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献计量的林纾研究分类及其翻译探讨❋

戴 光 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提 要】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翻译现代化进程中，林纾作为独特的个体，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对象之一。无论在文学史、翻译史、思想史以及文化史方面的著作，绕过林纾不论，势必残缺不完。本文从文献计量的角度，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期刊文献，利用CiteSpace 对国内学界关于林纾的研究进行分类探讨，重点关注对林纾翻译研究的探讨，为全面评价林纾提供参考借鉴。

严家炎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总序》中指出，20 世纪为“中国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交汇、撞击下发生大变革、走向现代化的时期”，同时是“中国小说接受西方思潮影响，建立崭新意识和崭新体式，并使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逐步交融，使现代化和民族化相互结合的时期”（陈平原、夏晓红1989：1）。

作为文学史上的分界线，1898 年是值得关注的年份，它对中国文学翻译史来说，意义重大。学界关于文学研究分界线划分已经达成一些共识，指出在作为分界线的年度内，需产生对文学历史进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比如“发表了某一重要宣言”，或“出版了某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还可以是“提出了新的写作原则”（谢天振2000；
查明建、谢天振2007：18）。查明建、谢天振（2007）将中国20 世纪文学翻译史的分界线定在1898 年。之所以将1898 年认定为20 世纪文学翻译史的开端之年，他们认为有几件事情在文学翻译史上影响深远，其中有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单行本，在该书序言中提出的“信达雅”至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同年，梁启超出版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指出政治小说具有巨大的社会推动作用。林纾在1898 年与王寿昌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并在1899 年出版发行，社会反响极为热烈。严复、梁启超、林纾在这一年揭开了中国20 世纪文学翻译的序幕，因此1898 年成了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标志性年份（查明建、谢天振2007：19）。

学界对林纾的翻译关注颇多，以至于现在学界一谈及林纾，就会想到《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等脍炙人口的译作。林纾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文学家、古文家、书画家、教育家，在诸多领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可以说，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林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在文学史、翻译史、思想史以及文化史方面的著作，绕过林纾不论，势必残缺不完（关诗珮2008；
王东风2011）。

为了更好地理解林纾，本文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对国内学界有关林纾的研究进行分类探讨，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林纾翻译的现代意义，以期为客观评价林纾提供参考借鉴。

本文作者以“林纾、林纾翻译、林译小说、林纾译作、林纾研究、林纾创作”等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进行全面检索，关注1950 年至2020 年期间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检索结果进行相关度核对，最后确定1698 篇期刊文献，利用Citespace 软件对这些文章进行分析。CiteSpace 是当前国内外学界运用最广的一款文献计量软件（Chen 2004，Chen & Song 2017）。该软件可以通过对相关研究领域所发表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讨研究规律，展现科学知识图谱（李杰、陈超美2016）。

首先请看林纾相关研究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图1 显示的是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图1 林纾相关研究共现关键词聚类图

通过CiteSpace 计算共得到75 个聚类，其中Top10 聚类如图1 所示，可以看出1950—2020 年间我国学者对林纾相关研究的主要热点聚焦于＃0-＃10 聚类范畴内，其中最大的聚类为#0 聚类，主要以林纾为研究对象展开相关研究，涉及的话题包括林纾作为古文家、文学家等，其次是#1、#2聚类，围绕林纾所译的《茶花女》《七缀集》等经典译著进行研究；
#3、#4、#5、#6、#9、#10 等六大聚类则从政治小说、义法、中国近代文化、原创、现代文学、古文义等视角研究林纾翻译和林纾创作；
#7 聚类则以哈葛德为个案分析林纾的翻译（哈葛德是林纾与其口译合作者翻译最多的英国小说家，总计翻译其23 部著作，参阅戴光荣2019）。

为了更加凸显林纾研究图谱中的关键词，笔者对CiteSpace 进行参数设置，以频率（Freq.）为基准，对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重新进行图谱分析，其结果如图2 所示：

图2 林纾相关研究关键词频率统计分布情况

从图2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林纾、翻译、林译小说、文学翻译、翻译策略、意识形态、桐城派、《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块肉余生述》《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哈葛德、狄更斯等话题，是国内学界关注度比较高的。

如果要了解整个检索时期范围内学界研究的关注点，可以利用CiteSpace 的时间线视图（侧重于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某个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时区图（侧重于时间维度上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具体设置可以参阅陈悦、陈超美等2019：74-77）。从CiteSpace 制作的国内学界对林纾相关研究的时区视图可以看到，林纾相关研究的共现关键词主要集中于20 世纪50 年代末（为起步阶段），20 世纪60—70 年代出现研究断层，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恢复对林纾翻译及其研究探索，20 世纪90年代达到研究的高峰。对这些聚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视角相对集中，主要聚集于翻译名家和翻译史论研究。以1992 年与2006 年为例，CiteSpace 图谱显示这两年中国内学者的研究话题（见图3 与图4）：

