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评张宗登《先秦时期楚国设计艺术的多元融合研究》

文／王 强（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

先秦时期的楚国（公元前1042—前233年）国祚800余年，积淀了悠久的造物历史、丰厚的造物文化，并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完善的造物体系，其造物艺术特色鲜明、造物文明发达、造物系统完善。历经夏、商、西周时期的充分积累和发展，东周时期楚国造物艺术展现出风姿绰约的文化形态，蕴含着造物形态多样化与造物思想多元化的特点。张宗登教授撰写的《先秦时期楚国设计艺术的多元融合研究》(见图1)从“物”出发，以物论史，透物见人。通过对楚国服饰、青铜器、漆器、建筑、交通工具等物质载体进行研究，分析物质载体的制造技术、工艺、形态、功能、纹饰、尺度、伦理等设计要素，总结和归纳出先秦楚国造物的设计思想，构建本土性、地域性的设计理论体系[1]。作者将现代“设计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楚国设计史的研究，将资料数据库与体系化的图表演示引入到设计史的建构中来，以个案分析的方式讨论先秦楚国典型器物，来论证楚国“设计艺术”模式，探讨器物与生活的关系、器物与人的精神文化内涵的关系，重现楚人的行为和文化模式以及艺术的创造与演变轨迹，为楚国设计艺术的全面分析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与窗口。

图1 《先秦时期楚国设计艺术的多元融合研究》封面

以往设计史研究通常按“断代史”“编年史”的叙事逻辑阐述，忽视了设计史的纵向连续性和横向联系性，使设计史受到“时代”与“门类”的局限，从而缺乏生命力与创造力。这一研究打破了固有理论积习的局限，作者从造物文化的“实地考察”出发，以“大历史观”为理论框架，运用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图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楚国社会生活中造物、用物的内在表征与楚国政治制度、习俗礼仪、社会结构、宗教礼祭以及民众价值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揭开附着在具体造物遗存表面的轻纱，再现楚国造物文化昔日的辉煌与魅力，是一部研究楚国设计艺术的佳作。

《先秦时期楚国设计艺术的多元融合研究》一书，运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物，以物论史。不管是“筚路蓝缕”到“被文服纤”多元发展的楚国服饰、“礼崩”到“乐兴”融汇创新的楚国青铜器，还是“流光溢彩”的楚国漆器、“层台累榭”的楚国建筑、实用多样的楚国交通工具、民族交融中的楚国其他器具，均是以物为其点开展研究，并透物见人，以物揭示“实用”与“礼俗”多元成因交织的“人”“器”关系。

简而言之，此研究着眼于楚国民众的衣食住行、习俗礼仪、生活交往的主要方式，及历史与时代赋予楚人的独特的审美观念与价值体系。从丰富多彩的器物品类和极富创新的造物活动，延伸到不同的设计理念与思想中去，客观全面地把握楚国造物活动的实物遗留，并通过现有的实物资料来分析和认识其所处时代工匠艺人的生活状态，及他们所处的时空环境，认真、深入地审视人、物、时、空这四维关系。将楚国设计艺术的研究推进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器物层面，依据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动态，把两千年前楚国造物艺术中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与造物者的故事收入造物文化的长河中，放在民众的生活之内，用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与考量。

在作者看来，楚国器物的设计在于创造“物”的使用功能，并通过“物”之使用功能来协调楚物与楚人、楚人与楚国社会环境、楚人（上层贵族）与楚人（庶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在设计制作楚物的过程中，实现了楚物的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满足了楚国民众的“情”“理”需求。

通观此书，其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第一，全方位对先秦时期楚国设计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研究。将楚国造物文化体系当做一个综合的整体进行研究，贯穿造物体系的相关的原料、运输、设计、工艺、制作、销售、使用，以及个人、家庭、信仰、民俗、社会等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物化”生态链。作者强调，只有全面系统地把握楚国造物文化的整体面貌，才能真正把握楚国设计艺术的整体特征，从而建构出地域性的“设计艺术范式”。

