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民之师”：汉代地方治理与儒家礼制的结合

姜 生，刘 波

(1.四川大学 文化科技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4；
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三老”一般指战国、秦汉时期，在基层负责教化民众的高年者的一种头衔。较早顾炎武、赵翼、俞正燮等对“三老”均有讨论，万广义对国内外关于三老的身份属性、选拔条件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予以梳理，可资参考。(1)万广义：《近八十年以来汉代三老问题研究综述》，见梁安和，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第八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296页。在“三老”问题的认识上，王雪岩将两汉三老制划分为两个制度系统：县、乡三老的基层行政系统；
皇帝养老礼中的三老与郡、国三老共同构成的上层礼仪系统，指出两者名同而实异。(2)王雪岩：《汉代“三老”的两种制度系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地方治理系统的三老与国家礼仪体系的三老不同，小林升、渡部武较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但并未对两者进行制度上的系统化划分([日]小林升：《養老の儀に於ける三老五更について》, 东洋史会編：《東洋史会紀要(第2册)》，东京：东洋史会，1937年版，第75页。[日]渡部武：《漢代養老儀禮における三老五更の問題》，载《東方学》1973年第46号，第86页)。这些研究对理解两汉时期的三老制度颇有裨益，但此前主要是分论两种制度系统中的三老，未关注两者之间的关联。本文将基于以上研究，对两种制度系统中“三老”的联系作出分析，揭示地方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三老与儒家“三老五更”礼制体系的结合过程。

关于三老的起源时间，学界有原始社会、春秋时期、战国时期3种观点。(3)万广义：《近八十年以来汉代三老问题研究综述》，见梁安和，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第八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按《左传·昭公三年》“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4)注曰：“三老谓上寿、中寿、下寿，皆八十已上，不见养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31页。的记载，三老只见高年者之意。《墨子》备城门篇、(5)孙诒让：《墨子閒诂》，孙启治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28页。号令篇(6)孙诒让：《墨子閒诂》，孙启治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02页。可见，三老在基层社会中有仆役，能相与计事、检察吏民符节以守卫里巷官府，这些表述均反映出三老在基层中有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不过，从“三老不得入家人”也表明了对其权力的限制。《史记·滑稽列传》中西门豹治邺的故事，(7)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11页。反映了三老在基层有对百姓赋敛和分配的权力。秦末陈胜、吴广起兵攻陈时亦曾“号召三老豪桀会计事”(8)班固：《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8页。。樱井芳朗认为秦以前即有三老，秦代的三老不仅没有在秦末战乱之际被消灭，其对乡的支配权更是得到高祖的认可。(9)[日]樱井芳朗：《漢代の三老について》，加藤博士远历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東洋史集説：加藤博士還暦記念》，东京：富山房，1941年版，第332页。苏莹辉、严耕望、秦进才均认为秦以前已有三老。(10)苏莹辉认为魏文侯时已有三老。严耕望认为战国时县乡已有三老。秦进才认为三老起源于齐国，并猜测秦统一后，三老制度作为秦制推向全国(参见苏莹辉：《论我国三老制度》，载《大陆杂志》1960年第21卷第9期，第311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第3版，第246页。秦进才：《汉代三老、父老异同考》，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简言之，秦以前已有三老，其特性有二:高年者；
在基层有一定的势力和话语权。

