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与熟人社会变迁

湛礼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农村发展系， 北京 102488)

熟人社会是变革之下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起点。长期以来，空间上的孤立与隔绝以及时间上代际间的“公式化”继替，使得熟人社会中，人们在同一种生活模式下经历生老病死。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性的广泛渗入，传统乡村继替格局被打破，熟人社会变迁迅速推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深刻把握熟人社会生成、维系与变迁的动力机制，利于有效村治格局的建立，并进一步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

受市场诱致，熟人社会变迁一开始便带有显著的经济色彩，由此，对熟人社会变迁动力机制的研究首先落位于农民职业分疏及经济分化。改革开放初，农村财产制度和农民非农化就业转变使得农民经济水平及社会地位差异初步显现，但农民之间阶层意识薄弱且人际关系融洽[1]。随着市场性的逐步渗入，农民日渐褪去身份色彩转而更加注重物质财富，在此过程中，区位因素作用凸显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在职业分疏的持续作用下，农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经济高度分化[2]，处在上层的农民着力将其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上的优势，以此形成对村庄资源的总体性占有；
下层农民则因无法达到由上层农民制定和引领的竞争标准，从而退出人情往来与村庄竞争，农村社会阶层趋于固化[3]。相较于东部先发型农村，后发型农村禀赋差、起步晚，加之人口外流，村内主体缺失和助行为消散引发的村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熟人社会的裂解[4]。

在职业分疏、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共同推动乡村熟人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际信任流变贯穿始终，一种由人际信任式微引发的乡村道德危机，内生并作用于熟人社会变迁。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富有典型人格主义特征的特殊信任，正是这种人际信用和规则，维系了熟人社会运转[5]。然而离土时代，职业分疏使得农民谋生方式发生转变，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引发乡村社会舆论失灵、面子贬值和社会资本流散，传统道德规范日渐衰微[6]。与此同时，地域分隔使得村民之间互动和交换频率降低，亲密和熟悉感下降削弱了乡村人际信任的再生产基础，信任危机由此衍生[7]。就业多元化进一步促成了农民愈益显著的经济收入分化，村民需求、兴趣、品味等的异质性不断凸显，凝结其中的共同话语和地方性共识瓦解，继而导致农民传统价值体系动摇[8]。由于道德基础难以维系，人际互动情感成分式微而理性色彩愈显，一种精于计算的人际交往替代声誉机制下的互惠信任，越来越成为乡村社会互动的主流模式[9]。当经济分化迅速拉大而村庄社会整合机制难以有效运转以致社会分层趋于固化时，熟人社会的伦理内核在阶层间空间区隔、闲暇区隔、消费区隔、婚姻区隔等的作用下不断消解，阶层激活侵蚀和消耗了村庄社会资本，并最终导致熟人社会变异[10]。

总体而言，围绕熟人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问题，相关研究沿着职业分疏-经济分化-社会分层以及贯穿始终的信任流变作了诸多探讨，认为谋生方式转变、群体异质性增强和社会生活区隔引发乡村信任危机和社会资本流散，道德基础动摇加速了熟人社会变迁。接续这一研究路径，从注重熟人社会变迁的宏观、外生因素探讨转向分析身处变迁之中的农民个体表达及其行为互动，本文以农民之间的互惠博弈为切入点，从一个内生视角构建“人际信任-熟人社会”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市场化背景下杨村农民互惠行为的考察，揭示乡村熟人社会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

杨村位于赣南山区，距乡镇18公里、县城75公里，自然资源条件较差，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型自然村。1990年代末，在“打工经济”兴起背景下，杨村人口外流成为常态，农民经济来源越来越依靠市场而非务农。村民互动减少、熟悉感不断下降而陌生感持续增长，人际信任削弱引发村庄秩序难以内生、集体行动无法达成，熟人社会变迁纵深推进。