此研究对象包括楚国服饰、青铜器、漆器、兵器、建筑、礼乐器等类型，作者对此做出了客观且全面的比较分析；
对于一些器物的功能与使用、器型演变的过程，通过图表分析，理清其发展源流与脉络；
对典型个例，作局部深入研究，将其纳入整体性研究之中，以把握楚国设计艺术的风格特征（见图2）。

图2 楚国造物纹饰

第二，以多元融合的路径对楚国造物文化展开研究。作者为打破现有研究局限，将楚国设计艺术的研究放在“大历史观”的理论视角去考量，沿着楚人所铺就的物质文化长路来逐步探索楚国设计艺术体系背后多元融合的文化元素与社会特征。

一方面，以“多进路”演进为特点的比较研究法，对“行为主体”所构成的社会文化艺术现象内部的多层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楚国的设计艺术经历了模仿、学习，再到主动创新的融合发展之路，在不同造物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发展进程中，单向度的造物方式很难满足当时民众的物质需求。在楚国设计艺术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以多进路为特点的多元融合造物模式贯穿始终。因此，在探讨楚国造物文化的实物遗存时，需关注楚国遗存器物所蕴含的知识与文化的积淀、技术与形态的传袭，把楚国造物文化蕴含的多层次结构关系，融入阐述楚国设计艺术史的核心。

另一方面，注重“扎根理论”在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扎根理论”的渗入，使我们能够自下而上地建构起多层次、多结构、多视角的设计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造物活动的归宿是“人”，从“人”的个体需求出发，到传统工匠个体的创造行为，再到家庭、村寨、宗族、地域间的造物网络，最后落脚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来。通过自下而上逐层分析，不断总结、归纳与演绎，从而建构出适合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造物理论体系。

简而言之，作者从族群、文化、心理、审美结构的视角去探究楚国设计艺术的发展进程，从单一学科的研究跨越到多学科的综合分析，从区域性设计研究过渡到整体性设计文化观察，从而使多元融合的楚国造物文化的研究路径愈来愈趋向严谨而准确。

第三，结合当今设计痛点展开研究。作者认为，在今天充斥着浓郁商业氛围的环境中，设计活动暴露出比较消极的一面。设计创造的本义被悄然篡改，产品设计的过程呈现出程式化的特点，设计过程去除了信仰的神圣、消解了对自然的敬畏、抽离了精微的文化语义，看似进步的生活方式沦落为一种近乎粗野的设计文化。少数设计师在传承造物文明的过程中，显得一知半解，既不能解释清楚“现在”，也搞不清楚过去的内涵，“断章取义”地拼凑设计元素。唯有真正把握造物文化的原点，才能思考长远的设计发展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需全面地“补课”，学习传统造物文化。

作者强调，在今天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遵循“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念，需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要点，一是遵循自然规律，选择合适的材料；
二是设计的物品需符合生态环保的原则，避免对自然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与伤害；
三是设计的物品须以人为本，符合人们心理与生理方面的需求；
四是设计的物品能融入地域性、民俗性、精神性的思想内涵，达到“喻义于形”的设计效果。从根本上来讲，设计的物品既要合目的性，也要合理性，并能协调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功利性与精神性之间达到平衡与统一。

在面对先秦时期楚国的造物文化，作者提出了批判性继承的观点。首先，正确解读与诠释楚国造物文化所蕴含的设计智慧与设计内容；
其次，依据楚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环境中的特点，对其物质文化精髓进行合理的分析与研究；
最后，基于今天民众的生活需求与审美内涵，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开发出适合的物质或精神性物品，展示物品背后的历史故事、叙事主题、社会生活与民俗成因。

透过该书的整体论述，作者将先秦时期楚国的造物文化作为一个体系进行整体研究，并将典型的器物与造物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彼此印证，让思想不停留于空泛的表述，而回归于社会文化与历史的语境。品阅此作，可见楚国器物以设计的形式一一被剖析解读，且可领略楚人设计艺术的造物智慧，其“天道远，人道迩”的造物语境、“器以致用，物尽其用”的造物动因、“取象比类，取象致器”的造物方法、“道器相依，器通于道”的造物观念、“天人合一，以天和天”的造物理想，等等，均对今天的设计活动起到较强的借鉴与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