图3 1992 年研究话题截图

图4 2006 年研究话题截图

1992 年国内学界探讨与林纾相关的研究话题集中在两大块：一是与翻译相关的；
二是与林纾作为古文家身份相关的。其中与翻译相关的话题包括“林译小说、侦探小说、狄更斯、翻译小说”等，与林纾作为古文家身份相关的研究话题包括“桐城派古文、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古文论》《春觉斋论文》”等。

相比1992 年的研究来说，2006 年度与林纾相关的研究话题范围明显扩大。此时进入研究者视野中的林纾，不仅仅是翻译家，还是书画家、古文家、小说家；
涉及的话题包括：翻译策略、意识形态、翻译过程、世界文学、中国文学、话语权力、书面语言、“化境”“讹”（此两词出自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
涉及林纾的翻译作品包括《啼笑因缘》《威尼斯商人》《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迦茵小传》《金粉世家》《驯悍记》等。可以说，进入21 世纪后，我国学者对林纾的研究呈多元化趋势，主要从译者主体性、文学、义理、文法等视角分析林纾的翻译和林纾作为其他身份的探讨。

从Citespace 显示共现关键词在不同年代所凸显的动态分布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跟这类检索主题相关的研究热点是：《天演论》、践卓翁、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西方小说、翻译史、《迦茵小传》、翻译小说、外国小说、哈葛德、林纾的翻译、《黑奴吁天录》等。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于林纾的研究热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集中，这为下文即将展开的林纾有关研究分类探讨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

上文利用CiteSpace 对期刊文献所做的图谱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有关林纾的研究概况。为更全面分析了解林纾，本文综合了部分国内外有关林纾的研究著作，将学界有关林纾的研究进行分类探讨。依据文献内容的相关性，笔者将这些研究大致分为如下几大类：

第一类：将林纾的事迹写入传记，展现其跌宕起伏的生平经历，包括其求学及谋生、社会活动（张俊才1992；
张旭、车树昇2014；
朱羲胄1948a,1948b）；
将林纾书画及古文创作、合作的翻译与同期其他作者、译者进行详细对比，从而探讨林纾创作与翻译特色（黄睿、朱萍2011；
谢飘云2002；
张俊才1984，2008 等）。这一类研究将林纾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融入当时的语境与社会背景，展现其历史全景，从而深入探讨其作为多面手背后的社会语境，将林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创作的内容等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活动中加以综合考量。分析表明，林纾的翻译事业与成就构成了研究林纾的核心内容之一。

第二类：分析探讨林纾古文创作、文言翻译作品的语言特色与个人行文风格。林纾在文言翻译作品中以独特的按语让译者显形，在古文创作中彰显自己风格与态度，对古文行文及自创小说的义理比较重视。林纾与“五四”新文学家的论争，有学者也作了深入的考察。杨联芬（2003）指出林纾性格狷介真率，林纾跟新文化代表之间的分歧在于对白话文的态度，他认为推广使用白话文并非就一定要废除古文。这一类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比较多，相比第一类研究来说，探讨更为细致（韩洪举2005a，2005b；
林薇1985，1990 等）。

第三类：深入挖掘林纾翻译与赞助人、出版商、口译合作者等之间的关联，探讨林纾翻译深层次的社会背景与动机，彰显林纾翻译的社会功用（孔立1962；
李欧梵2013；
江曙2015 等）。

第四类：重视历史事实的挖掘，考据林纾翻译小说数量及相应的源语文本，介绍口译合作者，介绍源语文本作家相关信息。关于林译小说种类，寒光（1935）认为是171 种，郑振铎（1981）推论为156种，而马泰来核实为179 种（马泰来1981，1982）。

第五类：汇编不同学者的研究，编撰有关林纾及相关研究丛书，内容涵盖林纾本人古文创作、诗词作品、译作的序、跋等（阿英1960），关注林纾创作所面临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林纾译作在社会各层面的影响与接受（钱钟书等1981；
薛绥之、张俊才1983）。

第六类：探讨翻译史，列举林纾作为翻译家的翻译实践活动。前文指出，林纾是任何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人物，比如《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1989），《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 1998），《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陈福康2002），《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马祖毅2004），《中国翻译文学史》（孟昭毅2005）等。

第七类：探讨林纾翻译与创作的传播及对后世的影响（钱存训1986；
林薇1987；
郭延礼1991；
杨联芬2002，2003；
郝岚2006；
关诗珮2008；
潘红2010；
许俊雅2012）。

第八类：关注林纾文言翻译，对其小说翻译作品展开细读及描述，反映其翻译实践过程不同于一般译者的细节，揭示其从事翻译创作的思想渊源，指出林纾译文中前后矛盾与冲突的地方，探讨林译小说的社会目的（林元彪2012，2019；
刘雪真2015；
邢杰2010；
张佩瑶2003a，2003b；
朱志瑜2016）。

第九类：从比较的角度，探讨林纾的翻译、创作手法，分析林纾在中西文化、中西文学、中西小说等方面创举（刘宏照 2012；
龙颖2016；
陆建德2011；
罗书华 2012，2013；
潘红 2012；
邱汉平2014；
王向远2015；
文贵良 2005；
吴微2002；
徐志啸2002；
袁进2011）。

