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符号·话语——巴赫金表述诗学中的言语行为论

来源:优秀文章 发布时间:2022-12-03 点击:

张 丽,涂年根

(1.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江西 南昌 330077;
2.江西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巴赫金的表述诗学是建立在巴赫金语言哲学基础上的理论体系。表述存在于说话者之间,与个人的言语行为直接相关,通过说话者之间的言语行为相互作用而产生。20 世纪出现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语言学转向。很多思想家认为语言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探究对象世界的本质需要先对语言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哲学的“语言转向”在颠覆许多传统观念的同时,使人文科学获得新生。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语言转向”提供了示范和可操作的研究方法。巴赫金的语言学转向从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开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对全部的语言学研究所做得迄今为止最好的概述”①Jameson,Fredric,“Review of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Sty le,Fall,1974年,第535页。。为了将语言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客体来加以区分和限制,巴赫金通过对传统语言哲学流派的批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应该以表述是一个言语的现实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基础”②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华昶译,《巴赫金全集》第2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2页。。可见,言语行为论是巴赫金表述诗学的重要环节,而表述诗学中的言语行为过程,主要体现在表述与语言—言语、表述与符号、表述与话语的关系上。

巴赫金表述理论中的言语行为观是在他与传统的两大语言学流派对话过程中形成的。他将传统语言哲学流派分为两个派别,即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洪堡特是个人主观主义的奠基人物,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在福斯勒学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抽象客观主义以索绪尔为代表,还包括巴利、薛施蔼。巴赫金对两大语言学流派的观点并没有全盘否定,他认为这两个语言学派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历史的看法不同;
二是对自身语言体系构成的看法不同。个人主观主义认为语言是通过不可重复的个人创作实现的,语言的本质是在历史中得到展现的;
而抽象客观主义认为,语言的现在和历史互不理解,这一自身一致的形式体系是语言的本质,个人创作则是“语言沉淀的渣子”。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巴赫金在批判传统语言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提出了“‘抽象与现实’‘个体与社会’‘客观与主观’等二元对立的范畴为考察近代语言哲学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坐标”①李曙光:《巴赫金哲学思想视域中的索绪尔与乔姆斯基语言学》,《外语学刊》2014年第2期。。也就是说,福斯勒学派更加关注言语的创作行为,并把言语的创作行为看作语言的基础,认为语言中不存在任何稳定和一致的东西,它是永恒流动的言语行为流,语言创作的规律是个人的心理规律;
而抽象客观主义则将语言体系看成是独立的,认为一切语言现象由语音、语法、词汇组成的语言体系构成。

巴赫金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继承两大学派合理性的基础上,将“语言—言语—表述”结合起来,认为表述存在于言语活动中,通过言语交际实现它的功能。与传统的两大语言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为巴赫金表述诗学的言语行为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语言与表述

表述与语言的关系是巴赫金对洪堡特“人与语言”观点的继承和发扬。首先,对语言的研究,巴赫金赞同洪堡特始终将语言与人的内心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洪堡特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将语言研究划入“人的研究”领域,并视作整个“人的研究”的一部分。他在人的精神活动和交往领域中研究语言,研究语言与人的关系,强调人类语言的创造性,并认为,只有以语言为突破口才能够全面地了解、研究人,而不是单一的、闭塞的为语言而研究语言。洪堡特认为,语言只是重新说出所听到的内容,它并不考虑人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或不同处,而是完全依赖“群体交往”。语言能力的发展是从人自己内部形成的,但这种发展同时需要外部的激发,因此,整个语言也处于人与大自然之间,而大自然从内部和外部对人起作用。即“为了在内心中接受事物的世界并对它进行加工处理,人将自己包围在语音的世界里”②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洪堡特把语言真正的重要性归为语言参与了观念的形成。他同时也认为“在内在和外在的言语中,语言也起着组织思想的作用,并由此决定着观念的联结方式,而这种联结方式又在所有的方面对人产生着反作用”③威廉·冯·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7页。。