(一)制度化规则产生的信任基础

个体的认知模式和足够数量的正确信息是人们作出行为选择的必要前提[11]，制度化规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制度化规则是一个汇集了相互交往的人们的知识和信念，以及私有信息和知识的人为规定的、同时外生于其所影响的每一个个人的行为秩序[12]91-98。它包含了一个体现、传播和宣传知识与信息的认知体系，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这一认知体系构成了对世界运行方式的共有的文化理解[13]。因此，制度化规则是一个外生性与内生性并存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它为个体行动者提供了一个关于他人行为的理性预期，由此引导个体行为，并在主体互动博弈中达成社会均衡。制度化规则的产生与人际信任密切相关，要言之，每个个体基于制度化规则产生的对他人行为的预期，被所有个体基于自身私有信息决策发现其最优的行为所确认[14]，人际信任以制度化规则为媒介而建立，制度化规则也因人际信任而产生并不断增强[15]。有关信任在促成制度化规则建立、引导人们集体行动达成的实践古已有之，如11世纪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其核心是围绕以声誉为基础的社群执行机制，促成商人-代理人之间的广泛合作，进而提高海外商业贸易效率[12]42-52。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由于正式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制度化规则的产生更加依赖于农民之间的人际信任，在安土重迁以致流动不足的社会背景下，制度化规则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边界，在此范围内，农民之间以亲缘关系为纽带，通过以经济互助和道德声誉为表征的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机制，建构着熟人社会。

直接互惠作用的发挥，需要行为各方不断接触，在参与者有能力识别出眼前的同伴，并回忆起之前与之打交道的结果的基础上，实现合作进化[16]。因此，直接互惠依赖于生存理性之下小规模的紧密相连的共同体中的厚信任——因对当事人熟悉而产生的信任——而产生[17]151。乡村社会小团体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在高频次互动的社会环境下，帮助他人能够得到对方直接回报的信念增强，简单的互惠逻辑也有利于进一步强化诸如信任等人类的情感和体验[18]，形成互惠与信任相互促进的格局。相比于直接互惠机制下行为主体的直接互动，间接互惠是一种基于声誉机制的间接互动方式。声誉往往通过闲谈等一系列非正式方式进行判定和传播，进而估计行为对象的能力，并以此决定是否与其打交道。因此，间接互惠实质上是一种对声誉的“投资”，人们基于对声誉中介作用的信任，推动互惠网络的强化与延伸，并进一步实现互惠规则的制度化。

(二)制度的自我实施与削弱

格雷夫意义上的制度是一个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等要素共同作用并导致行为秩序产生的系统，其强调不同制度要素间的关系，但一项制度并非必须包含所有要素，在此意义上，制度要素构成了制度，而它也是制度本身。为了保证制度的持久性，制度的自我实施十分重要。在制度产生行为、行为确认信念的情况下，制度的自我实施指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在给定个体对他人特定行为方式的信念时，每个人按这种方式行动是最优的；
亦即，“当那些促使、引导和激励个人行为的规则与信念，和观察到的行为或结果不矛盾时，制度就能自我再生了”[12]118。

在一个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的自我实施存在两种情况：制度所包含的准参数不断强化或削弱该制度。格雷夫认为，博弈规则和均衡行为构成了制度分析的主要内容，而因其取决于基本博弈中的各种准参数，如行为报酬、风险偏好、时间贴现因子等，后者的变化将使某项制度得到强化或削弱[12]121-122。当制度拥有的准参数变化意味着相关行为能够在更大的其他参数集中实施，制度是自我实施的；
而当实施范围变小时，制度则趋于自我削弱。制度的自我削弱意味着制度化规则作为一种共有信念的影响力弱化，由此必然导致行为对信念的确认作用降低，使得人际信任再生产陷入困境。沿着这一思路，在乡村社会中，随着时间流逝和社会环境变化，支撑熟人社会运转的各项制度所包含的诸如农民财富、行为报酬预期、道德声望等参数发生变化，制度的自我实施范围变小，其通过与自我削弱的人际信任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熟人社会变迁。

(三)互惠博弈框架的理论阐述

互惠博弈是乡村熟人社会人际互动的典型形式。乡土社会中，产权关系、群己权界是相对模糊的，农民之间不习惯于“精打细算”；
相反，为了维护在小群体中的生存环境，他们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相互持股”，以此强化彼此间的经济与道德责任和义务[16]。在此过程中，农民的信念——基于对他人预期行动之上的物质和名誉贴现——对自我实施的制度的增强或削弱发挥着关键作用，人际信任对制度实施和社会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认清这一点，借鉴格雷夫[12]134-135的做法，假设在无限次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农民最初合作时的收益为b0，背叛者的收益为k，一方合作而另一方背叛时背叛者的额外收益为e，以及农民的贴现因子为δ，其中b0、k、e均大于0，δ∈(0,1)。于是得到博弈双方在t期的收益矩阵：

