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乐律学研究的历史勾勒

○ 石林昆

对于中国古代乐律学史的历史分期，吴南薰②吴南薰在《律学会通》中将中国律学史分自秦以前的首创期、自汉至南北朝的演变期、自隋至宋的改观、旋宫乐之讲求期、自元至清乾隆的改进与改作期和乾隆以后的新时期。参见吴南薰：《律学会通》，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54–56页。、缪天瑞③缪天瑞在《律学》第三次修订版中，将中国律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三分损益律”的发现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探求新律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1368年）、“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时期（1368——1644）和律学研究新时期（自1911年至今）。参见缪天瑞：《律学》（第三次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第101–102页。等前辈学者都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其中对于清代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学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正如孙晓辉所言：“根据其地域特点、治学目的与内容倾向等，‘皖派’中坚江永、汪绂、程瑶田等倡导乾嘉音乐学术，‘吴派’钱塘等紧随其后，而稍后的与徽派、吴派师承密切的‘扬州学派’江藩、凌廷堪等的音乐著述也大放异彩，更有后起之秀‘浙东派’‘浦东派’‘浙粤派’秉承乾嘉遗风殿后，使清代音乐学术盛于乾隆、嘉庆两朝，余绪延续至道光，绵延百余年音乐学术大势。”④孙晓辉：《乾嘉音乐学术论略》，《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3期，第49页。从乾嘉学派的视角出发，结合地理学的视角与维度，清代的乐律学研究呈现“南北两极”的地理态势，形成京师发达区、苏浙皖发达区、晚晴闽粤发达区。⑤参见拙文《清代乐律学家地理分布研究》，《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2期。

江永（1681——1762）作为“皖派”乐律学研究的中坚，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律吕新论》2卷、《律吕新义》4卷附录1卷、《律吕阐微》10卷三部专著中，并在易学著作《河洛精蕴》（1759年）中也有所涉猎。正如梁启超所言：“而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毛奇龄始著《竟山乐录》，次则江永著《律吕新论》《律吕阐微》，江藩著《乐县考》，凌廷堪著《燕乐考原》，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为将来著中国音乐史最好之资料也。”⑥〔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江永在《律吕新论》（至迟1721年）中以“均差”律学思维为起点，提出“今律”理论，而在《律吕新义》（1746年）中对“今律”理论只字未提，却明确引入了“河图”“洛书”的易理象数观念，而最终在《律吕阐微》（1757年）中，充分吸收朱载堉“新法密率”成果之后与象数思维相结合，表现出民族思维发展的历史线索对“新法密率”这一命题的影响。本文从江永的三部乐律学著作的写作缘由出发，对其乐律学研究的演变进行一个初步的勾勒。

《律吕新论》⑦笔者目前搜集到关于《律吕管见》的书名见于余光龙《双池先生年谱》、杭世骏《律吕管见序》、江永《礼书纲目序》、《律吕新论·论蔡氏律书未尽善》中，而《律吕新论》的书名见《四库总目提要》、《四库采进书目》之《山东巡抚第二次呈进书目》以及江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谱》。作为江永的第一部乐律学著作，《中国音乐书谱志》（以下简称《书谱志》）认为其成书年代约为1740年，现存两个版本，分别是守山阁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另守山阁丛书本附加钱熙祚跋。《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中除《书谱志》所述版本之外，另增清刘传莹传抄守山阁本。⑧刘传莹（1818——1848），清代学者，字椒云，号实甫，别署通糜生。据《中国古籍总目》所述，刘传莹传抄守山阁本今存湖北省图书馆，将该本与守山阁本进行比勘，发现脱文甚多。参见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乐类·律吕之属》，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48页。从江永编撰的《礼书纲目》⑨江永《礼书纲目》有三个版本，分别是嘉庆镂恩堂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和广雅书局本。其中，嘉庆镂恩堂本、广雅书局本为八十五卷，《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为九十一卷，多出的部分为《深衣考误》和《律吕管见》。附录中《论律吕》篇章的内容来看，其编纂体例与《律吕新论》完全相同，笔者认为《律吕新论》的成书年代至迟为1721年。⑩详细考证参见拙文《江永“今律”理论初探》，《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52页。鉴于《礼书纲目》对于分析江永早年的乐律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下文将从《礼书纲目》的编撰与刊刻来看江永是如何实现其“礼乐会通”的礼学主张的。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述“（《礼书纲目》）厘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续”，⑪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礼书纲目》作为清代重要的礼学著作，是清代赓续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礼书高潮时的产物。《礼书纲目》成书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江永时年41岁。该书是江永在婺城汪勋处当塾师时完成的，其构思和材料的准备及初始写作大约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⑫苏正道：《江永礼学研究——以〈礼书纲目〉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3；
114页。江永在复书汪绂（1692——1759）时提出：“书凡三易稿，初曰《存羊编》，次曰《增订仪礼经传》，三稿始易今名为《礼书纲目》，过程艰辛，且屡加斟酌而成。”⑬余光龙：《双池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99页。江永将《礼经纲目》⑭戴震在《江慎修先生事略状》中三次提及江永此书为《礼经纲目》。另外《安徽学政朱筠奏购访遗书情形摺》《安徽巡抚裴宗锡奏现得书名部数及酌定章程饬办情形摺》也称《礼经纲目》。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25页。改成《礼书纲目》，“表示他认为礼书的编撰必须植根于经典，同时也说明其书并非为礼用，而是资考核”⑮苏正道：《江永礼学研究——以〈礼书纲目〉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3；
114页。。

