给人一种智慧、哲理、丰富的气质感受；
题材方面，不再局限于家长里短与母性光辉，而是将对自然、生命、性别的思考纳入到散文写作中来，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性关怀与人生情怀；
语言文字方面，张晓风也敢于创新、勇于求变，不畏惧以重新遣词造句的方式来呈现新的感受，同时将一些现代诗的技巧引入散文创作，以此传递出内心的敏感与敏锐。张晓风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地毯的那一端》《给你，莹莹》《愁乡石》等3本散文集，由此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余光中和张晓风之外，另一位江苏籍散文家庄因也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

庄因(1933—)，原籍江苏常州，出生于北京。父亲庄严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馆长等职，既是文物保护者与研究者，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良好的家庭熏陶与父辈的人格仪范成为庄因成长过程中最好的家教，虽然由于战争原因颠沛流离，但他自小就对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9年庄因随父母赴台，就读于台中二中，后考入台湾大学，在专业选择上由法律转至中文，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1964年，庄因离台赴澳洲，短暂任教于墨尔本大学东方语文系，1965年转赴美国，任教于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直至退休。庄因的文学创作，以散文最为见长，20世纪60年代他已在报刊上发表散文作品多篇，离台后仍笔耕不辍，出版了散文集《八千里路云和月》《山路风来草木香》《杏庄小品》《红尘一梦》《过客》《漂泊的云》《一月帝王》《漂流的岁月》《重做一次新郎》等。在题材的选择上，庄因散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亲情的回顾与倾诉，如《焚寄父亲》《怀念父亲》《母亲的手》《核桃》《箱中日月》《酒深情更深》等篇章，都倾注了作者对父母亲友的真挚情感；
二是对往事的回忆与感念，如《逝者如斯》《北沟行》《守岁炉边》《大学生活二三事》《车之忆》《状元红及其他》等篇章，都寄寓了作者对往事如风、世事变迁的感慨；
三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我家竹友》《雨天》《书房》《秋雁行旅》《浮生记趣》《四答不留》等篇章中，作者时而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时而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来传递出自己的身份定位与文化认同。正是因为具备了扎实的文化之根，庄因散文的语言往往能够娓娓道来、吞吐有度，在文白相间的同时适时引入一些古典诗词佐料其中，给人一种雅俗共构、从容潇洒之感。虽然庄因由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其散文创作已和余光中、张晓风等岛内作家呈现出不太相同的发展趋势，但其作品内容丰富，以小见大之余带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因而也具备了较高的艺术价值。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小说逐渐走向成熟，继而与现代诗一起组成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鸟之双翼。台湾现代小说的鼎盛离不开两份刊物的出现。一是由江苏籍学者、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于1956年创办的《文学杂志》，通过这份刊物，一批学者开始大量译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也大都认同与借鉴英美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文学杂志》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作风潮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一批年青作者，他们大多是夏济安在台大外文系的学生，其中就包括和江苏有过密切交集的白先勇与陈若曦。这期间，陈若曦已发表了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周末》《钦之舅舅》《灰眼黑猫》等小说，白先勇也有《金大奶奶》等作品问世。另一份刊物是创刊于1960年的《现代文学》，发起者基本是台大外文系的一群大三学生，而白先勇与陈若曦都是核心成员。《现代文学》的刊行有其明确的目标，即“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和潮流，批评和思想，并尽可能选择其代表作品。……我们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实验。……我们尊重传统。……不过为了需要，我们可能作一些‘破坏的建设工作’”⑦。《现代文学》的出现可以视作《文学杂志》催生的结果，它不仅传续了《文学杂志》所积极倡导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而且在更大的意义上培养了一批现代主义文学的坚定践行者，由此台湾的新世代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群走上文坛。在这两份刊物的积极推动下，台湾现代小说呈现出和以往小说作品迥然有异的美学面貌。由于受到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由外转内，开始将人的内心世界和个体欲望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潜意识横空出世，意识流大行其道，从而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善于捕捉细微悸动、回避宏大启蒙理性的艺术特点。艺术手法方面，现代小说显得更加丰富多彩、摇曳多姿，隐喻、象征、反讽、蒙太奇、黑色幽默等被广泛应用到文本叙事中，叙事线索模糊不清，叙事结构繁复多变，小说语言也主动创新求变，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陌生化审美感受。从1958年《金大奶奶》发表到1964年赴美留学，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断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汲取养分，较多流露出个人的愁闷感伤与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如《月梦》《玉卿嫂》《青春》《寂寞的十七岁》等作品都带有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陈若曦在发表《灰眼黑猫》等小说后直到1962年赴美之前，又陆续创作了《收魂》《辛庄》《乔琪》《最后夜戏》《燃烧的夜》《邀晤》《妇人桃花》等短篇小说，主要是以现代主义的笔法呈现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艰难与生命苦难。

