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编织史的视角研究苗族辫绣文化

赵桑纯

（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市 400700）

因为频繁的迁徙，苗族未能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字体系，苗族的历史很大部分靠刺绣图案、技法传承和记载下来。同时由于苗族始终与中原文明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联系，所以苗族的文明与中原文明尤其是上古文明之间存在很深的羁绊。苗族编织的缘起与中国编织史有密切的联系而后又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走向。中国编织史从新石器时代的结绳记事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荆楚地区的纺织技术最为发达，而这一时期苗族先民们正生活在这片区域。所以苗族纺织与楚国纺织是一脉相承的。后来随着苗族数次迁徙，与中原地区联系日渐减弱，但从今天的苗族辫绣中仍能看出荆楚纺织的影子。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织品中，大量使用的刺绣技法辫绣、锁绣、云草纹样和起毛锦及组带，均可从世传的苗族服饰中找到。可以推测，秦汉时期的苗族纺织和中原纺织是在相互交流中共同进步的。值得一提的是，苗族服饰刺绣文化虽然发展缓慢，但始终还是在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古老支系，积淀出了优秀的传统工艺。同时苗族自身也在不断更新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这种更新有来自内部的自觉更新，也有外力影响下不自觉的更新，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个中国编织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苗族文化还未成形前的结绳记事，而后中原地区的编织以组绶为主要形式存在。苗族文化在成为独立的系统后，发展出了辫绣，呈现出新的走向。

（一）结绳记事的实用价值

原始人的行为一开始都是从生产实践的实用价值出发的，结绳也不例外。后来随着时代发展，结绳反而失去了最开始的意义。《易·系辞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对此，《汉字浅说》一书的解释为：“用绳子打结记事叫‘纪’，用语言记述事物，如在记忆中打结，也叫‘记’”[2]。山西峙峪古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距今28000年的石箭头是原始人已掌握结绳技术最早的证明。弓箭的发明使打猎成为原始社会的重要生产力。随着打猎的范围逐渐扩大，原始人开始使用绳子记路和捆绑猎物。发展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制作和运用结绳技术更加熟练，捕获的猎物数量增多，畜牧业随之产生。结绳开始运用于记事正是由于畜牧业的产生人类管理畜牧的需要。当时用绳结的形状和多少来表示不同种类的牲口和数量。有的结表示猪，有的结表示羊。大结、小结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这种方法虽然简易，但十分有效，大大增强了管理效率。结绳计数的方法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在最古老的河图洛书中依然有它的影子。随着社会的发展，结绳也发展出了更多的用途，最主要的几种就是计量、记事、通讯、契约等[3]。

但结绳记事说到底，记的还是意象，有着无法解决的缺陷性。首先，它只能记录事件的概况，无法清晰地表述。一旦离开了人脑的再现，便会变得不知所云。这个缺陷是结绳记事无法长久存续的主要原因。其次，结绳用的材料无法长久留存，历史也就无法完整保留下来。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文字被发明出来，文字日渐成熟后，结绳记事也就自然被淘汰了。

（二）结绳由实用价值向审美价值的转变

虽然结绳记事被淘汰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结的这种实用性其实已经蕴含了潜在的审美理想。结开始有了象征意义，象征财富、丰收、社会地位，继而化身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正是这种潜在的审美性使结绳在失去实用价值后继续发展留存下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人类出现了更多的精神需求。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意识。他们会将贝壳、石头等串起来作为装饰，还会将一些砾石染色再做成项链，虽然这些行为中原始巫术的意味还很浓，但也可以看出一定的审美价值。这时期的审美还不是单纯的审美，只是隐藏在原始巫术礼仪等活动中的审美意识[4]。从“工具”转变到“装饰”这中间是数十万年的漫长进程。从物质生产产物进化到精神生产产物是性质上的根本转变。红山文化出现后，随着人口不断增长，部落规模逐渐扩大，社会礼仪也逐渐变得复杂。玉文化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炎黄之战”后，黄帝建立的夏代是华夏地区最早的国家。夏代建立了最早的礼玉制度。结绳的发展跟玉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玉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部落的掌权者开始用玉器彰显权力和划分等级。这一时期出土的玉器多有穿孔用以穿绳悬挂，这就是组绶的前身。

（一）“组”与“绶”