汉高祖二年(前205)诏曰：“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11)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页。诏书显示成为三老需符合三点要求：①年龄五十岁以上；
②品行有修行；
③能率众为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能率众”。樱井芳朗认为三老原本是足以率领一乡的人物。(12)[日]樱井芳朗：《漢代の三老について》，加藤博士远历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東洋史集説：加藤博士還暦記念》，东京：富山房，1941年版，第333页。鹰取祐司指出三老制的制定目的，是把当时作为在乡里社会指导性存在的三老、父老进行组织化，使兵卒军粮的征发成为可能。(13)[日]鹰取祐司：《漢代三老の變化と教化》，载《東洋史研究》1994年第53卷第2号，第205页。作为先秦时已存在的三老群体，其在乡里社会的势力不可小觑，这些领袖式人物在动荡时期管理松散的情况下，能凭借这一身份发挥号召力，在基层中具有一定的组织和集聚作用。(14)樱井芳朗认为，一般来说三老是具有名誉性的职务，从盗贼使用这一称呼的情况，可以看到人们对“三老”称呼的尊敬。赵忠文注意到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自称三老的情况。牟发松注意到《史记·陈涉世家》中三老与豪杰联称的现象。([日]樱井芳朗：《漢代の三老について》，加藤博士远历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東洋史集説：加藤博士還暦記念》，东京：富山房，1941年版，第334页。赵忠文：《赤眉首领称“三老”“从事”“卒史”辨》，载《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牟发松：《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载《文史哲》2006年第6期，第83页、注释1。)如新莽末年战乱，民众因饥寒穷愁成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15)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71页。。樊崇起兵转移至泰山，“自号三老。……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16)范晔：《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78页。正如樱井芳朗指出三老有时期性变化，鹰取祐司对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分析道，将呈现于《百官公卿表》的三老形象(即掌教化)概括到整个汉代，不考虑三老的时期性变化，这是存在问题的。(17)[日]鹰取祐司：《漢代三老の變化と教化》，载《東洋史研究》1994年第53卷第2号，第204页、228页注释2。汉初在面对稳定民众的问题时，实际上是借助地方三老的“率众”能力“导民以善”，维持初期的基层稳定。尤其是，根据文献资料可以发现，三老在实际中发挥的教化作用非常模糊，循吏出现以后，更是成为教化的辅助。“掌教化”的角色赋予体现的恰恰是汉初以来对地方三老“率众”作用的消解与转化。

鉴于亡秦之弊，从诏书可见，汉初在地方治理上进行了两项政策性转变。第一，以“三老民之师”暂替秦朝“以吏为师”，借助三老的“率众”能力稳定基层秩序，通过基层中原有的三老“导民以善”施行教化。除前引汉高祖二年(前205)诏书之外，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三月诏曰：“三老，众民之师也。……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18)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页。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六月诏曰：“今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19)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0页。从汉高祖时期，以诏书确定了地方乡、县三老的治理资质；
文帝时期又设置常员，三老制度已然确立。武帝派遣博士，进一步强调三老孝弟以为民师。汉初以来以“年长、有修行、能率众”的三老引导民众的政策，迥然有别于云梦出土秦简《语书》强调的“法律令者”(20)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睡虎地秦墓简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第二，文帝、景帝重提“吏者民之师”时，提倡官吏具有为民表率、宣明教化的责任，导致官吏在地方治理中直接参与调整文化秩序，由此自然会分割三老的教化职能，三老无实际号令奖惩权限因而只能成为教化的辅助者。《管子·度地》提出在治理中以官吏负责教化，由三老、里有司、伍长为表率示范，曰：“故吏者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21)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64页。这一治理思想亦在西汉初期逐步形成。文帝十二年(前168)三月、景帝中元六年(前144)五月、武帝元朔元年(前128)的三道诏书：“廉吏，民之表也。”(22)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页。“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23)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9页。“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24)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167页。这些诏书仍然念念不忘“以吏为师”的传统，这或许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25)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的一种体现；
为了维护官吏作为民众师范的教化形象，甚至对官吏的车驾、服饰等方面都细化了相应的要求。不过，汉代的“吏者民之师”思想，不同于秦国的师法，而是师教化，与三老之用颇有重叠。