江永《礼书纲目》打破了朱熹以“家礼”开篇，继之“王国礼”，最后是“丧礼”“祭礼”的安排，而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进行排列。又增加了“通礼”“曲礼”“乐”三部分，从而改变了朱熹将“乐”入“学礼”的布局。⑯《仪礼经传通解》中《钟律第》为学礼六之上，《钟律义》为学礼六之下，《诗乐》为学礼七，《礼乐记》为学礼八。参见《朱子全书》，《仪礼经传通解》卷第十三、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礼书纲目》“乐”为第八十一卷至第八十五卷，篇名如下表所示。（见表1）

表1 《礼书纲目》“乐”部篇名表

将《礼书纲目》与《仪礼经传通解》进行对比，江永虽以朱熹为宗，但在《钟律》前则补充了乐制，对《钟律》也进行了增补。去掉了《仪礼经传通解》中的“律吕相生图”，对朱熹、蔡元定的乐律学也提出了个人见解。如：

今按上下相生，当以律书。汉前后志为正《吕氏春秋》、《淮南子》、郑玄《周礼注》、韦昭《国语注》、杜佑《通典》及朱子律寸，新旧二法皆云蕤宾、夷则、无射上生，大吕、夹钟、仲吕下生，与《史》、《汉》之说不同，虽大吕、夹钟、仲吕三律用倍数，则一然。诸家皆以数之多寡为生之上下，蔡氏谓其律吕阴阳皆错乱无伦，非相生之本法者，其说是也。今除《史》、《汉》以外，惟存郑氏之说，以备观考也，他不尽录。⑰〔清〕江永：《礼书纲目·卷八十一·十二律三分损益上下相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34册，第531页。

由此可见，通过《礼书纲目》的写作，使得江永熟悉了朱熹、蔡元定的乐律学理论，尤其是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更是作为《礼书纲目》采集群书目中宋儒集中的一部。⑱《礼书纲目采辑群书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34册，第3页。

《江慎修年谱先生》中对于《礼书纲目》有如下记载：

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是年抚院赵檄取《礼书纲目》。二年丁巳（1737年）……是年三礼馆檄取《礼书纲目》。三年戊午（1738年）……是年朝廷开礼书馆，十一月，礼部檄取《礼书纲目》。⑲江锦波、汪世重编：《江慎修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页。

三礼馆是乾隆年间特开众多官方书馆中的第一个，⑳张涛：《乾隆三礼馆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2页注释①。在三礼馆开馆之后，《礼书纲目》八十五卷抄本于1737年被征集。由此可以推测，江永的《礼书纲目》至少为三礼馆臣所知晓。江永于乾隆六年（1741年），随三礼馆纂修官、学术赞助人程恂入京师，这为江永创造了与著名学者方苞、吴绂、梅瑴成、杭世骏学术交流的机会。对于一个一生行走于乡里的布衣学者而言，江永通过编撰《礼书纲目》为自己带来了学术声誉。