组绶是古人用于佩玉的丝带。组绶是结绳在礼玉制度产生后出现的。《说文解字》中对组和绶分别是这样解释的，组：“组可以为绶。组非绶类也。绶织犹冠织。织成之帻梁谓之纚。织成之绶材谓之组。玉藻绶必连组”[5]。绶：“韨维也。韨古文作市，韠也。韨维，谓所以维韨者，释器曰：璲，瑞也。此谓玉瑞也。又曰：璲，绶也。郭云：即佩玉之组”[5]。“组”既指只用经线交叉编织的带状织物，又指官印上的绶带。“绶”一开始指用彩丝织成的长条形饰物，后代指官爵。绶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身份与官职。平时官员需要随身携带官印，腰间戴鞶囊，官印装在里面，将绶带垂于外边，绶带一端打双结，一端垂于身后。天子、诸侯、大夫、士佩戴之玉的颜色、质地都有区别，组绶的颜色也有规定。天子以黑带绳编白玉成玉佩，诸侯以红带绳编墨玉成组佩，大夫以纯色带绳编水青色玉，士则以新旧混编的绳带编次于玉的石头[6]。

（二）“组绶”的发展历程与象征意义

夏代最早建立礼玉制度，发展到周朝已经非常成熟完备。

《礼记·月令》中记载了夏代创制、商周承袭的夏商周明堂月令制度：

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
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
衣青衣，服仓玉。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
乘朱路，驾赤马，载赤旗；
衣朱衣，服赤玉。

中央土，天子居大庙大室；
乘大路，驾黄马，载黄旗；
衣黄衣，服黄玉。

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
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
衣白衣，服白玉。

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
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
衣黑衣，服玄玉。[7]

明堂月令制度明确规定了天子的车骑、衣着、佩玉等。平民中，玉象征高贵、纯洁，使它成为君子佩戴的饰品。诗经中“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正是对组绶的描写，表达了君子高洁的人格和青年人之间纯真的爱情。组绶在此时与佩玉的象征意义是一致的。

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一曲《有所思》“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8]，表达相思之情，结在此象征坚贞不渝的爱情。从秦汉发展到盛唐的“披帛结绶”再到宋代的“玉环绶”，组绶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西汉的《礼记·玉藻》中提到：“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候佩山玄玉而朱组绶”[7]401。西汉时期的玉和组绶已经有了国家礼制的象征。唐白居易诗中写道：“腰间抛组绶，缨上拂尘埃。”诗人笔下的组绶象征着贵族意气风发的人生理想。组绶在政治意义的巅峰是汉唐时期。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中有较完整的绶形象，绶即受，有承受天命以为帝的意义。唐朝组绶的编织技术也达到了巅峰，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后，被称为“唐组”。经过日本匠人的不断打磨，盛行于江户时代，主要用于和服的系带和各种产品的装饰。明清时，随着服装的发展，组绶逐渐变形为盘扣、荷包、香囊、玉佩、扇坠结艺等，用作装饰。今天组绶以中国结的形式存在，这小小的中国结历经了千年的风霜，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图1 组绶（明皇陵）

（一）辫绣的历史溯源

苗族纺织的类型主要有织布、织锦、花边、编带等。新石器时代是中国纺织技术的开始阶段，苗族纺织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的。杨正文在《苗族服饰文化》一书中提出，通过对苗族纺织工艺与楚墓出土的实物工艺的比较，认为它们之间实质是一种同质文化的承继关系[9]。辫绣工艺的传承较为复杂，因为辫绣的工艺融合了编织、刺绣和纺织等多种技法，因此，研究辫绣的历史也就是从一个侧面梳理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历史。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组带大致有三种：用于装饰衣物的丝织狭带、用于手套和棺内包裹在身体上的丝带和麻带及鱼尾纹捆简状组带[9]308。苗族刺绣中，编织组带十分常见，工具和技法各地略有不同，大致是用编带机或织锦机编成，丝线股数和手法不同，织成的组带花纹粗细也不同。每个苗族支系中都有编带的存在，可作为饰物钉绣于衣物上形成辫绣图案，也可单独作为飘带、腰带、头饰使用。从技艺和用途方面可以推测苗族纺织是在承继荆楚纺织技艺的基础上发展的。秦汉时期，楚地的苗族先民与中原人民频繁交往，苗族纺织技术在交融中得到发展。而随着纺织发展的编织技艺与刺绣技艺结合发展出了辫绣。

（二）辫绣工具的承继

尽管从古到今辫绣的制作工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辫绣机器的基本模式仍具有一定的形制。2020年10月在湖南省山江县的苗族村寨实地调研发现，当地辫绣所用的工具很有特色，是在一个简易的编织机上完成的。支架的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凳子，丝线的一端被固定在凳子上，另一端被坠上古币、黏土、螺丝钉等重物防止缠绕。凳子的把手部分是可以转动的。可以一边编织，一边将编好的部分卷起来缠绕在把手上。首先要将辫线每一股整理整齐，确定配色和花纹后按照规律进行编织。熟练的绣娘编织的速度非常快，但依旧非常费时。辫绣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实则对绣者的要求极高，特别是双手的高度协调。

