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三线建设决策动因问题研究述论

宋银桂， 岳小川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开展全面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在经济和国防领域作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1964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多个行业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和百万计的民兵以及解放军官兵开进三线，从此开启了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历史新征程，党和人民也由此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动因问题，也历来是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经过近四十年的交流探讨，相关学术成果已较为全面，并形成了基本框架。本文以1980年以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决策动因问题研究的学术文章为考察对象，对三线建设决策动因研究作一述论。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周边环境逐渐恶化，备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是开展三线建设的直接动因，也是当前学界有关三线建设动因问题研究的共识，但关注的重点略有不同。

(一)从国家安全角度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彩华的《三线建设研究》[1]14-19，认为在1964年前后，中国周边局势十分紧张。首先，美国直接插手越战，并空袭北越，直接威胁我国南部安全；
还企图联合苏联和我国台湾地区打击中国核设施，试图阻止新中国拥有核武器，又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妄图建立反攻大陆的“游击走廊”；
其次，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于1962年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大批中国居民外逃和武装暴乱，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在中蒙、中苏边境大举增兵，威胁中国北部和西部；
再次，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挑起军事冲突①，印军虽被击退，但双方对峙态势并未得到根本缓和；
最后，日本和韩国皆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且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条约”，密谋制定了针对中国的“飞龙计划”，直接对我国东北构成威胁。一时之间，周边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必须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

虽然备战这一因素为学者所重，但对战争紧迫性的认识，学者们的观点又不尽相同：

宋毅军认为，新中国诞生以来就始终处于被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中[2]，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并“使中央领导人产生核战争危险性的估计，加剧了战备紧迫性的认识。”[3]胡哲峰断言，备战是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和国际形势需要角度作出的正确决策，并非头脑发热[4]。胡福文[5]、唐金权[6]、张顺昌[7]等也持有此观点。

陈东林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希望看到战争，但也绝不畏惧战争而放弃一寸领土，因此将战争伤亡和经济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的预防，是完全必要的。”[8]408孙东升表示：“爆发战争是我们最坏的准备，对战争打不起来的估计也很充分。”[9]但多数学者又认为，毛泽东笃信“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要准备大打，打核战争，‘世界革命’就要到来”的观点，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作了过分估计[10]。持此观点的还有王培[11]、王毅[12]等人。

肖敏、孔繁敏认为，美军在北越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并不比50年代初麦克阿瑟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更大、台湾虽叫嚣反攻大陆但已是强弩之末，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已然胜利，苏联虽陈兵中蒙、中苏边境，但至今也找不到证据说苏军将大举进犯[13]。杨奎松认为，毛泽东没有能够预见备战带来的严重后果，当战争气氛发展到高度紧张的程度之后，又未能抓住机会缓和局势，反而过分估计了战争的可能性和紧迫性，夸大了战争威胁，是一次决策判断上的失误[14]。但陈东林基于1994年解封的美国档案，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他表示，1964年美国的确制定了直接和间接两种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但约翰逊等人在反复权衡后并未执行，且1965年苏联总理柯西金访华时，也向中国领导人证实了美国的袭击动向[15]5-6。

(二)从外交政策角度

刘志男认为，“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16]杨奎松更加明确地表示，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局势恶化主要是在中、美、苏三方势力主导下的外交冲突。

1.中美外交。自1962年以来，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等事件使美国认为中国的威胁更直接、也更危险；
对中国而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执行“放蒋出笼”策略、挑动两次“台海危机”、刻意制造障碍增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难度、在越南开展“特种战争”等，这些行动强化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刺激了其民族自尊心，也强化了其敌对情绪[17]。

2.苏美外交。这一时期赫鲁晓夫推行“三和”路线②，促成了有限度的苏美合作，这使得中国在苏美两大国间格外醒目。一方面，美国将中国看作比苏联更为“好战”、更具“军事冒险性”“更不负责任”“更顽固敌对”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苏分歧已不仅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是反映到整个两国关系中。”[18]如此，苏、美在亚洲战略上就将锋芒一并指向了中国。

