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专利产出策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孙莹琳 唐 恒 程 龙 苏文成

(1.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2.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3.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随着技术创业的推进，企业家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变得越发重要[1]，兼顾发明人与企业家双重身份的“发明人型企业家”日益主流化[2]。从创新成果来看，专利已成为企业家参与技术创新最为普遍、直接的方式，尤其在中国专利申请量蝉联全球第一的背景下。

专利申请与授权的终极目标是借助专利这一政策性工具保护其研发成果，进而形成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和良好的经济表现。已有研究证明，企业家参与研发的发明专利成果会显著提升企业绩效[1]。但在中国成为专利大国的过程中，企业专利行为出现“异化”[3]，专利甚至沦落为企业获得政府奖励的“敲门砖”，专利“泡沫”严重。企业家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战略和日常经营背后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那么，企业家参与专利研发对企业专利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可以改善“异化”问题？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于中国企业专利事业的发展具体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4]，企业的策略选择和企业绩效受企业家的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家的认知基础对企业决策起着关键作用。随着对专利研发参与的广泛与深入，企业家对专利工具的认知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对专利策略的选择；
不同策略下的专利申请获权后，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绩效。因此，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利研发参与度、专利产出策略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本研究的问题是：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利研发参与度在专利产出策略选择中的作用如何？不同的专利产出策略对企业绩效是否产生影响？本研究将基于实证研究正面回应上述问题，定量描述企业家参与专利研发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2.1 发明人型企业家与企业绩效

发明人型企业家最早源自于企业家类型和企业类型论，该群体致力于将发明创造生产成各种产品，介于工匠型与机会型企业家之间[2]。对于发明人型企业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学者们尚未统一口径。大部分研究鼓励科学家与工程师进入产业界，承担起企业家的职能。他们认为，发明人兼企业家拥有更多样化的经验，更平衡的技能可以加强对企业的整合能力[5]。从人力资本角度，发明创造技能与创新管理技能的协同效应，可以为技术创业者带来显著优势并提升企业绩效[6]。但也有学者认为，当发明人不负责商业化时，企业经济绩效更高[7]。角色认同与创业认知方面的困境与挑战、由于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过多或过少等，都会成为该群体创新创业的阻碍[8]。

现有研究在探讨企业家技术参与和企业绩效时，从资源整合、要素协同、社会资本等视角切入，从理论层面深入开展了权威协调对创业资源整合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内部技术与非技术要素的协同等研究[9]。在研究企业家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也关注到了企业家的技术背景[10]，但鲜有学者聚焦到企业家参与专利研发这一具体情境。部分学者考察了企业家参与研发的专利数量、专利类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1]，但并未就具体的作用过程与微观机理做进一步挖掘，忽略了专利策略的中介作用。

2.2 专利产出与企业绩效

专利既是企业技术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企业控制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11]。发明人型企业家自被提出以来，就与专利密切相关，其专利行为受到专利成本、审批时间、专利保护程度等[2]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指出，专利行为主要包含专利申请动机、专利创造、专利运用等，与获取竞争优势、防止技术复制、提高声誉、获得融资、创业退出等密切相关[12]。专利数量经常被用作衡量企业创新绩效。但近年来学者们更为关注专利质量，并从授权、被引、续期、权利要求项数、专利族、市场运用等维度进行度量[13]。此外，专利申请范围和专利审批速度之间也存在权衡，专利审批速度对企业同样具有潜在性战略价值[14]。目前，探讨专利产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诸多，但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有学者指出，专利获取、专利保护、专利商业化与技术创新绩效中的经济、社会效益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5]。专利质量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专利被引次数、权利要求数量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的数量对企业绩效均无显著影响。在策略性创新导向下，创新投入虽催生了大量非发明专利申请，但并未提升企业绩效[17]。

现有研究对于专利产出数量、质量是否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尚未统一口径，且较少关注专利产出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此外，不同专利研发参与度下的企业家是如何选择专利产出策略，并以之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过程性分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3.1 理论框架

首先，本研究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选定60位目标企业家(E1～E60)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实际可行性，对企业家本人(32位)或与之熟悉的若干人员(24位)进行访谈，共计56位访谈对象(A1～A56)。为了保护企业家及受访者的隐私，均以字母或数字进行编号。

其次，依据程序化扎根理论执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并对编码结果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具体过程如下：①经过开放编码，本研究析出699个参考点、12个次级范畴及其下属的46个概念；
②经过主轴编码，运用“高层管理者的特征-战略选择-组织绩效”典范模型，提取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4个主范畴：发明人型企业家内涵、专利研发参与度、专利产出策略与企业绩效。具体见表1。

