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文化研究丛书”汇评

◎葛剑雄 刘跃进 姜 建 边利丰等

编者按：常州，是南朝齐梁萧氏的祖居地，是齐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常州的齐梁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8年开始，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联络国内文化学者、出版部门和相关文化机构，对这一地方历史文化发掘整理，经过10余年的合力耕耘，编纂出版了“齐梁文化研究丛书”， 其中有齐梁历史、文化论述、家族文化、诗文选注、人物评传、名著译注、文化辞典、论文萃编等，共17部21册，810余万字，集中展示了齐梁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本刊选摘一组对这套丛书的有关评述，以飨读者。

葛剑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历史上吴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吴（今苏州市城区），以后无论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直到西汉、东汉，这一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而今常州市域长期以来处于郡、州、府一级行政区域的边缘，虽在西汉期间设置了毗陵县，但远不如郡治吴县的地位重要。《汉书·地理志》称毗陵“江在北，东入海”，说明毗陵当时还是濒江近海、自然条件不利的地方。毗陵以北已是长江口，潮汐可影响到今扬州一带，境内北部的土地成陆未久，易受海潮威胁，开发程度很低。东汉末年，江淮间与北方移民迁入江东，以后孙吴政权建立，移民主要定居于都城建业（今南京市城区，西晋末改称建康）和吴郡的郡治吴县一带。孙吴置毗陵典农校尉，治所就设在毗陵县，可见毗陵有大量空地或荒地，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开发或集中安置大批军民。西晋改毗陵典农校尉为毗陵郡，但郡治却设在秦朝就设置的丹徒县（今镇江市京口区丹徒镇），显然毗陵的发达程度和行政条件还不如丹徒县。西晋灭吴后，还将吴国的宗室、大臣、大将、江南土著大姓北迁，毗陵虽未必直接受到影响，但不可能逆势发展。

4世纪初永嘉之乱爆发后，大批北方移民南迁。永嘉五年（311）后建康成为晋朝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宗室贵族、文武大臣、北方的世家豪族都以建康及其周边为迁入和定居的目标。由于建康北濒长江，西南和南面是丘陵地带，所以丘陵以东的平原成为移民集中定居地。在今常州市域范围内就有好几个专门为北方移民设置的侨郡、侨县：南兰陵郡，辖县兰陵、承、合乡；
南东莞郡，辖县东莞、莒、姑幕、盖；
临淮郡，辖县东阳、海西、射阳、淮浦、淮阴、长乐、盱眙、淩；
淮陵郡，辖县徐、司吾、阳乐、广阳、下相；
南彭城郡，辖县彭城、吕、武原、杼秋、僮、下邳、北淩、傅阳、蕃、薛、开阳、洨。另外还有南清河郡、南平昌郡、南济阴郡、南濮阳郡、南泰山郡、南鲁郡等，很可能也设置在常州一带。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全套（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会 提供）

定居的移民中就有晋淮阳令萧整，在永嘉之乱后迁入南兰陵郡兰陵县，实际居住在晋陵郡武进县的东城里。到宋元嘉四年（427）萧整的曾孙萧道成诞生，萧氏已成为南兰陵的大族。至南朝宋昇明三年（479），萧道成代晋建齐，齐中兴二年（502）萧氏族人萧衍代齐建梁，至梁太平二年（557）为陈取代，萧氏统治南朝78年。在此期间，南兰陵既是皇族故里，也是萧氏宗族聚居和活动的地方，密迩首都建康，俨然帝乡京畿。加上萧氏宗族人才辈出，名动海内，著述丰富，人文蔚然，极一时之盛，也是文化中心。

另一方面，北方南迁的移民家族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已经枝繁叶茂。在移民后裔聚居的地方，他们已成当地人口的主流和大多数。他们所传承的来自中原的文化也已成为当地的主流，并为土著所接受。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得到充分开发，手工业、商业随之繁荣，这些地方也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或中心。