武帝时董仲舒进言：“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26)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2页。余英时认为董仲舒的主张为循吏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2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循吏的教化形象甚至超过了三老。从汉宣帝时期韩延寿、范延寿、黄霸三例事件，可以清晰看到官吏对地方文化秩序的直接参与。第一例是高陵县有兄弟互相争讼田产，时遇左冯翎韩延寿：“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28)班固：《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3页。韩延寿认为骨肉争讼有伤风化，不能宣明教化责任在己，随后韩延寿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29)班固：《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3页。。第二例是燕赵之地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孩子成年后各求离别，争财诉讼到县。廷尉范延寿认为“三男一妻，悖逆人伦”，判四子归母，尸三男于市，“奏免太守、令、长等，切让三老无帅化之道”(30)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卷一《刑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第三例是颍川太守黄霸的治理方式，黄霸力行先教化而后诛罚之道。在京兆尹张敞举奏黄霸的奏折中，提到治民劝善禁奸的问题，建议“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31)班固：《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3633页。。三件事例的治理均涉及人伦风俗。正如邹水杰所见，昭宣以后儒生官吏渐能承担起教化之责，三老逐渐吏化，地方行政一元化趋势渐显，二元格局逐渐解体。(32)邹水杰：《三老与汉代基层政治格局之演变》，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所论颇有启发性。在这些事例中，随着官吏对地方移风易俗的教化行为掌握了主动权，此时的三老，相比汉初“率众为善”的民众领袖形象，其在地方社会控制中的形象及作用已渐模糊，这表明三老非但没有吏化，反而是被虚化、合入了官吏之身，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官吏“三老化”。

至西汉末年南阳湖阳县，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被推举为三老：

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素所假贷人閒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33)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19页。

相比于汉高祖二年诏令中“有修行”的笼统描述，三老樊重性情温厚、行事有度、子孙守礼，家庭颇有资产而广惠宗族乡闾。“假贷人閒数百万”“闻者皆惭，争往偿之”的描述淡化了其“率众”能力，形象展现了“导善”的情形，更似儒家思想影响下的长者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虽有“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的效仿，因彼时“三老五更”礼仪流程的施行情况并不明确，因而与制度性的养老礼程序不能等同而观(见下文)。至此可见，汉初以“三老民之师”暂替秦之“以吏为师”，目的在于借助三老的“率众”能力稳定基层秩序；
其后，由于官吏对地方教化的参与，由此分割三老的教化职能，致使三老原本的“率众”形象逐渐淡化，儒家长者“师表”形象渐为突出，成为体现儒家“孝悌乡里”的一种模范或符号。

汉初为整饬亡秦残留问题、缓和生机，一度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政策。儒家在这一阶段亦对王朝的未来提出过筹议，设想建立一个制礼作乐的理想社会。经典中记载了天子尊养三老的礼乐场景，《礼记》曰：“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3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0、1543、1600页。汉文帝时，贾谊《治安策》、贾山《至言》及韩婴《韩诗外传》亦曰：“三代之礼……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餽之，所以明有孝也。”(35)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49页。“然而养三老于大学，亲执酱而餽，执爵而酳，祝在前，祝鲠在后，公卿奉杖，大夫进履，……故以天子之尊，尊养三老，视孝也。”(36)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0页。“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坐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执酱而馈，执爵而酳，所以教诸侯之悌也。”(37)韩婴：《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92页。

上述材料表明，汉初儒者及儒家经典提出了“天子于学躬养三老五更”以示“孝悌”的礼制构想，并对仪式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小林升认为，让天子亲行养老礼仪是汉初学者首先主张的，养老礼为汉初学者所造。(38)[日]小林升：《養老の儀に於ける三老五更について》,东京：东洋史会，1937年版，第74页。渡部武注意到《韩诗外传》《礼记》祭义篇、乐记篇记载的养“三老”或“三老五更”是对诸侯教导“悌”，但贾谊、贾山省略教育对象，主要是阐明“孝”。(39)[日]渡部武：《漢代養老儀禮における三老五更の問題》，载《東方学》1973年第46号，第89页。此外，贾谊《治安策》中所言的“国老”与三公存在关联，后文将结合东汉时期选三公之一者为三老进行详细论述。