表1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最后，经过选择编码，从主范畴中确定核心范畴并理出“故事线”。具有不同职能背景的高管对研发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进而形成差异化的资源配置决策，最终影响高技术企业成长[18]。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一般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专利行为视角下“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专利产出策略—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见图1)，构建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通过专利产出策略作用于企业创新发展的中介作用模型，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3.2 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家作为企业最高领导者，在组织内部拥有集中的权力和调配资源的能力[19]。其所具备的个人能力、市场意识、变革魄力、全局视野等领导力和素质，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竞争力。根据高层阶梯理论，企业家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将个人才能注入创新成果中，提高创新品质，其自身特质及整合协同效应使得技术创新优于普通的企业创新[1]，推动创新成果市场化、价值化，得到预期的市场回报。

首先，发明人型企业家通过广泛参与专利研发，可以塑造较为直观、强烈的技术形象。以此作为产品宣发要点，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对产品技术与质量的信任感，提升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增加市场份额。其次，技术形象的树立有助于累积个人声誉并提升社会资本，拓展企业家社会网络，获取更多企业运营所需的人脉和资源[20]。再者，广泛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家便于从整体层面系统性把控研发方向与进展，结合市场需求与产品走势，对专利研发提出进一步技术导向、产品体验等建议，提高技术研发端与现实需求端的匹配度，提高专利商业化效率。因此，企业家便于充分调配、整合资源[19]，及时解决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推广全链条中的各项事宜，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

深度参与专利研发的发明人型企业家大多具备扎实的技术基础。首先，企业家对技术研发亲力亲为与全程参与，塑造吃苦耐劳的技术研发榜样，对研发人员起到有效的指导与激励作用。该类企业家更为尊重技术人才，更容易获得研发人员的尊重与信赖，从而形成较强的组织责任感与归属感，激励研发斗志，进而提升创新效率。其次，深度参与者对技术理解更透彻和专业，对技术水平要求更高，发现并解决技术问题的时效性更强。他们更为重视对产品研发的资金投入，进而提升创新质量。再者，深度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家多数具备理工科技术背景与逻辑训练，更具理性思维且行事风格严谨，对技术质量要求更为严苛，能起到更好的监督作用[21]。因此，基于有效的指导、激励与监督及技术能力，研发效率、研发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进而提升企业利润。

然而，深度参与技术研发的企业家容易陷入过于追求技术造诣的误区，弱化产品利润并忽略市场信号、商务运作与成本控制等非技术因素。他们缺少全局性统筹，进而不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此外，深度参与技术的发明人型企业家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难以打破固有的意识格局，导致经营战略上的投资偏差[8]：或高估技术产品的市场潜力，在市场营销方面盲目扩张团队并增加广告投入；
或高估产品技术的优越性，减少对技术后续的升级与优化投入，阻碍企业利润的增长。另外，扎根访谈发现，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家需要维护自身的技术话语权，深度参与者更为强烈。当企业度过创业阶段，企业家容易产生较强的排外性，抵抗资本过多进入与规模扩张。其中，部分广泛参与的机会主义者会通过规模扩张增加企业营收。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深度与企业盈利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b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成长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成长绩效呈倒U形关系。

假设1c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深度与企业规模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且前者的影响弱于后者。

3.3 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专利产出策略的中介作用

3.3.1数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的中介效应

广泛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家可以从整体层面把控研发全貌，充分调配和整合财力、人力、物力资源[19]。通过下达数量指标并配以资金激励，最大化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提升专利产出数量。但当参与广度达到一定值时，可能存在两种情况：①存在过度崇尚机会主义的“伪发明人型企业家”。通过主动诉求或下属讨好等路径，在企业成立后增设发明人身份。该群体更为关注专利信号价值，过度迎合政府宣传与推广并积极完成政策指标，专利产出数量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但长期大量的技术含量低、授权时间快的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容易压缩研发人员深度思考的时间。研发人员压力过大进而抑制研发主体创新活力，降低专利产出数量。②存在过度技术自信的技术型企业家。该类企业家过度沉溺于技术造诣，难以打破固有的意识格局，忽略专利的法律属性，在经营战略上出现投资偏差。甚至存在少数技术人员过于强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环境的不足，以短期性技术经历与经验为准则，主张专利无用论，降低专利产出数量。