所以齐梁期间是常州历史上的高峰，就其对中国历史和全国范围而言，称得上是常州最辉煌的时代。齐梁历史和文化是常州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常州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化的研究，早在2008年就成立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联合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对齐梁文化进行发掘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从2015年起先后编纂出版了“齐梁文化研究丛书”17部专著，是迄今为止国内外齐梁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相较于以往对齐梁时期历史和文化的忽视和研究不足，庄辉明教授的《南朝齐梁史》、龚斌教授的《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刘志伟教授等所著《齐梁萧氏文化概论》、张敏教授编著的《南兰陵萧氏著作综录》，或是相关领域迄今最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或填补了该领域长期存在的空白，或是一种开创性成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曹旭教授等的《齐梁萧氏诗文选注》虽属选本，却选录了萧氏作者31人、诗文300多篇，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在注解上也有不少新意创意。庄辉明教授主编的《齐梁文化辞典》，首次以工具书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对南朝齐梁文化进行了总结，内容涵盖齐梁时期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科技成果等方面，是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很强的专业工具书。

在萧氏人物中，以往仅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有专传、评传，这套丛书中增加了萧纲、萧绎、萧赜的评传，庄辉明所著《萧衍评传》、陈延嘉等所著《萧统评传》也不因袭前人，无论在史实的钩稽还是事实的评价上都不乏新的发现和新的观点。

《昭明文选》《玉台新咏》《金缕子》是古代文学经典，也是齐梁文化的代表作品，虽已有大量研究论著，像《昭明文选》已有全文译本，但本丛书中的三种译注本注重通俗普及，更适合普通读者的需要。在版本选择上，这些译注本也具有后发优势，有条件选择最优版本，保证译注质量。

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常州市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并为常州市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新的资源。一方面，对本地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在本土产生的文学作品彰显了本土独特的地域品格，对民众有很大的亲和度，有更强的吸引力，并进而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更具体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理解。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齐梁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承前启后，占据重要位置。若干年前，金克木、胡宝国等先生就指出，齐梁前后几十年内，不仅出现了《文选》《玉台新咏》这两部由太子发动的总集，而且还有其他总结性的著作，如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姚最《续画品》、刘义庆编（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僧祐《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慧皎《高僧传》、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沈约《四声谱》、殷芸《小说》等。这些著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经典。从文化传承上说，这些经典的产生，固然受益于此前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集》等成果，更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齐梁立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所及，极为久远。譬如很多迁移到北方的南方学者仍然在继续从事着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工作，使得具有南方特色的学术文化传统在北方得到进一步延续，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准备丰富了资源，也为中国文化史增添了耀眼的篇章。

齐梁文化的经典是如何产生的？萧氏家族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都有待于我们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摆在面前的“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皇皇810万字，就是最新的研究成果，读后让人眼前一亮，心生敬佩之情。《南兰陵萧氏著作综录》为我们展现了齐梁萧氏家族的文化成就。《南朝齐梁史》《齐梁文化辞典》《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齐梁萧氏文化概论》等著作，从宏观上总结了齐梁文化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意义。《萧赜评传》《萧衍评传》《萧统评传》《萧纲评传》《萧绎评传》等虽属个人评传，但从传主的背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时代的氛围和家族的影响。

读罢“齐梁文化研究丛书”，我们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首先，我们注意到了文学形式的意义。过去，我们总是过于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相对忽略了文学形式的意义。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必须依托于某种形式才能发挥其作用。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存在的。齐梁时期所以取得如此不凡的业绩，兰陵萧氏家族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真总结六朝时期精英文化创造的经验教训，对于遏制文化世俗化的泛滥趋势，可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其次，我们注意到了文章学的意义。五四运动时，“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受此牵连，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成就被严重遮蔽。我们积极引进西洋文学观念，将文学分为四大类，诗歌、戏曲、小说等，还用国外理论加以剖析，也有作品可供比较。唯独中国的传统文章，与国外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可比性。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者，面对着海量的文章，无法辨析，更难评说。《文选译注》《金楼子译注》等著作，将古代的骈文经典，散文名篇，用准确流畅的现代汉语翻译过来，让广大读者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古代的文章经典，可以更好地欣赏、总结其中的文学经验。

再次，我们注意到了学术史的意义。齐梁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如《文心雕龙》《诗品》和《文选》等，前人研究的成果就比较多。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就无法理解前人的辉煌业绩，只能盲目崇拜，臣服在前人脚下。《文选译注》等著作，勇于接续前辈工作，充分吸收历代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姜 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这套丛书，给我留下三个强烈的印象。