《礼书纲目》成书后流传不广，三礼馆檄取的本子仅有抄本，以至于汪绂致信江永询问该书内容时，还不清楚该书的书名。㉑乾隆元年（1736年）汪绂致信江永：“又闻此书未经付梓，而别有《四书名物考》之刻，夫名物之考，务博洽耳，于礼经孰缓孰急？”参见余光龙：《双池先生年谱》“乾隆元年四十五岁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85页。至1772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博采遗书，婺源县令张善长、婺源教谕王永椿、安徽巡抚裴宗锡将江永《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律吕新论》两卷、《律吕阐微》一卷等书咨送四库馆。㉒“先生书详抚院裴，教谕王，将先生书详学院朱，各咨送四库馆。是年四库馆採入《周礼疑义举要》七卷、《仪礼释宫谱增注》一卷、《礼记训义择言》八卷、《深衣考误》一卷、《礼书纲目》八十五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群经補义》五卷、《乡党图考》十卷、《律吕新论》两卷、《律吕阐微》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算学》九卷、《古韵标准》四卷。”参见江锦波、汪世重编：《江慎修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9页。四库馆采入江永书十三部，其中包括《礼书纲目》八十五卷。㉓同注⑫，第115页。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王太岳还根据《朱子语类》《仪礼经传通解》等文献对《礼书纲目》进行了勘对。㉔王太岳在《四库全书考证·卷十四·礼书纲目》中根据《朱子语类》《仪礼经传通解》等文献对《礼书纲目》进行了勘对。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记载：

《礼书纲目》九十一卷，写本。右国朝婺源江永撰。……另立乐一门居后。又附以《深衣考误》一卷、《律吕管见》一卷。此书荟萃众家，挈纲列目，缕悉条分，说礼之总龟也。㉕〔清〕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6-87页。

由此可知，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使用的是《礼书纲目》九十一卷的写本。对于《律吕管见》一书的内容，《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律吕管见》（家藏本）……谓三分损益、隔八相生，非自然之法。”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51页。江永复书汪绂信札中提出：“古今绝无发明者，爰悬琴于壁，仰卧思之，忽得其理，以伏羲先天八卦、画及节气、纳音相通，以琴徽为本，证以他事，为《律吕管见》二卷。”杭世骏《律吕管见》序提出：

著《律吕管见》二卷，匪独启陈蔡两家之槖籥，并前后《汉志》两千年所未定之理。……由俗乐以证雅乐，其流可合，其源益疏，而欲深探其终，始推寻于空积忽微之数，则非心知其意者不能矣。故曰律难定于历。先生荒邨，寂寞投老，着一家之言。㉗〔清〕杭世骏：《律吕管见序》，《道古堂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从引文可以看出《律吕管见》所论乐律学问题“以琴徽为本，证以他事”，与《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律吕新论》“其大旨以琴音立说”的评价基本一致。《续修提要》“三分损益、隔八相生，非自然之法”与《律吕新论》中的“辩三分损益上下相生之非”“论后人当破三分损益之说”等篇章以及杭世骏“由俗乐以证雅乐”与《律吕新论》中“俗乐可求雅乐”所述观点也基本吻合。

江永在《律吕新论》中批评朱熹将“纪之以三”理解为三分损益。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钟律义》中对“纪之以三”理解为“此疑谓三分损益之法”。㉘参见《朱子全书》，《仪礼经传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3页。江永则提出：“《国语》伶州鸠之言有‘纪之以三’一语，朱子疑其谓三分损益，然韦昭解此以三为天、地、人，则亦未必其果如朱子之说也。”江永不同意朱熹的“三分损益”说，认为“若夫声律之三分损益，窃谓其出于人，而非天也”的观点。另在《律吕新论·上卷·论三分损益》中也提出“三分损益上下相生之非”“古时未有三分损益之说”“后人尝破三分损益之说”等观点。

而江永对蔡元定的批评，在《律吕新论》开篇就指出：

如蔡西山先生律吕本原、证辩二篇，固为朱子所极取。然而理不厌精，学不厌辩！诚能于古人成说之外，别辟一解、别创一法，似新奇而实为平易，似臆说而又有据。依此亦先儒之所不禁也。永于律吕一事殚思有年，窃疑西山先生之书，犹有未尽善者，自以管见为书二卷，非敢必以为是也。将俟当世君子论定焉耳！

蔡元定的十八律理论，江永认为“六变律”实际上就是京房六十律中的执始、去灭、时息、结躬、变虞、迟内六律。如：

蔡氏亦讥房之失，而取《通典》变律子声之说，仲吕生变黄钟，以下有六变律。则亦四十八律中执始、子黄。去灭、未林。时息、寅太。结躬、酉南。变虞、辰姑。迟内、亥应之异名耳。

