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善同体”的身体伦理建构*

李建华 ,郭昳欧

(1.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2.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身体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概念，涉及生理、心理、政治、艺术、哲学、宗教、人工智能技术等众多学科语境。当下的时空处于从传统中高速脱离出来，却还未找到稳定“立身”之所的阶段性过程，此时的身体受社会整体性影响，正经历过分单一化、扁平化、孤立化境遇。具体而言，身体的单一化即身体功能局限于聚焦式培育，非聚焦部分则受到轻视；
身体的扁平化即身体形象以符号抽象成易于使用与管理的简便方式；
身体的孤立化即身体内在重要性被外在表象替代与忽视，上述情境导致身体规则与规范的损害，造成身体的伦理缺失。审美伦理学作为集合美学与伦理学于一体的现代性审视，其观点认为无论是古今或是未来，伦理学与美学的关系只会更紧密，最终形成美即善，美是最高境界，而善的事物因美而善的境界。[1]260身体是人类文明一切根源的本体，应遵循普世价值之内用以衔接万物的和谐规则。“美善同体”理论的提出将给予身体理论以平衡的支撑，缓解身体“美”逐步消失、身体“善”逐步丧失、身体的“美”“善”属性濒临缺失的伦理问题，保证对身体的认知不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机遇性偏颇中失去方向，填补身体伦理理论的现代性缺失，推进主体“人”在现代社会中和谐、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而言，我们对“美善同体”的身体伦理论述择取身体哲学的“合道德性”(morality)与身体美学的“合目的性”(purposiveness)，以前者的“合理”与后者的“合情”属性，试图中和身体之中“二元分离”的极端现象，实现身体中“美”与“善”的相辅相成，甚至直接同构，建构一种适合现代人身心和谐、美善同体的身体伦理，为实现美好生活目标而进行身体“奠基”。

伦理是关于如何做人与怎样行事的学说，分价值观与正确观，[2]1身体伦理即以“至善”的处事原则在价值判断与人际关系间构建顺应身体发展的道德准则，其目的在于在身体与物质世界间构建关联的可能，通过该可能扩大主体对外部世界与同类他者的认知，进而促进主体与世界、他者以及自我的和谐共在。身体伦理自历史以来，呈现出内在逻辑细化、与主体关系渐进紧密、愈发外化明显的总体趋势。

柏拉图(Plato)认为身体受到诱惑与欲望，构成灵魂与心灵的对立面，是阻碍人类发展的牢笼。在“洞穴比喻”中，柏拉图将身体比作火光在石壁上投射的虚影，而理智与知识才是真实事物，以此隐喻身体经验的不可靠性，主张摆脱肉体烦恼，灵魂才能得到思考。中世纪的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虽依旧认为身体不可驯服、无法控制，是原罪的根源，唯有灵魂才能体现神性，但其奉行的灵魂优越论，即灵魂对身体具有单向影响力，较古希腊时期而言承认了“身”“心”间具备的互动关系。继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承认身体感性存在之后，“潜能、自由和身体，是尼采心目中的人的三位一体，身体是它的基本物质形态，自由表明这个身体清除了负担，潜能表明了这个没有负担之后的身体的创造的可能性”[3]203，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以身体为准绳，建立身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真正实现身体的哲学去蔽，旨在运用身体构建权力意志的本体论。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以“身体认识世界”的视角构建“身心一体化”的身体现象学。福柯(Michel Foucault)揭示由现代道德与知识遮蔽的身体经验，造成监狱、学校场所内被动压制的“驯顺肉体”。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则将身体看作“无器官”身体，在欲望的驱使下成为有生产力的主动身体。现代以降，将身体视为固态、抽象的主张依旧存在，如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认为人不能离开光、水、空气、大地、食物而生存，总要依靠自然而生，是不自觉亦不自省的依赖者。[4]2同样重视精神而贬低肉体的还有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他认为：“应该把只是动物性的东西看作一种不合式的东西，特别是要把腹胸背腿这些肉体部分看作不合式的东西，力求使它们屈从较高的内在生活,因为它们只服务于纯然动物性的功能，或是只涉及外在事物，没有直接的精神的使命，也没有精神的表现。”[5]157然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对这种将人视为抽象物的唯物主义观点持批判态度，他提倡人是历史感性产物，认为：“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显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6]103直至后现代，哲学家们愈发强调身体不仅是血肉组成的有机体，还是思维开始的地方，譬如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文章《什么造就了身体》(What Makes a Body?) 中提出，身体不能被简化为某一单一领域中的任何一种，并认为以纯生物体看待身体是愚昧的观点。[7]总体而言，西方观点中的身体是是肉身向精神、“身”与“心”对立向统一的过渡式体现。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对身体的论述呈“纵向”形态，揭示了身体伦理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中国哲学中对身体的论述则更偏向“横向”形态，以身体形成对道德的多元比喻，具体呈现于身体是“礼”的喻体，是“道”的喻旨，以及在“和”语境之下的身体表达。

