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蔡 超

(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北京 100044)

长城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几十年来，经过国内不同领域学者及各地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初步构建起长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但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目标不同，研究成果多呈现学科自身的特点。历史学、地理学研究多以宏观层面长城地带的历史事件、军事制度、社会经济等文献研究为主；
建筑学研究多以中微观层面军事防御体系的空间布局、分布规律、层级关系、聚落形态及单体建筑的建筑形制等研究为主；
考古学研究多注重微观层面的年代考证和遗存类型等研究；
文物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价值研究和微观层面的资源调查、测绘方法、信息获取、保护措施等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关于长城的研究成果仍偏重在长城本体“物”的层面，尚缺乏跨学科的系统整合。长城作为超大型文化景观，“人”在两千多年漫长的时间里，在狭长广袤的长城地带不断修建长城，在不断积淀的过程中形成这一区域独特的长城文化，这种文化继而又对这一区域的人地关系不断产生影响。因此，探讨人作用于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景观、文化景观背后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以及文化对人和地域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长城现存北齐和明代2个历史时期的遗存。其中，北京的明代长城作为中国有长城分布的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保存完好、价值突出、工程复杂、文化丰富的段落之一，是中国长城杰出的代表。北京长城在明代近300年的军事防御与持续修筑过程中，沿长城一线形成了大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和堡寨，大多数作为自然村落延续至今。根据中国长城遗产网站发布的数据[1]，2006—2010年开展的北京长城资源调查共发现关堡147座，其中90%以上关堡的城墙、城门遗存等均分布于长城沿线的村庄内，其中很多关堡仍能根据现有村庄内部的建筑与街巷布局大致判断出明代关堡的空间格局。因此，可以初步确定明长城的修筑对北京北部山区的聚落空间格局形成产生过关键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尚未有明确判断。

长城由于时空跨度大、遗存类型丰富，在信息管理上存在海量数据。近年来，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的不断普及，陆续有学者使用GIS进行长城信息数据的管理和分析研究，其中王琳峰[2]通过建立数据库整合现有长城遗存的空间属性数据，展开明长城蓟镇聚落空间分布和景观环境的基本特征分析。但是，由于明长城经过近400年的风雨销蚀和人为活动影响，很多长城段落和城堡都已消失，目前尚有遗存保留的147座关堡只是《四镇三关志》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舆图中所绘的明代关堡的一部分。本文使用GIS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北京北部山区的居民点密度进行分析，并将其与现存北京明长城资源数据建立空间位置联系，通过逐段对比分析，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驻防兵力和村庄人口数据，探讨明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后续研究还可以此为基础，对北京明代长城的所有城堡位置进行反向推衍和考证，这将有助于全面、准确地复原明代晚期的军事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1.1 北京明长城的地理环境

明初，疆域北边的军事防御格局完成了由洪武时期的“大将守边”“藩王守边”向永乐时期“天子守边”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北京城周边长城的战略地位高于其他边镇。北京城坐落于三面环山、一面开敞的“北京湾”小平原端口，是华北平原与北方山地和高原之间绵长的南北陆路交通线的天然焦点[3]，自古以来就是连通着中原与塞外最重要的关口。北宋著名史学家范镇曾在《幽州赋》中这样描述它的战略地位：“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

从山西高原绵延至渤海湾的燕山山脉在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之间形成一道强有力的屏障，分布其间的一些峡谷隘口为燕山南北的沟通提供了天然孔道，其中北京境内最重要的就是居庸关和古北口。北京明长城的作用即是通过东西向的连续墙体及关隘对南北向的天然孔道加以封锁，以实现其拱卫都城的军事防御功能。

1.2 北京明长城的修筑历史

北京明长城的修筑大致经历了“织网—锁边[2]—强点”3个阶段。明前期，是北京明长城的“织网”时期，主要是洪武和永乐年间，在蓟州镇长城沿线区域修筑了大量关隘和城堡等军事聚落，形成点式网状的防御体系；
明中期，是北京明长城的“锁边”时期，“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后，明王朝把修筑长城边墙作为当务之急，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集中修筑了大量长城边墙，此时期的“锁边”配合前一阶段的“织网”，极大提升了长城的整体防御效果；
明后期包括明中期末段，是北京明长城的“强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长城修筑重点从边墙修筑转向提升单点的防御效果，即开始修建骑墙的空心敌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不仅提升了长城边墙上的驻兵数量，还大大改善了长城边墙线性防御易被强攻一点而突破全线的缺陷。