江永还认为“六变律”理论的提出，是拘泥于三分损益指法而造成的。如：

蔡氏取黄、太、姑、林、南、应六变律，各有半声，有用有不用，似非自然之理。如当用此律，则宜用其正律，不能用全律，则宜用正律之半声而已。何为舍其正者不用，必用其近似不正者乎？其所以然者，但拘于三分损益之说。

另在《律吕新论·下卷·论琴》中，提出了“蔡氏之书证之于琴而不合，其大者有六”的批评。

江永认为律学精深，所以有《钟律》正篇存古制，把自己对于“乐”的补正单独列出，于《钟律》前补辑《乐制》，以《乐记》为主增补乐书，表微他对《乐记》的重视，从而实现《礼书纲目》“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㉙〔清〕江永：《礼书纲目》“序”，《丛书继承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153页。的编撰目的。而《律吕新论》只是在对《仪礼经传通解》和《律吕新书》进行充分的研读之后，附于书末的对于朱熹、蔡元定提出批评的个人学术思考。《律吕新论》作为《礼书纲目》的副产品，其写作出发点是欲“破三分损益之说”，从“律与历通”的观念出发，加之受到古琴“安徽”之法这一固化在乐器机制层面上的数理逻辑关系的启发，运用“均差”的方法，探索了实现“黄钟还原”的个人化方案。从方案打破了律名与乐音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只是历史上探索“黄钟还原”的一个失败案例，但同时也为在1757年读到朱载堉《乐律全书》后，感叹自己“犹逊载堉一筹”埋下了伏笔。

《律吕新义》（4卷附录1卷）是江永的第二部乐律学著作，完成与乾隆十一年（1746年）一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江永“论乐据算法以推律度，实为精密可取”，但关于河图洛书纳音的内容“则误入歧途，……又何必炫词于此而后为快哉”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50页。。《书谱志》认为《律吕新义》主要有三个版本，分别为正觉楼从书本、光绪七年（1881年）李翰章刻巾箱本、㉛巾箱本之名，始于南齐，而盛于宋，巾箱本又称巾箱细书，主要是指版面或体积较小的古书。清代制作的巾箱本与前代相比，版面更小，携带更方便。旧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律吕新义》旧抄本，该本钤“皖江马氏素行居珍藏图籍印”朱方，另有眉批。李翰章《律吕新义序》中指出：

婺源江慎修先生，深于礼、乐之学，所著书《四库》甄录者甚伙，《礼经纲目》既有单行本，惟《律吕新义》四卷为外间罕见之秘籍。金山钱氏守山阁丛书刊有《律吕新论》一卷，即此书之第四卷，此外无傅焉。余嘉其算律精确，说里透彻，足以鼓吹承平，因校定行世，愿与天下学人共宝之。㉜江永：《律吕新义》，《续修四库全书》，第1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1页。

守山阁丛书本《律吕新论》为二卷，且是以四库本为底本重刊，李翰章述“《律吕新论》一卷”应为缺笔。

按李翰章所述，比较《律吕新论》卷二与《律吕新义》卷四，其中论四清声、论候气不可信、声音自有流变、再论乐调这四个篇章是有一定重复的，但篇幅上《律吕新义》有所扩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江永又经过十几年的思索，将《律吕新论》中的一些观点进一步阐发，《律吕新义》在理论律学方面的视野较《律吕新论》宽泛了许多，重点关注到了隔八相生、八十四声、蔡邕十二笛、燕乐四声二十八调、声律体用一源等内容。

《律吕新义》的写作缘由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自《礼书纲目》以来对朱熹、蔡元定学说的思考。江永在《律吕新义序》中指出：“西山蔡氏之书，永少而服膺，年三十而渐疑。”作为江永弟子的戴震更是提出“犹恨不能起朱子及蔡西山而质之”㉝《善余堂文集·附戴东原撰寿序》，吴县潘氏抄本。徐道彬考证该书部分内容或有掺入。参见徐道彬：《〈善余堂文集〉辨伪》，《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戴震如是之辞也从侧面证明江永的基本观点。