“礼”的身体在于明确、协调、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巩固有序的社会规范。周朝初建，编著《六代舞》(1)《六代舞》包括《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其中《帗舞》执丝绸以祭祀社稷,《羽舞》执折羽以祭祀宗庙,《皇舞》身着翡翠玉衣用于求雨,《旄舞》执牛尾以祭礼,《干舞》执盾牌以祭山川,而《人舞》则徒手而舞，“以手袖为威仪”以祭星辰。参见：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7.，身体作为规范法则与教化符号，起到驯化公民善性、巩固阶级统治的作用。另有《荀子乐论》中：“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
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8]327宫中的舞人手执盾牌和木斧，练习俯仰屈伸的动作，容貌端庄肃穆，路线明晰，节奏精准，队列规整，进退整齐，对身体的规训与形态的标准，不外乎实现了“造‘载道’之象，立‘教化’之意，行‘礼仪’之实”[9]81的身体要求。“道”的身体喻旨在“天人合一”的身体状态中得以体现。《尚书皋陶谟》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凤皇来仪”[10]50，看出原始人类有敲打未成形乐器和模仿各种鸟兽的姿态的尝试,以动物身体形态映射自身身体形态，表达对外部自然的敬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除模仿外，原始人类也祈求超脱人世和形体，解脱自我，并赢得干预外界事物的力量，特别会祈求特定的事物，例如雨水、健康、胜利等，[11]47继而出现治病舞、生殖舞、入社礼仪舞、祭神舞、求偶舞等通过身体动态求得主体诉求的身体体验。随农耕文明取代原始狩猎，出现《葛天氏之乐》中“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12]147，“投足以歌”是农耕场域下产生的典型身体表演形式,农耕者吟唱歌曲同时脚踏节拍，用身体自然动势表达人与天地自然合为一体的共生情感。“和”代表宇宙间平衡稳定的逻辑关系，“和”语境首要建立在“人和”的基础之上。史料中多次记载唐代宫廷与民同乐、佳节共舞的盛大场面。(2)譬如，在公元713年，唐代宫廷举行了千人《踏歌》队伍，身着衣罗锦绣，饰金银珠翠，踏歌三日三夜，场面壮大，令人惊叹。又传约在公元847-854年间，唐宣宗自制新曲，女伶数百人，联袂而歌，阵仗整齐。参见：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69-170.宋代则更加注重民间百姓的民俗活动，据《宣和书谱卷第五》载：“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13]47除“人和”之外，人亦期待与“天道”之间形成“和”的关系，故有唐代宫廷的驱鬼逐疫的面具舞，亦称傩舞。因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愿景，借此契机赋予自身想象能力，在可知世界外有神灵掌管苍生幸福，故以自身身体为素材，乔装鬼的外形，利用趋同于神灵的肢体方式，祈求“天”“人”感应，获得平安。

