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演变与发展——基于四次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

张玉荣 郑长德

立足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是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全国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具备条件的产业集群化发展……推动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1]”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我发展能力。[2]”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和经济转型的基础，若制造业发展不到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会受到制约。西部大开发以来，在国家政策和市场化力量的影响下，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比较优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部分制造业行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但也要看到，大量边际生产率高的资源，如私人资本、高端人才还是持续流向东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依然处于制造业发展的“洼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增加值26720.28亿元，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34.44%，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8.35%。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169617.68亿元，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33.18%，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3.64%。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制造业发展的一些优势条件，如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等；
民族地区也有一些地区和城市，其制造业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均较高，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和产业基础。厘清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现状及比较优势的演变特征，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优势推动区域性及全球性分工地位的提升，进而推动制造业发展值得深入探讨。

传统区位理论认为，产业布局受制于地方发展条件与区位优势，即地方比较优势会促进其产业集聚[3]。之后，林毅夫(2011)强调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提出将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作为切入点，来内生决定该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4]。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学者普遍认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制造业主要是能源产业[5]、资源深加工产业等[6]，其中资源深加工产业包括冶金、化工、纺织、食品等产业[7]。五大民族自治区(除西藏外)的30个主要工业城市中，柳州、包头、南宁、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乌海、石嘴山等城市制造业基础较好[8]。对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提出要基于产业链内涵在深度、广度、宽度、人才、服务等方面深入优化[9]，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10]，以及完善区域创新系统以促进制造业集群发展[11]等对策建议。但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比较优势演变趋势及集聚特征，目前未有全面系统的分析和判断。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2004、2008、2013、2018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制造业数据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2004-2018年间，中国制造业行业分类标准经过两次大的调整，为保证行业的可比性，目前参与计算的制造业行业分类共有28个。

如图1所示，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与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趋势相同，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但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2012年后，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提速，并超越东北地区。2015-2019年间，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受绿色化转型及外部经济下行的压力，增速有所放缓，2017年甚至出现下滑，但2018年后逐渐企稳，2019年增速回升至8.37%，高于东部4.40%，中部7.34%、西部7.41%及东北3.65%的增速，体现出制造业发展韧性。

图1 2000-2019年我国区域工业增加值(亿元)

如图2所示，从西部民族地区内部来看，制造业发展异质性较大。西南民族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较高，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西北民族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则先升后降，占比从2000年的60.98%：39.02%演变为2009年的46.94%：53.06%，2019年为57.10%：42.90%。除西藏外，西南民族地区内部各省区呈现均衡化发展，其中：贵州工业增加值占比持续提升，从11.69%增长至17.01%，尤其是2013年后随着基础设施投入，增速明显加快；
广西占比稳定在20%左右，2016年后呈现下滑趋势，降至19.75%；
云南从25.91%下滑至2011年的14.16%后稳步回升，2019年为19.84%。西北民族地区中宁夏、青海占比较低，在3%左右，内蒙古占比最高，新疆次之。

图2 2000-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份工业增加值占该区域的比重(%)

2004-2018年，西部民族地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正向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体现出制造业发展稳中向好的态势。

1.资产快速增长，从9579.67亿元增长至69427.11亿元，三个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26.56%、30.85%和7.64%。2013年以前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后总体制造业资产增速放缓。其中，西北民族地区增速放缓，内蒙古、新疆年均增速分别从33.53%、38.54%下降至4.47%、7.21%，宁夏、青海增速较高，但其占比较小；
西南民族地区除广西从32.26%降至3.84%外，贵州、云南、西藏增速均高于或与西部民族地区平均增速持平。2018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资产排名及占区域比重依次是：内蒙古(20.29%)、广西(18.11%)、云南(17.25%)、新疆(15.22%)、贵州(13.98%)、宁夏(9.01%)、青海(5.71%)、西藏(0.42%)。

2.负债持续上升，从5424.04亿元增长至41642.09亿元，三个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27.19%、34.94%和6.77%。2013年以前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后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其中，2013-2018年，西南民族地区负债平均增速相对较低，发展质量相对较好，广西3.78%，云南4.54%，贵州11.80%，西藏43.35%；
西北民族地区相对较高，内蒙古5.54%，新疆6.20%，青海10.80%，宁夏14.80%。分省区看，2018年负债排名及占比依次是：内蒙古(22.22%)、广西(18.79%)、新疆(15.69%)、云南(14.69%)、贵州(12.18%)、宁夏(8.88%)、青海(7.21%)、西藏(0.34%)。