图2 湘西山江县苗寨辫绣机器

这种工具目前可考证最早出现在汉唐，但雏形应该还要更早。唐朝古画上的组绶图，用的工具跟辫绣机相似度极高，日本现有的编绳机也可作为一个参考，日本编绳起源于平安时代，相当于唐朝晚期，可以看到编绳机的外形与唐朝古画上的记载相似度极高，苗族辫绣机在编绳圆台基本外形的基础上增加了把手部分，更易于操作，与日本编绳的高台已经非常相似。由此可推测，日本编绳与苗族辫绣都是在唐组绶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此外苗族妇女用于编组带的工具还有织锦机、编组机、铁环、小桶等。

图3 唐组绶图

图4 日本编绳机（圆台）

图5 日本编绳机（高台）

图7 湘西山江县苗寨辫绣过程（二）

（三）辫绣技法的创新

在苗族的众多刺绣技法中，辫绣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它保留了编织的特点，是编织技艺与刺绣艺术的结合，为苗族独有的绣种。辫绣之前，要先进行辫线。首先是将丝线按一定的规律编成辫带。这些辫带有6根一组、7根一组、8根一组、9根一组等，最多可达15根一组。而且通常是由几股颜色不同的丝线组成，将这样编织之后，便会呈现不同的纹样。在山江县观看了绣娘辫线的过程，首先是根据要编织的花纹挑选合适的股数和颜色，将丝线一端固定在辫带机器上，一端坠上坠子，方便操作。然后就是有规律地将丝线几股几股地进行交叉，时不时推一推编好的辫子，让花纹更加紧实。辫线完成后，再根据图案的要求剪出纸样，把彩色丝辫依次固定，形成最后的图案。可以看出，辫绣是将编织与刺绣结合的产物。贵州巴拉河流域的苗族刺绣以辫绣作为最主要的技法，台江台拱、雷山丹江和西江一带由辫绣发展出的绉绣，同样是先编辫带，再依据图样固定丝辫，与辫绣不同的是，每钉一针，就要折叠一次丝辫，以皱褶为花，绣成图案装饰效果强，宛若浮雕[9]。日本学者鸟丸知子根据在贵州地区的调研，总结出三种辫绣技法，分别为平铺式辫绣法、波浪式辫绣法和圆圈式辫绣法[10]。波浪式辫绣法就是俗称的绉绣，圆圈式辫绣法则是将辫线打圈固定形成图案的方法。

图6 湘西山江县苗寨辫绣过程（一）

（四）辫绣独特的配色与图案

辫绣的花纹配色等依照装饰部位的不同变化。最常见的就是龙纹、蛇纹、几何纹几种。纯色的服饰上花样比较丰富，会出现花灯、中国结、回纹等图案。最常见的丝线颜色有蓝色、绿色、白色、紫色等。一般一个辫子由三至四种颜色组成，还有纯色的辫子。具体的配色由服饰的颜色和风格决定。苗绣的配色在中国刺绣艺术中是非常大胆的。色彩鲜艳，五彩斑斓，极具视觉冲击力，大致可分为单色绣和彩色绣两种类型。单色绣多以青黑线为主，图案简洁，视觉效果朴素整洁。彩色绣综合运用七色丝线，配色大胆跳跃。最常用的颜色为大红、蓝、绿等。经常使用红绿对比的配色，总体的原则是师法自然。苗族对自然的态度是尊敬和崇拜的，红花、蓝天、绿地都被苗族妇女用丝线绣在自己的服饰上。与古代组绶按颜色分级的严格规定不同，苗族绣娘用色大胆跳脱，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绣娘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花纹，根据装饰的位置不同决定辫子的股数。其中还隐藏着苗族的龙崇拜、动植物崇拜等内涵。苗族人坚信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在上古时期就是用绳结来象征的，辫绣中广泛使用龙纹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图8 辫绣（一）

图9 辫绣（二）

湘西苗族的辫绣广泛应用于苗族服装的装饰中，衣领、衣服袖口都会出现辫绣。细辫子大多作分割线，粗辫子则两三个一组出现。也许正是制作工艺的繁复导致了辫绣逐渐被简化，现在很少看见完整的辫绣作品。通过对苗族服饰店的走访得知，目前市面上大多出现的都是机器制作的辫线。这种辫线价格低廉，花色丰富，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也预示，以后会传统辫线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辫绣的生存现状堪忧。现在还坚持手工打辫子的多为六七十岁的老人，她们大多只会苗语，这也是辫绣传承的一个难题。如何保护传统的手工艺是应该深思的问题。苗族刺绣不仅代表了苗族的历史，更是中国传统手工艺长河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支流。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但是这些传统技艺不应该消失，要通过创新使传统技艺焕发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