万岁东岳行宫碑记（常州孟河）

第一，格局阔大、架构严谨的顶层设计。从总体上观察，这套丛书包括了《南朝齐梁史》《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齐梁萧氏文化概论》以及《齐梁故里与文化论集》，也包括了萧统、萧纲、萧衍、萧绎等十多位人物评传和《文选》《玉台新咏》《金楼子》三种基本典籍的译注，以及《南兰陵萧氏著作综录》《齐梁萧氏诗文选注》等，还包括了《齐梁文化辞典》《常州齐梁文化遗存》。这三个“包括”，恰恰构成理解齐梁文化从宏观到微观的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四部史著和概论梳理总结齐梁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内在精神，构成了从历史、文化史到文化领域、文化问题的层层递进；
在中观层面，聚焦于最能体现文化贡献的人与文两个方面，着力彰显了齐梁文化具体实在的杰出贡献；
在微观层面，以两部专题工具书展现齐梁文化的基本知识和现存遗迹，不仅铺设了概貌，而且与其他层面的研究相互映照。于是，从宏观到微观，三个层面有纵有横，有总有分，互相支撑互相说明，建构成一个点线面结合、多视角多维度的立体性研究空间，藉此最大限度地梳理、挖掘、提炼齐梁文化的内涵。

第二，文化家族的核心作用。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理，任何时代的文化发展也离不开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和贡献，先秦的《诗经·国风》便是明证。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尤其是其中最经典最具标志性的文人文化，也需要某种凝聚的核心或触发的媒介，需要某种风气的倡导或力量的聚合。这种“核心”与“倡导”，或是某个杰出的人物，或是某个世家大族文人集团，而在齐梁两朝，承担这一文化功能的，则是贵为皇室的萧氏家族，更准确地说，是萧氏家族内的若干杰出人物所组成的文化集团。观察这一套丛书可以看到，前述的三个层面，始终围绕着萧氏家族展开，并且以对萧氏家族的深入探索形成对齐梁两朝基本文化脉络的把握。这一有趣的现象，揭示了中国农耕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文化资源稀缺的时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常常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志于文化事业与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常常不可兼得，而如果一个热爱文化的家族同时又具备难以匹敌的政治地位的话，那么，那个时代能够出现文化高峰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萧氏家族的文化胸怀、文化识见和文化趣味，便成为解读齐梁两朝文化内涵和特质的“纲”，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够出现历代诗文总集《文选》，之所以能够形成以绮丽的宫体诗为主体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两部经典之所以能够各自取法各有侧重却形成某种关联，都蕴含了内在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就此，如“齐梁文化研究丛书”所展示的，通过历史演进的梳理，通过杰出人物一生业绩的描述，通过文化经典的解读，通过家族文化脉络的勾勒，乃至于通过历史遗存的搜索，去深入挖掘萧氏家族的文化活动，凡此种种，不仅对于观察齐梁文化有纲举目张之效，而且对于观察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是一个难得的文化样本。

第三，齐梁两朝不朽的文化贡献。齐梁两朝，前者享国24年，后者享国55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被许多史学家瞧不上的短命王朝，可就是由齐梁与其他四个短命王朝合成的六朝，却呈现出文化的高度繁荣，并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继先秦之后的又一次文化高潮和江苏文化史上的一座文化高峰。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化的不协调甚至背反的现象以及内含的文化信息，早已引起众多有识者的关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以萧氏家族为核心的齐梁文化为这座高峰的形成做出了哪些贡献。通过“齐梁文化研究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八十年的短暂时间和半壁江山的狭小空间中，萧氏家族产生了萧统和《文选》等众多文化巨人、文化巨著，而且萧氏家族和聚集在他们周围的一帮文人，都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他们的文化活动有许多也围绕文学展开，无论是对宫体诗的偏爱还是对“永明体”这样专注于诗歌声韵的探究，或者是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内部规律的把握，都体现了对文学的有意识追求和整体的建构，体现了一种对文学的自觉；
我们还可以看到，萧氏家族对佛道文化的倡导，以工程性文化项目的编纂去实现保存文化传统的努力，有意识地聚拢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并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去进行文化实践，更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就此，指认萧氏家族在推动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自觉方面厥功至伟，这该算是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

边利丰（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教授)