其次,巴赫金也赞同洪堡特强调的“真正的语言存在于它真正创造的行为之中”的观点。洪堡特认为:“人们绝不能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死的产物,而更应该看作是一种创造,更应该把它从那些使它成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的东西中抽象出来,并更精心地追溯到它与内在的精神活动紧密相连的源头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④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53页。在洪堡特看来,语言不能被视为一个现成的、整体上一目了然的或者可逐渐传递的材料,而应该被看作一个永远在不断自我创造着的材料。语言本身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个作品。这种活动使发出的语音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既是一种精神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它创造着某种东西。虽然语言创造的规则在此是正确的,但产物的范围,甚至某些程度上还有产物的种类却总是完全不确定的。这样,语言既有同形性,又有差异性。因为“语言一方面是由于创造语言的力量既在总体上,也在它内部出现的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中,与不同的层次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而导致的。另一方面,一些无法通过知性和纯粹按概念来测定其创造来源的力量也在这里十分活跃”⑤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97页。。由此,语言的创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语言综合创造了任何结合部分本身不具备的东西,但语言需要面对一个由全部可能的想象所构成的永无止境的领域。语言必须将有限的手段做无限的使用,并且能够通过创造思想和创造语言的力量的同一性做到这点⑥魏晖:《再论语言资源、语言资源观及语言资源管理》,《江汉学术》2021年第4期。。

再次,洪堡特认为语言具有自我生成的力量,只有这样,作为新的语言创造活动的能力才能繁衍开来。洪堡特认为各种语言本身会产生崭新的精神现象,因此,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既要从历史角度,也要从具体的方面来回答。语言由一个整体构成,是同一种力量创造了它,而且这种创造不间断地、一环套一环地延续下来。与洪堡特一脉相承,福斯勒学派将个人的创作行为看作个人的表述,他们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是个人的语言与语言现象。但福斯勒学派与洪堡特不同的是,他们将语言看成是由不可重复的个人创作行为实现的。巴赫金比较了洪堡特与福斯勒学派观点的不同,认为个人主义将言语行为的产品—表述当作个体的现象,这是他们的错误之处。巴赫金认为,表述不能从说话者个人的心理、生理环境中来解释,它是社会的,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而个人主义所提倡的表述的个人风格只是社会相互关系反映的一个方面。

(二)言语与表述

表述与言语的关系是巴赫金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延伸。对抽象客观主义的思想,巴赫金既有批判,又进行了补充。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巴赫金是“索绪尔语言遗产的继承人”①Paul,Bouissac,“Saussure: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London:Continuum,2010,pp.132.,正是因为巴赫金等人对索绪尔的理论进行批判、继承才使他的思想得以重生。

“语言—言语(Langage)”、“作为形式体系的语言(Langue)”、“个人的言语行为”(表述parole)是索绪尔语言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他认为,语言与言语具有不同的功能,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他将语言看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而语言只是言语活动的一部分。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予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许做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一种自然的秩序。”②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页。言语虽然也是一个整体,但它与语言作为一种分类原则的整体不同,言语是一种包括任何分类的混合物,它不能自我分类。言语通过语言才能把握,将具有自然结构和程序的语言进入到不屈从于其他任何分类的混合物中,人们才能进入言语世界中。因此,“语言—言语”是言语活动的一切现象,它包括在形式体系的意义上的语言和表述(parole)。学界认为索绪尔对语言与表述的区分,并把语言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开创性主张通过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影响人物”如雅各布逊、本维尼斯特等不断推进③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7-29页。。索绪尔站在“语言(Langue)”的基础上,并且把语言看作规定一切其他“言语(Langage)”现象的一种规则。他从表述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行为反映的角度,将语言、表述做了区分。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系统的时候需要确定组成语言系统的单位和组合规则,而不是描述言语行为。而表述则与语言不同,表述是个人的、偶然的、次要的。表述中存在着个人的意志,而语言是无意志的,两者的联系就在于个人的思想和意志是通过表述实现的。与洪堡特不同,在确定语言研究的对象时,索绪尔区分了“外部语言”与“内部语言”,因为外部语言研究的是语言的外部因素。在索绪尔看来,这些不是语言的本体,因此不在他研究的范围之内。索绪尔选择了内部语言学来作为研究对象,他把内部语言学又分为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两大类,而语言的语言学是索绪尔语言学的核心。

巴赫金批驳了抽象客观主义主张的语言体系是主要的、表述是个人的次要的观点,认为抽象客观主义忽视了社会环境和说者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语言’(langue)是‘语言—言语’总体中构成形式体系的部分,而巴赫金超语言学中的‘话语’(discourse)则是‘语言—言语’总体中个人的言语活动及其总和;
语言的单位是句子(sentence)和词(word),而话语的单位是表述(utterance),是具体的言语事件,是个人某一言语事件。”④王永祥、潘新宁:《语言符号学:从索绪尔到巴赫金》,《俄罗斯文艺》2011年第3期。巴赫金将表述与言语活动结合起来研究,他真正关注的是言语活动和言语活动中的表述,他认为千变万化的言语活动中才有表述,在言语活动中,语言只是言语的工具。