3.营业收入持续增加，从7225.45亿元增长至54706.72亿元，三个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44.04%、28.93%和2.41%，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体现出民族地区制造业稳中向好发展的态势。其中，2013-2018年，西南民族地区营业收入增速较高，发展质量相对较好，仅广西出现小幅下滑为-0.44%，云南10.02%，贵州11.24%，西藏27.39%；
西北民族地区增速下滑明显，内蒙古-5.04%，新疆4.81%，青海1.55%，宁夏10.15%。分省区看，2018年营业收入排名及占比依次是：广西(27.12%)、云南(20.97%)、内蒙古(16.23%)、贵州(13.53%)、新疆(12.84%)、宁夏(6.38%)、青海(2.67%)、西藏(0.25%)。

4.主营业务成本持续上升，从5639.71亿元增长至44507.48亿元，三个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50.43%、27.33%和2.10%，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体现出民族地区制造业粗放式发展现状，各项业务成本相对较高。其中，2013-2018年，西南民族地区增速较快，广西-0.22%，贵州10.04%，云南10.75%，西藏32.71%；
西北民族地区增速较低，成本控制成效明显，内蒙古-5.19%，青海1.10%，新疆3.90%，宁夏9.74%。分省区看，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排名及占比依次是：广西(28.63%)、云南(20.06%)、内蒙古(16.53%)、新疆(13.01%)、贵州(11.99%)、宁夏(6.77%)、青海(2.79%)、西藏(0.21%)。

5.利润总额稳步增长，从464.79亿元增长至3535.00亿元，三个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23.32%、44.04%、4.58%，自2008年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13-2018年，西南民族地区利润增速相对较快，贵州18.97%，西藏17.42%，云南12.32%，广西-1.52%；
西北民族地区利润总额增速相对较慢，青海-40.35%，内蒙古-4.84%，宁夏10.73%，新疆18.22%。分省区看，2018年，利润总额排名及占比依次是：贵州(26.66%)、广西(23.06%)、云南(20.98%)、内蒙古(15.41%)、新疆(11.31%)、宁夏(3.05%)、西藏(0.69%)、青海(-1.17%)。贵州从16.81%上升至26.66%，超越广西成为民族地区利润总额占比最高的省份。

6.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增长缓慢，从278.61万人增长至374.40万人，三个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4.38%、5.80%和-2.28%，2013-2018年下降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是随着产业升级，制造业从业人员逐步减少，向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服务业转移。其中，西南民族地区降幅较小，贵州5.51%，广西-4.22%，云南-1.21%，西藏-0.40%；
西北民族地区降幅较大，内蒙古-7.47%，青海-4.22%，新疆0.45%，宁夏4.11%；
分省区看，截至2018年占比及排名从大到小依次是：广西(30.56%)、云南(17.96%)、贵州(16.22%)、内蒙古(12.85%)、新疆(11.66%)、宁夏(7.31%)、青海(3.17%)、西藏(0.26%)。

按照产业技术水平，对民族地区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进行“系统聚类”划分为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三种类型[12]。如表1所示，2004-2018年，按技术水平计算营业收入占比分析，民族地区低技术水平制造业占比持续下降，从31.02%下降至21.31%，仍高于全国19.98%的平均水平；
中技术制造业占比上升，从42.95%上升至49.12%，远高于全国29.83%的平均水平；
高技术制造业营业收入占比上升，从25.90%增长至29.57%，低于全国48.51%的平均水平。民族地区制造业技术水平有所提升，但与全国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中低技术水平制造业占比还比较高，高技术水平制造业有所发展，但发展增速较慢。

表1 2004-2018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按技术水平计算营业收入占比分析(%)

分省区来看，2013-2018年，民族地区各省区低技术制造业占比均呈下降趋势，从高到低依次是：贵州(下降至28.27%)、广西(下降至25.84%)、内蒙古(下降至19.62%)、云南(下降至19.36%)、新疆(上升至17.50%)、宁夏(下降至12.63%)、青海(下降至5.28%)。中技术制造业占比涨跌互现，从高到低依次是：宁夏(上升至64.26%)、青海(下降至61.35%)、新疆(下降至58.88%)、云南(上升至56.19%)、内蒙古(上升至53.58%)、广西(上升至38.23%)、贵州(下降至36.23%)。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均呈上升趋势，从高到低依次是：广西(上升至35.93%)、贵州(上升至35.50%)、青海(上升至33.37%)、内蒙古(上升至26.80%)、云南(上升至24.45%)、新疆(上升至23.62%)、宁夏(上升至23.11%)。