在南朝四个朝代169年中，齐梁萧氏的统治共79年（479—557），占了将近一半时间。齐梁期间虽然也有天灾、战乱以及政权的颠覆与更迭，但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的相对稳定，使文化的建设、扩张、延续与传承有了更大的可能。“齐梁文化研究丛书”所注目的正是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定位于“齐梁萧氏”文化研究。这一定位及研究策略的选择既符合历史真实性，也具有学术智慧。

齐梁萧氏是常州的移民，移民问题正是理解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关键。正是移民造就了齐梁文化以及常州文化的第一次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变动，均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不徙有事发生，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无一事不与徙有关。”元嘉丧乱所导致的北方官民大量南迁，有着主动地域选择的鲜明特点。在南徐州侨寓人口中，其主动选择的聚居地主要有两个，一为晋陵郡，一为京口郡。晋陵等地所接纳的北方移民数量“相当庞大”“在数量上毫不弱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甚至还大大高于其他。”但第一代移民“有名可考者相对很少”。《南齐书·高帝纪》（卷一）追溯萧氏南迁第一代的统领为淮阴令萧整，其家族居所在“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晋元康元年（291），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也。”这就是南兰陵萧氏的来历。齐梁文化以崛起于南兰陵的萧氏家族文化为核心。这个时期的文化有一大特色，就是学在家族。起源于常州后来成齐梁二朝帝王的南兰陵萧氏就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化世家之一。

齐梁文化的繁荣是以“地广野丰”的经济发展、“区宇宴安”的政治格局为基础的。“齐梁文化研究丛书”关注了齐梁文化发展繁盛的经济、政治基础。“丛书”中庄辉明教授的《南朝齐梁史》《萧衍评传》都专门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南朝齐梁史》第三章为《迅速发展的齐梁经济》，研究了侨州郡县、农业进步（水利设施和修建、耕作方式的进步）；
《萧衍评传》第三章《治国方略》专门研究了招抚侨民、奖励农耕、兴修水利三个重要问题。这就使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落实到了经济基础之上，甚至落实到了坚实的大地上。“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的基础，确实应当从人、地、水的复杂关系入手。

“丛书”还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历史书写与历史评价的有据可依。“丛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多为齐梁时期的皇族，对这些人物的评价相对比较复杂，一个总体的原则是要“不虚美”“不隐恶”，尽量呈现出历史面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这可能也正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魅力之所在。“以文观人，自古所难。”从文本化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真相，既需要客观、公正的治学态度，更需要判断历史材料的敏锐眼光、辨别历史观念进行的独到见识。这一点，我感觉“丛书”体现得非常充分——尤其是“不虚美”方面。

其次是“和而不同”的表达理念。“丛书”的作者在学术研究上各有所长，文献资料的选择、使用，思想观念的呈现、表达有所不同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但无论对历史问题持怎样的看法、态度，“丛书”均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常州市齐梁文化课题组、出版社也对这种“和而不同”表现出了开放、宽容的态度。这也是“丛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蒋碧薇（女，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南宋陆游称赞常州为“儒风蔚然，为东南冠”，清代龚自珍诗誉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两位诗人祖籍皆在浙江，陆游是绍兴人，龚自珍是杭州人，为东南之地，且两位诗人横跨6个世纪，却皆推常州为东南之冠，可见常州文气之盛乃实至名归。

溯常州文气之源，非齐梁萧氏莫属。萧氏乃齐梁皇室，而常州武进正是其故里所在。薛锋先生带领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全面梳理、研究齐梁文化，出版“齐梁文化研究丛书”17部21册，蔚为大观，不仅做到正本清源，而且其体量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堪称学界翘楚。这套丛书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形式 新。《齐 梁 文化辞典》收录词条2000余条，用辞典的形式全面呈现齐梁时期历史、地理、政治、生活、艺术等方方面面。这种形式虽非首创，但用以总结一代之学也并不常见。并且《齐梁文化辞典》不仅具有方便查询的妙处，而且词条内容也体现了学术性。作者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运用自身对齐梁文化的深度理解，对资料进行剪裁、加工、创造，从而使得释文简练精当，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

