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参类药材贸易网络的特征分析

方悦,唐梦雪,丰志培

(安徽中医药大学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2018年,习近平提出“让中医药走向世界”。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加快中药国际化进程”。随着中医药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药疗效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认可度不断提高,我国中药贸易迎来发展契机。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显示,2020年我国中药材及饮片贸易总额10.819亿美元,同比增长3.22%。其中,出口额9.323亿美元,同比增长3.70%;进口额1.496亿美元,同比增长0.34%,呈现出口和进口双增长态势。参类药材是全球最大的交易品种,共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贸易,2020年交易量7 588余吨,约占总交易量的5.4%,贸易额约3.272亿美元,占总交易额的30.8%左右。可以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广泛参与到中药贸易当中,形成紧密联系的贸易网络。

复杂网络理论是将真实世界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符号化,以网络的形式呈现,便于分析格局特征及演变规律[1]。Watts和Serrano等学者认为复杂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即网络内部关系较为松散,存在着大量高度聚类、联系密切的子群体,外部分布着与外界联系较少的“孤立者”[2-3]。Fagiolo G等认为,世界贸易网络具有“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4]。Borgatti等提出了核心-边缘结构的连续模型和离散模型用于简化复杂网络,分析各节点所处的位置[5]。国内学者李晨等以水产品贸易网络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心-边缘分析得出美国、法国、英文为贸易核心国,发展中国家处在边缘位置[6]。程中海等在研究全球棉花贸易网络中发现,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贸易地位不对等,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并未占据贸易核心地位[7]。复杂网络分析已广泛运用到能源、矿产、粮食、茶叶等多个行业中,例如,何则等利用复杂网络分析,研究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贸易集团内部的竞合关系[8];李期等定量刻画了1992-2018 年中国稀土贸易网络动态趋势[9];王介勇等构建了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的全球贸易网络,解析网络格局的总体特征及变化态势[10];殷伟等[11]分析了全球茶叶的贸易网络格局。可以认为,复杂网络理论发展成熟,在各行业中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与案例。

中药贸易的研究集中在出口数据的梳理和政策研究,如欧秀芳通过整理2010-2015年我国中药产品出口结构、出口额、出口市场等数据,发现中药出口存在市场狭窄、产品单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和国际标准严苛等问题[12]。夏融冰基于2017-2019年中药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现状,分析了中药国际化进程的新机遇,并提出四条路径[13]。袁静等采用时间序列ARIMA 模型预测未来中药出口走势[14]。陈晔选取2001-2017年中亚5国和中国的贸易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双边贸易量的核心因素[15]。滕泉分析后疫情时代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机遇和挑战[16]。虽然中药贸易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尚未有学者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并分析中药贸易网络。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择参类药材作为大宗药材贸易代表品种,构建全球参类药材贸易网络。通过分析网络密度、平均路径长度、聚集系数、节点度数、中心度、贸易量等指标解析网络结构特征,利用核心-边缘分析研究贸易主体的动态变化,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启示。本研究首次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分析全球中药贸易网络,剖析中国在世界中药贸易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对深刻理解不断变化的中药贸易联系、制定对外贸易政策、预测未来贸易走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数据来源

参类药材的贸易数据(香港地区数据单独列出)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根据中国海关官网查询参类药材的HS编码(HS120121),整理2010-2020年全球所有国家及地区的贸易数据,采用Ucinet 6.504软件,构建全球参类药材贸易网络并进行可视化呈现。

2.2 网络构建

复杂网络理论将全球贸易关系看成一个有向复杂网络,其中“点”代表国家,“边”代表节点间的联系,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具体来讲,全球贸易关系复杂网络可用邻接矩阵E表示,若i国与j国不存在任何贸易关系,则邻接矩阵中Eij=0,若存在贸易关系,则邻接矩阵中Eij=1。进一步,用贸易流量定义贸易关系的权重W,即矩阵中i国与j国的贸易关系为Wij=贸易额,从而建立从节点i到节点j的“赋权”的边[17-19]。N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可用下列矩阵表达。

