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乡村旅游社区生计途径,优化对策分析——以天津蓟州区为案例

刘慧媛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天津 300270）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准确地把握住了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趋势[1]，乡村旅游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带动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优化农村就业质量和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综合效应[2]。如何依据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趋势为社区可持续生计的实现助力，是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转型过程中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3]。

可持续生计是能够同时兼顾当前和未来长远的利益，在克服生计困难的同时又能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将来的生产生活提供不竭动力的生计方式[4]。基于生计与可持续生计的概念，英国国际发展署构建了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F)[5]用来解决贫困问题。这一框架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转换结构和制度程序、生计策略、生计结果。根据这一分析工具，乡村社区对其现有的生计资本进行分配组合，通过从事各项生产劳动实现某种生计策略，其中各项资本的可及性和使用权力受到社会因素、外在趋势和干扰因素的约束。

2.1 蓟州区基本情况

蓟州区位于天津市北部，处于天津、北京、河北等城市中间的山区地段。目前，全区总面积为1593平方公里，下辖25个乡镇、949个行政村、15个社区。蓟州区旅游资源构成中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兼具，尤其以优质山地旅游资源著称。20世纪90年代初，蓟州区开始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旅游兴县”逐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目前已发展成为首批国家级旅游示范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2.2 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问卷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SLF)将问题分为四部分：基本信息调查、蓟州区旅游生计脆弱性分析、旅游发展对五大生计资本的影响调查(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乡村旅游发展前后生计方式的转变对比。2021年2—5月期间，通过问卷星平台和在蓟州区实地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60份，通过实地小组访谈完善开放性问题答案，经检验问卷总体信度和效度较高，客观题答案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集中性，有分析研究价值。

2.3 问卷分析

2.3.1 生计资本的脆弱性分析

(1)资金来源渠道狭窄

通过对当地农户小组访谈发现，农户对参与旅游经营的意愿很强烈。制约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的最大障碍在于缺少资金来源。绝大部分农户自身缺少投资本金，借款主要来自亲朋好友和银行贷款，贷款的可实现渠道较为狭窄。

(2)旅游活动季节性明显

当地的旅游业受季节性冲击和影响较大。蓟州区的旅游业整体上是每年5—11月为旅游旺季，其余时间为旅游淡季。11月中旬以后大部分农家院都已关闭，各大旅游预订平台也显示暂不营业。其主要原因是冬季是旅游淡季，游客数量不多，并且当地农家院大都没有暖气，大部分游客会选择有空调暖气的酒店，导致大部分农家院选择冬季歇业。

(3)旅游同质化问题严重

蓟州乡村旅游经营最常见的形式是农家乐，由于成本低、收益高，大量农户盲目跟风经营，大部分农户只追求眼前利益，并不注重品牌建设，农家乐的形式和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和自身特点，这样的农家乐并不能实现可持续化发展，只能带来短期收益。

(4)乡村旅游发展不均衡

蓟州区旅游发展目前主要集中于郭家沟村、毛家峪长寿度假村、西井峪村等区域，其他村庄主要是零星散户经营，没有形成规模效应，接待游客的数量远不及知名村庄，其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开发。

2.3.2 生计资本变化分析

(1)金融资本

旅游发展带动了蓟州区经济的蓬勃发展，社区农户的金融资本增加。通过表1发现，旅游发展前，家庭年总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达到16.92%，总年收入在3～10万元的农户占比46.92%；
而旅游发展后，年总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仅有4.62%，年家庭总收入在3万～10万元的农户占21.54%，较乡村旅游发展前下降了25.38%；
年家庭总收入在10万～15万元区间的农户占比最高，达37.69%，较旅游开发前增长了13.84%；
在收入较高的15万～20万元以及20万元以上的区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旅游开发前两个区间的占比总和为12.31%；
旅游开发后总和为36.16%，增长了23.85%；
在被访对象中，71.54%的人同意旅游的发展增加了农户贷款的渠道和机会，并且用于专门发展旅游事业的专项资金不断增加。

表1 旅游发展前农户家庭年平均总收入

(2)自然资本

乡村旅游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社区可享有的自然资本数量减少，发展旅游同样使人们认识到了“绿水青山”的重要性，许多农户退耕还林，增加了生态的可持续性。在此次调查的被访对象中，有72.31%的农户同意旅游开发后，用于发展旅游用地面积增加、山水田地面积增加。74%的人同意旅游开发后，蓟州区的环境更加宜居，风光更加宜人。

