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原因新探

齐淑杰，谢立忱

(1.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0)

1967年6月5日，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爆发了为期6天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日战争。这次战争是阿以战争中历时最短，却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国内外学界大体形成了苏联阴谋说、美国默许说、水资源说、埃及冒险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说、叙利亚玩火说等几种观点。相关研究对于引发这场战争的各种因素间的密切关联较少关注，尤其是对东西方冷战、阿拉伯冷战、以色列安全三者间的交错互动如何加剧阿以冲突、并使双方最终走向战争的问题缺乏重视。本文在借鉴、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就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的原因作一专题分析，希望对理解当今阿以冲突和复杂的中东国际局势提供历史借鉴。

1967年，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以色列国内的经济、政治困境有关，也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政策有联系。以色列关于国家安全的基本决策是与其基本安全问题密切相连的。[1]37因而，相对来讲，以色列安全形势的恶化引起领导人对国家生存的高度关注，无疑是推动以色列最后选择先发制人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水资源安全问题。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中东乃至世界最贫水的国家之一，[2]以色列政府历来把“水安全问题”置于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生态环境的恶劣、重视农业的传统和移民国家这三个因素决定了水资源对以色列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以色列前总理艾希科尔指出的，水就像是“流淌在犹太民族动脉中的血液”。[3]因此，自1964年以来，伴随阿以双方围绕约旦河水争夺愈演愈烈，约旦河供应了以色列约三分之一的水需求，[4]251竞相破坏对方的水利工程和设施，客观上显然为六日战争的爆发营造了一种紧张气氛，以至于一些学者把这种水资源争夺视作六日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5]例如，约翰·布洛克和阿德尔·达维斯认为，六日战争主要是由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围绕约旦河水资源的争夺而引发的。[6]艾希科尔在战前一再宣称：“任何妨碍以色列自由利用约旦河水资源的企图都会引起战争。”[4]303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强烈指责以色列争夺水资源的行为是对阿拉伯国家用水权利的“新侵略行动”。[7]可见，被水资源争端点燃的阿以冲突，逐渐陷入了一种不断升级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8]931

其次，军事安全。国内人口的相对集中、国家严重缺少战略纵深、与阿拉伯国家的邻近以及同时多线作战的劣势，使得以色列军方一直强调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不过，除了鹰派，以色列国内还存在以艾希科尔总理为代表的鸽派势力，他们不赞成军方的先发制人式的进攻性战略，而倾向于防御性战略。然而，1964年以后，伴随阿以水资源争端、边界冲突的愈演愈烈，以色列军事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到六日战争爆发前夕，在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从约旦、黎巴嫩、埃及(加沙)、叙利亚等周边国家，向以色列频繁发动袭击，仅在1967年3—4月间，法塔赫对以色列的袭击次数便翻了4倍。[9]137自1966年以后，埃及与叙利亚、约旦先后签订了防御协定。在阿拉伯世界反以声音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埃及自1967年5月以后，对以色列连续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封锁蒂朗海峡、向西奈半岛增兵等)，并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响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等国纷纷进行军事动员，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也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10]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联合和纳赛尔的屡屡冒险，一再越过以色列的安全“红线”(封锁蒂朗海峡和埃约缔结防御协定等)，导致以色列鹰派在与鸽派的权力较量和思想交锋中占据上风。1967年6月1日，主战派摩西·达扬就任国防部长。同时，伴随美国最终的默许和艾希科尔总理态度的转变，以色列军方和政府最后就先发制人战略达成一致，并在6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作出率先发动战争的决定。

1962年，中东已分裂为以纳赛尔为首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与沙特领导下的保守的君主制国家两大阵营，阿拉伯冷战与美苏冷战相互交织。阿拉伯冷战不仅表现为激进阵营与保守阵营间的对抗，也体现为激进阵营内部的斗争。这种冷战既恶化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剧了美苏在中东的争夺，也激化了阿以间的矛盾，以致阿以双方最终滑向战争。

