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波斯汉辞书《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字母u（Nun）、u（Be）变体及其,汉字对音与校释*

周永军

明代时，我国与当时的伊斯兰国家及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从“回回馆”的设立和波斯汉对音辞书《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以下简称“译语/杂字”）的编撰，都显示了明政府对于来自西亚塔吉克斯坦、亚洲中南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西亚中东地区的伊朗等国的重视。“译语/杂字”中的“回回文”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的史书和各种历史文献中所称的“回回字、回回语”等实际上是对来自西亚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南亚巴基斯坦和中东地区的伊朗等地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当地语言的总称，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明确指称对象的历史性词汇。其来源较为复杂，学术界对此也未达成共识，认为其可能是新波斯语时期的波斯语，即伊朗波斯语、塔吉克波斯语、达里语或乌尔都语，但究竟是何种语言，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因此，“译语/杂字”使用“回回”这一术语来指称早期波斯文。［1］

石田干之助（1943）将“华夷译语”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版本，“甲种本”仅有蒙古语《华夷译语》，其他各馆均没有甲种本。田坂兴道（1943）的《回回馆译语释》一文，对《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中的波斯汉对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文首先介绍了《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在全球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和高校中的收藏情况，其次从拉丁转写角度对《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所收的波斯词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译语/杂字”有乙种本、丙种本和丁种本，其中丙种本没有“回回文”原文，仅有汉字音注和汉译，我们称之为“会同馆系统”，包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清初袁氏贞节堂抄本《译语》中有“回回文”译语（简称“袁氏本”），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阿波文库本（简称“阿波文库本”）；
而乙种本和丁种本有“回回文”原文，我们称之为“四夷馆系统”，本文所依据的是乙种本和丁种本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经部》的《回回馆译语》与《回回馆杂字》（以下简称“北图回译本”和“北图回杂本”）、《回族典藏全书》影印的东洋文库本《回回馆译语》（以下简称“东洋文库本”）、刘迎胜（2008）《〈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影印的巴黎本《回回馆杂字》（以下简称“巴黎本”）四个版本。乙种本、丁种本收775条不重复“回回文”词汇和汉字对音，［2］在这775条“回回文”及汉字对音中，有两类字母变体：即将字母u［n］写作u［ŋ］与字母u［b］写作u［b］。现列举如下（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部分例证）。

（一） 字母u［n］写作u［ŋ］

乙种本、丁种本“译语/杂字”中，各版本波斯语的书写形式都有一定的差异，例如“北图回译本”和“北图回杂本”中将字母u［n］写作u［ŋ］的情况较为普遍。现举5例：

（二） 字母u［b］写作u［b］

北图回译本和北图回杂本中“回回文”字母的这种书写方式，是早期阿拉伯字母在经文中的变体形式，这种书写形式集中在这两个版本，说明其波斯语词语来源是同一个阿拉伯字母变体，而东洋文库本和巴黎本的波斯语来源可能有别于北图回译本和北图回杂本。

笔者对这各类版本波斯汉辞书“译语/杂字”的波斯汉对音词条进行系统整理后发现，这两组字母u［ŋ］与u［b］是由阿拉伯字母变体多样性造成的，［10］即早期阿拉伯文古代经文文献中的Rasm（拉斯姆）书写形式。Evans（2014）认为，Rasm是书写风格中经常使用和常见的书写形式，阿拉伯字母u［b］、u［n］的变体u［b］与u［ŋ］以书面语的形式主要在古典的阿拉伯文经文中使用。因此“译语/杂字”中例（1）至例（9）中的u［ŋ］与u［b］分别是字母u［n］与u［b］的变体。

“译语/杂字”中的字母变体u［b］（字母名称“Beh”）与u［ŋ］（字母名称“Nūn”）是约旦纳巴泰（Nabataean）语字母与阿拉伯草书（Rasm）最初的字母形体。阿拉伯字母 u（n）、u（b）的变体形成于早期经文的书写形式，即Rasm。Kaplony（2008）指出，现存的早期（7—17世纪）阿拉伯经文手稿中，人们发现了字母u、u的点，但点放在哪里都不是强制性的，有些手稿根本没有点，而有些手稿只在少量的词中添加了点，只有在特定的语言情境中，抄录者认为一个阿拉伯词语省略了点会使含义模糊不清时才会不省略。今天的约旦纳巴泰（Nabataean）语是受阿拉伯语方言的强烈影响演变而来的，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阿拉伯北部部落移民建立了以约旦佩特拉为中心的王国。Healey（2007）指出，Nabataean字母记录了第一个已知Rasm书写形式的特征，包括一些早期阿拉伯字母的书写特征。Taylor（2001）认为Rasm书写形式的字母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用于铭文（被称为“Nabataean”），另一种是用草书形式写作。这种草书形式大大地影响了阿拉伯字母的书写形式，使其逐渐演变成了新的阿拉伯字母，即Rasm书写形式的阿拉伯字母。