深度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家，基于专业背景与研发经验对技术与专利的关系形成理性认知，熟知不同创新类型的技术保护难易度差异。从技术保护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专利成本经济性考虑，对涉及企业核心竞争力且面临高风险的专利进行优先申请与保护；
对工艺、流程创新等选择不申请专利，从而避免专利成本增加和不必要的技术公开。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专利产出数量呈倒U形关系。

假设2b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负向影响专利产出数量。

专利数量常被视为企业软实力的直接体现。专利有助于降低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专利的可见性和成本能够保障其作为企业的质量信号并被相关利益者认可[22]。企业家通过增加专利数量，使社会大众、消费者、投资者等形成技术实力雄厚的认知，进而赢得相关利益主体的好感，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基于专利资助政策，企业可从政府获取一定奖励、补助以及税收优惠[23]。扎根访谈发现，数量导向型策略主要是针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进行部分改进，在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获得专利授权。同发明专利相比，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撰写难度小、授权时间快、维持年费低。该策略充分运用专利信号价值，并将其视为获取政府补贴的敲门砖[23]，不仅前期投入低，且在短时间内可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或财务支撑，有助于缓解初创企业的资金困境，并快速提升消费者的产品好感度。

深度参与专利研发的企业家通过严格筛选，对专利产出数量进行把控。基于多年技术经验并结合具体商业环境与制度背景，在商业秘密与专利间抉择。对部分关键技术以专利公开换取保护，但对工艺创新、流程创新等创新类型选择不申请专利，从而避免专利成本增加和不必要的技术公开。同时，有条不紊地推动点线式关键性专利商品化，构建专利壁垒并形成全面性的战略布局。实现阻碍竞争对手进入同一领域，在竞争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或对外收取许可费用等，从而充分行使专利赋予的排他权并增加企业收益，在技术与市场中赢得足够的话语权并形成绝对优势。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c专利产出数量在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3.3.2速度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的中介效应

广泛参与专利研发有助于企业家从整体层面把控技术研发并制定战略性谋划。随着企业家专利参与的深入，其对专利工具的认识更加深刻，使用方式也更具战略性。在将专利商业化、产品化的同时，辅以技术防御和进攻。根据专利“公开换取保护”机制，为了更好地平衡技术保护与信息公开，在占据专利申请日的前提下，最大化延迟技术公开时间，尽可能减缓技术披露进程，避免竞争企业检索到相关技术信息。这样既可防止竞争对手掌握自身的研发动向，也可以为研发生产预留更多时间。

扎根访谈发现，当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深度达到一定值，甚至高到违背人的精力有限性时，可能存在刻意营造技术形象的显性、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甚至是“伪发明人型企业家”。该群体基于职权优势，一般作为企业专利的第一发明人。根据排名越靠前、技术贡献度越高的思维惯性(下文也根据这个原则设计测度指标进行实证)[24, 25]，该类企业家由此营造出深度参与专利研发的技术形象(但实际上大多是管理型、市场型或销售型企业家)。该群体注重即时性效益，希望大众在短时间内意识到企业的技术实力，加快并突出发明人身份的外显性，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同时，便于迎合政府宣传与推广，在指定期限内积极完成政府指标，满足项目申请或结题，他们更倾向于申请提前公开，走优先审查通道。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专利产出时长呈倒U形关系。

假设3b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专利产出时长呈倒U形关系。

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的核心，是通过减少专利研发到授权的时间长度，从而获得技术领先时间，并抢占产品市场的制高点，或是满足项目申请或结题、高企资质评定等条件。慢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的核心，是延长专利申请到授权公开的进程。该策略通过构建专利壁垒、专利布局等方式，使企业在产品推广、市场巩固与拓展等方面拥有时间优势与安全保障；
甚至在关键技术领域拥有垄断地位，在技术与市场中赢得足够的话语权。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c专利产出时长在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3.3.3专利产出质量的中介效应

企业家通过广泛参与专利研发，且因为熟知专利研发进度，可以严格监管研发过程。首先，企业家对技术理解的高透彻度和专业性以及对技术水平的高要求，使得其重视对产品研发的资金投入；
此外，通过提高研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升创新质量。企业家尊重技术人才，更容易促使研发人员形成强烈的组织责任感与归属感，激励研发人员的斗志，以提升创新质量。其次，企业家的技术背景使其对技术要求更严苛，可对专利质量起到有效的监督与指导作用。因此，深度参与者对企业的技术研发肩负起有效的指导、激励、监督作用，从而提升研发效率与研发质量。