清代，随着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消失，长城沿线的关堡逐渐演变为自然村落，也成为现代北京北部山区乡村聚落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1.3 北京明长城的镇、路分属关系

北京明长城分属明代“九边”中的蓟镇、昌镇、真保镇和宣府镇。其中，蓟镇、昌镇和真保镇在明初合为九边中的蓟州镇，明嘉靖年间为加强京城防务和保护帝陵，才从中分出昌镇和真保镇。

四镇之下分别设路作为下一级的防守单元，北京明长城共涉及四镇中的11路。其中，蓟镇长城分布于今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区和怀柔区，自东向西分属明蓟镇的马兰路、墙子路、曹家路、古北路和石塘路5路；
昌镇长城分布于今北京市怀柔区、昌平区和延庆区，自东向西分属明昌镇的黄花路、居庸路和横岭路3路；
真保镇长城分布于今北京市门头沟区，属明真保镇的马水口路1路；
宣府镇长城分布于今北京市延庆区，属明宣府镇的东路和南山路2路。

2.1 明代中后期北京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聚落层级关系

明初的军制是卫所制，永乐时期出现营兵制，2种制度并存；
明代中后期营兵制盛行，成为军队建制的主体，并为清代绿营兵制所效法。肖立军[4]将省镇营兵制定义为明代省、镇总兵戍区中以镇戍等为主要任务，以营为核心编制的军事制度。李严等[5]将明长城的军事聚落层次体系归纳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堡城”5个层级。王莉[6]通过文献梳理指出：“实际上，营卫不统属……总兵官不统卫所，卫所官亦不统兵。如需要卫所官统营兵，则转为营官”。

本文基于营兵制对明后期北京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层级关系和驻防兵力进行考察，认为卫城与所城在此时期北京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作用已严重削弱，但作为营兵制的核心“营城堡”的作用认识不够，因此，按照城池所驻武职官员的级别分为“镇城—路城—营城—关隘/堡寨”4个层级，共同构成了长城军事防御系统的指挥中枢。

2.1.1 镇城

镇城即总兵驻地。明代中后期，蓟镇总兵驻三屯营，昌镇总兵驻昌平，真保镇总兵驻保定。其中，蓟镇因战线较长，又分东、中、西三路协守，各驻副总兵，因其重要性不亚于镇城，将之与镇城归为一级，称为协守城。西路协守副总兵驻兵于石匣营，中路协守副总兵驻兵于三屯营，东路协守副总兵驻兵于建昌营。因此，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共有镇城或协守城2座，分别为石匣营城和昌平城。

2.1.2 路城

路城即参将和游击将军驻地。经统计，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共有路城10座，即本文1.3中提到的11路中除去马水口路外的其余10路指挥所驻城堡。

2.1.3 营城

营城即守备和提调的驻地。根据明代刘效祖所著《四镇三关志》[7]和杨时宁所著《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其中所记的“营城堡”进行整理，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共有35座营城。

2.1.4 关隘/堡寨

关隘/堡寨为低级别官员及守军驻守之地。通过对《四镇三关志》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所记关寨、隘口的梳理，明中晚期在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应有关隘/堡寨一级的军事聚落不少于205座。此外，由于关隘一级的军事单位大部分存在“上关下堡”的情况，即一关两聚落甚至多聚落，准确数据尚难以确定，但保守估计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应有关隘/堡寨一级的军事聚落不少于250座。

2.2 万历初期北京北部山区长城的驻防兵力分布

由于延庆区的宣府镇长城城堡大多位于妫川平原，位于山区的仅寥寥数座，因此，本文仅对明蓟镇、昌镇和真保镇长城沿线在北京市现行政区划范围内的驻防兵力进行统计。通过对《四镇三关志》卷三“军旅考”中各防区的驻防兵力进行梳理和甄别，统计主兵和客兵的额兵数量，不统计数量较少的县城、卫城、所城驻防的杂兵，结果如下。