毋庸置疑的是，身体伦理在中西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均有深厚积淀。从现世阶段来看，身体伦理发展应跟随社会演变的速率，在承接传统中同步革新，从身体的对“外”与对“内”两方面体现。其一，对“外”而言，身体应摆脱当下异化状态，增强与社会的融合程度。现代社会拜物教、工具论思潮使身体脱离体验，沦为了干瘪的躯壳，如“在当今的后工业社会里，人们愈来愈倾向于将身体体验(bodily experience)重新界定为一种纯粹的劳动力,它像一件极为驯良的工具一样为我们的商业、教育和医学实践所运用”[14]7。另有将身体看作是最美的消费品，生产/消费的结构促成了身体的不和谐，因而形成了两种身体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的身体实践。[15]120-121身体异化“首要表现就是沦为精神的奴隶，受精神的驾驭和统治，日益失去身体的内在本质和属性，包括身体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选择性、适应性以及体力、耐力和韧性”[16]19-24。所以“去除异化，复归肉身，这只是解放身体的最低目标，最终目的还是愉悦身体，美化人生”[16]19-24。其二，对“内”而言，正视身体与内在精神的勾连，促进完整身体意识的形成。“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外在的标准”[17]166，所以“身”“心”关联的必要性由此产生。如同身体现象学中提出的“身体图式”(body schema)一般，是“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界上的存在的方式”[18]138，指出身体被精神支配、被任务所吸引，朝向任务而存在，故身体各部位协同作战展示自身，实现身体表现的目的性。经身体现象学影响，身体美学主张“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19]13，同时经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各种需求、种种习惯、种种兴趣、种种愉悦，还塑造着那些目标和手段赖以实现的各种能力”[19]13。可见，身体并非是主体的客体那样简单，而应成为主体思维意识运转的有机源泉。

“美”与“善”是道德中的两种属性，同时拥有“美”“善”，则可称为伦理美，即“具有深刻的理性与功利目的性的伦理道德的内容在美的形式中得到表现，且这种表现不留任何人为的痕迹，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是一种内在的美与美的形式的统一”[20]15。身体伦理在于将道德内容通过身体美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美”与“善”便构成了身体伦理的两大内容。形式上，身体聚集了“美”对“善”的升华、“善”对“美”的充实。譬如在塑造戏剧角色时，理性且功利目的“善”的范畴是形成人物情节的客观基础，而人物身体动作语言形成“美”的属性，是角色伦理之上的艺术性升华。形态上，“善”好比在规范中寻找自由，而“美”则好比在自由中寻找规范，此乃形成伦理规范与审美自由的统一，譬如在体育、武术、舞蹈等运用身体进行竞技或表演的门类中，不可或缺地需要对身体从根源上进行规范性训练，然而单一的规范好比“善”的约束，有了束缚便不拥有自由，更不拥有美感，所以要生成“悦情悦意”“悦志悦神”的“美”的境界，便要在适当约束的程度上打开自由的渠道。作用上，“美”“善”融合是以“美”的形式追求“善”的境界，目的在于克服人类过于狭隘的功利态度，将人际关系由利益关系转变为审美关系，将内在“宜人之美”转化为给予他者终极关怀的力量，进而完善人格、和谐人际、生成尽善尽美的人生境界。诚如上述，“美”“善”当中具有辩证的逻辑关系，在寻求“美”“善”融合的过程中，对二者关系的平衡配比是探讨其伦理意义的必要环节，也就是说，“美”“善”应以一体化对身体伦理进行合理关照，若仅单一讲求“身体美”或“身体善”，是对身体伦理认知片面的表现，不能构成身体的伦理美。

康德(Immanuel Kant)将美归结为不带主观色彩的鉴赏并同时感到愉悦，此愉悦并非伴随既定概念，而是在无概念情况下生出的愉悦之情，并以合目的性形式作为表象。[21]40-65“身体美”即以身体为对象给主体带来的愉悦感，是主体生理性欲望的满足与延伸。首先，身体的形态美是“身体美”的实现基础。身体在宏观上由四肢与躯干组成，微观上由肌肉、骨骼等组织组成，四肢保持了身体线条的流畅度以及身体比例上的和谐分割，肌肉的丰满与骨骼的健硕使身体形成健康生物的形态美。其次，身体节律美是身体以自然律动为基础的附和行为。心脏的迸跳、血液的持续流淌，形成身体内部节奏对自然的同频呼应，形成对外部自然的连通媒介，加深主体潜意识中的自我认同与自洽情绪。另有身体装扮美，无论地域、文化、种族，都具备以身体为原始材料的装扮样式，将人为审美倾向施加于身体之上作为分辨、省思的原点。

若以单一的“身体美”代替身体“美”“善”的整体，则意味着对身体美感的追逐高于对其伦理的关爱，即过度以感性判断获取主体的欲望满足而扩张“身体美”的范围，从如下现象中可见：一则如短视频等快消互联网产物常以身体表象成为拉拢客户群的“吸睛”手段，裸露的身体成为封面或话题点，成为网络“引流”的方法；
二则医疗美容、整容手段盛行的缘由是建立在人类自身的外貌焦虑心态之上，利用人心“欲”的不可及性，采取对原生性生理身体的更改，以“改造”放弃真实的身体，是以过度“身体美”掩盖“身体善”的表现。