3.中苏外交。苏联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能配合苏联的“和平”外交战略[19]，但中国主张武装斗争，并在政治和物资上支援革命力量。加之苏联与美国在限制中国发展核技术问题上步调一致，在台湾问题上鼓吹暂时听任台湾“独立”的主张；
又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立场不稳，其态度从最初的支持转向中立，后又为印度辩护而对中国进行抱怨和攻击[20]，这直接导致中苏关系由同盟走向敌对。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国际局势恶化主要是围绕中、美、苏三国利益诉求的冲突来展开的，并集中体现在中国周边动荡的局势上；
反映在国内，则表现为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接受如此损害国家利益的条件，并强化备战工作，准备以武力捍卫国家利益。

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南北两线对中国形成夹击之势……对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做准备。”[21]至此，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意见达成一致，备战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决策得以确认。在具体方案的选择上，决定贯彻积极防御策略，开展战略大后方建设。具体来说，就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我国纵深地区建设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绝大多数学者在此问题上的意见是统一的，但关于建设战略大后方思想的形成有多种看法。

(一)防御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

毛泽东多次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鉴于此论断，霞飞认为，毛泽东认识到一个事实：中国东北工业基地处于苏联带核弹头的导弹射程内，东部沿海工业设施又受到美蒋战机的威胁，并且北京也在美苏核武器的打击范围。一旦发生战争，无论是否使用核武器，中国的工业必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交的《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报告》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③。而在当时，美苏的核武器还打不到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因而在三线地区建设具有支持持久作战能力的战略后方就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22]。王培基于可能的战争威胁，认为战略大后方建设是毛泽东试图从最坏的角度来防备美、苏等敌对势力突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重要举措[11]。董宝训[23]、陈果吉、崔建生[24]、李晓慧[25]等学者也有类似观点。

(二)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

王毅认为，战略大后方建设决策的形成和苏、美等国的历史经验有关。苏联在二战前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建设，并且既不准备工事，也不考虑敌人进攻，又不搬家，致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重创。紧急情况下，才将大批工业设备、人才动员搬迁至中、东部地区，与该地原有的工业相结合，建成了稳固的战略后方，为赢得二战奠定了物质基础。美国在50年代就把近50%的工厂建在非城区；
瑞典部分重要的军工厂和关键设备都放在地下；
[12]北朝鲜在朝鲜战争中将中国视为可靠的战略后方，停战后吸取教训，将“一些重要工厂特别是军工企业建在纵深山区和洞里，以适应长期备战的需要。”[1]23-24德国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则基本上布局在远离边界的中部地区[26]。这些经验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建设战略大后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任健、陈谟[27]等学者。

(三)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领导军事斗争和大后方建设经验的总结与再应用

黄荣华提出，“三线建设沿袭和发展了建立根据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人民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建设一切为一个地区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事业”，成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略基地[21]。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沿袭了这一思想，在“一五”时期，由于背靠苏联，毛泽东制定了“北顶南放”的国防战略，因此将战略后方主要选址在东北，军事工业也大部分集中于此。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战略后方被迫西移，相应的军事工业也需要往西北、西南转移[28]。为防御核战争的需要，毛泽东还要求把三线地区建成能抗飞机轰炸、抗原子弹袭击的稳固战略后方；
在项目结构上强调大区范围内的自成体系；
[21]在布局上提议将比较重要的项目尽量安排在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桂北山区、湘鄂赣边区等历次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29]。这表明，毛泽东在规划三线建设时充分借鉴了国内外历史上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将长期以来形成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运用于当代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一次尝试[11]。

(四)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判断

赤桦认为，“积极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是新中国领导人的一贯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断定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而这一时期的备战目标主要是防止敌人大规模入侵以巩固新生政权。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世界和平前景更加乐观，这坚定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但又认为地区性的局部冲突或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就其战争模式，毛泽东认为敌人可能开展突然袭击，由此确立了“积极防御，防敌突袭”备战方针。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在把美国看作最大安全威胁的同时，也把苏联作为威胁因素来考虑，并强调“战争不可避免”，要从最坏处着想，“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准备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勾结起来一起打我们”，要求为应付全面战争开展战略大后方建设[18]。董宝训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开展战略大后方建设，对美、苏威胁的警惕仅是一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对现代战争的理解。”[23]

肖敏、孔繁敏提出“非备战因素在毛泽东的决策过程中只占了很小很小的比重。”改善工业布局也并非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初衷，而是客观结果[13]。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改善生产力布局是毛泽东决心开展三线建设的又一重要因素，只是得出这一结论的切入点各有所重。