如表2所示，2004-2018年，民族地区人员的集聚情况与产业集聚程度不同。按技术水平计算平均用工人数占比，民族地区低技术制造业占比略有增长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30.76%增长至31.91%，而全国占比则大幅下降，从37.23%下降至30.54%。中技术制造业占比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38.84%下降至34.57%。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有所增长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30.35%增长至33.52%。分省区来看，2013-2018年，民族地区各省区低技术制造业占比涨跌互现，贵州、新疆呈大幅上升趋势，内蒙古、青海呈下降态势，广西、云南、宁夏占比波动不大，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除青海中技术制造业占比上升外，其他省区均呈下降趋势。一方面体现出西部民族地区低技术制造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比较高，另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均呈上升态势，表明人员从中低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聚集。

表2 2004-2018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按技术水平计算平均用工人数占比分析(%)

(一)分析方法

在制造业比较优势识别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主要有区位熵、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等，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方法的适用性，本文采用毛中根，武优勐[7]构造的静态、动态区位熵指数从营业收入方面测度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相对比较优势。

(二)优势产业的演变

1.静态区位熵指数

如图3所示，2018年，民族地区共有10个制造业行业具有比较优势，依次是：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加工业、酒饮料茶制造业、木材加工制品业、食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加工业、石油煤炭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76%、13.97%、12.98%、11.38%、10.67%、10.65%、10.38%、8.14%、7.98%和7.97%。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数量来看，从2004年的12个下降至10个，印刷和复制业、医药制造业优势下降。从增长趋势来看，2004-2013年，共有13个行业比较优势呈现增长态势，2013-2018年，共有12个行业比较优势呈现增长态势，除烟草制品业下降幅度较大，石油煤炭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呈现小幅下滑外，其他优势制造业均呈现上升态势，且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文工体娱制造业也呈现上升态势。

图3 2004-2018民族地区C13-C41制造业静态区位熵演变

2.动态区位熵指数

如表3所示，西部民族地区四种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特点，具体分析如下(数据较多，仅公布结论如下)：

表3 2013-2018年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动态比较优势汇总表

(1)增强型优势产业：即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在国内属于领先水平，可以积极向产业链高端延伸。2013-2018年，西部民族地区在食品制造、酒饮料茶制造、木材加工制品、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加工等7个产业方面优势持续增强，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分省区来看：广西在4个产业提升明显，包括农副食品加工、木材制品、纸制品和有色金属加工业，特别是木材加工制品业优势明显，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云南在5个产业，如食品制造、石油煤炭加工等产业优势持续提升。贵州在4个产业提升明显，包括酒饮料茶制造、石油煤炭加工、橡胶塑料制品等。西北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同质性较强，如内蒙古、新疆和宁夏在在食品制造、石油煤炭加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加工；
新疆和宁夏在纺织业，内蒙古和青海在化学制品等方面均具有优势，可以形成产业集群。

(2)减弱型优势产业：即目前有优势但优势在下降，政府要引起重视，注重产业提质增效。西部民族地区在农副食品加工、烟草制品、石油煤炭加工3个行业出现营业收入下滑的情况。分省区来看，各省区在传统优势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如广西在烟草制品、石油煤炭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云南在烟草制品、印刷和复制、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黑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加工，贵州在烟草制品、化学制品、医药制造和有色金属加工，新疆在农副食品加、酒饮料茶制造、家具制造、石油煤炭加工、橡胶和塑料制品、黑色金属加工，宁夏在酒饮料茶制造、纸制品、化学制品、橡胶塑料制品、非金属制品，青海在医药制造、非金属制品、黑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加工等行业出现优势减弱的情况。