若以“身体善”代替身体“美”“善”的整体，则意味着过度放大身体价值与关系，从而掩盖了“身体美”的体验与存在。其一，忽略主体体验，将身体经验客观量化为价值符号。价值量化思维将世界事物划分为精确的定量单位，便于主体认识并改造世界，但身体作为跨越有机性与无机性之间的特殊事物，故对身体的量化不仅以“善”的导向作为指引，还需加入主体内在思辨的融合。其二，只意识到身体理性价值，忽视感性美亦作为身体的价值。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逐渐迈入工业化进程，资本积累与国力衡量均以理性的科层制方式输入与输出，造成了理性价值等于一切价值的误读。对于身体而言，理性价值是身体生命健康的保障，然而除此之外，身体的完整与完善还需要另一种价值的参与，这便是感性价值，亦是美的价值，旨在为身体在精神层面提供正向的引导。其三，以“身体善”的广义涵盖范围吞噬“身体美”的领地。应该认识到，“身体善”掌管的是客观层面的身体经验，而非全部层面的身体活动，不应在理性主义的强硬占据下剥夺其他部分存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所以，身体的“美”“善”属性具有平等、共恰、不可分割的属性，只有身体“美善共济”，才能形成身体伦理在理性与感性、规则与自由、硬性与软性等双重维度的辩证组成。

身体“美”“善”关联在理论层面容易实现，而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身体“美”“善”缺失随处可见，因而“美善同体”的身体伦理建构提出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凸显了某种复杂性。

身体的“美”“善”缺失是工业文明取代传统文明、资本逻辑成为主宰社会运转、大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人类身体等一系列现代性进程加速所导致的，具体而言，人类身体在工具理性引导下，肉身感觉浑然不知，身体独特的意象功能被消解为单一符号、商业文明下肉身体验从感性认识中抽离出来，演变为交易场上的筹码，身体意识在“物我转化”之间逐渐处于劣势状态，肉体与精神的二元分离，均是因对身体把握缺乏“美”“善”并济的考量而导致的结果，在身体感知、身体价值判断以及“身”“心”关系三方面体现出来。

身体感知问题缺乏“美”“善”的关爱。生物肉身相较于植物肉身而言，不仅包含骨骼、血肉、器官等复杂有机组织，而且更富有生物性，或更富有人性的一点是具有感性意识与知性智慧的有机结合，其中感性意识偏向对“美”的追求，而知性智慧则偏向于对“善”向往。事实上，身体感知是构成完整生命个体的重要部分，是强健外部躯体与德智兼备内在精神和谐共生的纽带，特别在工业社会中诸多过程均强调脑力优先，而剥夺了身体感知的存在比例，无疑是对人性的片面发展，将导致身体认知弱化进而引发人类主体性泯灭。若对人类行为的出发点进行分类，可有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在于对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目的理性在于通过手段实现理性的目的，目的理性的极端形式即工具理性。[24]204“最大的收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24]205,使得科层化、碎片化、量化思维不断蔓延，对身体的压抑持续加重。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工具理性的代表，即通过算法手段，将不同端口信息符号化、概念化、数字化，并向原子般连接成团，从而通过人为设定逻辑定理，实现最富有效率的搜索与运转。人工智能的普世化使人类争相成为拥有上帝视角的算法制定主体，从而陷入对世界感性事物冷漠化怪圈，对身体的主体性认知也从一个有机体沦为了易于量化的运算式。譬如诸多社交平台为收揽用户青睐，常运用以人体为素材的影像资料博取用户关注，此类素材无论从真伪角度、时间或空间角度都是非自然状态下的存在，长期生活在虚拟社群中的人类，易导致身体审美的错位、身体感性认知的模糊，从而缺乏对身体的主体性认知，不利于人类幸福观的形成与延续。换一个角度，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目的在于以技术取代人类而实现更富能效的工作，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人”，无疑是对人类本身的否定与排斥。试想若为追求更高利益空间而架空“人之为人”的可能性，将主体性让位给机器，剥夺人类提升与进化的机遇，这无非是对人类肉身出自本源的蔑视与扼杀。工具理性的过度信仰是社会中伦理与审美缺失的源头，对理性的歪曲理解将进一步弱化人类对自身的主体性认知，身体伦理在工具理性的泥潭中逐步丧失。