西汉前期，诸位皇帝通过诏书对地方治理中“三老”的重要性给予认可，但并未将其上升为国家礼制层面。礼制层面的“三老”出自经典和儒者的礼制构想，两者虽名同，但应该是独自发展的。贾谊、贾山、韩婴等儒生们的“三老五更”礼制构想在西汉前期未被实施，直到王莽时期方有变化。居摄元年(6)正月：

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40)班固：《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82页。

王莽首次在国家层面施行三老五更礼，(41)明代郝敬在《礼记通解》中认为三老五更礼始于东汉，曰：“正《王制》作于汉文帝世，三老五更礼至东京始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9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61～762页。仪式地点在明堂。按照贾谊、贾山、韩婴及《礼记》的描述，行礼地点应在大学，并非明堂。吕思勉释明堂之制曾说：“茅屋采椽，明堂之制也。养三老五更，学校与明堂合也。”(42)吕思勉：《论读子之法》，《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单从此条文献，如小林升所言，不明确什么样的人被选为三老五更，(43)[日]小林升：《養老の儀に於ける三老五更について》,东京：东洋史会，1937年版，第78页。仪式程序的施行情况也不明确，但养老礼的施行表明，汉初儒生们的养老礼制设想成为现实。这一阶段地方治理体系中的三老与上层礼制体系中的三老同时存在。之后，三老五更礼不仅没有随王莽新朝的灭亡而消失，更在东汉时得到保留及完善。

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五年(29)修太学，中元元年(56)初建三雍。(44)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84页。汉明帝于永平二年(59)冬十月在辟雍初行养老礼，《续汉书·礼仪志》对此记载较为详细，(45)司马彪：《续汉书》志第四《礼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8～3109页。对比王莽时的养老礼，汉明帝时有两点不同：①举行仪式地点不同。王莽在明堂，汉明帝改为辟雍。(46)黄展岳认为明堂辟雍两者性质相近但各有特殊作用，其建筑形式可能大体相同。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载《考古》1960年第6期。关于明堂、辟雍、灵台的汉代礼制建筑问题，主要有二种观点：1.同属一体。如王世仁、杨鸿勋、藤川正数均持此看法。2.各自独立。如刘志平、许道龄、秦彦士各有不同见解。许道龄：《关于西安西郊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是明堂或辟雍的讨论》，载《考古》1959年第4期。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载《考古》1963年第9期。杨鸿勋：《从遗址看西汉长安明堂(辟雍)形制》，《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秦彦士：《汉代太学考证与批判》，载《四川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日]藤川正数：《漢代における礼学の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85年版，第247～249、260、270页。东汉时明堂、辟雍在功能上分工更为明确。(47)范正娥：《论两汉时期太学与辟雍、明堂的关系》，载《文史博览》2007年第6期。《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48)[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7页。《汉书·礼乐志》记载“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49)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35页。贾公彦疏《周礼》曰：“谓若三代天子学，总曰辟雍，当代各有异名也。”(5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7页。明堂作为天子布政之宫，严格来说与养老施教的太学有区别，而辟雍作为教化之所，与太学的施教意义更为接近，故养老礼的施行地点在辟雍更贴合经典和汉初儒生的礼制规定。②王莽时期养老礼在春季举行，汉明帝时则在冬季。