作为现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留学生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缘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危机，很多台湾青年学子选择赴美留学，希望借助这种“逃避”的方式走出现实困境，继而去寻找真正的乐土。然而，当他们置身于西方现代文明之中时，却分明感受到了迷失与痛苦，这种迷失来自于文化之根失去了土壤，这种痛苦来自于生命的孤寂与精神的放逐。因此，在异域文化中重新锚定身份、在漂泊流浪中重新找到自我就成了这一时期留学生文学的核心思想。而将留学生文学推向高峰的是江苏籍作家於梨华，1947年赴台后，她于1953年留学美国，毕业后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本分校。於梨华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了一批留学生题材的小说，包括《之纯的选择》《移情》《小琳达》《雪地上的星星》《考验》等，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发表于1965年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於梨华的留学生小说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在于她的作品能够摆脱以往留美文学大多流露出的“游记”面貌，将留学生这一族群的真实境遇和精神困扰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文笔细腻，沉郁悲凉，因而被称为“无根的一代的代言人”。1964年后，赴美留学的白先勇也创作了多篇留学生小说，如《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等。在这些作品中，白先勇以留学生的际遇和命运为背景，展开对人性差异、价值差异、文化差异的深入思考，在“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的情感撕扯中完成了对这一群体丰富而又彷徨的内心世界的揭露。这一时期走上文坛的还有江苏籍作家朱秀娟。朱秀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赴美工作，其间在台北《中华日报》开设专栏，以散文形式介绍留美华人生活，并于1969年出版了《雨荷》与《再春》两部长篇小说。朱秀娟的早期小说多表现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笔调凄婉，情感真挚；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后期小说主要关注社会转型期中的女性命运，尤以旅美华人女性和职场女性为主，文风转向冷静写实。此外，留学生文学创作中，江苏籍作家孟丝同样贡献良多。

孟丝(1936—)，本名薛兴霞，原籍江苏徐州，出生于南京。随家人赴台后就读于台中女中，大学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匹兹堡大学攻读图书馆专业硕士学位，后留居美国。先后在《皇冠》杂志社、普渡大学图书馆、新泽西州蒙默思郡公共图书馆任职。孟丝的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文笔简洁明快，善于在细节处描绘铺陈，语言含张力，富色彩，主题鲜明而突出。在20世纪60年代已出版了《生日宴》《白亭巷》《吴淞夜渡》等3部小说集，主要讨论了留学生群体在美国遭遇的种种困境。这些困境包括身处异域所面对的经济与歧视的压力(《小红屋》)、离去与归来的期待与失落(《倦鸟》)、理想爱情与现实欲望的纠结与矛盾(《姊妹》)、文化冲突中人性的扭曲与挣扎(《圣诞红》)以及背井离乡后寄人篱下的无奈与苦楚(《花旗国》)。非常难得的是，孟丝在小说中时常将描述的对象自觉聚焦于留美华人女性群体，塑造出一系列带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女性人物形象，这其中既有职场成功、情场失意的职业女性，也有表面风光、实则孤寂的家庭主妇，还有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徘徊不前、痛苦抉择的青年学子，这就为留学生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谱系，也在留学生题材之中加入了性别叙事的意味。之后，孟丝分别于1986年和2005年出版了《枫林坡的日子》和《情与缘——孟丝小说选》等两本小说集，小说题材显然已超越了原有的留学生活格局，开始关注历史大潮中人的复杂感受以及人性的幽微与嬗变，这无疑是对留学生文学内涵的进一步拓展。

