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场域、资本逻辑与阶级构成——奈格里生命政治理论的三重维度

刘 黎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权力谱系结构中重提生命政治概念。这是西方激进政治哲学的一扇窗户。这期间,涌现了众多引领生命政治时代的革命思潮与哲学理论,其中最璀璨耀眼的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批思想家,如闻名于世界的学术明星阿甘本(Giorgio Agamben)。20世纪90年代,阿甘本由语言、宗教、诗学等早期研究领域转向“神圣人”系列作品的创作。在这其中,阿甘本着重探讨了“赤裸生命”“例外状态”“法律结构”“穆斯林”等范畴,旨在将福柯的生命置于历史之中,意欲进入政治领域，重新拉回传统的政治-司法制度讨论域。阿甘本对生命政治概念的解读主要建基于对个体自然生命的极端压榨和对残酷剥削的细致描绘上,从而启发人们不断思考自身的生存状态以及当代政治秩序和国家制度。与阿甘本更加强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和揭露不同,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有着更为完整的革命解放路线。奈格里立足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背景,同时借鉴马克思、福柯、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思想大师的经典理论,在赋予生命政治以“事件”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生命政治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起挑战资本主义主权政治的潜在革命主体。这既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又勾勒出生命政治生产的内在性和创造性力量,描绘了另一幅世界图景。

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概念是历史和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这是一种源于18世纪的政治技术和策略,它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人口总体情况的平衡,其主要特征是权力对生命的直接干预,并与规训人之肉体的解剖政治学相对立,而它们又同属于生命权力的两极,即“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1]。与福柯对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暧昧表达不同,奈格里从权力的本体论角度出发,揭示了权力的双重特性,即压迫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奈格里认为，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都是有关生命的权力,前者显示的是权力对生命的掌控和操纵,即权力的消极层面；
后者展现的是生命的内在性力量对这种消极的压制性权力的强烈反抗,即权力的积极层面。在奈格里看来,反抗就是主体生产的场所,它不同于阿甘本对主体生命的全面剥夺。这种富有创造性、主动性和生产性的生命政治蕴含着强大的解放力量。但与此同时,它也“破坏了历史连续性,破坏了现存秩序”[2]48。由此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鲜明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事件”的特征。

从目前来看,“事件”概念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热烈探讨的话题,如福柯的“话语事件”、德勒兹的“生成-事件”等,齐泽克(Slavoj Žižek)也曾对“事件”有过明确界定,“这是一个最为纯粹也最为细微的事件: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有些出格,一切发生在刹那间,打破了平常的事物秩序,某种似乎不太寻常的东西发生了,没有明确的原因,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可以作为其出现了的基础”[3]2。在齐泽克看来,“事件是超越了原因的后果”[3]5,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达到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完美解释的目的。这种事件所蕴含的模糊性和暧昧性正好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观点相反。巴迪欧认为，运用数学原理集合论,可以清晰地揭示事件的本质特征。巴迪欧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对事件进行了形象说明。在历史上,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其终止于“热月政变”,即1789年7月至1794年7月期间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历史事实的集合,因而在“一切东西中形成了一个一”[4]180,亦即作为事件的“法国大革命”。众所周知,在1789年至1794年间,法国经历了诸多历史事件,如召开三级会议、发表《人权宣言》等，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等党派林立，纷争不断,但“历史学家最终在‘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中包含了那个时代作为痕迹和事实的一切”[4]180。因此,在作为“事件”的“法国大革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除非与一个历史性情势相关,否则没有事件,即便历史性情势并不是必然产生事件”[4]179。也就是说,事件的发生都需要有一个历史性情势,即它产生于既定场景之中,而又外在于此场景。

其次,裂缝问题至关重要。“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1 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破了欧洲大陆封建秩序的历史连续性。这就是被展现出来的连贯性与将被展现出来的不连贯性之间的缝隙溢出,事件的发生脱离了原有的历史进程,进而表现为不连续的存在物。

最后,“唯有通过一种解释性介入才能宣称,事件是在情势中被展现出来的,作为一种非存在之存在的降临,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降临”[4]181。因此，具有生产性力量的主体必须在忠诚于事件本身的前提下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回溯性解释,不是展现出单一历史事实或只是对诸多历史事实进行简单罗列和堆积,而是介入对无限之多的命名。只有对其整体历史集合进行命名，才能体现出革命的意义,而这其中主体的参与必不可少。