对林纾的相关研究进行分类只能是粗线条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个体，林纾身兼数职，很多时候几种身份同时出现，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他大半生的翻译生涯中。在林纾的文学翻译作品中，可以看到其多重身份的显现。

通过上文的综述，从林纾独特的翻译途径、林译小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西洋小说的普及以及在清末民初广大民众对翻译小说的理解等层面来看，林纾及其翻译现象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关注与挖掘。

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选择行为，总是受到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文学体制、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时期，由于其文化语境不同，文学翻译选择也就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查明建、谢天振2007：18-19）。

林纾以“工于叙事抒情，杂以诙谐，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钱基博 2004：168）的古文，通过与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小说，为当时闭关锁国的国人打开了一条通道，让小说登上大雅之堂。通过文言小说途径，吸引了知识阶层，从而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地位（施蛰存1990：89）。研究发现，“林译小说”作为一个高频词，有其厚重的社会文化意义：林译小说本身以典雅的语言叙述平凡的人生，消解了中国文人雅文学与世俗小说之间的巨大历史鸿沟，林译小说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1898 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由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加上林译小说的影响，很快就形成了关于欧美和日本社会现代化与小说相关的观念，于是改革社会的热情变成了创造新小说的动力。

林纾作为古文家，深谙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话语特征，通过自己创造性的翻译，用文言小说语言颠覆传统小说的观念，改章回小说模式为西洋式的长篇叙事模式，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新尝试。林译小说中的古文不同于自己创作时的语言，钱钟书（1981）指出林译小说中的文言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桐城派古文，而是林纾自认为通俗而富于弹性的文言。这就导致林纾在古文写作与小说翻译时不大相同的状态。

林纾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中，扮演着一个导路先锋的角色。林纾以其独特的身份，在一片荒漠中摸索前进。他的翻译难免留下探路者勇敢却尚不规则的足迹，因此可以说他是中国正式的文学翻译事业杰出的先行者和奠基者，他的许多翻译经验、技能技巧以及叙事风格，至今仍不乏借鉴价值（张俊才2007：56）。

谢天振认为，翻译家大都身兼二职：理解与表达，而林纾的翻译，该职责被一分为二。作为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与其口译合作者各自承担了翻译所必须完成的任务：对原文内容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以中国特定时期的特定语言开展书面表达。林纾翻译的成功，其艺术魅力归功于林纾的艺术性再创造。这类翻译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示了文学翻译中译者再创造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文学翻译实际上是对原作信息的传递加上译语中作为艺术品的再现。林纾的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史上，也是世界翻译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谢天振1999：71-72）。林纾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中国新文化的诞生，他是其中的一位先驱。其翻译小说无异于一扇洞开的窗户，可以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

翻译对异域文化再现承担了巨大的建构力量，林译小说作为清末民初翻译宏大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个体体悟和想象，展开了言说西方、建构自我的翻译活动，以小说话语的方式开启了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现代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潘红2012）。

有关林纾翻译相关的研究，美国汉学家韩嵩文（Michael Hill）曾指出，关于林纾翻译的研究，大多基于研究者个人对林纾译文进行寻章摘句式的感悟，林译小说本身是一项工程浩大的文化事业，如果研究者偏离文本正文，仅通过阅读林纾撰写的序跋及评论等副文本来展开分析其翻译思想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科学的（韩嵩文 2007；
Hill 2013）。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对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文献梳理，笔者发现，涉及林纾翻译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林译小说其独特的叙事方法是对西方叙事模式的改造。这类改造对本土小说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对勘原著、对翻译文本开展深度剖析，探讨林纾翻译作品语言风格，从而科学有效揭示林译小说的魅力所在（潘红2017）。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借助语料库手段可以更好地开展林纾及其翻译研究（戴光荣2015，2018a，2018b，2018c,2019）。语料库翻译学借助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采用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方法，结合语内与语际对比研究，可以对翻译现象开展历时与共时的描写和解释，探索翻译过程与翻译本质（胡开宝 2011；
王克非2012）。在林纾翻译语料库基础上，后续研究还可以进行多译本对照研究。以林纾译本为依托，其他现代汉语译本为对照，将英语原文、林纾译本、现代汉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这样就可实现译者对比以及文言与白话对比，还可以进行英语、汉语文言、汉语白话对比（戴光荣2019）。借助语料库途径，对林纾译文开展全面细致描述，总结归纳其翻译作品中的语言使用规律与翻译策略，结合序跋等副文本，探讨林纾小说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分析翻译合作、翻译出版机构及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译者的影响，从而科学解释林纾翻译的行为。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手段，对国内学界关于林纾的研究进行详细的分类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已有研究的分类特征。文章还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对林纾翻译展开深入分析，探讨其历史功绩，从而为全方位理解林纾提供有用的参考借鉴。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了针对林纾翻译开展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借助语料库手段，可以挖掘林纾翻译的更多话题，值得后续研究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