Rasm来自阿拉伯语，义为“风俗、传统、绘画”，引申为“阿拉伯草书”之义，是7—13世纪常用于书写早期阿拉伯文学的书写方式。Kaplony（2008）认为Rasm本质上与阿拉伯字母是一样的，除了书写形式有差异外，其音读在不同地区没有差别。这种草书形式随着《古兰经》的影响力而变得越来越广泛，逐渐变成了阿拉伯字母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变体。同时，Rasm也是阿拉伯文写作经文的一种书写方式，其本质上与近现代阿拉伯语字母是一样的，除了省略部分字母中的点（短划线）外，其读音没有很大区别。Kaplony（2008）认为，在Rasm符号中，其中的四个不同字母u与u、u与u是不可区分的，因为所有的点都被省略了（见表1）。Rasm是最古老阿拉伯文字的一部分，它有18个字母［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字母u（n）、u（b）］两字母的Rasm书写变化形体，当这两个字母独立或处于词末尾位置时，其从形体书写上看是不同的。然而，这两个字母在词首和词间（字母位于词的中间位置）的位置上，没有形体上的差异。在今天现存的早期（7—13世纪）阿拉伯文经文手稿中，人们发现以上两个字母中有点的书写形体，也有没有点的书写形体，从经文的语义和音读来讲，这样的书写形体并不影响对文本意义的理解。

表1 Rasm在早期阿拉伯古代文学和经文中书写形式［11］

Rasm这种古老的阿拉伯文书写系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从而影响到非洲各国的语言和书写体系。7世纪，伊斯兰教传播的路线由中东转向至埃及，随后又向非洲北部和西部推进，伊斯兰教传入西非始于10世纪的阿拉伯商人。周海金（2014）指出，11世纪柏柏尔人对加纳王国的进攻加速了伊斯兰教在西非的迅速发展，并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阿拉伯字母随贸易往来以及伊斯兰传布而引介进非洲，除了用来书写阿拉伯语，几个世纪来也用于记录一些非洲语言，Donaldson（2013）认为必须改造部分阿拉伯字母以精确地记录部分非洲语言所具有的特殊音调，如柏柏尔语、索马里语等部分非洲语言。因此发展出像阿雅米（Ajami）字母这种改编过的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这些非洲语言，同时将阿拉伯文Rasm的书写形式也一并传入非洲各国。Evans（2014）认为，Rasm是书写风格中经常使用和常见的书写形式，阿拉伯字母变体u［b］、u［ŋ］以书面语的形式主要在西非使用，Vydrin（2014）指出，其分布在马里、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利比亚等几个非洲国家。

（一） 变体u［b］与u［ŋ］在中亚地区的传播

阿拉伯文Rasm书写体系及字母变体［b］与u［ŋ］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东、中亚的不断扩张进而与其早期古典经文一并传入该地区。波斯及中亚地区被阿拉伯帝国及伊斯兰教征服后，其文字都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体系书写和记录自己的语言。公元前3至8世纪，前古波斯语在楔形文字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为中古波斯语（B. C. 224—654），中古波斯语时期的651年，波斯的“萨珊王朝”被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征服后，成为阿拉伯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并开始强力推行阿拉伯文与伊斯兰教，中古波斯语（又称“巴列维语”）在接受了阿拉伯语字母及其书写体系后，又融合安息语后产生了的新波斯语（8—9世纪），［12］也是今天伊朗的官方语言，作为其方言的达利语和塔吉克波斯语分别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官方语言，这三种波斯方言的书写系统都是在“阿拉伯-波斯”字母基础上创制的，并用于记录自己的语言。波斯语自新波斯语之后，随着萨曼王朝的扩张，逐渐成为西亚、中亚和印度半岛等地区通行的语言。受伊斯兰教和其古典经文的不断影响，Rasm这种古老的阿拉伯文书写形式也一并传入。

从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两个国家的历史来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了帖木儿王朝（1370—1507）和莫卧儿王朝（1526—1858）两个王朝的统治，［13］这两个王朝都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并与我国明代政府在经贸和外交往来密切。帖木儿王朝是渴石地区（今塔吉克、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蒙古人巴鲁剌思氏之贵族帖木儿（1370—1405年在位）所创立的帝国，其疆域包括中亚、花剌子模、里海地区和伊朗、伊拉克、阿富汗、高加索南部地区以及印度的北部地区。Gérard（2004）指出，这一时期帖木儿王朝主要的语言是波斯语，即Tājīk（波斯语），书写体系采用了“阿拉伯-波斯”字母体系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塔吉克波斯语在帖木儿王朝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所有文化和市民学习和掌握的语言。因此，明代波斯汉辞书“译语/杂字”中的波斯语来自于帖木儿王朝及其后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的塔吉克波斯语，也将早期阿拉伯古典经文中的Rasm书写形式在波斯汉辞书“译语/杂字”中予以采用。