不可否认,奈格里在对其生命政治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借鉴并补充了巴迪欧关于“事件”特征的描绘。奈格里曾发表过对“事件”问题的看法,并提及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在智利发动的军事政变。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有一批年轻的智利大学生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之下,赴芝加哥大学接受了训练和教导。芝加哥大学试图让这群“芝加哥小子”学成归来后占据智利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以改变拉美经济政策的方向,从而远离社会主义经济战略。但是,“芝加哥小子”后来并没有掌握制定经济政策的决定权,而是一直处于被排斥与边缘化的地位,直到1973年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登上政治舞台。皮诺切特采纳了“芝加哥小子”的经济思想与政治路线,极大促进了智利经济和社会的持久发展。尽管“芝加哥小子”未曾预料到突如其来的军事政变,也没有为皮诺切特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进行事前准备，但当这一政变发生之后,这批智利经济学家却能够快速为政变政府提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支撑,进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通过对巴迪欧以及奈格里“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反映在事件语境中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政治事件必须发生在从现代到后现代性的政治转型中,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情势便是生命政治事件的出场场所。它会颠覆现存秩序,即在主权范式、劳动组织、阶级力量等方面重建新的体系,从而摆脱旧有的知识和认知模式。

第二,生命政治事件彰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豁口、一道裂缝,是对旧有主权范式和统治结构的否定和摧毁,正是在断裂之处存在着颠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内生的抵抗力量,它代表另类世界的诞生。也就是说,“生命政治的事件可以将生命的生产转变为反抗、创生以及自由的行动”[2]49，从而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而这需要有主体来承担此种使命。

第三,生命政治事件是一种随时会来临的实际存在,虽然“我们不知道事件何时才会到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事件到来之前我们应该等待。相反,我们的政治任务是悖谬的:我们必须为事件做好准备,即便我们对其到来的日期一无所知”[5]。总而言之,生命政治事件承载着突破现存历史事实的艰巨任务。

在奈格里的著作中,有几个术语频繁出现,即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它们是建构奈格里生命政治理论的基石，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奈格里曾经在一个访谈中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思想立场,“我的思想还在马克思传统里,没有背叛马克思,也没有补充他的理论。我只是继续分析马克思所分析的经济情况……”[6],“因为他所分析的世界不允许他这样做”[7]。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内核以及诸多逻辑分析方式。比如,重视对劳动范畴的剖析，突出活劳动的创造力和生产性，强调资本对生命的吸纳，塑造承担人类解放使命的革命主体等。但超越马克思是奈格里的终极追求。从理论架构的实践维度来看,奈格里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作为其理论的切入点,着重探讨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变化关系，以此彰显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彻底了解奈格里是如何界定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概念的。

从形式种属关系上来看,非物质劳动主要包括服务劳动、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语言劳动、护理劳动、认知劳动等；
从生产的终端产品角度来看,它涉及服装和食物等各种物质产品、耐用物品、服务、知识、交流、符码、思想、心理情感、生命状态等,即“这种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也生产各种关系,最终,生产社会生活”[8]138。不可否认,奈格里在前期界定非物质劳动范畴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是他常被其他学者诟病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非物质劳动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
其二,非物质劳动概念与后来提出的生命政治劳动概念两者之间的区别让人难以捉摸。或许奈格里自己也无法给出更加清楚易懂的解释,抑或是他为了使非物质劳动概念更加饱满和丰富而开始大量使用生命政治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来取代“非物质劳动”。他坚定地宣称“我们的主张是,生命政治生产在当下的经济中正在取代工业在过去一百年的霸权性地位”[2]221。生命政治劳动不仅生产物质性或非物质性产品即客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生产生命关系和社会交流,从而生产主体本身。“生命政治生产的最终核心不是为主体去生产客体——人们一般就是这样去理解商品生产的,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这是我们的伦理和政治筹划的出发点。”[2]4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生命政治劳动呈现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姿态,虽然这种劳动组织形式的范围还没有完全超越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但星星之火却有燎原之势,生命政治劳动必将取得霸权地位,而且正如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掘墓人一样,生命政治劳动也正在生产着反抗资本笼罩的主体。然而生命政治劳动的这种乐观前景并不意味着资本正日渐减少对劳动的统治。相反,在生命政治时代,资本统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资本不仅控制着经济生产领域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实现了对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生命状态、思想意识等领域的全面渗透。资本主义的操持和控制已超越了原有的经济领域而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即“剥削不止在生产的物质和技术层面上发生,而且在社会的生产主体的智力和生活维度上发生”[8]10。马克思也曾认识到资本在增值逻辑牵引下将势不可挡,它会突破一切障碍,实现对劳动、社会、产品的全面控制并霸占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但资本也将在运动、发展过程中走向消亡。“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9]在奈格里看来,资本疯狂扩张的后果虽然表现为对劳动的支配和统治,但其不是在与劳动的对抗中消灭自身,而是依赖于颠覆支配和统治权力的政治力量。