首先，激进主义阵营内部的争斗。虽然纳赛尔时期的埃及和复兴党统治下的叙利亚均属于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阵营，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分歧，且均热衷于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1963年3月8日，通过政变后上台的复兴党改变了20世纪50年中期以来阿拉伯冷战的内容和性质，加剧了埃及与叙利亚(纳赛尔主义与复兴社会主义)之间的冷战。复兴党一方面在国内排挤、清洗纳赛尔主义者，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高举反以大旗，强烈反对并极力破坏以色列分引约旦河水的工程，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从约旦境内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谴责纳赛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真正的朋友”。[11]叙利亚复兴党的这些主张与纳赛尔在阿以问题上的谨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试图挑战纳赛尔的阿拉伯领袖角色，改善叙利亚在泛阿拉伯主义舞台上的弱势地位。正如一位叙利亚官员曾指出的，通过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击战，叙利亚可以使纳赛尔陷入巴勒斯坦的泥潭。纳赛尔和叙利亚均把对方看作争夺阿拉伯激进阵营内部领导权的对手，两国彼此攻讦，在六日战争爆发前，双方的冷战仅能以休战的方式暂时结束。同时，约旦也指责埃及的反以宣传缺乏任何实际行动。约旦的宣传攻势暴露了纳赛尔的两大软肋：没有封锁蒂朗海峡和躲在联合国维和部队身后。[9]105

来自阿拉伯冷战特别是叙利亚复兴党政府的这种压力，最终将纳赛尔逼入了一个拐角。为继续保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埃及转而对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1966年11月4日，埃及与叙利亚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纳赛尔由此前极力约束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反以袭击活动转为支持法塔赫等组织对以色列开展游击战。1967年5月14日，埃及宣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向西奈派遣军队，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全部撤走，宣布关闭蒂朗海峡，封锁亚喀巴湾。可见，纳赛尔最初关注的对象不是以色列，而是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12]127然而，由于此前以色列领导人曾声称，埃及封锁亚喀巴湾将被视为是一种宣战行为，因而纳赛尔的做法显然越过了以色列的“红线”，从而加速了战争的爆发。

可见，叙利亚在战前阿以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六日战争的爆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叙利亚的前奏，战争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将以其他方式爆发。在两国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埃及与叙利亚围绕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控制权等展开了持久的争夺。叙利亚的激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国家内部关系、阿以关系的紧张。

其次，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阵营间的对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冷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以纳赛尔为首的共和制国家与沙特领导下的君主制国家两大阵营间的对抗。这种对抗产生了与六日战争的爆发密切相关的两个重大后果。

第一，也门内战。1962年也门内战爆发后，由于政体上的严重分歧，沙特和埃及分别支持君主派和共和派进行对抗。纳赛尔希望利用这次也门革命帮助埃及摆脱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以来的孤立困境，重获对阿拉伯事务的主导权。[12]107然而，这场战争致使埃及几万军队深陷也门泥沼，国库亏空，并招致英美和阿拉伯君主国的联合反抗。[12]126与此同时，沙特和约旦对埃及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指责埃及只会躲在联合国部队后面，不敢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却在也门残杀阿拉伯同胞。为了摆脱也门战争泥沼和埃及的内外困境，纳赛尔转而打以色列牌，对以色列采取了连续的冒险行动。