(一)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工业布局调整和发展

陈东林认为，“三线建设，是1964年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决策下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30]并提出，“在工业布局问题上，突出的有一个国防工业布局的问题。”在“一五”时期，大批国防科技工业项目集中建设在东北、华北、西北的大中城市，其他如川渝地区仅有一些并不配套的轻型武器加工企业。60年代初国际局势恶化，使“三北”地区的国防科技工业设施可能首先成为攻击目标。因此必须将调整国防科技工业布局作为改善整个工业布局的中心任务[8]5-6。李晓慧基于1964年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交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国工业底子薄弱，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大城市，从国防经济学角度看，这样的工业布局并不适应战争需要[25]。宋毅军也认为，我国已建成的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十分容易遭到袭击和破坏，因而毛泽东高度重视工业布局问题，认为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善[31]。此外，姬文波还提出，除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因素外，一、二线的生产能力也满足不了大规模战争的需要[32]。孙东升[9]、马英民[33]、王庭科[34]、鲁礼华、郭冰[35]等人也持相似观点。

(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

高伯文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三线建设正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一次重要尝试[36]。宋毅军、赵东苹表示，“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的延续和体现”，其目的是“尽可能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和长期发展。”[37]符宇忠、邹燕认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初步形成于“一五”时期，1956年毛泽东所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而三线建设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针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危险开展的一次争取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实践[38]。李克武也认为，尽管三线建设带有国防目的，但与“一五”计划一样，都是在区域平衡发展理论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其政策目标也更多地偏重于实现东西部之间的公平上[39]。孔全新更加明确地指出，“‘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改变工业布局集中于沿海的状况，调整内地与沿海经济关系的最重大举措。”[40]李曙新[41]、黄荣华[21]、沈贯力[42]也持有这一论点。

(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工业化道路的选择④

董宝训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近代以来，中国一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60年代初的国际局势对新中国的存续构成了严峻挑战。因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面前，实行优先发展国防工业以带动工业进步的策略“既有现实的考虑，同时也有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给予的深刻启示。”[23]黄荣华从体制和执行层面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一是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关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直接介入三线建设的整个过程，也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保障了人力、物力和资金来源；
其二是明显带有“一揽子”解决问题的特点，即在三线建设伊始，就将各项建设任务全面铺开，试图在同一时段实现工业化的全面推进或社会的全面发展[21]。在陈东林看来，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日本也为中国的工业化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如提高国民收入中的积累率，如此积累的资金用以“投资工业，将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性利益。”[43]当然在这一问题上受到苏联的影响更加直接。

(四)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追求

朱佳木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实现工业化始终怀有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求。”而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在“赶超”“跃进”思想影响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加速发展推行的重要举措，也是前一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延续和发展[44]。陈晋将毛泽东对工业化的追求同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西部梦想”相联系，认为毛泽东看到了“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作用，并在建国15年来的工业建设中予以重点关注，其取得的成就坚定了毛泽东开发西部的信念，使得毛泽东在特殊时期下定决心进行具有开发意义的三线建设[45]。霞飞也认为，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恶化强化了毛泽东发展西部的信念，形成了工业建设布局全面铺开，并将三线作为工业化建设重点的新思路[46]，力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吴燕[47]、刘德华[48]、宋海儆[49]也持有此观点。

张强认为，赫鲁晓夫在外交上“主张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强调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认为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来夺取政权。”这一“不要革命”“不准革命”的方案，让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已转变成一个修正主义者，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也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代表[19]。并且苏共在中苏论战中始终以老子党自居，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横加指责，这使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产生了强烈不满。事实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此前已经完成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设计，概括讲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并且毛泽东对此抱有极大期望。而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恰巧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批评形成对照。”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联合进攻。”[50]并且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国内也已经有了彭德怀等七八个“修正主义者”，要警惕中国变修的问题[23]。

