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四重方法

吴群，王传利

(1.江西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4；
2.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波澜壮阔、艰苦奇崛，如何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正确认识党史？习近平指出，对党的历史认识，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1]。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以正确党史观为导向，在大历史观中看历史发展的主流，对建党24年、建党60年、建党百年的历史机理进行客观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探索中始终毫不动摇地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把握党的奋斗主题，使党最终能够战胜困难，克服错误，取得一个又一个光辉成就。

(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党24年的救国之路(1945年)

第一个历史决议以建党24年的历史为基础，以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为脉络，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寻求救国之路的蹉跎凯歌。近代以来，“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第一个历史决议共七个部分，对建党24年的历史进行了总体概括，对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给予了肯定，对党的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逐一进行了剖析，尤其是对第三次“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及其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挖掘。尽管该历史决议重点是纠正党在路线认识上的错误，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克服党内错误，使全党能够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3]。该历史决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以24年来中国共产党卓越奋斗的大历史观总结党的经验教训，使党能够在抗日战争和未来的斗争中取得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党60年的探索之路(1981年)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之初，邓小平就对负责同志指出要专门加一部分用以写解放前党的历史，在追昔抚今的大历史观中，通过60年的宏大叙事呈现党不断探索中国富强之路的全貌。该历史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正确道路，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年取得十个方面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尽管遭遇严重的挫折，但没有改变党的性质和人民政权的性质。该历史决议着眼大局，放眼未来，号召全党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为把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通过对该历史决议内容的概括梳理，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主流清晰呈现，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主线一览无余。该历史决议在大历史眼光的观照下，以宏伟磅礴的大历史气魄为党的光荣历史拨云见日，溯源正名。

(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建党百年的复兴之路(2021年)

在建党百年之际出台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纵贯党的四个历史时期的大历史观，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逻辑主题，客观清醒地总结了党的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动员鼓舞全党同志以史为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4]。该历史决议通过四个时期的历史浓缩，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自立自强的历史瞬间一一连贯起来，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壮丽赓续的奋斗史、创业史、成长史、发展史。该历史决议不仅站在中国近现代史对比的角度来审视党的百年奋斗，而且还站在了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中华民族5 000年文明史和整个人类历史来衡量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彻底打破了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西方话语垄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该历史决议不拘泥于某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立足民族复兴，从苦难辉煌中汲取不断前进的力量，从丰功伟业中获得走向未来的启迪，为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进行不懈斗争的百年历史画卷。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5]。三个历史决议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基础，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全面客观认识党史的方法典范。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出于认清路线错误、推动革命胜利的实际需要，第一个历史决议认为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其中一些时期犯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3]955。该历史决议从实际出发，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演变为三次“左”倾错误的过程进行了客观阐述和分析，尤其对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实际革命工作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描述，这对进一步认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认识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放下历史包袱，廓清历史谬误，使党能够重新回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第二个历史决议从捍卫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实际需要出发，密切联系党的历史实际，对建党60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建设、农业生产等十个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实际概括，这些客观成就和详实数据充分证明了党的伟大，也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科学评价毛泽东作了重要铺垫。

建党百年之际，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从党的百年历史中能获得什么经验和启示？党是否能够继续带领十四亿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确保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如何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永葆生机活力？第三个历史决议正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深度结合党的四个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历史和实践中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以及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中国共产党总结百年成就和经验，不是为了睡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而是为了着眼现实，立足实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二)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

三个历史决议在以恢弘的气势回首党史时，都以历史主题为脉络，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基础，对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分析，为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第一个历史决议以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的决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党的历史问题，既指出了错误的具体表现和根源，又同步陈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和实践，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军事路线、群众路线、认识路线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一正一反的对比，使党最终能够紧紧团结统一到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路线上来，以正确的新姿态继续前进。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就要求“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六十年来党领导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了大篇幅全面系统的肯定，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带领中华民族谋独立、带领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的政党。同时对党犯的错误不掩盖、不淡化，认为1957年以来，党在社会主义认识和发展问题上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也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有决心和能力防止重犯同样的错误。