第二，埃及与约旦缔结防御条约。纳赛尔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积极支持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共和派势力，该政策对约旦政权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由于约旦经常站在沙特一边谴责埃及，纳赛尔也不时对约旦发动宣传攻势，指责约旦“准备出卖阿拉伯民族”。[12]117与此同时，叙利亚复兴党政权的激进政策也对约旦政权构成了威胁。1966年6月14日，侯赛因国王公开宣布约旦取消与巴解组织的任何进一步合作。其后，叙利亚领导人宣称，约旦人摆脱侯赛因的统治是实现巴勒斯坦解放的一个必要前提。[12]116叙利亚和一些巴勒斯坦人甚至宣称，通向特拉维夫之路必须首先经过安曼。侯赛因国王认为，激进的叙利亚政权把约旦而非以色列视为真正的敌人。他指出，约旦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在阿以间奉行平衡外交，任凭约旦被从内部肢解；
要么加入阿拉伯激进阵营，甘冒以色列侵入西岸甚至更多领土的风险。[9]109如果选择前者，一旦埃及成功威慑或战胜以色列，约旦在阿拉伯世界将陷于更加孤立和危险的境地。假如选择后者，即便埃及没有获得成功，约旦政权也是相对安全的。两害相权取其轻，1967年5月30日，侯赛因国王飞抵开罗，与纳赛尔签订了防御条约。纳赛尔与约旦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的行为，在以色列看来，除了攻击以色列外，没有其他目的。这样，继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后，阿拉伯国家又越过了以色列的另一条红线。佩雷斯曾指出，由于该协定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的被包围感，因而成为促使以色列最后决定发动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9]70

中东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地区子系统，在受到所在国际体系的影响乃至支配的同时，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这种双重特征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体系的支配性

这种体系因素对中东地区冲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美苏两大阵营在中东的激烈争夺。

第一，竞相扶植代理人。二战结束后，欧洲率先成为冷战爆发和美苏竞争的焦点地区。随后，冷战便开始向其他地区扩展。这样，各地区子系统先后卷入了两极体系，并不同程度受到国际体系的支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60年代以后，像之前的欧洲和亚洲一样，中东地区也成了美苏争夺的重要对象，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寻找、扶植各自的代理人，大搞军备竞赛，致使阿以冲突渐渐卷入东西方冷战的漩涡。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苏联的中东政策变得更富有进攻性、挑战性，与美国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为打入阿拉伯世界和增强本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苏联不仅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斗争，而且对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武器要求也往往有求必应。在1960年到1967年间，埃及与苏联先后达成数笔武器交易。[8]914到六日战争爆发前，埃及已拥有1200辆坦克和500架飞机。[8]914事实上，冷战时期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源于军售。[13]17伴随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频频得手，美国在中东战略选择空间的相对缩小，以及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战斗力的凸显，美国愈益把以色列视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重要战略堡垒。英国也把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和苏联看作是威胁本国在中东地位和西方在中东利益的两大对手，因此极力武装以色列。从1964年到1967年间，以色列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共购买了大约140架飞机。[1]37到1966年末，以色列国防军拥有1300辆坦克。[1]37

美苏之间的相互制衡行为，加剧了阿以间的军备竞赛，使其陷入安全困境。因为一国即使出于防御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将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14]同时，安全困境往往会引发战争，从而进一步恶化国家军事安全和加剧边界领土争端。[15]对于以色列来说，获得更多、更先进的武器和保持相对于埃及的军事优势，事关本国的生死存亡。因为这既可以对阿拉伯国家形成威慑，也能够保证以色列在将来不可避免的战争中迅速击败阿拉伯国家。而埃及也寻求首先实现与以色列的军事平衡，然后在取得力量对比优势后，成功发动一场消灭以色列的战争。这样，阿以双方便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因此，尽管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最初几年里，除了阿以间的军备竞赛，中东地区整体上保持和平状态，但这种竞赛大大增强了阿以彼此的实力和战胜对手的信心，一定程度上促使双方在后来的水资源争端上均采取针锋相对的不妥协立场，导致阿以冲突不断升级。

第二，制造紧张与维持稳定。美国和苏联对于中东地区冲突问题存有不同的理解，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前者希望保持中东地区的稳定，后者则倾向于保持地区冲突的存在。这种战略目标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美苏在阿以冲突上的具体政策。