从“语言—言语—表述”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巴赫金表述诗学中语言—言语—表述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语言不是自我存在的。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语言也有再生能力,它再生产着现实。言语不是由句子构成,而是由表述组成,是对表述事实的解释,言语的使用情况由言语行为本身以及被表述的句子决定①刘金路、刘海涛:《句法与语义界面的建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言语与语言虽然相互依赖,但要理解言语并产生一定的效果,只有通过表述才能实现。

在厘清表述与语言、言语的关系后,巴赫金又将表述与符号联系起来,认为表述由内部符号与外部符号构成。个人的言语行为通过内部符号的表述,以外部符号的形式展现,从而实现话语与意义的沟通。巴赫金虽然被学界称为符号学家,他的符号学理论受索绪尔符号学的影响,但又有所不同。巴赫金的符号观主要还是将表述、话语、言语行为等要素结合在一起。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是建立在唯理主义语言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的,他的语言符号观完全排除了外在的语境。他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索绪尔以符号(sign)之概念和音响的结合,以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②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2页。可见,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是在语言本体内部封闭式的共时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心理现象。这就使语言符号具有固定的价值,没有个人因素,是一种抽象的语言本体论。罗兰·巴特比较注重揭示符码的含蓄意指,他在深化索绪尔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大千世界的符号都具有符号学特质。他的这个主张颠覆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符号学的界定,颠覆了存在主义、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巴赫金也想通过符号学动摇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他为了摆脱传统语言学的束缚,挑战索绪尔的权威,认为“每一个言语符号背后的行为主体及其意识形态”③张卫东:《殊途同归的解构与颠覆:巴赫金与巴特符号学思想的内在动源刍议》,《俄罗斯文艺》2012年第1期。才是语言符号的本质。

巴赫金站在哲学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从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来展示他的符号理论。巴赫金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对话关系确立了他的社会学符号学④张杰:《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他在关系论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符号的“社会交际性”,强调语言与它之外的各语境之间是一种开放、交往的关系。他的符号观可以说是一种注重社会语境的“关系论符号观”。有学者认为巴赫金符号学的独特性即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并指出巴赫金符号学的深远意义,既推动了语言学研究,又推动了人文科学研究⑤胡壮麟:《走进巴赫金的符号王国》,《外语研究》2001年第1期。。巴赫金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是符号,单个的物体因为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也可以称为符号,可以是任何一个自然、技术或消费的东西,但符号同时具有单个物体自身范围内的意义。而这个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文化符号,只要它能被理解和思考,都不会是孤立的,而要进入话语所形成的意识统一体。意识能够找到通向它的某种途径。所以,在每个意识形态符号周围仿佛形成着一些话语反应的扩展着的圈。任何一种对形成着的存在的意识形态折射,无论凭借哪种意义材料,都伴随着话语的意识形态折射,就如同一种必然伴随的现象。”⑥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第349页。人们在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作用,在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可以产生符号。寻找符号的社会生命应该成为意识形态科学的任务之一。因此,符号与社会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巴赫金将表述看作外部符号的表现。作为外部符号,它存在于主观指向与意识形态指向之中。主观指向指将外部符号用来表现内部符号本身作为表述的目的,并要求听话者把它们转入内部语境。意识形态指向则要求对该表述做出的理解是建立在客观的、纯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的。内部符号的存在与意义既离不开心理学,也离不开意识形态科学。内部符号包括话语和内部言语,内部言语由一些完整的段落或者完整的表述构成。内部言语形式由完整的表述形式构成,在完整的表述中,心理和意识形态、内部符号和外部符号是辩证综合的。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心理和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形成完整的表述。只有说明完整的表述形式,特别是对话言语的形式,才能够弄明白内部言语的形式。

因此,在巴赫金看来,表述具有符号性。表述与符号的关系是通过每个表述中内部符号与外部符号的辩证综合体现出来的。“巴赫金对符号与表述之间关系的理解,乃是关于符号的一般性学说中最具有胆识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巴赫金最初的著作中就得到发育,源生于对交流层面的凸显。”①维亚切·符·伊凡诺夫:《巴赫金关于符号、表述与对话的思想对于当代符号学的意义》,周启超、王加兴主编:《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4页。后来,巴赫金也关注到,为了使形象获得更多的涵义,拓展含义的深度和前景,需要把形象转化为象征符号。真正的象征符号的内容是通过各种涵义之间的相互的结合,将世界的整体性思想联系起来,从而充实和丰富了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因此,巴赫金表述诗学中的表述是由内部符号与外部符号构成的,沟通着话语与意义,实现着个人的言语行为。