表1 农民互惠博弈收益矩阵

在该模型中，bt为准参数，受到制度的影响。由于博弈参与者行为确认及信念更新存在滞后性，因此，短期内可以将bt视为外生和固定不变的参数，即农民在每期互惠博弈中得到的收益相等。假定在τ期制度仍然得到实施，促成合作的关键在于从合作中得到的收益现值大于从背叛中得到的收益现值。即均衡情况下：

bτ+e≤bτ+δbτ+1+δ2bτ+2+…+δnbτ+n

由于合作情况下各期收益相等，即bτ=bτ+1=bτ+2=…=bτ+n，于是：

bτ+e≤bτ+δbτ+1+δ2bτ+2+…+δnbτ+n

即τ期偏离均衡路径所获收益不能大于τ期保持合作所获收益。由于：

综上所述，博弈参与者的时间贴现因子对于互惠行为选择产生关键影响，而互惠行为选择直接通过构成社会现象的各种制度的实施，对社会变迁发挥作用。当社会变迁加速时，人们重新审视既存制度化规则，对其的信任又直接影响博弈参与者的时间贴现因子。于是，在“信任-制度”的循环作用下，社会变迁持续发生。熟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互助社会，人们的互惠行为选择取决于其对物质和声誉回报的预期，并进一步溯源至熟人社会制度化规则下农民的人际信任。而互惠行为选择通过影响构成熟人社会内在边界的经济互助和道德声誉制度的实施，对熟人社会变迁发挥作用。“人际信任-熟人社会”的分析框架即基于此而构建，如图1。

图1 “人际信任-熟人社会”的互惠博弈分析框架

(一)互惠行为缘起：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学

农业文明铸就了中国古代的一切[19]。发端于内陆平原，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农耕色彩。地理上的隔绝、农耕产品的单一性，使得中国对外交往与商业贸易十分落后。及至战国时期，为适应国家耕战需要，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小块土地和小型化农具组合为依托的小农经济成为主流。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形态下，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孤立性和分散性[20]。在资源禀赋有限、生产技术落后，以及苛捐杂税繁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尽管农民十分勤勉且将有限资源利用到了极致，但其仍然时刻面临生存威胁。

为了摆脱生存危机、保持家庭延续，农民在尽可能减少生活用度的同时，也采取了很多“自救”方案，如发展家庭手工业等。更重要的是，在家庭之外，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一整套互惠网络与机构，当遭遇经济危机时，男性家庭成员的亲属、朋友及村庄都有助其渡过困境的责任。由于生活在生存线边缘，受制于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强权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21]5。要满足生活需要，他们必须融入村庄互惠网络，以此向环境索取生存资源。于是，互惠模式、强制性捐助、公用土地和分摊出工在弥补家庭不足的基础上，发挥了隐蔽的保险作用，而其代价则是农民身份和自主性的丧失[21]3，35-36，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宗族、地主和村庄而生存。

(二)粘合性社会资本积累推动熟人社会建构

传统互惠网络的形成及运转强化了一种分布于乡村社会的粘合性社会资本。粘合性社会资本以关注自身为重点，强调小团体的地位，其有助于加强特定的互惠原则和成员间的团结[17]12，深耕其中的是人际间的深厚信任，即基于强劲的、频繁的、植根于更广泛网络的个人关系[22]，它针对辐射范围有限的信任，仅仅涵盖那些与被信赖者关系紧密的人。安土重迁的小农社会，静止是基本特点，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居住是常态，迁移是变态[23]3-4。因此，继替而非变迁——人物在固定的结构中流动，而非结构本身发生变动——成为乡村社会演变的主要特点。在静止的继替型社会中，一切都没有改变，农民及其亲友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遵照既有的互惠规则行事，而互惠行为人人受益的结果确认了互惠规则的有效性。由此，农民的人际信任在频繁的互惠互动中随着熟悉感的上升而持续增强，局限于一村之内的粘合性社会资本不断积累。