但当专利研发参与广度达到一定值时，更多地体现为机会主义型企业家。由于过度关注专利信号价值，仅将专利视为获取短期经济效益、提升企业形象的信号工具[23]。对于专利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迎合政府宣传与推广，甚至过度积极完成政府指标，盲目追求专利数量与速度，忽略专利质量。当专利研发参与深度达到一定值时，可能存在两种情况：①企业家过于技术执着与技术自信，更追求外界对自我技术的认可，并坚信自我技术的价值；
容易忽略专利诉讼是法律文本游戏的本质，即主张权益取决于文本权利要求，而非个人主观的技术贡献。②存在虚假营造深度参与专利研发的假象，实为利用管理者职权优势占据第一发明人的“伪发明人型企业家”。该群体过于关注专利对个人声誉等社会资本的提升，缺乏对专利技术价值的理性认知；
对于产品的技术要求仅限于超过竞争对手并产生经济效益，不愿对行业领域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式、颠覆式技术革新做进一步投资；
此外，过于积极迎合政府绩效指标，缺乏从市场角度理性看待专利与企业发展的实际意义与价值。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专利产出质量呈倒U形关系。

假设4b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专利产出质量呈倒U形关系。

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的核心，是通过提升技术方案质量与专利文本质量，从技术与权利层面提升企业绩效[16]。技术方案的优越性可以直接反映在制造成本、产品使用性能等方面，可帮助企业降低专利商业化难度，在提升产品性能、降低生产成本、赢得价格优势、增加企业利润等方面占据有利地位；
也可以增加竞争对手的市场进入难度，在竞争谈判、交叉许可、阻碍他人进入等方面充分发挥专利的排他权与独占权。专利文本的质量水平直接反映于专利权的界定与范围。在行使专利排他权进行诉讼时，所授权专利的权利范围尤为重要。高质量的权利要求书，既要对技术特征进行合理的上位和概括，也要拦截潜在竞争对手的规避设计，确保专利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既可以帮助企业主动进攻竞争对手，获取优势；
也可以做好防御工作，抵御竞争方的专利诉讼。当企业市场竞争力与潜力得到初步体现，自然易于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并形成良性循环。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c专利产出质量在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企业盈利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研发活动较为密集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鉴于此，以中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2020年开始，由于新冠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企业各维度数据存在异常，因此，相关年限数据未纳入研究范畴。此外，剔除ST企业和*ST企业；
剔除部分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本研究最终涉及2014～2019年358家科创板上市企业的企业家、专利和经营绩效数据(获取时间为2020年9月)，年观测样本有2 148个。

4.2 关键变量

4.2.1被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

(1)企业绩效本研究使用3类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①将销售毛利率作为盈利指标(PL)。参考相关研究[26]，上市公司作为营利组织，其研发创新主要为了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主要体现在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功能、增加产品收入，或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销售毛利率从收入、成本等角度分析公司的盈利能力，不需要考虑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故本研究选择销售毛利率作为研究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②将营业总收入作为规模指标(PE)。参考相关研究[27]，由于创新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不仅体现在主营业务收入上，也可能为无形资产产生的其他业务收入。营业总收入既包括日常经营业务所形成的各种经济收入，也包括产品销售中取得的收入。所以，营业总收入可以完整地反映创新投入的影响效果。③将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率作为成长指标(PZ)。参考相关研究[2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率考虑了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与企业成长潜力，不仅反映了企业当前的生存能力强弱,还可以说明企业比竞争对手获取更多的比较竞争优势。

(2)专利产出策略本研究使用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产出时长、专利产出质量3类指标分别衡量数量导向型、速度导向型、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的类型特征：①参考相关研究[29]，专利申请量更能反映创新的真实水平。本研究采用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总数(UM)来测量专利产出的数量特征。②根据相关研究[14]，专利审批速度对企业具有潜在性战略价值。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加速审查或刻意延缓专利公开时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在专利产出速度方面的策略选择。本研究采用企业当年平均每件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所用时长(SP)来测量专利产出的速度特征。③参考相关研究[16]，权利要求是专利文本中最关键的部分，其数量决定了该专利申请被授予的保护范围，是核心专利的重要评估因素。本研究采用当年平均每件专利权利要求数(QU)来测量专利产出的质量特征。

4.2.2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具体如下。

(1)专利研发参与广度参考相关研究[1]，本研究使用企业家所参与研发的专利数占企业专利总数的比例(BE)作为代理变量。m表征当年企业家所参与专利研发的专利数，M表征当年企业专利总数。