谈到表述“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英译utterance)与话语“слово”(英译discourse)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它们体现的是同一个语言现象,这个语言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由于与不同的事物相关联,因此侧重点不同……‘表述’在于强调话语的语言学属性,那么,‘слово’既可指某个具体的文本或表述,也可指某个人的一些或全部的文本及表述。但不论哪种情况,这一现象都是指具体个人的讲话或文字成品,是言语交际的单位,是说话者独一无二的行为,体现说话者独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立场。”②凌建候:《话语的对话本质——巴赫金对话哲学与话语理论关系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5页。这样的概括宽泛而不具体。虽然表述与话语同是语言系统重要因素,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容忽视,但这两个词在词性、词根、词源上分属不同的领域,不能用简单的“同一语言现象”来概括。

话语“discourse”的印欧语源(kers)和拉丁词形(“dis-”指面向不同的方向,“cueeere”指运行)说明话语的意义是在话语的循环流通和运动过程中形成的③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李康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4页。。“表述”既有“表达”的意思,又有“叙述”的涵义,本身就具有双重性、对话性;
既包括说者又包括不同的听者。表述衔接着话语与含义,话语所包含的含义只有通过主体的叙述表达才能实现,没有表述这个桥梁,话语的意义无法实现。因此,表述比话语更复杂、范围更广。话语只从属于语言领域,只有在语言领域中才能存在;
表述则可以脱离语言领域,在非语言领域存在,比如绘画、艺术、舞蹈、图像等。表述既可以言传也可以意会,而话语只能言传,不能意会。两者在运用中的关系可概括为:

一方面,表述与话语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巴赫金将话语看作一种抽象的语言学因素,表述则是具体的。他认为话语的特点是“纯符号性”,而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④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第349页。话语是一种媒介物,只有在作为话语参与者的人们相互影响的交往中,才真正起作用。话语没有明确的边界。在历史发展中,人们总是在改变旧话语,创造新话语,扩展话语的边界。“话语存在于世界上,存在于历史中,它可以协调地点、时间、行动、交流、言语、非语言表达符号以及预示着某些身份和相关活动。话语是社会实践,是物质现实。”⑤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杨炳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而具体的表述是在话语参与者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表述具有社会性,生活从内部对表述发生作用,生活是说者所生存的周围统一的环境,它包括存在周围的一些共同的社会评价。理解表述需要将生活环境与这些评价结合起来。这样,一个完整的表述是说者、听者、主人公相互作用、相互交往的产物,表述可以说是在他们生动交往的词语材料上形成的固定产品。

另一方面,表述是沟通话语与含义的桥梁,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话语—表述—含义。一切的理解活动与解释活动都离不开话语,但话语自身不能实现意义,只有通过表述才能实现它的意义功能。话语是连接“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它针对的是对话,它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意义。表述是言语行为的产品,表述是在两个社会组织的人群中构造起来的。无论哪一个表述,它首先最直接地取决于话语事件的参加者,与一定情景联系的直接或间接的参加者。而参加者的话语只有通过表述才能实现。针对形式主义的材料美学带来的种种局限性,巴赫金提出了“话语创作美学”。这样,一方面可以确认材料在创作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正确认识审美客体的特殊性。然而,“要理解以话语为材料的特殊审美交往形式的那种艺术表述形式,必须详尽地研究艺术之外的语言表述的几个方面,即深入平常的生活言语中,因为在那里已奠定了未来艺术形式的基本潜能(可能性)”①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论社会学诗学问题》,吴晓都译,《巴赫金全集》第2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81页。。因为生活话语产生于非语言的生活情景中,它所囊括的内涵比包含在表述言语本身的、语言学成分中的内涵要深广得多,除了话语意义,还囊括了话语的非语言情景。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既面向说话者又面向听者,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

可以说,话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是意识形态科学基本的研究客体,是社会交际的媒介。话语可以承担任何意识形态包括科学的、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功能,但只有在相互影响、相互交往中的话语才能起作用。这样,话语同时也伴随和评论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它也存在于任何理解活动和解释活动中。话语通过表述可以形成意识形态产品,即艺术作品、科学著作等,而这些意识形态的创作需要在社会交往中实现。在作为整体的社会行为过程中,个人行为会参与意识形态的创作,并起重要的作用。因此,表述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中形成,衔接话语与含义,反映着一定的意识形态。

通过上文对表述与言语—语言、符号、话语之间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表述存在于个人言语交际活动中,巴赫金将言语交际的各要素、言语活动过程以及言语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出发点,构建其表述诗学中言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言语活动以及言语间的相互作用离不开语言形式,而语言形式在言语活动中重要的作用是它的特殊变化性。言语活动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语言意识。对说者而言,语言形式仅存在于一定的表述语境中,并且语言形式作为一种符号,人们关注的不是这个体系中固定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它的灵活、变化之处。