(3)增强型劣势产业：属于追赶型产业和弯道超车型产业，即在逐渐追赶全国发展水平。西部民族地区在纺织、文工体娱制造、化学纤维制造、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展现追赶势头，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优势有所凸显。分省区来看：广西在纺织、文工体娱制造、通用设备制造和电子设备制造体现出发展态势。云南、贵州在纺织、文工体娱制造、金属制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方面展现优势，如汽车产量从2013年的7.99万辆、0万辆增长至2018年的15.88万辆和0.45万辆，贵州2019年增长至5.69万辆。内蒙古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制造，新疆在纺织、服装服饰、木制品、家具制造、医药制造、电气机械制造，宁夏在烟草制品、服装服饰、印刷和复制、医药制造、电气机械制造及仪器仪表制造，青海在农副食品加工、橡胶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电气机械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方面展现优势。

(4)减弱型劣势产业：即相对劣势产业与全国差距越来越大。西部民族地区在服装服饰、皮毛及制鞋、家具制造、纸制品、橡胶和塑料制造、医药制造、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业及其他制造等12个行业劣势依旧明显。分省区来看：广西、内蒙古在15个产业，如酒饮料茶制造、服装服饰、皮毛及制鞋、家具制造、印刷和复制、医药制造、橡胶塑料制造、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等行业差距逐步拉大。云南和贵州分别在6个、7个产业差距明显，如化学纤维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新疆、宁夏分别在11个、12个产业差距明显，如酒饮料茶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青海在9个产业，如酒饮料茶制造、纺织、文工体娱制造、石油煤炭加工、医药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

就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而言，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和建议：西部民族地区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基础上形成的资源加工型行业和传统优势产业领域；
各地区处于产业集聚形成阶段的制造业具有一定重叠，如在农副食品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有色金属加工等产业持续发力；
在国内制造业空间布局中，西部民族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集聚力尚未达到，西南民族地区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具备潜力。

(一)响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采取因地制宜的产业政策

一是深入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依托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在农副食品加工、化工产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及电子设备制造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品质，打造品牌。二是在始终把环境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在环保要求的范围内，西部民族地区可以着力发展有色金属和石油化工等行业，并利用东部、国外先进技术，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依托中国制造2025试点城市建设及东部产业转移机遇，推进优势制造业集群发展，如石油煤炭加工、黑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加工、装备制造及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要积极融入国内、国际价值链和产业链。四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升级。

(二)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区域合作，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下行压力下，民族地区一定要秉承开放理念，树立开放思维，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如内蒙古积极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云南、贵州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青海、宁夏、内蒙古积极参与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广西、贵州、云南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并积极融入周边经济群及民族地区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发展。二是创新区域间制造业合作机制。以国家级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重点，建立产业转移承接结对合作机制。鼓励西部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完善东中西加工贸易产业长效对接机制，深化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等平台功能，加强投资信息共享，举办梯度转移对接交流活动，培育和建设新一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和示范地。三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如西南民族地区可发挥与东南亚国家临近的优势，参与RCEP区域价值链，西北民族地区可发挥与中亚和各独联体国家临近的优势，发展边境贸易及双边贸易。

(三)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

民族地区近几年对外交流的交通基础设施有所改善，要积极推进制造业产品进出口通道完善。一是依托西部陆海大通道建设契机，加快通道和物流设施建设，提升运输能力和物流发展质量效率。二是依托中欧班列，提升民族地区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运输效率。三是完善贸易基础设施，完善通关一体化措施，积极改善边贸交易及结算方式等。四是依托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工作，呼和浩特、赤峰、南宁、贵阳、昆明、银川、海东等民族地区城市均位列其中，完善硬软件设施，以促进互联网贸易和优势产业深度融合为突破口，推动相关制造业发展。

(四)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应承担起产业链整合的任务

西部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煤炭、石油、金属等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形成了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和企业，如广西柳州钢铁、云天化、贵州茅台、伊利、老干妈、共享集团、吴忠仪表、包钢钢联、金纺纺织等企业。地方龙头企业应调整角色和定位，将自己置于地方生产网络(产业集群)核心，以及国内、国际生产网络连接桥梁的位置。一方面，民族地区龙头企业在经营自主价值链的同时，可以根据地区资源优势和自身能力特点，重点发展特定零部件或模块产品，争取成为国内或全球大制造商和大购买商的合同供应商，为其进行专业配套、代工零部件生产等，嵌入其领导型价值链。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可对地区内中小企业进行整合，集中制造能力、聚集配套资源，建设地方生产网络。以规模化制造能力和配套服务能力作为接入国内、全球价值链的敲门砖，以国内、全球生产网络领导者的购买力作为推动地方生产网络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动力，实现借力发展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