由于贸易关系数量较多,若全部作图会干扰可视化的呈现效果,因此本研究选取2010年、2015年、2020年贸易量在前30位的经济体做可视化处理,见图1。3个年份的贸易网络线点率依次为8.2、9.3和9.26,显示各节点之间联系较为紧密。

图1 全球参类药材贸易网络拓扑图(2010年、2015年、2020年)

3.1 网络密度(ρ)

节点间实际存在的联系数M与整个网络中理论上最多能产生联系总数N的比,用来衡量网络的紧密程度。

2010-2020年,整体网络密度呈现波动趋势,贸易关系复杂(见图2)。其中,网络密度最大值是2018年(密度为0.098),最小值是2012年(密度为0.054)。自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球中药贸易活跃,连续五年贸易网络密度整体上升。受新冠疫情影响,2019年、2020年贸易密度略有下降,但全球贸易互联互通势不可挡。

3.2 平均最短路径(L)

网络中任意两节点距离的平均值,用于衡量传输效率。表达式如下,式中,N为网络中的节点数,dij为节点i到节点j之间的距离。

图2显示,平均路径长度在2.35～2.65之间波动,总体变化稳定,说明传输率较为均衡。

图2 全球参类药材贸易网络密度、平均路径、聚集系数变化趋势(2010-2020年)

3.3 聚集系数(C)

网络中与节点i连接的点有Ki个,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有Xi条,则节点i的聚类系数定义为Ci=2Xi/Ki(Ki-1)。整个网络的聚集系数C如下。

图2显示,2014年后聚集系数一直上升并在高位,网络变得更加凝聚。一般来说,一个网络若同时具有较大的聚集系数和较小的平均最短路径长度,则认为该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特性[5]。这一观点最早在1998年《自然》杂志上由Watts和Strogatz提出,后有学者认为小世界网络的“弱点”在于网络中的点,并开展了网络节点研究。图2显示这两个指标呈反相变化，因此人参贸易网络也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

3.4 节点度(Ki)

网络中与节点i有直接联系的节点数目,即i的直接贸易伙伴总数。在有向复杂网络中,节点度为节点出度和节点入度之和。节点度越大,节点在网络中活跃度越高、影响力越广。表达式如下:

表1列举了节点度排名前10的国家及地区,点出度和点入度均显示,各国的贸易伙伴数均在不同程度的增加,说明市场日益多元化。其中,贸易伙伴较多的经济体有中国、香港(中国)、韩国、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结合参类药材资源的分布情况,推测具有资源优势的经济体(如中国、韩国、美国等)在贸易出口中占据优势。此外,中国、香港(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既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体也是主要的进口经济体,这意味着贸易主体内的合作日渐紧密。值得注意的是,点出度和点入度仅从贸易伙伴数量的角度说明该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地位。进一步梳理贸易总量，结果表明，排名前10的贸易量基本存在于节点度排名靠前的经济体之间，见表2。因此，这些经济体不仅在贸易伙伴数量上也在贸易总量上占据主导，它们的贸易地位显然易见。

表1 全球参类药材贸易网络排名前10国家及地区的节点度(2010年、2015年、2020年)

表2 全球参类药材出口排名前10国家及地区的贸易线(2010年、2015年、2020年)

3.5 中介中心度(BCi)

假设节点j和k之间存在的捷径数为gjk,通过节点i的捷径数量为gjk(i),则节点i控制节点j和k的能力为bjk(i)=gjk(i)/gjk。网络的中介中心度如下。

表1显示中国、韩国等国一直是中介中心度高的国家,在贸易流通中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同时它们也是参类药材的主产区,具备资源优势。其次,北美地区如美国,欧洲地区如英国、法国、德国也是重要中转国。它们依靠深加工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以此占据贸易控制地位。除去东盟、欧盟成员国外,巴西、南非、黎巴嫩也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总体来说,各国中介中心度普遍降低,显示贸易格局“中心化”与“多元化”并存。

3.6 核心-边缘分析

Borgatti and Everett 认为,核心-边缘结构是一种中心由大量节点构成且连接紧密,外围稀疏分散的单元结构,具有连续模型和离散模型[5],有利于判断网络节点的地位和潜力。