具体来看,资本的全面剥削主要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关系上。奈格里认为，在生命政治生产视域下,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异于马克思的吸纳理论，而且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出现了可逆转的双重转向。恩格斯曾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0]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对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有效区分,即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前者发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初期,表现为工人在形式上拥有自由,但又因为工人没有足够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资料而必须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过,此时的工人和资本家并没有固定的政治或社会从属关系,只存在脱胎于封建社会的纯粹雇佣关系。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工人既要接受资本家的看管和监督,也需要承受资本的剥削和统治，但工人有能力选择受雇于哪个资本家,而且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劳动效率和生产要素的决定性力量。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主要发生在简单协作时期的手工工场阶段。此时,劳动工具、生产过程的操作方式以及生产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长来实现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日益提高以及机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大规模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此时，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开始向实质吸纳转变。此变化发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成熟的时期,主要表现为对生产工具的革新,即实现了机器对手工工具的完全取代,劳动组织形式发生变革,即机器改变了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也改变了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方式,工人完全隶属于机器,从而完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这种吸纳方式不再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对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区分以及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已经无法适应当代世界的全新秩序。因为“资本对社会(也就是社会劳动)的真正渗透,是对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的剥削的矛盾普遍化”[8]249。

马克思描述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过渡。奈格里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不再是单向地由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转变,而是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暧昧关系,即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双重转向。

第一,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首先，体现为资本对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快速侵占。从资本吸纳的空间维度看,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展的本性导致其试图建立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因此,一方面,超民族国家机构、跨国公司、企业等以全球市场为导向,从事着全球性生产经营和交流活动；
另一方面,资本剥削劳动的范围异常广泛,不再仅局限于经济生产领域,而是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其次,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还表现为生命状态和形式的殖民化。由于劳动组织形式变为生命政治劳动,资本对劳动者的渗透也就蔓延至社会生活、思想情感、智力语言等各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也完全渗透于生产关系中,已不可能再将社会生产和经济生产再区分开……剥削也无法再被具体化和量化。”[11]205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在广度和深度上已远远超越了马克思的吸纳理论。

第二,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转变,“不是要创造出资本的新‘外部’,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起到维持分化和等级制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2]179。奈格里认为,新自由主义名义下的众多民族国家对非洲新一轮的争夺即是由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转变的鲜明体现。这使得对全球环境资源、文化形态、智力创新、历史资源的殖民掠夺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变得更加猖獗和放肆。“很明显,形式吸纳的旧有要素再度出现了。”[2]180虽然,“实质吸纳和形式吸纳并存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2]179,但生命政治生产可以创造出对抗资本笼罩的社会协作形式和组织交往能力,从而逐渐摆脱资本的约束和掌控。这意味着资本与生命政治生产日渐分离,而这一豁口的形成也为承担政治解放任务的革命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因此,奈格里并不是将资本主义命运的改变诉诸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是将希望寄托于新革命主体的出现。

奈格里对资本和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进行分析,是为了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之中寻找能够承担政治解放任务的革命主体。他并不像阿甘本一样消极地看待政治现实和个体生命的潜能,而是在理论和实践维度上积极塑造能够颠覆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以及可以重构全新主权范式的力量。在生命政治语境下,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及其对生命本身的渗透,必将遭遇生命政治生产的强烈反抗,因为劳动者之间扁平化的网络式协作方式会逾越资本的界限并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且其对资本的依赖会逐渐减少。因此,“资本不会永远统治下去,并且在继续自己统治的时候,资本会创造出取代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的前提”[2]232-233。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依次更替以及劳动主体的变革,正是奈格里构建生命政治劳动阶级的逻辑起点。