二是来自时任安徽学政的王兰生（1679——1737）所引述的康熙“论乐至言”，江永称之为“皇言定声”。江永在《律吕新义序》中指出：“及五十（1730年），得闻交河阁学王公（王兰生）之说，谓琴大弦是徵，非宫。十年后（1740年）始见李文贞公（李光地）奏札，得读圣祖仁皇帝论乐至言，且明示以‘宫声君也，宜居中位’一条，遂砉然心开、如寐方觉。”

三是江永个人对于自然数理的认识。江永自己“反覆《管》、《吕》之书，乃始豁然有悟”且“始悟有自然理数，寓于河洛之中”㉞《善余堂文集·附戴东原撰寿序》，吴县潘氏抄本。，从而“约为《律吕新义》数卷”。

王兰生在任安徽学政期间（1729——1732），视学徽州，与江永有过深入交流，王兰生非常欣赏江永的才华，推荐他升太学就读，但江永因“家计维艰未赴”。㉟同注⑫，第55页。对于王兰生的音乐活动，《清史稿》有如下记载：

兰生为学原本程、朱，光地授以乐律，与共校朱子《琴律图说》，刻本多谬误，以意详正，遂可推据。既入直，圣祖授以律管、风琴诸解，本明道程子说，以人之中声定黄钟之管，积黍以验之，展转生十二律，皆与古法相应；
又至郊坛亲验乐器，推匏土丝竹诸音与黄钟相应之理，其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㊱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列传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73页。

从引文可知，对于乐律理论，王兰生授学于李光地，并与李光地共校朱熹《琴律图说》。

王兰生视学徽州与江永二人“纵言至于乐”，王兰生提出“琴大弦是徵声”，江永惊讶于这种说法，再数年之后又读到李光地奏札，才知此说得自康熙皇帝。《律吕新义·卷首》为“皇言定声”，其所述内容引自李光地《榕村集·卷二十九·覆乐律数表札子》，针对康熙所述：“古人论乐，言高下必言疾徐，有高下而无疾徐，非乐也。故西人有五线六名，以辨高下，有八型号、三迟速以别疾徐，其说深爲可取”，江永提出：“西人五线、六名及八形号、三迟速未闻其名，所谓五线六名，其犹今人之管色字乎”的结论。

李光地、熊赐履奉敕编辑的《御纂朱子全书》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根据《御纂朱子全书》“承修校对监造诸臣职名”，李光地任承修，王兰生任御前校对。在《御纂朱子全书》“凡例”中李光地表达了对于校正朱熹《琴律》篇的情况。提出：

今汇合诸本，校对从其义之长者，亦有诸本齐误，无从考正。而寻其文意，可确知为某字之讹，如《琴律》一篇才数页耳，而错误近百字。然依律吕之法，皆可以推算而得之，如此之类皆改正，其可知者，而阙其疑。

江永对于李光地的直接学习，主要体现在对象数与乐律关系的理解。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卷二十一·启蒙附论》中认为“图书为天地之文章，立卦生蓍为圣神之制作，万理于是乎根本，万法于是乎权与”。江永在此基础上认为：“然则声律之理法，岂有不出于图、书者乎？”并在《律吕新义·卷三下》提出：“文贞公深明象数之学，以方圆倍半之理，推原声律相生、倍半相应，值抉造化之微，古今论律者所未及。”江永绘制了声律倍半方圆幂积图，体现了他对于方圆相函的初步理解，也为之后对朱载堉“内方尺而圆其外，则圆径与方斜同，知方之斜，则知圆之径矣”的准确理解埋下了伏笔。

《律吕新义》的写作以朱熹、蔡元定为基础，通过结交王兰生，进而管窥李光地的乐律学、象数研究，以“圣训五条”为基础，结合自己对河图、洛书的研究，提出了“河图含隔八生十二律图”“洛书含句股为声律之原图”等学说。但江永对成书于1714年康熙敕撰的《律吕正义》并没有表达出太多热情。

《律吕阐微》（10卷首1卷）是江永的第三部乐律学著作，完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八月。自乾隆十八年（1753年），73岁的江永馆于歙邑西溪，即在汪悟凤的不疏园开始了他晚年的著述和人才培养。这时江门七子的方矩（？——1789）、金榜（1735——1801）、汪梧凤（1726——1772）、郑牧（1714——1792）、戴震（1724——1777）、汪肇龙（1722——1780）、程瑶田（1725——1814）均已拜师门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初，江永馆于灵山的方矩家，在“属访世子（朱载堉）书，乃得之藏书之家”后，江永对《乐律全书》和朱载堉本人钦佩不已。“余读之，则悚然惊、跃然喜。……愚一见，即诧为奇书。盖愚于律学研思讨论者五六十年，疑而释、释而未融者已数四，于方圆幂积之理，几达一间，犹逊载堉一筹，是以一见而屈服也。”