牛军基于八届十中全会的相关内容，认为毛泽东把对“大跃进”及其后果的批评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还表示“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是相互勾结的。又将“那些理论层次上的意见同所谓‘修正主义’问题联系起来”[51]，由此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反修防修”问题。此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在全党全民中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并决定发起一次防修反修的教育运动。董宝训认为，“反修防修的措施不管如何积极，如何严密，毕竟不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于万一。”所以，毛泽东十分担忧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刘少奇则表示，“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23]毛泽东也指出，“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甚至表示，“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就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可见毛泽东希望把大小三线建设成为反击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后方基地。”[21]如此，开展三线建设就有了“反修防修”的现实需要。学者王培[11]、周燕来[52]也持有这一观点。

(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和“左”倾思想的掣肘

黄荣华仔细研究了三线建设决策的指导思想和相关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是形成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其表现有三：一是对基本国情缺乏完整认知，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业建设经验有限。工业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加之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不利条件没有准确的估计，而主观上又求急求快，片面拔高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提倡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法推动经济建设。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缺乏深刻的理论总结，使得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长期存在，更是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来指导，造成三线建设决策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三是主观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在经济布局问题上，列宁认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因而主张平衡分布生产力，这是针对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理想状况而言的，但却被机械地、教条式地理解，并成为推进三线建设的理论依据之一，大搞“大而全”“小而全”、建立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21]。但显然这并不符合60年代中国开展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

(二)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急切盼望

李德英、陈梦遥考察了60年代中前期新中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现状，认为我国制造国防尖端武器的金属材料还有10%—20%的品种尚未解决，导弹运载工具研究十分薄弱，国防尖端武器在品种上还不能完全自力更生。如果其他国家挑起战端，我国将面临极为被动的局面。造成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也是毛泽东的另一层担忧[53]。姜长青探究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思想理论，认为毛泽东就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特别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宣布终止中苏间的技术合作协定，并撤走苏联专家，一些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项目被迫中止，这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此后毛泽东对中国科技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审定国家计委提交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时还着重强调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工业技术，以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也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54]毛泽东对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急切盼望与其决意在三线建设过程中进行技术攻关是相关联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对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执着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开展三线建设的决心。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三线建设决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董宝训认为，在紧张国际形势下的备战、调整生产力布局等因素仅说明进行三线建设有现实的必要性，而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经济的全面恢复才使三线建设的全面开展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三线建设是必要性和可能性共同作用的结果[23]。

当前国内有关三线建设决策动因问题的研究已较为全面且较有深度。其研究视角涉及国防、外交、经济建设、区域均衡发展、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等多个层面，基本涵盖了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各个方面，显现出多维性特征。此外，时下相关学术成果在决策动因的立足点上，意见比较统一，即在国际局势恶化的大前提下维护国家安全。换句话说，三线建设决策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做出的应对策略。这一研究逻辑是合乎历史的，但并未完整阐述毛泽东对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考。笔者认为，三线建设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立足于“积极防御思想”，谋求国家发展战略利益与国际形势变化相统一所做的有益尝试。该决策有两个直接动力源，一个是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要求毛泽东从社会的各个领域来思考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建设战略构想，即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5]153。这两个动力源的相互作用体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开展三线建设的被动性与主动性的统一。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看，三线建设也是事物发展内因与外因的统一。但是，内因才是主导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当前的研究过分强调美、苏等国的“外力”作用，更加凸显了三线建设决策的被动性，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决议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主动性上，阐释略有不足。

独立自主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层面的表现，就是主动尝试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明晰的时代要求。

第一，从国家发展角度讲，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⑤上明确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5]“这在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思想，只不过没有形成明确的论断。”[56]在国民经济基本好转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57]。经过“一五”时期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将工业化目标具体化为“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58]。周恩来认为，“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59]2321962年周恩来还指出，“我们是大国，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战略意义，永远如此。”[60]493这就阐明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主动谋求国家自主发展的治国理念。

第二，从历史教训角度讲，毛泽东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61]彭德怀于1956年3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建议“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基本工业建设也不可过于集中，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国土防空工作，“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62]此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与支持，而在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防建设也一直是按这一思想来部署的。1963年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又批示：过去的近百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15]39这就将三线建设纳入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主动强化国防建设以应对化解战争风险的长期实践之中。

第三，从战略安排角度讲，面对60年代初国际局势恶化与新一轮的国家建设需要，周恩来强调要“认清形势，掌握主动”，提出“建成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60]481-519。后在1964年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将其理论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9]439这一构想具有很强的战略前瞻性，其把国家、民族独立与社会长治久安联系起来[63]，将强化国防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融为一体，是一份统筹国内与国际的长远发展战略规划，并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能性和可操作性。此后，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数易其稿，同年下半年三线建设各个建设项目迅速“上马”，工业体系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