其次是内容新。《常州齐梁文化遗存》致力于现存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存，这一类书在学界并不多见，因为此类书并不“讨巧”，需要花费大量寻访的功夫，但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排除万难，花费两年方编成此书。课题组探访了大量古迹、祠堂、陵墓，以图文形式展示当地碑刻作品，如存放于萧氏宗祠内，由清代大学士、宰相程景伊撰写的《萧文元颖士祠记》，又如清末民初的《黄山旃檀禅寺碑记》等，无疑是研究齐梁文化的独家文献。《常州齐梁文化遗存》还收集了常州一带流传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有些故事如“萧衍退马记”“萧统埋鹅”可以与史互证，有些如“懊恼桥的来历”等，虽然史无明文，未必可信，但也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民间对梁武帝形象的理解和重塑。这些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慢慢消失，幸得齐梁文化课题研究组探访保存并首次展现于学术书籍之中，以供后人使用。

最后是见解新。《齐梁萧氏诗文选注》对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作了笺说，几百余字的笺说虽然篇幅不长，但是时有新见解新观点。如笺说萧衍《边戍》诗：“诗的每一句，后世几乎都有嫡传的佳句。如：秋月出中天——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共照一光辉，各怀离别思——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望月有感》），此处句意还衍生出李益的‘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可知此诗影响后世诗歌之深。”萧衍的《边戍》诗虽然并不著名，但是从中衍生出的唐诗却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可见齐梁诗歌的重要性仍被远远低估了。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的作者大多是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其学术性不容置疑，难能可贵的是这套丛书还是一套雅俗共赏的书。如《金楼子译注》的作者是陈志平先生、熊清元先生，两位是研究《金楼子》的专家，早在2014年就出版了《金楼子疏证校注》，和许逸民《金楼子校笺》堪称《金楼子》校注的双壁。可想而知，《金楼子译注》是在大量文献、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作的普及工程，使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愉快地阅读《金楼子》，对南朝子书的普及是一大贡献。又如《萧绎评传》，萧绎是《金楼子》的作者，梁武帝的第七子，后登基为梁元帝。此书也出自二位专家手笔，前四章论述萧绎之生平，第五章专论萧绎之性格行事，第六章论其文学思想，第七章述《金楼子》成书之过程与意义，第八章论萧绎之才学，最后一章以“短命帝王，千古文士”对萧绎盖棺定论。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这位或许并不被世人所熟知，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极重要的文学家和一代帝王。像这样专家写专书、普及学问的情况普遍存在于这套丛书中，书中既有对学问的深入研究、推陈出新的观点，又能以普及学术为己任。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都能从书中看到闪光之处。

张楚楚（江苏理工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司马周（江苏理工学院教授）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中由陈延嘉、王大恒、孙浩宇三位先生撰写的《萧统评传》（以下称《评传》），从文化史和学术史的角度对萧统的生平经历和学术贡献进行了全面的观照，构建了萧统完整的生命谱系，使得这位道德、才华、修养极高的皇子以具体而微、血肉丰满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通览《评传》，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其一，深挖史实史料，还原萧统的生命轨迹。在五部评传里，萧统资料最少，最难写，作者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安排章节，结构巧妙。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曹道衡先生和傅刚先生的《萧统评传》已经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树立了一个极高标准，在同名评传的书写中，应有所不同。《评传》首先详细追溯了萧统家世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从萧衍统治时期之政治社会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三个维度立体地呈现了萧统的成长背景，尤其是梁武帝“重教重儒，开设学校”、主张“三教同源，自由讨论”“提倡诗文创作”等举动直接推动了当时文坛的兴盛，对萧统的影响不言自明。其次历述萧统的生平及文学活动，尤其突出了他自幼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形式中的帝王教育，由此形成了萧统仁厚淳孝、温婉谦和的性格。与《文选》编辑紧密相关的是萧统的泛文学创作和泛文学活动，《评传》以《梁书》《南史》《南齐书》等史籍为依据，对东宫学士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尤其是王筠、刘孝绰等人，肯定了他们在具体的编选工作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当然，《文选》的编撰在萧统的统领和指挥下进行，萧统的文学思想直接决定了编选的标准。为凸显萧统思想的个性，《评传》以比较的视野考察了萧统、萧纲、萧绎的文学观，指出了三者的差异和重叠之处，也说明了萧统在梁代的“典”与“丽”两种文学思想中采取了折中的立场，这是儒家文艺观的一种传承。这样的架构有效弥补了萧统史料的缺失，既能言之有据，又能丰富萧统研究的内容，各部分分别有所侧重又浑然一体，举凡传主出世、教育、从政、早逝等生命轨迹中的重要阶段，囊括无遗，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传主。