身体的价值判断缺乏“美”“善”并济的考量。毋庸置疑，价值二字与商品、交易等概念产生联系，然而是否只在交易活动中具备商品属性的物质才具有价值？应当讲，价值取决于主体对该物质的需求度与认可度。但由于市场运营制度的鼓吹与煽动，主体在众多商品与自身真实需求之间产生认识偏差，出现需求逐渐扩张而自我认可却越来越贫瘠的现象。肉身作为个体特殊性与群体普遍性的共同存在，本应作为主体所拥有的珍贵质料而远离交易思维的裹挟，然而资本逻辑从趋利角度消解了身体价值，催生出一系列对身体的改造，从而激发人类对自身身体的不满足与不理解，身体沦为消费诱饵致其价值扭曲。“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社会财富主要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也就成为了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5]24商品买卖是资本逻辑下实现资本扩张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主要手段，为成就更大的财富积累，商品化趋势深入主体生活方方面面。身体曾被比喻为最美的消费品，承担着作为资本与偶像的价值取向，作为资本的身体将身体当作商业交易筹码，偶像的身体将身体当作大众观赏的诱饵，靠偶像的趋同力量吸引消费。经过资本逻辑的影响，身体价值受到扭曲。一则身体生成的社会景观。景观-观众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支座，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一种巨大的景观聚集之上，此种景观原意为客观的景色，也可指主观的表演与作秀。[26]12-13身体常处在人与人间凝视关系形成的社会景观中，此种凝视来源于观者，抑或来源于性别目光，如城市商圈的广告常以裸露女子身体形象作为夺取消费者目光的素材。二则身体在商业氛围的鼓吹下被纳入个人资本的一部分。对资本的追逐一并影响了对完美身体的追求，处于对身体的改造，从而衍生出了一系列矫正身材容貌的商业模式。如此一来，身体的价值在商品社会的席卷下沦为纯然的牟利工具，导致人类对自身身体伦理的理解缺失。

“身”“心”关系缺乏“美”“善”层面的构建。“心”是“善”的本源、“美”的接纳，而“身”是“善”的体现、“美”的传达，若无有效理清“身”“心”关系的举措与方向，将产生“身心二分”从而引发人与自然愈渐分离的现象。“身心二分”的第一种形式是肉身体验抑制心灵活动。“肉身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27]46福柯指出监狱中的身体在权力的支配下犹如微观模型，在操控与塑造之间形成人与机器角色互换。此场景可联想到工业文明下高度统一的生产线，工人流水作业，他们的身体如同活动的机器，用固态身体劳作方式形成机器的衍生品、附属品。工人劳作效率越高，单位时间内对自身肉体的胁迫越大，他们的身体对心灵活动的承载力愈渐消解，长久以来形成肉身的异化状态。“我们心灵的对象是一个存在着的身体。”[28]55存在着的身体是一个有血有肉，受思想指控又为精神提供源泉的场域。既然是场域，则需要适度的空间。在工业社会中，为提高身体创造价值的效率，身体生存的空间较传统时期进行了压缩，譬如在全景敞视建筑中，受逆光原理影响，囚室如同小笼子、小舞台，被瞭望塔上的人监视，造成了囚禁者持续的可见状态，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何时被窥视了。[27]215-217身体空间逐渐压缩，而心灵的感性潜质则在受困的空间中同样被压抑。“身心二分”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心灵活动限制肉身体验。事实上，信息的传达并非仅靠语言，身体同样具有传达能力，如艾伯特瑞宾(Albert Rubin)发现，在一条信息传递的效能中，只有38%的信息来自声音，7%的信息来自措辞，而55%的信息来自无声，即身体内在倾向性的外在呈现的沟通中起到了多数作用。[29]2这让人联想到，将人类形象定义为衡量世间万物的标杆的“拟人说”(anthropomorphism)理论，从该理论出发便可以得出人类身体是衡量外界的标准。然而若要因人类对知识探索的进取心而摒弃“拟人说”世界观，人类则将失去形体的能力。[14]1-2现世的人类表现出对知识极高的崇拜，惯于从外界获取信息，而非以自身感知为原点创造信息，过度依赖大脑作为智性思考工具，忽视了身体亦作为感性思维的重要依据，限制了身体体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拟人论”从而受到威胁，导致身体是被动的、滞后的，是低于心灵且与心灵分离的。“身心二分”是对人类自然状态与原生能力的否定与退化，理解“身”“心”间存在的道德关系，是人类实现自然价值与自然权益的根基。