第四，从政策延续角度讲，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两步走”设想。毛泽东在此后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中，也作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备战备荒为人民”等重要指示，并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整顿国民经济，还批准“四三方案”，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发展生产力。这说明虽然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但始终未放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毛泽东的真正目的也是想通过阶级斗争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64]，并非单纯被动地应对国际局势恶化的冲击。总之，三线建设决策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国际局势恶化的大前提下，将国防建设融入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程之中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要特征，是主动性与被动性要求的统一。

马泉山在考察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时，提出了三线建设“二重性”⑥命题[65]。与此相对应，在三线建设的决策动因问题上，也存在一个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二重性”命题，主要表现在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与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恶化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上。笔者认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主线，其本身就包含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直接的国防工业体系建设可以为国家预防战争、夺取胜利赢得战略依托，也当为经济建设争取到较为稳定的外在环境；
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可以为国防工业提供资金和相应的物质保障，反之又加速国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60年代初逐渐恶化的国际局势，使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将国防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使得这一时期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具有更加浓厚的国防性质，而淡化了其经济建设属性，但并未改变二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既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探讨，又凸显了毛泽东在“积极防御思想”基础上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主动谋求国家发展战略利益与国际形势变迁相统一的不懈努力。

从主动性和被动性关系的角度探讨三线建设的决策动因问题带有总结和启迪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追求民族复兴上所作的努力和积累的初步经验。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至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变幻中找到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经历了由顺势而为到主动担当，积极引导国际局势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相一致的过程。这一历史经验今天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全球竞争加剧的现状，特别是美日印澳的“四边机制”对中国的“钳制”，有效地应对手段必不可少，而更加重要的是要注重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在国际社会中寻求认同与支持，力争在新一轮的博弈中争取主动，脱颖而出。

注 释：

① 1962年的中印冲突事件，多位学者对此事件表述内容多有不同，李彩华在《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何郝炬等在《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中都表述为“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国发起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陈东林在《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和《三线建设 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中都表述为“1962年10月20日和11月14日，印度军队悍然由东段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根据郑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56-1965》(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962年9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向中国边防军发动进攻，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中国政府在同年8月至10月间三次向印度政府提出谈判建议，皆遭到印度拒绝。10月12日印度政府下令印军“清除掉”在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
20日，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在击退印军的进攻后，中国边防军于11月22日全线主动停火。本文提及的中印冲突主要指在中印边境的东、西段爆发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② “三和”路线是赫鲁晓夫继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针对美国问题提出的外交策略，主要内容包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策略主要是为了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希望美国能承认苏联的大国地位，从而建立“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国际关系框架。

③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2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认为，《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报告》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基于毛泽东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提交的，是“果”的问题；
而当前学者在研究三线建设时，大都将这一《报告》看作“因”的问题。笔者看来，这份《报告》既非“因”，又非“果”。首先50年代后期中国周边局势就已经开始恶化，毛泽东有关战争即将到来的思想也非一时形成的，这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对战争的担忧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总参谋部提交的这一份报告将这种抽象概念具体化了。如此就更加明晰地触动了毛泽东等人的敏感神经，并为解决这种担忧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开展三线建设。因此，总参谋部提交的《报告》承担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认识介质的角色。

④ 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认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有以下特点：现代化的启动直接来自于外部的刺激与挑战；
需要有集权型的政治结构和强有力的政府组织；
时序模式选择上明显带有“一揽子”解决的特点；
已经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国家会产生强有力的示范效应。

⑤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曾提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学者陆仁权(《建立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0期)认为此是中共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理论的开始。但笔者认为《论联合政府》中的“工业化”仅是中共在向国内外爱国人士阐述的建国主张，并不能作为一项“政策”依据。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工业国”目标，则明确了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取向。

⑥ 三线建设“二重性”的命题，即马泉山认为三线建设是应对严重战争危险的特殊政治行为(军事不过是政治的继续)，又是谋求改善生产力布局的一般经济行为。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则是它的基础和载体。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反之，前者又使后者一般经济行为的属性被淡化而不易受到重视。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