其二，以萧统的著述为中心，探讨了萧统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从隋朝开始，关于《文选》的研究专著便不断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文选》研究依然是显学，故很多问题已经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因资料的不足，部分问题至今没有共识。《评传》将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在列举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意见。如《文选》主编问题、对待《文选》的态度问题、伪作问题、性质问题、选文标准问题、编撰动因与目的问题等，在面对前人、他人研究工作中的疏失时，既能从学理逻辑上加以反驳和纠正，又不妄加责难，体现出对他人研究成果的理解和尊重，显示出作者实事求是、谦逊忠厚的学术品质。如在关于主编问题的争论中，清水凯夫教授提出了“刘孝绰中心说”，作者为反驳这一观点，提出对古代文献传言需慎重的原则，分析了判断谁是主编的标准，并从萧统有充裕时间主编《文选》、有能力编选《文选》、《文选》工作量不大等几个方面，结合自己的选录工作和《昭明太子集》来加以旁证，在清水氏的例证中也找到了一些逻辑漏洞，论证其说不成立，坚定地支持萧统的主编地位。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肯定了清水氏“刘孝绰中心说”极具学术增长点，“它不局限在谁是主编一个问题，还涉及《文选》学的众多问题”，是作者客观公允的治学态度的表现。在论述萧统与陶渊明的联系时，《评传》关注了《文选》录入陶渊明诗文少、《闲情赋》《高唐赋》《洛神赋》等未被选录等问题并作出了回应，结合萧统编撰《文选》与《陶渊明集》的实际，认为正是因两部著作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故总集中少录陶渊明诗文是编者有意为之，不代表《文选》对陶渊明的轻视。不选《闲情赋》入《文选》，一是因为想象过于大胆，没有彰显《神女》诸赋“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讽谏目的，二是《闲情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不统一，主旨为“闲情”，效果却是流宕，萧统的选择可以理解，且不存在评价标准不一的问题，理据极为充分。关于对陶渊明退隐问题的争议，《评传》直接指出李长之和冈村繁教授对陶渊明的攻击，是完全离开时代、背离学术研究路径的做法，显示出鲜明的学术立场。

其三，作者在充分占有和准确理解文献的基础上，拓展了研究模式，多维立体地展现了萧统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历史定位。在曹道衡先生与傅刚先生的《萧统评传》里，重点突出的是兰陵萧氏的世系和萧统的生平，在谈及萧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时，集中探讨的是萧统与《文选》，本书作者在此之外开拓了新的研究维度，如专章探讨了萧统与陶渊明，揭示了萧统在陶渊明诗文经典化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将萧统定位为陶渊明的先知先觉者，指出除录陶氏作品入《文选》，萧统还编撰了《陶渊明集》，为之写《序》，写《陶渊明传》，因为太子的地位和影响力，极大地扩展了陶渊明诗文的传播范围。可以说，陶渊明的声名由萧统而起。与前人颜延之和钟嵘相比，《评传》认为萧统的评价是唯一正确的，《陶渊明集序》第一次跳出“隐逸诗人之宗”的藩篱，高度评价了陶渊明诗文语言风格的特点，称其“词采精拔”“独超众类”，体现出萧统高明的鉴赏力，其对陶渊明性格的认识也远超同时代的人，尤其高度赞美了陶渊明的隐居之路，后来者没有全面认识到萧统评价的真正价值，《评传》予以了关注和揭示，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作者没有一味虚美，对萧统《陶渊明传》中的谬误也给予了纠正，比如无弦琴问题是萧统受到了《宋书·隐逸传》的误导，是严谨求实的体现。另外一章系统地介绍了《文选》学简史，从隋末萧该、曹宪成为第一批研究者，到当下研究的繁荣，“文选学”各阶段的成果和代表学者均得到了发掘，内容涉及《文选》注，《文选》版本，《文选》在科举、创作、集部编纂上的影响及现当代中外《文选》研究等，视野广阔，有效打破了以往萧统研究的惯性思维模式。