其一，介入水资源争端。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苏联的中东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进攻性。苏联在六日战争前的主要目标就是利用阿以冲突，扩大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地中海获得军事基地以抗衡美国的第六舰队。可见，出于同美国争夺的需要，苏联希望保持阿以冲突的存在乃至升级，但避免发生战争。因此，阿以间的水资源争端为苏联向中东地区扩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苏联称以色列分引约旦河水的计划是对阿拉伯国家的公然挑衅，以色列是西方帝国主义安插在中东的一枚棋子。[8]931苏联立场鲜明的亲叙利亚政策，使叙利亚确信在对抗以色列问题上，叙利亚能够得到苏联的外交支持和武器援助。加之由于苏联的压力，埃及与叙利亚于1966年11月4日签订了一项防务协定。有了埃及和苏联的保护，叙利亚受到了极大鼓舞，持续对以色列在水资源等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为了与苏联争夺中东和扩大自己的影响，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便把外交重点放在了中东水资源问题上。然而，阿以关系中剧烈的政治变化和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真正意图的怀疑，致使美国提出的种种方案均无法被阿以双方完全接受。例如，针对美国提出的“约翰斯顿方案”，阿拉伯国家认为该方案只对以色列有利，接受这一方案会造成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既成事实。叙利亚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作为美国意在强化以色列的明显阴谋”的该方案。[4]292同时，为了维持阿以双方军事力量平衡，西方国家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从而也助长了以色列在水资源争端上的强硬立场。正是爆发于1964年的这场水资源争端点燃了阿以冲突，并确立了一种“反应——逆反应”的恶性循环模式，最终以六日战争的形式结束了该模式。[8]931

其二，制造“谎言”和亮黄灯。对于苏联在六日战争爆发中的角色，历史学界存在一个共识，即苏联编造了“谎言”——以色列正在叙利亚边界地区集结兵力，准备对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这个“谎言”，最终制造了引发六日战争的危机。关于苏联编造“谎言”的原因，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确定的是，苏联编造这个“谎言”主要为了增大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而“谎言”对纳赛尔的冒险行动也的确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纳赛尔在收到这份情报的第二天，即1967年5月14日，便作出了向西奈半岛出兵的决定。当然，我们决不能夸大该“谎言”本身的效力。因为纳赛尔对该“谎言”的真实性并非没有怀疑，在六日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苏联已经提出了好几个类似的警告。事实上，纳赛尔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利用叙以冲突摆脱国内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和改善埃及不断下降的国际地位。具体来讲，通过向西奈派兵，纳赛尔可以解决几个棘手的问题：[16]一是通过对以色列采取攻势，将有助于修复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日益受损的声望，而仅冒很小的战争风险。反之，埃及将遭到阿拉伯人的谴责，致使埃及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二是有利于从也门体面撤军，进而也可以推动埃及与沙特关系的缓和并获得后者的经济援助。三是通过突出巴勒斯坦问题，可以引起美国对埃及的重视，从而有可能重新获得美国的援助，避免国内经济发生崩溃。而美埃关系的改善也可以减轻埃及对苏联的依赖，以免成为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苏联的仆从。因此，苏联出于自己的利益制造的“谎言”，为纳赛尔向西奈出兵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

关于美国在以色列发动战争问题上到底持什么态度的问题，学者们大体上有反对、默许和支持三种观点。鉴于美国当时是以色列一个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和安全保证国，且该问题事关以色列存亡，因而美国亮红灯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六日战争爆发前美国中东外交的目标是维持地区稳定和遏制苏联，在保持与沙特和约旦等保守政权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致力于缓和与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的紧张关系。因此，美国亮绿灯的概率也不高。美国更为可能对以色列亮黄灯。这方面典型的证据就是，约翰逊总统在1967年5月26日十分严肃地对来访的埃班外长反复强调，“只要以色列不决定单独行动，以色列便不会孤立无援”。[17]20同时，美国仍强调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可见，美国的态度显然并非强烈反对，而更像是变相默许，是在亮黄灯。通过亮黄灯，美国既履行了保证以色列安全的政策，也安抚了国内犹太人群体，还可能降低战争的风险。然而，对以色列来讲，正如大多数司机一样，黄灯等同于绿灯。[17]4可见，六日战争爆发前，美国在以色列发动战争的问题上态度是模糊的。而美国继续强调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并向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这种立场对以色列最终决定发动战争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二)子系统的自主性或独立性

