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文学”视域下的审美图景与叙事策略

王欣睿

文学的审美是依托文学的语言、叙事策略来表达的，“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助语言来做雕型描写的艺术。”“闯关东文学”就是借助史传叙事的艺术手法与悲壮离奇的故事情节、粗犷刚健的语言特质和独具匠心的关东风貌来展现其审美追求的。

“史传叙事”作为艺术创作的叙事模式，由来已久。“史传”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蓝本的文学创作，“叙事”是讲故事。在多样化文学体裁中，如神话、寓言、传记文、纪实文、小说、报告文学等都有史传式的叙述方式。“闯关东文学”因其移民历史“群体性需求和群体性行为构成了普遍的‘集体性’伦理特征”，恰如其分地传承了中国史传叙事的传统，运用史传叙事的艺术手法，绘写着移民的迁徙史。虽然“闯关东文学”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历史题材，但它表现的是真实移民潮的景观，因而在艺术创作上采用史传叙事可谓恰当。

“闯关东”这段历史内涵丰富，有民俗、有故事、有文化、有精神，以文学来表现的难度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好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在“闯关东文学”版图中，我们看到作家的创作通常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虚构，也就是虚实叙事，作家以真实的历史为虚构的平台，搭建起历史大事件下不同层面的虚构故事。在《闯关东》中，既有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如张作霖、郭松龄等人的登场；
也有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如蘑菇屯事件、哈尔滨保卫战等，“在客观表述现实生活基础上，生成人物及其命运”；
还有虚构创作的人物如朱开山、朱传武、鲜儿等等。虽然历史上没有这些虚构人物，但他们身上映射着移民时代众多“闯关东”移民者的身影与精神，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了作者要表达的情感内涵与民族精神。另外，“闯关东”是民众自发形成、自力完成的迁徙大潮，本身就染上了浓重的传奇色彩，所以，“闯关东文学”在创作上又大多带有史传视角的传奇叙事色彩。

“闯关东文学”中“传奇”意态，相仿中国小说“传奇”叙事传统，一般来说，主要可以从人物传奇和情节传奇两个方面来讨论：

“闯关东文学”在整体上能够成为平民史诗式的文学样态，首先就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的传奇人物，以及这些传奇人物身上的传奇经历。这种传奇经历又经过时代的发酵，最终形成了宏观的历史叙事与直观的传奇叙事。以“闯关东文学”集大成式的传奇人物朱开山为例，首先，他还未出场，单凭事迹，就已然是一个平民化的传奇英雄形象，就连同样的英雄人物“镇三江”，在未曾谋面前都要赞上一声“那是真汉子，跟他比，我镇三江就是一个土鳖”，这足见他早年事迹中的传奇气概。其次，在其登场后，又是一系列传奇事件接踵而至，他辗转金场、农场之间，性情挥洒，辣手复仇，谦和隐忍，用心耕耘；
他纵横山场、矿场之内，纵横捭阖，坚持道义，从容来去坚强不屈，如此事例集合起来，用传奇性的事件，突出了传奇性的角色。最后，小说又把整个场景转入传奇性的时代之中，在民族斗争的壮丽画卷中，塑造了人物以德服人、重情重义、身负家国情怀与民族担当的传奇形象。这也基本是“闯关东文学”传奇叙事的脉络与基调。

“闯关东文学”的情节，也恰好具备这样的塑造能力。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闯关东”的主人公们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奋斗，同时不断地产生情感的、家族的、团体的、民族的种种矛盾。也恰好可以在一系列的故事脉络中，繁衍出情节本身的传奇性质。

“闯关东文学”的传奇化，源于它的“闯”字，这个“闯”字，是闯荡的“闯”，是闯过的“闯”，是闯入的“闯”，甚至也是闯祸的“闯”。“闯”字本身，是一个动词，动词表现的是变化、是行为、是力量的运用，那么“闯关东文学”中的“闯”字，意味着一个生命贯穿始终的奋斗过程。所谓的闯荡，是传奇性的由来，“闯关东文学”中大多数“拓荒者”形象的塑造中，都有着无畏闯荡的意识，这也是“闯关东精神”的源流；
所谓的闯过，是传奇性的延续，小说的情节都是在一重重困难、一次次艰险、一份份磨难中逐层展开的，也正是闯过这些的义无反顾，为情节的传奇性张本；
而闯入，则是传奇性的发展，无论是角色闯入新的生活环境，还是新的事件闯入角色的生活，都能推动剧情，产生影响，到最后，闯祸则是传奇性的分支，由不可预估的事件的插入，引发无数的分分合合。