《书谱志》记录《律吕阐微》有五个版本，分别是据四库本影抄、近代庐江刘氏碧远楼兰格抄本、旧抄本（陈东塾藏印陈氏批校本）、四库发还本、钞四库全书本。除此之外，笔者另见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藏清抄本（邢之襄藏本）、上海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藏孔氏岳雪楼影抄本。四库发还本、旧抄本（陈东塾藏印陈氏批校本）、清抄本（邢之襄藏本）、孔氏岳雪楼影抄本均为十卷首一卷。

四库发还本为清廷纂修《四库全书》时的底本。张学谦《南京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十种及其学术价值》一文中对该本的特征有如下描述：十一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有栏，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上书书名，中书卷次，下书叶数。首丁丙跋，与《藏书志》同。序叶钤“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书中又钤“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白方、“钱塘丁氏正修堂藏书”朱方、“曾经八千卷楼所得”朱方、“钱塘丁氏藏书”白方、“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白方、“八千卷楼藏阅书”朱方、“善本书室”朱方、“八千卷楼”朱方、“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朱方等印。考《四库采进书目》，仅《安徽省呈送书目》有《律吕阐微》二本。《四库总目》据两江总督采进本着录。㊲张学谦：《南京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十种及其学术价值》，《图书馆杂志》，2013年，第10期，第91页根据“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八千卷楼”等几方印玺，笔者推测丁氏兄弟补抄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也据此书为底本。

四库发还本首有《律吕阐微·序》，署“乾隆丁丑（1757年）仲秋之望，婺源江永慎修氏书于古歙之灵阳”，《又序》署“乾隆丙寅（1746年）上卷婺源江永慎修序”，又序下属“此昔年《律吕新义》之序”。馆臣于两序上墨笔批“抄”字，又于《又序》末画出版心抄写格式。江永序与又序，清抄本（邢之襄藏本）、旧抄本（陈东塾藏印陈氏批校本）、孔氏岳雪楼影抄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均有此二序，仅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未抄入二序。通过比较发现，孔氏岳雪楼影抄本与四库发还本在缺页、脱文方面完全一致，可以肯定此二本为同一版本系统。

关于《律吕新义》与《律吕阐微》的关系，江永在《律吕阐微》卷首中指出：“既自幸草莽愚生，获闻至论，因以管益之见，妄为窥测，撰《律吕新义》数卷，谨以圣谕五条题为‘皇言定声’，恭载书首，今易《新义》为《阐微》，仍加诊释，读者当细绎焉。”根据上述引文，比较《律吕新义》与《律吕阐微》篇章结构的对应关系。（见表2）

表2 《律吕新义》、《律吕阐微》篇章结构对应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江永对朱载堉成果的继承主要集中于卷一律尺、卷二律率、卷三律度、卷四律体、卷九审度之中。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

（律吕阐微）其作书大旨，则以明郑世子载堉为宗。惟方圆周径用密率起算，则与之微异。载堉之书，后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评骘。……永于载堉之书，疏通证明，具有条理。㊳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9页。

乾隆皇帝在《御制律吕正义后编》（1746）中对朱载堉进行全面的批评。如：

问黄钟长九寸，空围九分，三分损益生十一律，既闻命矣。明郑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不宗黄钟九寸，不用三分损益，不拘隔八相生，不取围径皆同。何也？曰：载堉之臆说也！㊴允禄、张照等奉敕纂：《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一百一十八·乐问二·朱载堉新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88页。

还列举了朱载堉乐律学研究的十大“臆说”。在编撰《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曾下六道御旨围攻朱载堉。如命诸皇子及邹奕孝㊵邹奕孝，字念乔，江南常州府金匮县人（今江苏无锡）人。邹奕孝为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校理左春坊左庶子，国子监祭酒，在四库馆的职务为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在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兼管乐部事务。（1728——1793）对朱载堉《乐律全书》进行考定：