(1)

(2)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我国《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对发明人、设计人、署名权等做了界定，突出发明人对实质性特点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根据相关研究[24, 25]，学者们通常根据各自对出版物总价值的贡献度多少对其名字进行排序，贡献度越高，排名越靠前。本研究参照TRUEBA等[24]提出的测度公式，根据专利研发参与度越深，技术贡献度越高，设计出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的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假设一个专利有n个共同发明人，ω表示企业家所在的相对位置(ω取值1,2,3，…，n)，这些位置的总和是：

(2)

如果给每个发明人赋予一个贡献度权重WR，则排在第n位的贡献度权重为：

(3)

因此，在单个专利中企业家的贡献度权重为：

(4)

假设企业当年共有M个专利，则企业家当年的平均技术贡献度为：

(5)

4.2.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①资产总额(SI)，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指标；
②经营时间 (AG)，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的战略决策与行为也有所不同，根据企业成立时间推算出企业的年龄并加以控制；
③研发人员数量(SF)，采用企业核心技术人员数量作为企业研发能力的代理指标；
④在回归分析中，同时对企业所属行业、省份、年份效应进行控制。

本研究各变量的定义与说明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与说明

4.3 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INi+Yt+PRi+εi,t，

(6)

式中，PER表示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盈利指标(PL)、规模指标(PE)、成长指标(PZ)；
i表示企业；
t表示时间；
α0表示常数项；
α1～α3均表示系数；
X表示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BE)和专利研发参与深度(DE)；
C表示一组控制变量；
ε表示随机误差。

为检验数量导向型、速度导向型、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中介效应，建立如下模型：

INi+Yt+PRi+ε1；

(7)

INi+Yt+PRi+ε2；

(8)

α34Ci,t-1+INi+Yt+PRi+ε3，

(9)

式中，PAR表示中介变量，分别为专利产出数量(UM)、专利产出时长(SP)及专利产出质量(QU)。参考相关研究，考虑到企业从研发创新到产生经济效益存在一定时滞，本研究在模型(6)、模型(7)和模型(9)中均采用滞后一期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回归。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5.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由表3可知，科创板企业每年专利申请数量均值约为20件，单件发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的平均时长约为146天，单件专利权利要求数均值约为7项；
企业家所参与的专利数约占企业总数的31%，企业家对于每个专利的技术贡献度约为12%；
企业成立时间最短为3.8年，且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生物、数字创意、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

5.2 回归结果分析

5.2.1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企业绩效

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企业绩效、专利产出的回归结果见表4。由表4模型(1)、模型(3)和模型(5)可知，滞后一期BE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显著为负、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盈利绩效正相关、与企业规模绩效负相关、与企业成长绩效正相关。由模型(2)、模型(4)可知，滞后一期DE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盈利绩效正相关，而与企业规模绩效负相关。据此，假设1a、假设1c得到验证。由模型(6)可知，滞后一期DE的一次项系数值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值显著为负，初步判断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成长绩效呈倒U形关系。本研究进一步进行Utes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极值点为0.398。根据DE的取值范围为[0, 1]，极值点在数据范围内；
同时，检验结果中slope在区间里存在负号。因而，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倒U形关系。综上，假设1b得到验证。

表4 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企业绩效、专利产出的回归结果

5.2.2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专利产出

由表4模型(7)、模型(9)、模型(11)可知，BE的一次项系数值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值显著为负，初步判断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产出时长、专利产出质量分别呈倒U形关系。Utest检验结果显示，极值点分别为0.448、0.608、0.673，且均在数据范围内；
同时，检验结果中slope在区间里存在负号。因而，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倒U形关系。据此，假设2a、假设3a和假设4a得到验证。

由表4模型(8)可知，D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专利产出数量呈负相关关系。由此，假设2b得到验证。由模型(10)、模型(12)可知，DE的一次项系数值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值显著为负，初步判断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专利产出时长、专利产出质量分别呈倒U形关系。Utest检验结果显示，极值点为0.493、0.485，且均在数据范围内；
同时，检验结果中slope在区间里存在负号。因而，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倒U形关系。据此，假设3b、假设4b得到验证。

5.2.3专利产出策略的中介效应

本部分采用三步回归法检验专利产出策略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首先，专利产出策略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见表5。

表5 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

(1)专利产出数量由表4模型(1)、模型(7)可知，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和专利产出数量。由表5模型(1)可知，专利产出数量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数量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盈利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4模型(3)、模型(7)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规模绩效和专利产出数量。表5模型(4)显示，专利产出数量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规模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数量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规模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假设2c得到部分验证。

