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吴天昊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关于幸福的思想贯穿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便开始了关于幸福的思考。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认为要“德福一致”，指出对道德的追求就是对幸福的追求；
道家认为人们只要顺应自然就能得到幸福，“知足常乐”是道家对幸福的理解；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没有争执和战争就是幸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的幸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幸福感起初属于心理学研究范畴，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提高，不同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也日益关注居民幸福感，讨论了诸多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其中，有关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关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始，物质资源较为贫乏，因此当时中国实施计划经济，对物资分配进行严格管控，有一顿丰富的晚餐人们就觉得幸福。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迸发出新的活力，大量劳动力涌入市场、商品供不应求，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也逐渐由相对单纯地追逐物质满足转向精神、物质两层面的满足。为此，本文将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分为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两个维度。

在物质层面，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首先是收入水平。

绝对收入的影响在较贫困的情况下会占主导地位，许海平等的研究发现，即使是数据更新到2015年，绝对收入的增加仍非常显著地提升了农村居民幸福感[1]。

从相对收入来看，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且农村居民更容易受到影响[2]。其次，消费对居民幸福感提升有促进作用，且相比于赚钱，花钱对幸福感的提升更加明显[3]。

Saravana等认为消费能够反映社会地位，消费某些炫耀性商品能够获得一定的幸福感[4]。

最后，购买保险也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有养老保险的公众比没有养老保险的更加幸福，有医疗保险的也比没有医疗保险的更幸福[5]。

在精神层面，人们首先会对文化产品产生需求。文化消费能给人们带来更强的幸福感[6]，并且随着文化消费品质的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也在提升。

文化消费活动频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幸福感均存在正向影响[7]。

其次，环保状况会影响人们的心理，进而影响幸福感。

居住在工业工厂和工地施工地区的居民相对而言幸福感较低[8]。

所以，降低污染、构建生态文明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9]。

(二)关于基本医疗保险的研究

结合相关文献，从三个方面归纳基本医疗保险的研究现状，分别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历程、基本医疗保险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对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的未来展望。

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历程，贾洪波教授认为中国基本医疗保险体制的发展共经过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基本医疗保险体制的建立，这也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步骤；
然后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分立，这一阶段基本医疗保险体系逐步完善；
最后新型的城乡合作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结合，实现了主体医疗保障机制的建立[10]。

对基本医疗保险目前的发展状况，何丽等认为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地级市统筹工作已趋于完善，省级统筹工作正在推进[11]。

对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的未来展望，张滨认为未来基本医疗保险应与信息化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参保率和参保信息安全[12]。

(三)关于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程名望和华汉阳利用有序Probit 模型实证研究了各种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对居民幸福感提升作用的边际效应最高的是医疗保险[13]。

褚雷和邢占军的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幸福感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参保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需求越能够得到满足，居民幸福感提升越显著[14]。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 年、2015 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三期微观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开展，样本涵盖了中国的28 个省市区(不包括西藏、新疆、海南、香港、澳门和台湾)。

由于覆盖范围广泛，且采用了科学的抽样设计，因此，使用CGSS 微观数据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全国代表性。

为了保证研究的真实性，本文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剔除了幸福感、户口状态和家庭收入等关键变量的缺失值，最后得到31141 个有效样本。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 模型设定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为了保证研究的有效性，本文从个体和家庭两个方面对相关因素进行控制，进而构建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模型:

式中，i、j、t分别代表个体、省份、时间。

被解释变量happiness 为居民幸福感。

核心解释变量为基本医疗保险 insurance。α为常数项，X是包含个体的一系列控制变量，Z是包含家庭的控制变量，η和μ分别表示省级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幸福感(happiness)。

在 CLDS 数据库中，居民幸福感分为5 级且逐级递增。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基本医疗保险insurance，这是村民对CGSS 数据库中问题“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的回答，参与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个体和家庭。

参考相关文献的做法，在个体方面，本文控制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户主性别、户主健康状况、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婚姻状况、户主宗教信仰。

在家庭方面，本文控制家庭支出和家庭人数。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如表1 所示，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平均值为0.913，说明居民医疗保险参与度还是很高的。

居民幸福感的平均值为3.832，说明居民幸福感总体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但仍有提升空间。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 报告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1)列仅控制省级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第(2)列在控制省级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控制个体特征，第(3)列在控制省级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控制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

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有促进作用，且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也就是说，参与基准医疗保险能够有效提升居民幸福感。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控制变量进行如下处理:一是删除收入最高的1%和收入最低的1%的家庭样本，从而避免极端值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二是考虑被访者工作状况对是否参保影响很大，因此将被访者工作状况加入控制变量。

表3 报告了对控制变量进行处理后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三)机制分析

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居民通常会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来提升幸福感。

因此，为进一步探究基本医疗保险通过何种路径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 数据库数据，分别选取代表居民精神文化追求的变量和代表居民物质水平追求的变量。

其中代表居民追求精神文化的变量为居民是否利用空间时间进行观影娱乐(culture)，代表居民追求物质水平的变量为居民家庭的经济状况(economic)。

同基准回归一样，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省级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表4 第(1)列报告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文化娱乐需求的回归结果，结果为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4 第(2)列报告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回归结果，结果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也就是说，基本医疗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经济状况来提高居民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减轻居民就业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努力地工作以提升家庭经济状况，最终提升居民幸福感。

表4 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幸福感提升已经成为个体所追求的核心目标。

据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督促公众参与社会保障，增加民众信心，有效提高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要完善社会保障和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实现社会保险尤其是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的全覆盖，并对保险行业进行有效监督。

另外，积极借助各类媒体向公众传递正确保险信息，杜绝各类不当“解读”的肆意传播，稳定公众对社会保障发展的信心，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