互惠制度实施下，农民人际信任增强及粘合性社会资本积累极大促进了乡村社会农民个人信息流动，包括个体禀性、身份、财产、交往乃至日常琐事等在内的信息为人所共知，村民之间的熟悉感基于此并在长时间、多方面、经常性的接触中形成，进一步推动了信任深化和熟人社会建构。熟人社会以互惠规范等内生秩序作用界限为边界，其实践载体通常为村落，在此范围内，人们“知根知底”并共同遵守互惠制度。事实上，信息透明是与互惠制度相伴而生的个体依附的必然结果。横向上，农民之间相互依赖以在非常时期共渡难关，信息让渡无可避免。纵向上，权威依附和道德信任强化了农民身份和自主性的让渡。一家之内，家庭成员依附于家长，因为家长提供了家庭维系的全部资源同时掌握家长权威；
一族之内，家长依附于族长，因为族长支配互惠制度落实所必要的宗族资源，同时凭借其声誉能够争取宗族之外的互惠资源；
一村之内，族长依附于会首，因为会首对村庄资源调度拥有发言权，并凭借村庄权威争取更大范围的资源。而为了维护他者信任和道德权威，声誉拥有者也有动力促进包括自身在内的个体信息流动。于是，非正式治理下基于信息透明的熟人社会体系普遍形成。

(三)熟人社会维系的经济和道德基础

农业文明时期，持久存在的外部威胁、对互惠行为获得回报的坚定信念以及道德声誉的有效约束是熟人社会长期维系的必要条件。外部威胁能够促进合作是一个社会共识。早在11世纪，史学家就曾断言“当市民同胞们缺乏外部敌手时，就变得相互仇恨”；
格雷夫进一步指出，外部威胁的程度而不是共同面对的外部威胁能够在多方面促进合作[12]169-170。传统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意味着农民不得不“靠天吃饭”。面对灾害、战争等的威胁，为了缓解生存压力，农民须强化互惠合作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与信任、互动和信息流动相交织的合作行为则有利于增进人际之间的熟悉感，维持熟人社会发展。

1.经济基础：直接互惠

直接互惠是熟人社会维系的经济基础，而支撑直接互惠自我实施的是对互惠行为获得预期回报的信念。费孝通指出，“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使对方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23]105。因此，斯科特以银行存款比喻农民之间的相互帮助，有朝一日自己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兑付是农民直接互惠的初衷，此即村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关于互惠的共识”[21]35。熟人社会中，直接互惠缘起于农民抵御风险的诉求，在外部条件几乎不变且世代居住的环境下，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互惠付出能够在必要时候得到回报，而这一回报对自己渡过难关至关重要，互惠行为的高物质贴现因子由此形成。此外，由于世代居住且互惠行为发生频率高而单次获益少等特点，农民背叛行为额外收益小。因此直接互惠能够自我实施，其也维持了熟人社会的长久发展。

2.道德基础：道德声誉

道德声誉蕴含了广泛的社会权利，以致“社会权利就是突出渲染的乡村道德”[21]237。良好的道德声誉有利于获得他人尊敬及正式权力认可，同时在必要时获取更多帮助。由此，在尤其注重未来生存风险抵御的年代，道德声誉的高时间贴现因子浸润在每一个农民的信念之中。人们有动力对道德声誉进行投资，将短期付出与长期回报相结合的间接互惠机制由此形成，并进一步强化了人际互动和熟人社会运转。道德声誉的维持依赖于社会舆论，一旦行事有违道德，便是受人唾弃和可耻的。因此，道德声誉通过舆论手段对个体行为形成普遍约束，农民不愿承担背叛行为所带来的未来生存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声誉损失。声誉机制促进了农民合作，构成熟人社会维系的道德基础；
农民合作中，声誉考量至关重要。

(一)市场性输入加速乡村社会变革

从本质上说，社会结构是用以从环境中取得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当旧有社会结构无法满足新环境时，社会变迁随之而生[23]110。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性的广泛输入以及人口流动限制的减少，农民长期性、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以职业分疏为起点，收入差距拉大使得经济分化无可逆转。经济分化程度高、村庄利益密度大且宗族观念弱的部分地区富裕农民进一步向上层农民跃升，社会分化由此引致；
而后发型村庄富裕农民通常在城市购房以实现市民身份转变。传统乡土社会不再纯粹。

受市场性输入影响，杨村人口规模性外流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彼时，村民收入增长遭遇瓶颈，在城市偏向观念影响下，部分青年开始外出就业，并在村内形成示范效应。2005年前后，随着村内就业形势的进一步严峻以及外出务工渐成风尚，中年一代也开始离村就业，至2014年，全村中青年劳动力几乎都有外出务工经历。外出人员由于人力资本差异，职业分疏逐步形成，经济分化继而跟进。总体而言，杨村村民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技术性工人和自营职业群体，其在前期工作经历中掌握了一定技术，或外出务工时间早，拥有一定积蓄，于是在县、镇开店自营，收入较高；
二是普通工人和半工半耕群体，主要从事体力或流水线工作，部分人员同时务农，收入中等；
三是无固定职业群体，由于身体条件较差，多在村耕种少量土地及获取部分偶然性收入以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收入较低。中低度的经济分化加之村庄利益密度低，杨村并未出现社会生活区隔和农民阶层分化，经济处于优势地位的农民倾向于进城购房以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离村背景下，农民谋生方式转变和社交圈子转移使得原有互惠网络走向崩溃，而助行为的消散引发公共性消解，农民人际信任在行为与信念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自我削弱。