资本主义生产历史的演化大致经历了前泰勒制、泰勒制、福特制、后福特制几个阶段。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即各个阶段形成的生产组织形式并不是突然消失或出现,而是内存于前一种生产形式，渐渐脱颖而出进而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并不意味着前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会被后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完全取代,前者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并没有被彻底遗弃。随着机器被大规模应用,以简单分工协作和手工劳动为特征的手工工场逐渐失去统治地位。工厂成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典型组织形式。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管理方法应当更为科学。从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和规定来看,泰勒制的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劳动方法上。该制度注重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并对选定的工人进行技能培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工人遭受着巧妙而又残酷的剥削,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福特制生产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流水线化的生产作业,其将生产过程尽可能地简单化、程序化,从而实现规模化生产。后福特制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更加注重工人之间的团队合作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操作,工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自主性。正是生产组织形式中工人境况的变化激发了奈格里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探寻。奈格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变化。因此,奈格里细致探讨了工人主体所经历的专业工人-大众工人-社会工人的转变历程。专业工人的主要特征是：在生产过程中以分工为基础,工人被限制在某一特定的生产环节中,并形成了专业技能的等级划分，即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人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认同感,基本处于分散、独立的游离状态。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和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新的阶级主体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工厂——社会组织的所有方面被视为工人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发展两者之间的辩证产物(包括技术发展;工资形式;经济政策;国家形式)——该辩证产物的积极而又活跃的核心力量就是大众工人”[12]103。大众工人展现的是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关系向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转变,“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了独立的一极”[12]103。大众工人即半熟练工人,他们的统治地位也是暂时的,因为大众工人的斗争主要局限于工厂内部,缺乏高度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力来引导工人阶级进行科学斗争。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增强了工人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统一的阶级意识开始逐步形成,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实践力量的出现不再是幻想。而生产的社会化、信息化、自动化使社会工人取得了霸权地位。社会工人源于大众工人，也就是说,社会工人是大众工人的高级形态,他们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劳动力,“不仅分解了资本主义把社会劳动力作为商品、作为资本主义剥削控制的可变因素的任何可能性,而且也否认了资本主义把必要劳动转变成工资,把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价值)转变成利润的任何可能性”[12]112。这种主体身份对应于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阶段,劳动的组织形式逐渐演变成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劳动者的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工作场所,而是蔓延至整个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福柯曾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一座“监狱”,而此时,整个社会被披上了“社会工厂”的外衣。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全球化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主权范式、劳动组织形式、阶级有机构成等将面临重新洗牌的命运。尤其是当传统的社会阶级遭遇重大调整时,“我们要认识到,劳动与反抗的主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构成已经历了转化,故而我们的理解也必须转变。从概念上讲,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在过去的一个时代,这个范畴将重心建立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上,并一度被实际上纳入后者名下。它的典型形象是男性产业工人大众……时至今日,那个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11]58。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形象被崭新的阶级所取代,即在帝国主权中衍生的政治解放主体——诸众。诸众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革命主体,这也是奈格里对各历史时期主体身份分析所要达到的至高点。

诸众内含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离、生命政治的生产方式、生命政治事件的特征等为诸众的出场提供了充足条件。因此,“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抓住时机——在单调性与线性时间的重复之间开启断裂的那个时刻”[2]131。

首先,诸众不同于“把人口组织成一个有界限的统一体”[7]的人民概念,相反,诸众代表的是一个无界限的“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13]52。因为在民族国家日渐衰落、国家界线逐渐分解的情况下,建基于统一性的人民概念的基础变得不可想象。它同时也异于群众、个体集合、民族、工人阶级等概念,虽然它具有工人阶级的诸多特征,但它“是一个开放的、包容性的概念”[13]52。它不是要对曾经的革命形象表达怀旧式的留念,而是要在保留批判和反抗的斗争精神基础上,充分激发自身蕴含的革命性、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进而抵御资本和权力的压迫。

其次,诸众是充满多样性集合的生命政治劳动形象，代表并开展着生命政治活动。生命政治劳动对生命形式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边界,而且它的自主组织和协作能力也削减了诸众行为的无效自发性,提高了诸众在政治行动领域的自为性。因此,“它不再是一个被规制的形象,而是一个被控制的形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形象,也是一个再生产、交流、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的形象”[8]7。

最后,诸众呈现的是一种建构性的革命潜能、一系列潜能的集合体,“一个一致拒绝资本主义统治和一致希望一个新世界的主体性力量的集合体”[8]210。在与生命权力及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抗衡中,诸众通过合作、智力交流等手段具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其生产、抵抗、起义的行为预示着一个另类世界的到来。

由此可见,奈格里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中塑造了能够承担新时代革命使命的主体形象，然而这种单纯预设性的建构性主体并没有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提供坚定、可靠的支撑。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理论设想,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付诸于实践。诸众的革命潜能,虽然被奈格里塞满了各种富有奇异性、创造性的想法,但只要稍微继续追问其如何组织，如何界定诸众的归属，采取何种反抗形式以及应当提出何种革命纲领、路线和策略等问题,它就会变得哑口无言。

奈格里在吸收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积极遥望未来的理论传统,以及预设颠覆现有政治-司法制度主体力量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提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为突破点,在宏观生命政治视域下重构了生产方式、主权秩序、劳动范式、阶级构成等要素,从而展现出一幅完全异质的另类世界。由此可见,与其说奈格里是对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继承和发展,不如说奈格里只是借用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自由地构想自身的革命理论。在奈格里的理论演绎和逻辑构序中确实存在很多漏洞和局限,而且他本人也曾正面回答过对于这些问题他也不知如何回应,他试图去做的就是努力解释这些事物,并提出合理性的假设。但不能否认,奈格里为当代西方激进政治哲学发展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必须承认,这个时代从来都不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性批判态度，但在提供社会替代方案上无一例外都会陷入乌托邦的境地,奈格里也依旧没能逃离此种命运。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并没有削弱其理论张力,奈格里的伦理-政治解放路线展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延伸,也凸显了他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努力探寻。虽然他没有为完成政治解放任务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也无法对自己建构的理论逻辑和他人的质疑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但他至少为人们探讨革命理论问题、创造性地思考革命解放实践提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