密云区：主兵共计36 105人，客兵共计33 836人。其中，主兵涉及督府标下的左营、右营、振武营、永胜奇兵营、辎重营、镇虏奇兵营，总兵标下的西路协守石匣营，以及各路分守的马兰峪营、墙子岭营、曹家寨营、古北口营和石塘岭营，共计12营。客兵涉及河大班军营、大同边军营、山东班军营、延绥边军营、神枢车兵营、河间班军营、保定班军营、大同边军营、河南班军营、保河民兵营、大宁班军营、定州忠顺营、西路南兵营13营。

昌平区和怀柔区(含河北怀来县部分区域)：主兵共计17 860人，客兵共计15 990人。其中，主兵涉及总兵标下的标兵营、永安营、昌平营及各路分守的巩华营、黄花路营、居庸路营和横岭路营，共计7营。客兵涉及白羊游兵营、保定忠顺营、京军营、宁夏边军营和山东班军营5营。

门头沟区：主兵1 201名，客兵865名。其中，主兵涉及沿河口营1营，客兵涉及忠顺营1营。

3.1 明长城沿线的聚落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以公开出版的北京地势图作为底图，将长城遗存叠加于其上，形成图1。图1中可以看出，北京长城的修筑依附于北京北部的燕山山脉和西部的太行山山脉，重要的关口均修建于18条中、小型自然河道与山口交界的位置。

图1 北京长城沿线两山四水十八沟分布图

正如前文所述，北京长城资源调查发现的关堡中90%以上与现状村落重合，且由于1949年后北京北部山区未出现大规模开发，村落发展多基于原有村庄扩大，少有新增。因此，如果忽略村庄面积，可以粗略认为，现有村庄的位置和数量，基本可以体现历史关堡的情况。

本文使用2020年12月高德地图的北京市、河北承德市、张家口市自然村的位置和名称数据，在城区部分按照居委会的名称数量进行统计，将所有自然村的点位录入GIS，采用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的方法，生成北京市自然村核密度分析图，并将其与明长城资源数据叠加，形成图2。

图2 北京市自然村核密度分析与明长城关系示意图

图2可以看出，长城沿线区域的聚落密度较高，在密云区的白马关、古北口、曹家路、墙子岭内外两侧尤为突出，核密度值最高的达到10 000～12 000，与北京城区部分区域相当；
怀柔区的聚落密度较低，但仍然呈现出长城内侧高于长城外侧的特征；
昌平区和延庆区聚落密度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平原地区，但聚落仍然呈现出沿明长城宣府镇南山路北侧和明长城昌镇居庸路南侧分布的特征；
古北口外延续至河北滦平县的一线区域聚落密度较高。

考虑到同等地形和自然环境条件下，聚落密度应随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小，但长城沿线区域较高的聚落密度说明现今长城两侧的大多数村庄应与明代长城堡寨驻防的军士有关。此外，乡村聚落一般多沿交通或水系布置，但从密度值的横向比较来看，交通干道与主要河道区域的聚落密度值不是特别明显。

此外，长城沿线区域的聚落密度呈现出明显的分段特征。本文选取将军关、古北口、慕田峪、南口- 八达岭和沿河城5个重要节点区域对长城沿线聚落的分段特征进行扩展分析。

3.1.1 将军关区域

将军关区域位于平谷区，包括红石门、彰作里关、将军关、黄松峪等长城重要点段。其中，彰作里关、将军关和黄松峪关均是明蓟镇马兰路的重要关口。3个关口位于3条沟域的深处，沟内的乡村聚落数量较少，相反在沟口山地的边缘地带却聚集了大量村庄，聚落密度较高。