20世纪60年代，随着台湾社会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的占比不断扩大，在沉重的政治氛围和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人们对休闲娱乐性质的大众读物的需求持续增加，再加之当局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台湾通俗文学得以兴盛，这其中又以武侠小说最为引人注目。

慕容美(1932—1992)，本名王复古，江苏无锡人。赴台后曾在高雄地区任职税务员多年，青年时期即倾心文艺创作，经常向台湾各大报纸副刊投稿，作品多以中短篇小说为主。1960年以“烟酒上人”的笔名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英雄泪》，引起读者关注。1961年又以“慕容美”的笔名陆续推出《黑白道》《风云榜》等作品，在文坛博得文名。之后辞去公职专职写作，相继有《烟影摇红》《公侯将相录》《怒马香车》《一剑悬肝胆》《金笔春秋》《天煞星》《七星剑》等二十余部武侠小说问世，其作品时常在尔虞我诈、激烈争斗的大背景下注入一些怡文雅趣，因此被时人称为武侠作家中的“诗情画意派”。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和一些前辈作家的影响，慕容美的武侠创作属新派武侠范畴，小说的主题思想有较大提升，人物塑造在立体中走向真实，叙事模式在创新中走向多元，叙事技巧在借鉴中走向丰富，已基本摆脱了民国旧派武侠的写作范式，慕容美也很快成为这一时期台湾众多武侠作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

除了以上论及的江苏籍作家之外，20世纪60年代还有一位江苏籍华人电影工作者同样值得关注。米格尔·张(1931—2013)，本名张宝清，祖籍江苏无锡，出生于南京，西班牙著名的华人电影摄影师、美术设计师、建筑师、画家。中学就读于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安庆崇文中学，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西班牙留学，先读建筑专业，后因对电影产生浓厚兴趣而考入西班牙国立电影学校，随后又入马德里电影实验研究院深造。20世纪60年代，米格尔·张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工作生涯，分别参与了《北京五十五天》《罗马帝国覆亡记》《爪哇之东》等电影的设计与制作，出色地完成了摄影师和美工师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于1965年受聘于台湾电影制片厂担任总技师，为《天之娇女》《桥》《王宝钏》等电影进行摄影指导。此后，米格尔·张陆续与斯皮尔伯格、大卫·林奇、安东尼·曼等知名国际导演展开合作，参与制作了《黑箭》《全面回忆》《沙丘》《太阳帝国》《艾尔·吉坷德》《天国王朝》等上百部影片，在业界享有盛誉。除电影作品外，米格尔·张还出版了专著《电影灯光的处理》《中国私家园林》《中国艺术介绍》等3种以及自传《地中海晓风残月》，此外还与妻子张琴合撰《琴心散文集》，并将张琴的散文集《田园牧歌》和诗集《天籁琴瑟》翻译为西班牙文出版发行。应该说，米格尔·张为西班牙华文文学的发展、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整体而言，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华文文学的现代意识明显增强，文学主题有所拓展，叙事技巧有所创新，语言风格有所变化，文学的自主性和审美性不断增强，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作者园地中，江苏籍作家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①吕正惠、赵遐秋：《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余光中：《余光中集》第7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③文晓村：《葡萄园诗社简史》，《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④吴其盛：《“海洋精神”的诗歌实践意义——兼论朱学恕的海洋文学理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1期。

⑤方忠：《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⑥余光中：《余光中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⑦刘绍铭：《〈现代文学〉发刊词》，《现代文学》196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