参考邓光耀[20]核心-边缘分析方法,将核值K大于0.2的国家或地区视为核心区,在0.1～0.2之间的视为半边缘区,小于0.1的视为边缘区,结果如表3所示。截至2020年,核心区的数量仅增加1个,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数量相当且分布比较平均。具体来看,中国、韩国、美国、德国、荷兰、法国、英国一直处于贸易的核心区;香港(中国)由原先的核心区转变为半边缘区,其贸易地位在下降;西班牙和意大利从半边缘区跃升至核心区;波兰、巴西、捷克由边缘区跃升到半边缘区,它们的贸易潜力值得关注。

从核心值变化来看，2010-2020年核心区中平均核心度大于0.3的国家分别为中国(0.332)、韩国(0.329)、美国(0.316)、德国(0.301)。其中，中国的核心度一直领先但略有下降，韩国、美国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德国的核心度波动上浮，并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一。平均核心度在0.2～0.3的国家及地区有英国(0.254)、荷兰(0.252)、法国(0.227)，其中，英国的核心度不断攀升，而荷兰、法国在下降。2010-2020年半边缘区中新加坡(0.165)、印度(0.163)、泰国(0.16)、加拿大(0.155)、捷克(0.136)的平均核心值较大，说明其具有很大贸易潜力，且它们中多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见，历史文化相似、地理距离相近的国家更易于形成贸易群体。2010-2020年边缘区值得关注的国家有巴西(0.09)和南非(0.054)，其平均核心度连续三年呈上升趋势。

本研究基于复杂网络分析,选择参类药材作为我国大宗药材贸易的代表品种,对其全球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剖析。主要结果如下:①全球参类药材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大,连通性日益增加,各贸易主体联系日渐紧密,同时呈现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②节点分析显示各国及地区的贸易伙伴数量增多,中国、香港(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既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体也是主要的进口经济体,且在贸易总量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受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的影响,贸易大国具备强大的贸易控制力。③核心-边缘分析揭示了贸易团体的演变,研究发现资源优势对贸易核心地位的影响力在下降,历史文化相似、地理距离相近的国家更易于形成贸易群体, “一带一路”沿线人参贸易集团日渐成型。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把握贸易新机遇，巩固并扩大出口市场。随着中医药国际认可度的不断提升，中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中药贸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研究表明，全球参类药材贸易网络日益成熟，贸易主体联系密切，“一带一路”贸易集团已成规模。与此同时，参类药材贸易竞争日渐激烈，一方面与我国地理距离相近、历史文化相似的韩国、日本所产的高丽参、东洋参与我国人参竞争东南亚市场，另一方面占据产业链、技术链高端的美国、德国、法国等对我国人参深加工产品形成贸易冲击。在此背景下，政府和生产企业要充分借助国内外的政策红利，积极传播中医药大健康、治未病理念，以医带药、以文促商，提高中药的国际影响力，打造高质量、绿色、健康的中国人参品牌，进一步开拓东南亚、东欧市场，探索培育南美洲、非洲、中东地区如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

(2)加大新产品技术攻关，优化参类药材出口产品结构。我国是人参种植大国也是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以中药材、饮片和提取物居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成药、保健品和化妆品出口较少[21]，导致整体贸易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主要的出口品种有长白山人参、集安边条参、东北参等，产品同质化严重，产能分散，尚未形成品牌竞争合力。反观同样是具有资源禀赋的韩国，由其政府直接监制，占据韩国最大市场份额的人参公社创立高丽参品牌“正官庄”，打造高端品牌销售，与我国争夺市场。因此，要鼓励加大参类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开发具有高质量和高效益的人参保健品和中成药，优化升级出口产品结构，实现价值链延伸。

(3)破除贸易制度壁垒,探索拓宽参类产品国际化路径。欧美市场准入门槛非常高,大部分参类产品只是以食品补充剂或保健品进入市场[22],要破除制度壁垒需要我国监管部门和中医药企业密切关注国际传统医药标准动向,全面参与国际中药标准制定,推动中药“走出去”。要解决中药在国际市场的身份难题,首先要克服质量的短板。必须通过完善立法、规范流程、严格管理手段,在人参种植、生产、加工的过程中构建全周期、可追溯的质量控制体系[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