(2)专利产出时长表4模型(1)、模型(9)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和专利产出时长。表5模型(2)显示，专利产出时长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专利产出时长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盈利绩效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表4模型(3)、模型(9)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规模绩效和专利产出时长。表5模型(5)显示，专利产出时长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规模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时长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规模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4模型(5)、模型(9)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成长绩效和专利产出时长。表5模型(8)显示，专利产出时长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专利产出时长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据此，假设3c得到部分验证。

(3)专利产出质量表4模型(1)、模型(11)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和专利产出质量。表5模型(3)显示，专利产出质量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专利产出质量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广度与企业盈利绩效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据此，假设4c得到部分验证。

其次，专利产出策略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见表6。

表6 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

(1)专利产出数量表4模型(2)、模型(8)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和专利产出数量。表6模型(1)显示，专利产出数量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数量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盈利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4模型(4)、模型(8)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规模绩效和专利产出数量。表6模型(4)显示，专利产出数量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规模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数量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规模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4模型(6)、模型(8)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成长绩效和专利产出数量。表6模型(7)显示，专利产出数量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成长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数量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综上，假设2c得以验证。

(2)专利产出时长表4模型(2)、模型(10)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和专利产出时长。表6模型(2)显示，专利产出时长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时长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盈利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4模型(4)、模型(10)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规模绩效和专利产出时长。表6模型(5)显示，专利产出时长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规模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时长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规模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4模型(6)、模型(10)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成长绩效和专利产出时长。表6模型(8)显示，专利产出时长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成长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时长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综上，假设3c得以验证。

(3)专利产出质量表4模型(2)、模型(12)说明，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和专利产出质量。表6模型(3)显示，专利产出质量系数显著，且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显著影响企业盈利绩效，解释变量的影响变小，说明专利产出质量对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深度与企业盈利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综上，假设4c得以验证。

5.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缩短或延长时间窗口，并加入2020年的数据进行重新运算。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本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受篇幅影响，未列出具体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构建出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度-专利产出策略-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通过设计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深度两个指标，以358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①在一定范围内，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于专利研发的参与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尤其是盈利能力与成长能力；
但随着企业家专利研发参与的越发深入，对企业规模的扩张会更加慎重甚至抵触。②当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的参与广度低于44.8%时，主张数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但随着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的深入，专利产出数量会持续降低。当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的参与广度低于60.8%或者专利研发的参与深度低于49.3%时，主张慢速导向型策略；
高于临界值，则主张快速导向型策略。当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的参与广度低于67.3%或者专利研发的参与深度低于48.5%时，主张质量导向型策略。③在中国当前营商环境下，数量导向型与速度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对企业发展所起的中介作用更明显，效益更即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当前专利泡沫较大，而企业专利质量的提升难以形成内生动力的现象。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①已有研究对发明人型企业家的内涵界定仅停留在单一层面[21]，本研究从显性、隐性、狭义、广义层面拓展了发明人型企业家的内涵，并提炼出专利研发参与度特征，丰富了企业家类型和企业类型论的研究。②已有研究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大多关注到技术背景层面[17, 18]，较少聚焦至企业家参与专利研发这一具体情境。本研究构建出的概念模型，从专利行为视角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研究。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本研究将企业家参与专利的测度从数量、类型深化至广度与深度，并增加了对专利产出策略中介效应的考察，进一步明晰了企业家参与专利研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过程与微观机理。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①企业家在自我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依据相关临界值及时调整自身的技术参与程度，避免技术参与过多或过少，而应采取适当的专利产出策略。②政府在企业家引导或培育过程中，应当避开极端主义者，比如过分投机的“伪发明人型企业家”或过度拘泥于技术自身而忽略企业运营的企业家。本研究所提出的专利研发参与广度、深度的测度指标可以为识别与筛选企业家类型提供一定参考。③从政策导向上强化专利的商业化与产品化，使得从专利运用端倒逼专利创造端的质量,并基于专利产出与运用情况监督、过滤投机性企业，使得资源更多的集中于目标企业。

本研究还存在如下局限有待探讨：①仅考虑企业家参与专利的深度与广度，未来还可以从企业家专利参与方式、时间等维度进行考量；
②仅将专利产出策略划分至数量、速度、质量导向，未来可以考虑更多策略导向及多种策略的组合效应；
③仅考虑新冠疫情爆发前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对新冠疫情前后的企业发展做进一步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