建构“美善同体”的身体伦理，如果遵循“对症下药”的原则，可以根据上述原因找到方法，但我们认为，这还只是“消极应对”。现代身体伦理的建构必须有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姿态”，在复杂性中寻找多种可能，在多种可能中找到最根本的路径，这就是要致力于树立身体的多维正义观念，以身体的复合型价值目标取代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主导的单一价值取向，并在“身”“心”互惠中促进身体权力的平等机制。

“美善同体”身体伦理的建构要以身体的多维正义为基本原则。世界作为多元的世界，人类也必定要以多样的思维看待与改造世界，用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话说，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成熟的人类社会能够避开多样性，也从来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分配的单一标准或一套相互联系的标准。[30]2-3身体的一元正义即以社会特定群体及其价值导向，形成单向度准则，将其取得的优势延伸至社会其他领域，并将此种优势推行至社会广义范围，形成“去多维化”的固态原则。身体一元正义使拥有多数社会资源与行业话语权的个体愈发扩大自我影响力与自身领域，于此同时，抑制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客观发展规律，这无疑不利于社会整体布局与规划。因此，身体的多维正义取代身体一元正义是促进主体之间和谐平等、主体与社会间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身体多维正义中的“多”，从身份、性别、种族中均有所体现。首先，主体的身份形成身体的标签。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只包含血肉的躯体，而身体除生理因素之外，还糅杂了其他诸多属性，故不同主体因其身份的不同，形成差异化、阶级化的身体“装扮”。此种“装扮”是由资本、资源、地位、交际等因素共同生成的对肉身之躯的外在装饰，譬如主体穿着的服饰、寄居的房屋、使用的交通工具等。一元正义的身体将正义的权力倾向社会较强势人群，而忽略了更多平凡的普通主体。身体本质是由血缘-地缘-精神组成的共同体，人类总体来讲是从同种血缘分化而来，又因人类居住在一起，并且精神朝着相同方向进步，从而相互影响、彼此协调。[31]87按身份对身体进行正义分配违背了人类共同体的初衷，试想社会的组成如缺少平民主体的贡献，也必将形成不了精英主体的特权阶级。其次，主体的性别是身体的属性。“阴-阳”形成世界的二元，二者除性质不同外，各自掌控世界半数要素。身体的性别正义依旧易倾向于强势掌握者，如在多种场合下男性占据更富有话语权的领地。若男性身体因力量强势而产生“善”，则女性身体因柔弱附和而产生“美”，“美”“善”并济才能促进人类生命共同体延续的可能。最后，主体的种族是身体的类型。从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基因的繁多有利于生命精进与革新。种族之间虽免不了一段时机之内的优劣分离，但不同种族主体间的身体是人类参与生活实践的有力印证，种族间因文化、地域、习俗等差异的存在，促进了身体在异质层面的发展。唯有承认的身体多元正义，身体中的“美”“善”才能得到主体充分理解，避免个别种族吞噬集体利益，从而向身体“至善”角度不断靠近。