朕披阅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论音律算法，称引繁赜。但其中较《律吕正义》一书疏漏岐误之处，正复不少。……着交管理乐部算法馆之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邹奕孝、喜常，会同精核朱载堉所着此书，分门别类，务将《乐律全书》较《律吕正义》疏漏岐误之处，分列各条，公同详晰订证。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著皇六子永瑢等将〈乐律全书〉疏漏处订正载于提要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82页。

臣等顷奉谕旨，将《乐律全书》校正条例并增注七音各谱缴进。适六阿哥已将前书同邹奕孝、喜常遵照指驳各条，添撰案语叙入条例，并于增注七音谱内改正。谨将原书夹签，同增注原谱一并进呈。谨奏。㊷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军机大臣奏谨將〈乐律全书〉夹签同增注原谱一并进呈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86页。

因为乾隆皇帝对朱载堉的批评，使得整个清季对朱载堉都是避而不谈的，但《律吕阐微》一书却是因为朱载堉而起，江永在书中数次表达了他对朱载堉的崇敬之情。例如：

律数精微，世子深通算学，故能启悟。乗除开方，不惮烦劳，推至二十余位，皆从艰苦得之。宋儒言“格物穷理”，此一项工夫欠缺者多矣。

因律管长短，推出管体厚薄与空围大小。外周、内周、外径、内径、平幂、积实皆方圆相函自然之真数。此数千年未泄之秘，世子始发之！

且在修《四库全书》之前的1757年《律吕阐微》就已完成，这似乎让以邹奕孝为首的乐部大臣甚是为难。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法，既可以将《律吕阐微》收入《四库全书》，又不至于给自己引来处罚，于是将江永明确阐发对朱载堉“一见而屈服也”的序文从贮藏紫禁城的文渊阁本中删去，将乾隆皇帝曾下六道御旨附于《乐律全书》之前，却又在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本中保留了该序，由此可窥见以兼管乐部的详校官邹奕孝为首的四库纂修官们的“矛盾”心理，所以《律吕阐微序》有这样的际遇，也正突显出江永追随朱载堉的价值。

江永将自己的乐律学观点借助于河图、洛书，从数、律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阐发，充分接受朱载堉“新法密率”的理论成果，并提出朱载堉“惜其未考古人周径密率，误用圆周四十容方九之率，是以算律管及周鬴，皆有微强之数，不得其真”的结论，因此在异径管律、量律新法等命题方面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㊸石林昆：《论江永对朱载堉乐律学思想的继承与进一步实证研究》，《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4期。

江永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一月末，完成了易学著作《河洛精蕴》一书。为何在79岁高龄时撰写《河洛精蕴》，江永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余学《易》有年矣，古今诸儒之说亦尝遍观矣。窃疑圣人之所以则图、书作《易》者，必有的确不可移易之理。”㊹江永：《河洛精蕴》，徐瑞整理，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页。江永取名“精蕴”，不仅回归其毕生的学理渊源，提醒人们走出学易盲点，提醒学《易》者深刻认识到河图、洛书为“画前”之“易源”。在篇章安排上，内篇为“河洛之精”，外篇为“河洛之蕴”。乐律学作为图、书、卦、画所包含，推广他事可旁通的“河洛之蕴”，置于卷七。其篇章结构与《律吕阐微》相比，只有“列律图”“六十纳音分上中下声图”“图书为声音之源说”“字母配河图之图”“五十音应大衍之数图”是不相同的，且其中不乏对朱载堉成果的引述。而《河洛精蕴》卷六中的“论三率连比率”等观念，已经建立起了律管长度与“洛书”之间的对应关系。㊺石林昆：《象数思维与江永的律学观》，《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4年，第4期，第39页。

中国古代乐律学理论，在朱载堉之后的清代经术之学、考据之风盛行的学术背景下，乐律学家和乐律学著作大量涌现，江永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江永的乐律学研究，基于“礼乐会通”的思想，肇始于《礼书纲目》的编撰。在充分研读朱熹、蔡元定之后完成个人的学术思考。继而通过结交王兰生，管窥李光地的乐律学研究，直至受到朱载堉《乐律全书》的启发，将个人的易学研究与乐律学研究相结合，使其成为朱载堉真正的知音。江永从礼学转向乐律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专门学科的研究，代表着钱嘉学术向专门研究转向的新趋势，同时也体现了清代中期学术由理学向汉学转变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