（二） “译语/杂字”中字母变体u［b］与u［ŋ］是元末明初陆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Chan（1998）等指出，15世纪的帖木儿王朝和明朝分别主导着中亚、西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在15世纪初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进行了广泛的交往。除帖木儿王朝的两个首都外，明朝政府的使团还前往布哈拉、安德惠和伊斯法罕等城市，而这些城市都在帖木儿王朝的领土内。田坂兴道（1964）、Hecker（1993）和Rossabi（1998）认为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丝绸之路陆上交往持续了近三百年的历史。这些历史事实和“译语/杂字”中部分中亚地名的存在，可以证明其记录的波斯语语音系统反映了帖木儿王朝时期的外交通行的语言——塔吉克波斯语。

随着明代与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外交交往的不断发展，以及明政府对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视，波斯汉辞书“译语/杂字”中的波斯文来自塔吉克波斯语，而广为流传的并在此地区盛行的早期阿拉伯文学、经文文献，以及字母变体u［ŋ］、u［b］等也一并传入我国，并在明代“回回馆”所编制的“译语/杂字”中予以记录。“回回馆”所编制的“译语/杂字”中的“回回文”均来自上述国家、地区的早期阿拉伯文献、经文文献。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译语/杂字”中有阿拉伯字母变体u［b］、u［ŋ］的这种古老的阿拉伯文书写方式了。“译语/杂字”中的字母变体u［ŋ］与u［b］并不是译者的误写，而是遵循了阿拉伯字母的一种古老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在早期（7—13世纪）阿拉伯古典文学和手稿经文文献中普遍存在，随着阿拉伯帝国版图和伊斯兰教的扩张得到广泛的传播。

附 注

［1］ “回回文”在我国不同历史阶段，其内涵也不同，唐宋及以前为阿拉伯文，元明清时期为波斯文。“译语/杂字”和史籍中记载的“回回、回回人、回回字、回回文”等术语的概念，与我国回族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内涵、概念与指称与今天我国的回族没有任何关系。历史上的“回回”及相关术语是广义上的一种泛指，具有一定文化属性的概念，主要是指以信奉伊斯兰为主，以波斯语、阿拉伯语为主要使用语言的色目人，还包括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和信仰基督教的阿速人等。因此，历史上“回回”及相关术语具有广泛的外延，它包括了多个民族、多种宗教、多种语言的多元文化的一个群体概念，其以信仰伊斯兰教和操波斯语、阿拉伯语为主。

［2］ 本田实信（1963）、刘迎胜（2008）将两组四条重复的“回回文”重复统计，共计777条，本文将此合并为两条，故统计为775条。

［3］ 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波斯语、塔吉克波斯语从右向左书写。

［4］ 辅音［ʕ］喉壁浊擦音，［ɣ］小舌浊塞音，东洋文库本［manaʕ］与北图回杂本、北图回译本和巴黎本的［manaɣ］最后一个字母书写不同，是受译者方音的影响导致的。

［5］ 七个版本“译语/杂字”共有1303条“回回文”词汇与汉字对音，不重复的对音汉字有398个，入声字占14%，这样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6］ 东洋文库本中“荣、辱、升、沉、醜、俊、强、弱、价、满、用、成、高、低、真、假”共16条词未能影印。

［7］ “耶扎菲”构词规则的书写及音读。波斯语中表示词与词之间定中、状语的语法关系称为“耶扎菲”，其位置是在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并与被修饰语结尾的音素拼读。耶扎菲的读写规则：耶扎菲读［e］或［ye］，读音变化与被修饰语结尾的音素有关，耶扎用符号“○”或加字母“s”。耶扎菲加在以元音结尾的被修饰语上，书写和读音有一些变化，具体规则之一：被修饰语以长元音［aː］结尾，要加字母s，读成［ye］。

［8］ 乌尔都语是于莫卧儿帝国期间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影响下，发展出了一种用于这门语言的修改版本的波斯字母。乌尔都语（）是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古译“兀儿朵”，兀儿朵帝国又称莫卧儿王朝、蒙兀儿王朝，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自阿富汗南下入侵印度建立的征服王朝。乌尔都语主要分布在印度的北方邦、克什米尔、德里、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孟买和中部其他地区使用；
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所有省份的官方语言，而在阿富汗，乌尔都语在其所有市区使用。乌尔都语的语音十分接近印地语，而其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乌尔都语使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书写，后者用天城体字母书写。乌尔都语也包含许多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来源的外来语，而印地语则力图保留一些较老的印度词。

［9］ 东洋文库本中仅有汉义“同、异、是、非”和汉字对音，而没有波斯原文。

［10］ 国际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影响深远，而采用阿拉伯字母记录自己语言，并在此基础上由创制新字母、及字母变体的都称为阿拉伯字母变体，我们也遵从这一说法。

［11］ 部分内容参考了Abū Khadīr N A D（2011）。

［12］ 阿拉伯语属于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
波斯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13］ 参见Turchin，Adams，Hall（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