3.1.2 古北口区域

古北口区域位于密云区，属明代蓟镇古北口路管辖，包括古北口和司马台等长城重要点段。其中，古北口位于“北京湾”的东北角，从这里可以向东北通往承德，并由承德沿天然山谷通道到达东北平原，或向西北通往内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是进出北京的重要关口。这一区域位于密云水库北侧，是图2中“几”字形长城的最北一段，可以发现沿长城内外侧均有较宽的黄色带，聚落密度高，长城的分隔作用在这个区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3.1.3 慕田峪区域

慕田峪区域位于怀柔区，属明代昌镇黄花路管辖，包括慕田峪、北京结、响水湖等长城重要点段。这一区域长城由一条线自东向西分为3条线，由于地形条件限制，形成同心圆分布的聚落密集分布区。

3.1.4 南口- 八达岭区域

南口- 八达岭区域位于延庆区和昌平区，属明代昌镇居庸路管辖，包括八达岭、居庸关、南口等长城重要点段。这一区域属军都山，是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的分界，在军都山内的乡村聚落稀少，但沿军都山南北两侧的山前地带却形成大量聚落。

3.1.5 沿河城区域

沿河城区域位于门头沟区，属明代真保镇马水口路管辖。这一区域属长城内边，防御性较长城外边弱，因此，乡村聚落的密度与同等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其他区域密度并无太大差异。

3.2 明长城沿线聚落空间格局成因分析

通过以上明长城沿线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长城防御性越强的区域，聚落密度越高；
长城防御性越弱的区域，聚落密度也越低。本文对这一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明初实行的卫所制促进了大型军事聚落——卫城和所城的形成，至明中后期随着营兵制成为军制的主体，以及对长城中小隘口防御的加强，使得长城沿线区域形成大量中小型军事聚落，这一作用强于自然环境对聚落选址的影响。此外，明朝建立后以卫所军户制度为基础，实行军屯、军妻随行等制度，这些制度为长城沿线区域屯兵聚居的临时性聚落提供了稳定因素，使之可以逐渐转变为世代延续的永久性聚落，与乡村里甲一样开始具备基层社会特征。

其次，在长城防御性强的区域，高军民比使得军事型聚落成为区域社会的主要单元。以密云为例，前文已统计明中后期密云长城沿线各级军事聚落驻兵近7万人，除去部分客兵仅春防或秋防才调往驻防区域，密云每年应有不少于6万人的常驻军队。如考虑到以家庭为单位，密云长城沿线军事聚落应不少于15万人。明万历版《顺天府志》记载，密云县编户19里，共计1 647户，17 051人。该时期密云县版图与现密云区行政区划基本一致，因此可大致推算密云的军民比接近9∶1。

第三，清代长城废弃后，人口由关内向关外的转移促进了关外城市的形成。清前期，长城的军事功能下降，但其作为限制蒙汉两族冲突与交流并隔绝内外的作用增强。清中期以后，这一制度已无法阻碍长城内外人民的交流与融合，长城以北近边地区成为关内聚落民众出边开垦的首选地[7]。《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皇帝曾提及：“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踰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夫利之所在，虽禁之而不能止”。这一史料也充分说明了古北口外聚落密度较高的原因，而滦平县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式建县也正是关内人口向关外迁移的一个结果。

综上所述，明长城的修筑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关键影响，形成三大特征：一是长城的位置和走向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选址的影响强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二是长城沿线聚落密度的高低与该段长城防御作用的强弱呈强相关，并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分段特征；
三是长城防御作用突出的区域呈现出以军事型聚落为主体的社会特征，而促使这一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明代沿边地区的军事制度对区域社会、人口、生业方式等各方面的全面影响。

长城沿线的很多村落目前仍保留了许多与长城文化有关的民间信仰、生活习俗、民间艺术等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人地关系的深刻影响。本文就明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分布形态的影响仅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是，明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人地关系影响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还值得展开进一步研究。

长城作为超大型文化景观，传统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都有一定局限性，GIS在庞大数据管理和分析上的优势可为长城学研究提供一个更为有效和科学的工具。本文利用GIS在历史和现代之间建立起准确的空间位置关系，可以使以往偏重某一历史时期的“静态”空间分析转入不同历史时期变迁和相互影响的“动态”分析，以此为基础，还能充分利用现有各学科研究成果，展开跨学科的长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