案例1：2006年秋，D4建房。在打地基、运砖砌墙等方面，D3夫妇投入了大量时间，以期后续自己建房时D4能够帮忙。后来，由于地基调换、资金不足等问题，直到2014年春，D3才开始着手建房。彼时，D4已外出务工。建房过程中，仅D4配偶在打地基时帮工一天。房子建成后，D3配偶回忆此事，认为现在亲友之间相互帮忙往往不能得到对等回报，以后有事更愿雇工而非相互帮忙。(D3配偶，女，52岁)

(二)乡村人际信任自我削弱

人际信任来源于频繁互动，而互动行为的根源在于利益。传统时期，生存理性之下农民融入互惠网络并参与频繁互动成为均衡选择。在此过程中，村民熟悉感上升并内生出村庄规范秩序，熟人社会不断建构。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使农民彻底摆脱了生存威胁，由此，互惠参与在某种意义上失去硬性约束转而成为一种道德自主性选择，这对农民的行为信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互惠层面，由于互助行为回报不再对农民生计产生直接影响，其重要性显著下降，加之离村背景下农民互惠网络的逐步解体，理性农民当期互助行为付出积极性降低。在后者事实上构成博弈参与对方前期投入的主要动力时，由于任何互助行为付出不再能够得到稳定回报，于是每一方都会从理性角度预计对方背叛。农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不断削弱，最终陷入“休谟困境”。

在间接互惠上，一方面，未来回报重要性下降使得道德声誉的时间贴现因子降低，长期回报降低必然带来短期付出减少，削弱农民互惠信念；
另一方面，当农民规模性、常态化外流以后，村庄舆论难以形成，道德声誉通过其发挥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农民遵守互惠规则的道德约束趋于弱化，而互惠规则作为一种地方性共识的不断瓦解使得人们对博弈各方选择互惠行为的信念不断削弱。农民生活预期短化，并进一步导致乡村道义和声誉不再为人所追求，人情再也无法将现实利益裹挟到长远的村庄生活中去[8]。

案例2：2020年秋水稻收割之际，村民A2想承包杨村水稻收割业务，较早将收割机停放于村口。杨村村民心照不宣，事实上也乐于让A2接手。于是，在有外村人雇佣其他收割机主收割其位于杨村的水稻时，村民们并未对后者进行邀约，而是将收割业务交给A2。然而，在A2收割完成后，村民发现其收费较市场价高，A2的解释是其收割完的稻谷都定点装包，避免了田间扛运的麻烦。事实上，A2做法与其他收割机主并无不同。村民D11说，作为同村居民，并不要求A2收费低于市场价格，但这种“变相加价”的做法不太可取，并表示明年不再请他。(D11，男，36岁)

(三)农民制度化信念变革

在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作用下，当人们对互惠合作预期收益的时间贴现因子降低至背叛行为额外收益与背叛当期总收益之比时，支撑熟人社会运转的经济互助和道德声誉制度不再自我实施，熟人社会变迁势所必然。实践中，这一变迁过程即农民助行为的消散过程，由此，农民之间熟悉感不再，集体行动难以达成。

作为连结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日常性契机，助行为发端于经济层面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社会性意义，并发挥着确认和加深共同体内部成员间关系的作用[24]。“受助者不足而施助者有余”是助行为发生的自然情境。变革之下，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民普遍摆脱温饱问题使得“食物互赠”等质朴助行为表达缺乏必要基础；
同时，机械化工具广泛使用，农民在建房、插秧等方面不再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困境，生产性受助需求大量减少。在施助端，当生存性需求被美好生活需求所取代，成为农民行动的主要目标时，后者的强伸缩性极大模糊了“有余”的标准。在理性农民倾向于从最高限度界定“有余”时，互助行为付出往往较少。此外，农民外出客观上缩短了互助双方的在村时间，而由此引发的互动减少、亲密感下降，造成了互助双方的情感能量不足。市场逻辑取代互惠逻辑指导人们日常行为。