养老礼的具体施行情况可以从以下三点清晰得知。第一，依经典及汉初儒者所言仪式流程的实践。使者(奉王杖)用蒲草包裹车轮的车驾将三老接至辟雍礼殿，明帝亲身割肉馈以三老。在礼仪空间中，双方均暂时放下实际身份，身为大臣的李躬、桓荣权作“父兄”，接受明帝所饰“子弟”的礼敬揖拜，共同完成经典传达的“孝悌”之仪。皇帝亲身作出表率，示以父子之义、长幼之道，向天下示范伦理，试图将这一理念扩展到整个社会，构建天下一家的“汉家”礼乐社会。《白虎通·养老之义》对礼仪内涵作出阐释，曰：“欲陈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天子临辟雍，亲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谒者奉几杖，授安车软轮，供绥执授，兄事五更，宠接礼交加，客谦敬顺貌也。”(51)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乡射》，吴则虞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48页。《孝经钩命诀》《白虎通·王者有暂不称臣者》记载了尸、师、帅、三老、五更五类人在面对君王时，可以不称臣子的情况，曰：“暂所不臣者五，谓师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将军也。此五者，天子、诸侯同之。”(52)[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5页。“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为人子弟。”(53)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七《王者不臣》，吴则虞校，第319页。其重点在于“暂不臣”而非真“不臣”，强调在特定场合中的临时性。《续汉书》注引谯周《五经然否论》，针对礼仪空间中三老无需回拜天子作出解释，曰：“汉中兴，定礼仪，群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门校尉董钧驳曰，养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诏从钧议。”(54)司马彪：《续汉书》志四《礼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9页。

第二，仪式典礼上，“三老升，东面”的席位尊位。《论衡·四讳》曰：“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55)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1127页。三老坐于西方面东，表现了皇帝对于三老的尊重。

第三，明帝命“故三公”李躬为三老。《礼记·王制》记载了三代养国老、庶老于学之事，汉初贾谊《治安策》亦言“坐国老”。唐代贾公彦疏《周礼·外饔》曰：“国老谓卿大夫致仕，庶老谓士之致仕者。”(5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2页。清代朱右曾注《逸周书·大匡》认为“三老，国老也。谓致仕者”。(57)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页。由贾公彦、朱右曾注疏推测礼制中的三老(或为国老)可能具备两个特质：①高级别官吏：卿大夫、三公；
②致仕。明帝之前的三老，情况不太明确，明帝时期的三老李躬恰好符合这两个特质。汉明帝以后，又有周泽、(58)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9页。伏恭、(59)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1～2572页。李充、(60)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85页。鲁丕(61)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3～885页。为三老，伏恭作为“故司空”后“以病乞骸骨”的经历亦符合这两个特质。此四人皆是官至三公九卿(以三公为主)后再为三老，文献虽未体现三老的任职年限(或仅是养老仪式的那一刻)，但显示三老可多次担任。礼制层面的三老与地方治理中的三老不同，并无实际执掌，仅是仪式中的象征。由“故三公”担任三老，于辟雍行典礼，体现了《礼记·礼运》描述“三公在朝，三老在学”(6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5页。政与学的统一。皇帝于庙宇之内亦行庙宇之外的朝廷事务，履行政务的同时传递孝悌文化秩序，儒家通过这种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结合的方式构建理想的礼乐社会。

汉章帝建初元年(76)秦彭迁任山阳太守，擢遵奉教化者为乡三老，曰：“以礼训人，不任刑法。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63)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7页。地方层面上，相比此前的“乡举里选”惯式，官吏在任命三老过程中的作用增加不少。章帝元和二年(85)二月诏曰：“三老，尊年也。”(64)范晔：《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页。中央层面对地方三老角色的态度上尊其年齿，与西汉初期“民之师”的含义略有不同，突出高年之意。随着儒家思想在汉代社会的深入，以及国家对地方教化的推行，养老礼在中央施行后逐步下移推广至地方，成为以三老为首的儒家“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理想家庭模式示范，其文化象征意味更加明显。进一步，从三老袁良、赵宽的事例，可见地方治理中的三老与上层礼制三老的逐步结合。

据《汉国三老袁良碑》记载，汉安帝时期陈国扶乐人袁良被选为三老：

举孝廉、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诏书壁□□可父事。群司以君父子俱列三台，夫人结发，上为三老，使者□节安车亲□几杖之尊，袒割之养，君实飨之。后拜梁相。(65)洪适：《隶释·隶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页。