虽然战后中东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地区子系统，但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冲突完全受国际体系的支配，也不代表美苏可以完全掌控中东事务。相反，中东地区子系统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还存在自身动力。

第一，地区子系统的特征。中东国家民族主义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养，导致当代中东历史舞台上绝非民族国家在唱主角。除了主权规范，阿拉伯民族统一、团结合作等非主权规范也在施加影响。中东国际关系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认同与规范力量之所以尤为突出，不仅在于这些认同与规范直接关涉到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也与这些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和地位密切相关。在阿拉伯内部关系中，存在着一种针对对手的形象和合法性来实现的另类制衡。[18]145在阿拉伯世界里，最重要的实力资源是操纵其他阿拉伯精英塑造本人及对手形象的能力。[18]145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认为阿拉伯领导人或政权在捍卫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实践阿拉伯民族的目标和理想方面有所作为，其行为、言论符合既定认同和主流规范，这些领导人或政权就拥有了权力与合法性。反之，他们的合法性将会受到削弱乃至荡然无存，而其在国内和地区内的声望也可能会一落千丈。[19]可见，中东虽然在美苏的冷战对抗中融入国际体系，但中东仍是一个在规范上不同于全球体系的地区子系统，仍保持着自己的发展逻辑与动力。那些流行的国际规范与价值观，在中东这里显然并不受推崇。[13]4

如前所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出于增强自身合法性与地区声誉和影响力的目的，围绕集体认同和规范的定义展开了持续的纷争，俨然在进行一场竞相证明谁在反以色列问题上更积极、谁更好地维护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族的利益、谁更多地承担了阿拉伯集体认同和规范的责任的游戏。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冷战显然激化了阿以冲突，虽然这种冷战与美苏冷战混杂在一起，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不能控制这种冷战。

第二，庇护关系。冷战时期的两极体制只在冷战的中心舞台是稳固的，但在边缘地区则是不稳固的。[13]31超级大国不能对中心舞台以外的地区政治进程施加绝对性影响。[13]33虽然中东地区是国际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但并不是美苏等大国的专用棋盘，地区国家和民众对地区未来的发展具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纳赛尔主义便是中东地区人们对自己未来设想的一种表达。纳赛尔的“积极中立主义”并不是要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而旨在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来实现埃及自己的目标。埃及在接受苏联武器的同时，也谋求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纳赛尔意在警告苏联，苏联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友谊只能建立在前者尊重后者的中立主义和苏联不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基础之上。[9]216不仅苏阿(埃及、叙利亚等激进国家)关系存在有限性，六日战争爆发前的美以关系也尚处于两国战略合作关系正式形成前的过渡期。所以，苏阿关系和美以关系属于一种庇护关系，而非主从关系。美苏分别是阿以在经济或军事上的赞助人或庇护人，但美苏不能完全操控这些国家的行为。例如，战前，美苏两国均曾向埃及施压，阻止阿方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此外，苏联对纳赛尔未事先与自己协商就封锁蒂朗海峡的行为，深表不悦。[9]209再如，尽管美苏在六日战争爆发前均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在战争期间也进行行动协调，但战争的爆发和演变均不在他们完全掌控范围之内。[9]214苏联人过高估计了自己和美国人对各自盟友的控制力。[17]16

综上，对于阿以双方来讲，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六日战争既不是一场非要选择的战争，也不是一场全然毫无选择的战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次不可避免的战争。一方面，作为国际体系的子系统，中东区域内的政治发展一定程度源于国际体系大背景，因而阿以冲突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格局的桎梏。美苏在中东的对抗和争夺，增强了盟友对抗的意识和能力，导致阿以冲突持续发酵。另一方面，中东区域内的政治发展具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和动力，且以色列的严重生存焦虑和阿拉伯冷战强化了中东地区子系统的独立性特征，美以和苏阿关系的有限性和中东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边缘性也削弱了国际体系对中东地区子系统的支配性，因此超级大国显然无法随心所欲地控制相关国家，无法有效阻止冲突的升级，乃至滑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