(3)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旅游服务的发展。本次调查中，有25.38%的人非常同意用于发展蓟县乡村旅游的民宿、家电、社区配套基础设施增加，69.2%的村民认为乡村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条件较旅游发展前大大改善。经营农家乐促使农户改善居住环境，使用清洁能源，为农户经营农家乐增添了许多助力，同时让农户的生活条件大幅提升。

(4)人力资本

随着旅游开发，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家庭劳动力较之以往增加了不少。调查显示，有50.77%的农户基本同意返乡发展旅游业。旅游发展为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外出青壮年外出长时间纯务工的比例明显减少，年轻人回家乡创业成为新的趋势。

农村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等组织不定期提供旅游相关技能培训，根据问卷统计结果显示：34.62%的农户每年受到社区等组织开办的旅游技能、休闲农业生产培训机会的累计时长为1个月以内。村民的旅游管理方面的知识加强，个人素质得到提高，参与旅游规划与开发的意愿加强，社区居民愿意参与旅游发展的决策和监督的人数增多。

(5)社会资本

旅游发展增强了农户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农户会接触到来自外地的游客朋友，扩宽了农户结识人脉的渠道。调查对象中51.54%的农户基本同意旅游开发后，农户与其他村落、县城和市里的联系程度加强，有23.08%的人非常同意这一现象。调研发现，蓟州区的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为蓟州区旅游电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网络发展拓宽了销售渠道。有45.38%的人基本同意、32.31%的农户基本非常同意旅游开发后，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拓宽。

2.3.3 生计策略变化分析

(1)从单一的生计策略向多元化的生计策略转变

旅游发展前，农户生计来源较为单一，农户收入来源渠道较窄。当地农户主要以种植农作物或林果种植为主，旅游发展前，纯农业型和纯旅游型农户占比最高，比例达到50%。农户的生计选择多以种植业为主，农闲时青壮年劳动力会选择外出打工。旅游开发之后，旅游兼业型这种把旅游和其他生计方式相结合的生计模式成为大部分农户的选择，有37.69%的农户选择了旅游兼业型的生计策略，较旅游开发前增加了20%。旅游发展后，选择纯农型和纯务工型的农户最少，分别较旅游发展前下降了13.08%和3.85%。相较选择纯农型和纯务工型的农户，选择旅游兼业型、旅游型(主要以从事农家院经营、旅游项目或各类旅游服务为主要经济来源)、多方式型(主要从事个体经营、机关事业单位上班、客运快递物流等)的农户增加了16.92%；
这意味着旅游开发为当地农户提供了多元化的生计策略，其生计策略组合也更加多样化。

(2)旅游为主的生计模式逐渐占主导地位

旅游发展后，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明显增加，参与旅游的经营和开发成为蓟州区农户主要的生计模式。由表2可知，旅游开发前选择旅游型和旅游兼业型的农户仅为45.38%，而旅游开发后选择旅游型和旅游兼业型的农户达到了63.07%，增加了17.69%。从整个蓟州区的全局产业生产总值比重来看，蓟州以发展旅游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创收中占主导地位。根据蓟州区统计局发布数据：蓟州区2020年的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构成分别为第一产业占比15.2%，第二产业占比21.3%，第三产业占比63.5%。问卷调查的结果如表3所示，旅游开发后农户所在社区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农家乐经营、旅游观光、商贸和农产品加工等，这也从社区的角度印证了旅游发展给当地农户的生计模式带来了重大影响，参与旅游开发成为当地社区和农户重要的经济来源和生存方式。

表2 蓟州区旅游发展前生计方式类型选择

表3 旅游发展后所在社区主要经济来源调查

第一，提升社区资源整合能力。优化社区获取、整合、重新配置、剥离资源的组织和实践过程，具体内容包括：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拓展资源获取的渠道；
社区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管理、经营，提升社区土地资源、人力资源、游憩资源、闲置房产等的利用效率。

第二，提升社区风险控制能力。改善社区对发展转向和生计重建的不确定性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能力，具体内容包括：通过知识和技能水平提升拓展生计方式；
丰富资源获取渠道克服生计资本单一带来的风险；
提升个人财产和集体财产的管理水平；
识别投资机会，提升投资水平。

第三，提升社区环境适应能力。提升新环境下社区协同适应能力，促进和谐友好人地关系形成，具体内容包括：增强社区主体意识、认同感和归属感，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
提升社区话语意识和话语；
提供学习机会，通过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突破生计困境，发现新机遇。

第四，提升社区创新创造能力。包括社区生计策略和整体发展思路创新的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借助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在适应性发展之外，寻求社区内生性发展新的可能，发掘新元素，创建新连接，实现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