总体来说，《萧统评传》是丰富详实、角度新颖的，考据细致，论证深刻，文字也清畅、生动，富有情感的力量，立体地展现了萧统的生命谱系和学术价值，值得反复阅读和品赏。

孙慧琦（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唐以后的文人，都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教科书，唐宋以及后代著名的诗文家，几乎无一不受到这部文学总集的影响。一千多年间，人们从各个方面研究《文选》，历代都有著作，形成“文选学”这样一门专门学问。《文选》的注释、翻译是“文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由常州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推出的“齐梁文化研究丛书”中由张葆全、胡大雷二位先生主编的《文选译注》，是《文选》注译方面最新的重要成果。

较之先前已经出版的多种《文选》当代全注全译本，“齐梁文化研究丛书”中的《文选译注》后出转精，显示出几个鲜明的特色。

其一，立意高远，面向大众。昭明太子在《文选序》中，引《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点明“文之时义远矣哉”。“文”之“时义”，是“文”与“时”合，是随时而动、与时俱进。张葆全先生在本套《文选译注》前言中，点明本书以面向社会大众为宗旨，译注力求简明通俗，且严格控制字数，减小体量，其目的就是让广大读者“读得懂，买得起”，立志让古代经典走向大众、走向市场、广泛传播，其立意明确、高瞻远瞩，令人感佩。

其二，内容简明，释义精当。译注本原文仍据胡克家刻本《文选》。因为是译注本，一般不做考辨与探源。每篇诗文下有简明题解，概述主旨，帮助读者理解文意。本书各篇精挑注释字词，加以简要注解，成语典故往往指明出处，简要注解，点到为止。为使内容精简，对常见语词、常用义一般不加注解，重点注释确有难度的字词，同时以译文与注释相呼应、补充。其释义精准、简而有法。《文选译注》洋洋四大册，近170万字，但相比于前述几个注译本，已将体量缩减至六成左右。在各个《文选》全注全译本中，本书的注释最为简明扼要、精当恰切，契合其减小体量、走向大众、走向市场的主旨。

其三，译文明白晓畅，文雅优美。本书各篇今译与原文对应，译文以直译为主。译文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译者在今译过程中，不求古今文字的机械对号，而是力求传达出原文的内蕴和风格，力求“赋类赋，诗类诗，文类文”，做到信、达、雅。译者深味文心，细察文理，重视疏通文意，常对诗文省略的内容加以必要补充，使文字明白畅达，表达流利连贯，与各篇注解交相呼应、互为补充，便于读者理解。

在翻译骈体文章的过程中，译者常常重视译文句式的对称，每篇译文尽力用白话文还原骈体文章之美，例如班固《两都赋序》原文：“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译文：“当年周成王、周康王驾崩之后，而《颂》之声废止，先王恩泽已尽而诗章之作不兴。大汉初定，政务繁多，无暇顾及文事。到了武帝和宣帝之世，方重视礼制，考校文章。宫内设金马门之署，石渠聚书之阁；
宫外设置乐府机构，掌管协律作乐之事，从而重振礼乐诗章，继承盛世制度，弘扬大汉王朝的丰功伟绩……”译者翻译骈俪文章，译文同样做到了句式对称，包括上下句句式对称和句内语词对称。对称的两句，句尾常常能做到平仄交替、音韵谐美。译文讲求辞采，本身也可视为文辞雅丽的当代散文，读之朗朗上口。

而对古诗的翻译，则在准确传达诗意的基础上，重视辞采。如陆机《招隐诗》原文：“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译文：“清早起来心中郁郁不平，想穿衣外出又犹豫不决。犹豫不决不知道去哪里才好，还是到深谷之中去访求隐士吧。隐士早上在南涧采摘芹藻，傍晚才回到西山脚下。山里轻柔的枝条搭在一起就像高大的房屋一样，浓密的树叶层层相盖就像翠绿的帐子。优美动听的歌曲让人不由得在兰林驻足，悠然飘来的乐曲轻拂着秀美的树丛……”译文仿照诗句，每两句前后句字数相近、句式相仿、文意互相呼应。译者深味六朝诗文对辞采的讲求，译文亦着意讲究文采，使译文充满诗意，俨然一篇清丽柔婉的散文诗，与诗歌原文相得益彰。

总体来说，“齐梁文化研究丛书”中的《文选译注》做到了与时俱进、立意高远；
文简而义丰，言丽而辞达。斯文之作，是“文之时义远矣哉”的当代回响。全书内容美不胜收，值得学者和普通读者反复鉴赏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