案例3：2004年冬，杨村修路。就修路占用农田一事，修路理事会与相关村民达成一致，H1也无异议。后推土机进村动工时，H1父母认为补贴标准太低而不愿让出自家土地，躺于田中阻碍施工进程。在H1不在村的情况下，理事会成员多次劝说无果，无奈之下只能联系H1，后者当晚从乡里赶回，并劝说父母放弃主张。谈及此事，C1认为，现在村民做事更多从自己眼前利益出发，而不考虑别人会不会讲什么。(C1，男，67岁)

助行为的消散使得附着其上的“人情持股”逐渐式微，当农民之间少有往来时，熟悉感消逝在所难免。与集体生产或大规模外出前一起种地不同，外出务工背景下，农民之间工作交集急剧收缩，聊天话题也迅速减少，相互之间交往频率降低。此外，“互联网进村”进一步消解了村民日常往来，以“短视频”等为依托，农民文化生活空间由村庄回归家庭、文化生活关系由群体性走向个体化[25]，人际关系陌生化成为熟人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

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公共性消解使得村民之间形成统一意志较为困难，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究其原因，一是农民之间利益分散缺少聚合点，村庄集体行动多数基于个人利益而发起，动员成本高且有效性不足；
二是离村背景下，农民缺少统一协商的时间与场合，公共行动发起人往往只能逐个动员，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最终不了了之；
三是市场逻辑下，农民更加注重当前收益而对长远利益考虑不足，行为方式短期化进一步提高了集体行动成本。

熟人社会变迁之下，农民不再局限于一村之内、邻里之间，其社交网络开始呈现出扁平化特点，即逐步摆脱家庭、宗族、村庄等的束缚因而交往范围迅速扩大、交往深度相对变浅，市场理性取代“人情持股”支配村民行为，且正式规则替代内生规范成为约束村民行为的第一准则。当深耕于农民之间的深厚信任无法再生产时，重塑农民信任体系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加强连接性社会网络建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对传统熟人社会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新型农村社区的突出特点是农民群体随时准备相信大多数人的善意的单薄信任[17]151能够自我增强，以此实现社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型。

(一)理念更新：以契约精神替代深厚信任

市场经济时代，为了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融入市场分工体系成为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而当乡村卷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洪流中，任何个体都无法独善其身。顺应这一潮流，要求农村社区提高开放性，农民作为社区主体尤其需要加强契约精神、开放意识和包容心态的培育。

契约精神强调尊重规则，包括正式性制度和非正式性共识。长期以来，乡村作为一个简约治理领域，非正式性共识指导着农民日常行为，其中人情关系尤其重要。这一治理方式立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以及植根其中的深厚信任。市场化时期，为了弥补信任不足，严格执行契约以强化博弈双方的行为信念，对于实现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契约精神是对深厚信任的替代。开放意识要求最大限度摆脱狭隘的地域主义和排外观念，乐于接纳新事物。熟人社会互助边界与村庄边界的高度重合使得农民在一村范围内形成粘合性社会资本，这在创造出一种村庄忠诚感的同时，也极易导致成员对外界的敌意，与市场体系对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冲突。顺应市场化趋势，亟须提高村庄开放水平。包容心态是一种对经济分化的理性认知。熟人社会小农家庭同质性强，农民收入水平差异有限，即便是部分家庭因劳动力较多且勤于耕作而富足，也在“分家析产”的制度实践中难以持续。市场性输入后，原本经济同质性强的农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且部分地区富裕农民的经济优势进一步向政治、文化等领域延伸，在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借此利于上层农民的情况下，下层农民的阶层怨恨不断加深[3]。因此，包容心态的培养不仅是一个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更涉及村庄共同富裕及社会权利分配问题。

(二)规则之治：以现代规则重塑人际信任

当熟人社会的制度化规则并不足以支撑现代人的行为信念时，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由此产生，合作难以达成。Galanter认为，律师能够使事情得到执行，从而补充社会上匮乏的互助、道德责任与温暖感[26]。随着乡村熟人社会的逐步解体，蕴含其中的传统互助网络及道德责任日渐式微，以律师为代表的正式性制度输入十分必要。为了降低其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成本，充分发挥熟人社会非正式网络的有益作用值得考量。在正式制度输入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调适耦合中，村规民约的现代化转型成为重要着力点。转型后的村规民约既包含一般意义上的对农民个体行为的规范，也包括诸如村庄公共权力行使的政策规章，如农村议事会制度等，后者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得到正式权力的认可，其底色仍不失为村规民约。普遍包含其中的个人行为规范、集体讨论协商流程、村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等，为农民对他人行为预期提供了一个信念，利于促成双方合作。