谷秀树整理东汉时期担任过三老五更的人员后，总结其就任资格有四点：高龄；
曾为帝师；
曾为三公；
史料记载不明。四点不一定需要同时具备。并据此指出，相比其他例子，袁良以低一级的官职就任三老这一点比较特殊，而且他没有“故三公”“帝师”的就任经历。(66)[日]谷秀树：《漢代擬制親族関係考:君臣秩序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して》，立命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91、89页。事实上，袁良被封为三老，正是养老礼仪由中央向地方推广的体现。袁良被认为“可父事”，做过丞相令，后亦身居高职、立过功、有品行。使者安车执绥授之、授几杖、袒割而馈，这一礼待仪轨和明帝等皇帝在辟雍所行程序如出一辙。使者效仿皇帝，代行“子弟”之礼，以官方途径自上而下将孝悌思想向地方传播。

复案《孝经援神契》曰：“三老五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67)[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8页。蔡邕《独断》亦曰：“又三老，老谓久也，旧也、寿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68)蔡邕：《独断》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东汉建武末期至中元、永平(53—75)间《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记载“邯”之祖父为三老，碑文除记载其祖父母、父母之外，亦记载其兄妹共11人之名。(69)西泠印社编辑：《西泠印社九十年摄影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方爱龙：《东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由此，虽无法知晓其父辈兄弟姊妹情况，但从孙辈可知“男女完具”。袁良有结发之妻、芝兰玉树之子，相比汉初“有品行，能率众为善”及西汉末三老樊重，其家庭情况更加清晰，是儒家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浓缩在一个小家庭上的表现。

光和三年(180)所造《三老赵掾碑》记载赵宽被浩亹县长兰芳推举为县三老：

永建六年，西归乡里，……时长兰芳，以宽宿德，谒请端首，优号三老，师而不臣。于是乃听讼理怨，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仕入州府，(常)膺福报。(70)沈年润：《释东汉三老赵掾碑》，载《文物》1964年第5期。

赵宽因德行被推举为县三老，以“三老”行“师”之职，理诉讼、教后生，在地方上发挥教化作用。汉代太守与属吏之间有“君臣之义”(7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作为县长的兰芳亦是赵宽之“君”。赵宽是两大体系结合的最好例证，“师而不臣”意味着仪式中的地位，代表中央养老礼的下移；
“听讼理怨，教诲后生”意味着其参与地方治理，正是地方治理中的“三老”职能的延续。

秦统一全国后，面对“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局面，延续秦国时期的政策，试图通过严刑峻法来控制疆域广袤而文化芜杂的帝国，结果失败而亡；
历经亡秦之乱，目睹一夫揭竿而天下倾覆之现实，此中问题，汉家君臣宁无知乎？(72)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9页。汉初,面对统一后区域差异、民各有俗的现实，乃利用三老的率众作用“导民以善”稳定局势，做出以“三老”为“民之师”暂替“以吏为师”的政策性调整。进入稳定阶段，文帝、景帝虽重提“以吏为师”，这时的“吏”已远不同于秦代纯粹的主法之吏，而强调廉吏为民表率，倡导官吏在地方行政治理的同时亦参与宣明教化，此举在实际上又分割了三老的教化职能，地方三老成为国家基层教化中的辅助配合。两者作用下，使地方三老的率众能力被教化职能钳制、消解，其教化职能又被官吏所分割。至西汉末可以看到三老由“率众”到儒家长者形象的演变。

另一方面，文帝时期贾谊、贾山、韩婴等儒生提出“天子于学躬养三老五更”以表“孝悌”的儒家礼制构想，经王莽初行、东汉完善，成为定制。袁良、赵宽被任命为三老，均体现了养老礼从中央到地方的下移。三老袁良可见，通过养老礼以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儒家理想家庭式样。县三老赵宽“优号三老，师而不臣”，正是上层三老五更礼制与地方治理的结合典范。通过对汉代三老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两条发展交融之路的考察，不仅可见汉朝廷在国家治理中有效整合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路径，亦可以管窥汉儒构造的汉文化及其文化气质形成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