索绪尔将“语言看作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之外的东西,个人独立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②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2-23页。。福斯勒认为,言语活动形式多样、灵活多变,语言形式是从表述中抽象出来的因素,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将个人的表述看作个人的创作行为,认为语言学研究应该将个人的语言现象列入视野。福斯勒将语言现象看成是个人的、具体表述特有的修辞手法,他认为语言学家应该把握的是抽象语法形式的具体化和变化形态,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语法形式,要想了解语言的历史。历史的语言,必须回到具体的表述之中,关注表述的个性,并对其进行考察。奥斯汀揭示了人、语言、世界的关系,实现了语言学的建设性转向。奥斯汀提出任何表述都与事实、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除此之外,表述还必须“确定我们应用这个表述的哪种方式:提问或回答问题,提供某种信息,保证或警告,通报某种意见或意向,说出一个句子,提出约定、呼吁或批判,作出认证或描述等等”③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01.。他将言语行为分为“以言表意的行为”“以言行事的行为”“以言取效的行为”三类。说话是行为的条件,有说话就会完成一定的行为,即:“我们不可能说出任何话语而不完成某种有关的言语行为。”④约翰·奥斯汀:《记述式与完成行为式》,涂纪亮译,涂纪亮选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11页。

巴赫金将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设定为个人言语的表述行为。他认为:“语言形式的结构因素,如同符号一样,根本不是它的标记的自身一致性,而是它的特殊变化性。”⑤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第407页。语言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规则体系,是不断变化的。对说话者而言,语言形式是变化着的灵活的符号,说话者、听话者的语言意识与语言规则一致的抽象形式没有关系,而是存在于言语活动中,与“语言—言语”密切相关。从中,也可以看出洪堡特思想对巴赫金的影响。洪堡特将表达思想作为语言形式的目标的观点,认为语言真正的材料除了语音,更重要的是借助语言而形成概念更早的全部感性印象和自发的精神活动。因为语言具有一致性和亲缘性,所以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存在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种总括的统一性,一个民族把他们祖先遗传下来的语言变成他们自己的,这种统一性必须在描写中重新体现。这样,各种有亲缘关系的语言的形式会在整个语系中再现。人们能在这个普遍形式中发现它的每一个特点都会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因此,“对于人来说,言语形式是出自他的智能本性的一种强制结果。由于这种本性是他独有的原初本性,言语形式也可以说是自由的”①威廉·冯·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第276页。。

对巴赫金而言,言语活动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它既属于个人领域,也属于社会领域;
它既包括一个之前已经存在确定的系统,也包括正在演变的系统。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它是现行制度和过去活动的结合体,只存在于一定的表述语境和一定的意识形态中。语言在其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与意识形态和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语言—言语—表述”的真正现实是言语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这些社会事件是通过表述以及表述群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来实现的。单个表述在言语活动中创造着意义,任何表述不是在内部,而是在外部,在围绕个体的社会环境之中实现价值。语言代表着人类所固有的象征能力。从广义上,它“指的是通过一个符号表现现实的能力,以及将符号理解成对现实的表现的能力,也就是在某一物与某一他物之间建立起意指关系”②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页。。因此,语言提供着一种关系结构的模式,它在话语中使词和概念发生关系,这样产生着符号。而作为各种情景表现的符号与语言指涉的物质符号不同,语言指涉的符号通过隐喻的方式建立起指称的类比转移,将句子带入推理并成为话语思维的工具。言语间的相互作用是生成着的存在,言语是行动中的语言,被具体的说话人所用,是被人格化了的语言。只有在言语中才发生着令巴赫金感兴趣的一个表述内部单个含义更替的过程。因此,言语中含义的立场具有“活动性、流动性和多面孔性”。③柳德米拉·戈戈吉什维里:《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与价值相对主义》,萧净宇、周启超译,周启超、王加兴主编:《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3页。

综上所述,巴赫金将语言—言语—表述具体化,并认为表述也只有在言语交际的流动中才能实现,它是整个言语活动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是言语流动的单位。任何一个表述,包括书面文献或口头语言都是言语交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和言语是一起运动的,无法分开。个人根本得不到现成的语言,必须参与到言语交际这一流动中来,对话仅仅是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任何对话针对的都是联系着批评和内在反驳的积极接受,这些都是在言语交际这一范围内产生出来的;
言语交际也会伴随着非语言特征的社会行为,它们只是起到补充、服务作用。表述是言语交际中的一个因素,表述的价值以及自我完成情况只有在言语交际中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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