以现代化村规民约为载体，制度信任的形成有利于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重塑农民人际信任。一方面，制度规范以一种刚性方式规定了人们需要遵循的行为模式，否则将带来惩罚，在此情况下，博弈双方都有理由相信对方会遵守制度，其也成为最优选择。另一方面，制度规范在促成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合作参与者在后续互动中不断深化对对方人品、学识、能力等的了解，由此建立非正式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规则之治下，由于制度的非人格化特征，建基其上的人际信任能够有效转移而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或人群，由此，粘合性社会资本实现了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转变。

(三)激励相容：人际信任增强与集体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个体利益缺乏聚合点是减少农民互动、削弱人际信任，以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这与作为村庄最大共同利益的集体经济的衰落密切相关。研究表明，集体经济发展利于增强村干部威信，也能提升农民经济收益和归属感，通过激发干群合作治理热情促进村庄集体行动达成，在此过程中，村干部领导力发挥着重要作用[27]。以“产业兴旺”为契机，发展村集体经济能在横纵两个方向实现激励相容、促进人际信任的自我增强。横向上，集体产业发展过程中，人们就产品生产与销售、原料采购等问题进行频繁互动与合作，人际信任持续增强。纵向上，在经济分化较大的地区，发展集体经济使得不同收入层次之间的农民通过要素供给和生产指导等形成合作关系，继而强化互动与信任。个体产业发展、人际信任增强与集体经济壮大是相互促进的，激励相容亦在此意义上而实现。

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群体的保守心理凸显了村庄能人的关键作用。要言之，多数农民仅在风险可控、收益可观的情况下才有动力投入产业发展，村庄能人的试错经验和示范效应为农民行为选择提供了预期，理性农民基于此决定是否付出。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利于强化纵向信任。

(四)道德约束：乡村信任体系的整体再塑造

熟人社会变迁并不意味着乡村非正式网络不再发挥作用，相反，基于连接性社会网络的农村新型社区的建立是一个“软硬兼施”的过程。如果说正式制度输入和集体经济发展从硬性层面为人际信任增强和连接性社会资本积累提供了条件，那么乡村信任体系的整体再塑造则为信任和资本的内生化并进一步实现自我增强提供了软环境，在此土壤上，人际信任和连接性社会资本才能持续再生产。这一目标的实现与乡村信任体系下的道德约束密切相关，因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正式制度执行成本。

社会现象的内容由相互联系的制度构成，而制度的自我实施尤其强调人际信任。基于此，从互惠博弈的视角构建“人际信任-熟人社会”的分析框架，试图揭示熟人社会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结合杨村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社会变迁的经验材料，研究认为，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与农耕文明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以致农民长期徘徊于生存线边缘之间的张力，催生了传统时期广布于村庄的互惠网络。农民基于对他人互惠参与的信任，形成了制度化的合作信念，并通过观察到的行动结果加以确认。农民互惠合作持续深化使得相互之间互动频繁，熟悉感不断上升。合作强化也意味着依附性增强，农民身份和自主性让渡于宗族和村庄，而简约治理形式下，宗族与村庄运转极大依赖于道德声誉。由此，道德声誉在促成农民互惠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的投资进一步加强了人际互动，并落位于熟人社会发展。由市场性输入引发的经济分化和农民离村通过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加速了熟人社会变迁。农业生产发展使得农民普遍摆脱生存压力，互惠行为预期回报的重要性下降，继而影响合作参与者的本期付出，并进一步影响到博弈双方的前期行为选择。当信任的自我削弱使建基于此的表征为时间贴现因子跌破临界值的农民信念发生质变时，支撑熟人社会发展的经济互助和道德声誉制度不再自我实施，熟人社会变迁由此推进。

熟人社会变迁在与乡村信任危机相伴生的同时，蕴含其间的农民分化为社会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功能主义社会学认为，由分化引致的分工在推动以效率提高为标志的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最终促进了社会交换及其带来的社会团结[28]。由此，探讨乡村建设新时期以分化去内卷、以分化促整合的理论支撑及制度建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