“美善同体”身体伦理的建构要以身体复合型价值目标代替单一价值目标。价值是物质的评判准则与差异系统间的对照标准，狭义上的价值由金钱换算的多寡决定，而广义上的价值则归咎于一切利于人类发展的要素，身体的价值从三方面可见。其一，身体是经济价值产出与流通的基础。有生命的身体是持续社会活动与资本运转的前提，身体产生的体力是工业生产中的动能，而身体产生的脑力是现代社会严密结构的构建基础，身体的综合性质形成经济市场中环环相扣的交界点。其二，身体是人类本性的规范化显现。生命的存活本就是人类的原初价值，以身体为纽带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通系统，是身体鉴于人类生物体的共同价值。其三，身体是人类文化的活态传承。此在的身体是当下时间节点上人类文化的记录，历史地看，当下身体实则是历史中身体活态传承的结果，身体作为记录人类文化最直接的方式，其具备的文化价值是其他物质所不可及的。一般来讲，单一价值目标指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资源积累，若长期局限于单一价值目标的引导，而缺失对整体中多个方位、层次、角度的平衡，则会导致社会极端主义的萌生，不利于全部社会个体的生存境况。复合型价值目标在承认经济价值所具有的重要性的同时，亦承认“美”“善”具备的价值。“美”可丰富主体内在感性层面的充盈，而“善”可增强主体道德意识，“美”“善”联合补充了与经济价值对立的人的必备属性，即人与人、人与世界和睦融洽的黏合剂。以“美善同体”的身体复合价值目标代替单一价值目标，是人类自我价值丰富化的体现。一则对个人而言，不断挖掘自身身体“美”的性质，保持良好个人形象，以个体形象在群体中产生正向训导作用，激励更多个体形象的精进，并与“善”的性质整合一体，个体身体的“善”以对健康的追求为主要目的，个体健康是群体健康的分目标，诸位个体的“善”形成群体的“至善”，最终结合“美”“善”形成主体内部对自我认可的复合型身体价值。二则对群体而言，各群体单一价值目标下的优劣评断是群体间地位高下的例证，群体间若要形成良性关系，便要建立在复合型价值目标之上的彼此尊重。首先要认同群体间各自的身体“美”。“美”本由异群体间历史、文化、种族等独有要素构成，群体作为多数个人的集合，亦是构成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各群体在尊重发扬对自身身体“美”的基础上，亦要尊重他者身体“美”的要素，避免因差异性而导致相互排斥与打压。同理，群体间对彼此身体文化的认同是成就身体“善”的环境基础。三则对社会而言，复合型价值目标以总体人类的幸福为最终导向，其形成与延续依靠主体对多种价值的信任与包容，从而打破单一价值目标所造成的窘境。

“美善同体”身体伦理的建构要有“身”“心”互惠共享的平等机制。“身”与“心”之间的距离和所有距离一样普遍，但又具有特殊性，具体而言，“身”受支配，“心”是控制，“身”随主体生长而逐步老化，“心”却依旧充满活力，“身”是显性，“心”是隐性。不可否认，“身”“心”之间的竞争关系造成“身”与“心”所产生的不平等机制，即“身”低于“心”的现实局面。介于此，“身”“心”间因距离产生的矛盾由“身”“心”间的道德交流来解决。道德交流是基于互惠共享下的平等交流，旨在不侵犯双方中某一方效益的同时，寻求“双赢”角度下的沟通方式。“身”“心”之间的平等交流从彼此向对方释放的“美”“善”中体现。一则是“身”对“心”而言，“美”在于“身”将“心”中美好的事物进行表达，此种表达不含有遮掩与留余，而是尽“身”之能力所及的外部展现，当社会诸多个体身体能够尽“美”之能量，则将生成和谐的社会身体图景；
“善”在于主体通过他者身体释放的语义信号，以积极态度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思考，从而推进主体与他者之间身体关系的良好推进。二则是“心”对“身”而言，“美”在于以欣赏眼光对他者身体语义的领悟，不难理解，单纯的看的眼光取决于主体的原初视角与主观判断，若主体以缺少“美”的眼光对他者身体进行评断，那么则易落入冷漠的人情荒芜地带，缺少对他者与自我的关爱；
“善”在于以平等态度对待“心”“身”之于主体的地位，“心”受主体直接的控制且除主体本身之外不受外界控制，而“身”则需经历“心”的第一道思考之后才能被予以支配，故从实质上而言，“身”易于落入低于“心”的被动状态，所以要将“善”的态度发扬至“身”“心”关系间，二者发展自身的同时，避免以抑制他者为结果，在互惠中共享彼此的权益。站在历史的角度，互惠共享的道德交往是“身”“心”交往的关键所在，亦是保障主体“人”在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在公正与和谐的规则制度之下，以避免更大冲突的形成。

总而言之，“美善同体”的身体伦理从一种中和“美”“善”关系的角度出发，追求“身体美”与“身体善”在身体发展历程中的平等与平衡，利用审美伦理理论中将美学与伦理学融为一体的视野，看待与解决身体在现代社会遭遇的 “二元性”割裂境遇，为身体的自持者、创造者与管理者等各种主体提供前沿性与开拓性认知，同时为身体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旨在为现代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提供必要的身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