第三个历史决议虽然以总结成就和经验为主要目的，但依然没有回避百年党史中出现的错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都有提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也进行了深刻反思；
同时指出，要在新的征程中“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4]75。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将继续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牢牢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三个历史决议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重新确立及丰富和发展都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揭露，指出教条主义者毫不研究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现实，只会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搬到中国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割裂开来，理论脱离实际，最终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影响。该历史决议指出要克服思想上的错误，就必须从思想根源上着手，要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3]987，倡导全党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得出结论，并以此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这为奠定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也得到充分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28年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年来，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些成就是正确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由于当时党还不成熟，对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经验，在形势的分析和国情的认识上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偏差，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此，该历史决议提出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方面，对“实事求是”详细精准地进行了阐释，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如果说第一个历史决议致力于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第二个历史决议重点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巩固，那么，第三个历史决议则是通过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百年奋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习近平曾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1]4。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这一部分的第三条“理论创新”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专门阐释，认为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同时要求全党要继续不断结合新的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在该历史决议的最后一个部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中，又再次以实事求是的清醒态度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矛盾，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充分体现了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的执着和坚定，推动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代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7]。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切为了人民”。三个历史决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处处闪耀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一)“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党同人民的团结”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开篇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无数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中国革命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3]999，才能给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在分析党内发生的右倾和三次“左”倾的错误时指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在组织上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做到真正地走群众路线，就必须密切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的联系，还要密切党的领导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的联系，“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3]980。该历史决议特别以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为模范，认为其正确地“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刘少奇认为，“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3]980。该《历史决议》通过正反两个角度深刻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组织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体现了党的人民立场。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人民群众看作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主体，把党的历史看作是人民群众的奋斗史，“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60年坚持人民立场的本质属性，呈现出巨大的人民伟力。该历史决议把群众路线归纳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要求党必须牢牢恪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要求。特别指出，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与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发挥作用。但庆幸的是，尽管出现了严重挫折，党的人民立场没有变，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没有丢。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与群众同甘共苦。此历史决议还强调“党同人民的团结”，指出党同人民的团结是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团结在一起、同人民群众在一起，社会主义事业必然会兴旺发达。

(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7]13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贯穿着“人民”这条红线。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古老伟大的中华民族蒙受掠夺和苦难，“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4]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以推翻三座大山为己任，救人民于水火，带领了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又一新的使命。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国家富裕、人民幸福的征程中，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人民当家做主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此历史决议在总结“坚持人民至上”的百年历史经验时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明确宣告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也严正告诫“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4]72。此历史决议第七部分要求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第三个历史决议始终紧扣“人民”，处处体现“人民”。

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在考察和认识历史时，必须看到人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个人活动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在阶级社会里，历史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个人的活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的活动。三个历史决议关注人的活动与历史条件和所属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坚持运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辩证思想。

(一)用历史分析法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5]11。第一个历史决议以联系发展的眼光，把历史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去分析，在分析党的历史错误的根源时指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源于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感到悲观失望。而党在反对右倾错误时，却出现了“左”倾错误，党的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3]996。同时，通过对历史错误的分析，梳理出对党的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历史人物的局限性，认为要克服这些问题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该历史决议通过历史分析法找到四次路线错误的原因，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从而为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党犯的错误时指出，错误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之所以犯了错误，主要是因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不足，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和三大改造开始，就有急于求成的毛病。在整风运动中，回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时，犯了反右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该历史决议还用了专门一个部分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述，把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放到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下，用历史分析法科学客观公正地对他进行了评价。他虽然对“文化大革命”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5]11，如果把问题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那就不可能使全党得到教训。第三个历史决议站在历史分析的高度，用历史分析法总结出党在百年奋斗中“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十个坚持”既来自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可以为其他类似国家提供借鉴；
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高度理论概括，也是被实践证明了对历史的科学总结。该历史决议对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先进的共产党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给予了高度肯定，这也是用历史分析法得出的科学评价。

(二)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揭示历史和历史人物思想产生原因，为人们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重要历史和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指引。第一个历史决议认为路线错误与阶级关系认识存在关联。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应该把革命领导权让位给资产阶级，等将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左”倾路线则没有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低估农民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左”倾路线反映的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三次“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表现，实质上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化。该历史决议在涉及历史人物时，也坚持阶级立场，对遭到错误打击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的坚强不屈给予了高度赞扬，甚至对王明也始终以同志相称，而对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则进行了严厉批判。该历史决议用阶级分析法认清党的错误的阶级本质，对加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历史决议灵活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历史人物做出了更加公允客观的评价。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从阶级分析法来看，毛泽东始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受时代条件和自身认识的限制犯了错误，但依然不能改变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广大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在遭到过打击和折磨时，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体现了各阶级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对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也以阶级分析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第三个历史决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坚决捍卫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百年历史，改写了被剥削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实现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对人民饱含深情，高举“人民至上”的阶级旗帜。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允许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对腐败分子毫不手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追求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书写文明的新形态，为人的真正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开启新华章。

三个历史决议是了解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最权威、最客观、最有分量的依据和纲领性文件，是全党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三个重要文本。掌握三个历史决议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入领会三个历史决议的精神内涵，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7]405，“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9]，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立场，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