“闯关东文学”不仅书写这段历史的传奇，还将这段传奇赋予了“悲壮离奇”的色彩。一方面来自“闯关东”事件本身所体现出的永不服输、开拓进取、迎难直上的“闯关东精神”，在严酷恶劣的社会环境里抚平创伤、战胜命运的“闯关东人”体现出的坚强的品格与阳刚的英雄态度，本身就是“平民史诗”这种传奇性模式的塑造者。在这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是“闯关东文学”延续精神的同时，通过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塑造，尤其是人物悲欢离合结局的体现，所传达出的悲壮离奇色彩基调。如，“镇三江”死难一段，也是如此。先是朱传杰与“镇三江”相逢，偶遇零星土匪，还算相安无事；
随后则是“天外天”大队人马开来，“镇三江”寡不敌众，身受重伤；
进而再到双方交涉，彼此立场不同；
随后小康子抢枪，矛盾激发；
进而“镇三江”为朱传杰挡子弹，生死未卜；
突然峰回路转，鲜儿和老四带着大队人马开到，形势逆转；
最后则突然急转直下，“镇三江”再也没能睁开眼睛。正是在这种反复冲突、情况迭出的情节架构中，读者跟随着极快的节奏，看到了“镇三江”的冷静判断，无私担当，而每一幕情节又都让人极易回想起过往情节中“镇三江”的勇敢无惧，豪爽担当，重情重义，与之前一次次的逢凶化吉。到最后，却又突然直面这个极其讨喜的英雄人物撒手人寰，这前后的落差之间，更是将最后悲壮的氛围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对于《闯关东》中的朱传武来说，他最后的死亡则无疑是对这个人物的彻底升华，这种升华，是在国家、民族的传奇范畴，以人物的悲壮结局和历史选择，来拔升人物的道德情怀和性格意识。朱传武的死亡，立刻将这个莽撞执拗、一意孤行、激烈冲动、不负责任、不成气候的人物，塑造成了投身军旅，为国为民慷慨牺牲的英雄形象，也奠定了全书最后的悲剧氛围和朱传武个人的传奇意态。

由此可见，“闯关东文学”史传叙事与传奇色彩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闯关东”的传奇色彩是基于移民历史事件中的传奇故事，或者说将传奇性质的时代、背景、经历等等发端进行传奇语态的发展和演绎；
第二，这种文学创作方式是写作者有意识运用的，这种意识贯穿于情节的架构，故事的延展，人物的设定之中，用恢宏多彩的意态进行展开和描摹；
第三，这种意识表露之后，要能够传递写作者的思想意图，任何一段传奇，都有其文学意义与时代意义，都有它背后的理念表征，这种理念同时也加深了情节的传奇性；
第四，这种传奇色彩也有着自身艺术形式上的追求，简言之这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趣，一种宏观的审美追求。

“闯关东文学”的审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其语言特质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从历史源流来说，这种地方特色主要以山东、东北的方言为主。也正是因为“闯关东文学”中处处方言的体现，也让“闯关东文学”的语言更接地气，更贴近生活，更符合每天为了生活不断奋斗的社会底层民众的语言特质。也正是因为这些方言中或多或少存在的比喻豪放、粗鄙无文的特点，也最后成就了“闯关东文学”语言特质中粗犷甚至带着几分粗俗的特色。

首先，山东话和北方话，都具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山东话里，更多透着齐鲁大地的平实，透着广阔地域上的厚重气息；
而东北话则色彩鲜明，带着白山黑水间的放荡不羁。山东人习惯用“俺，俺们”来称呼自己，这种称呼在“闯关东”小说作品中可谓随处可见。比如《闯关东》中传文刚一出场时，被乞丐围住后说的：“俺也饿着肚子呢，俺有急事”；
谭永庆自我表述时也是：“从前俺家这大门口断过车马吗”；
又或者是土匪口中的：“俺们土匪草寇没规矩”。可见这种自称是不论阶级、不论人物的统称。其他典型称呼如“姥娘”“闺女”等等，也都带着典型的山东特色。还有像最初传武和传杰对话之中，传杰一句“就着话吃了”也是典型的山东式的表述。这样“就着……吃了”的表达，也很有几分灵活生动的意味。而最有特点的则像传武娘称呼传武是“活兽”，这样极其粗犷的形容，于一个词之间，显现出类似“倔强，野性，反叛，混小子”之类的意向，可就语言而言，粗俗中更有独到的意味。

东北方言则有着黑土地上更加粗俗的特点和几分形象生动。比如说，《闯关东》中韩老海提到朱开山时，用了“朱开山，尥蹶子去了关东”的说法，尥蹶子，本来指的是骡马一类的动物向后踢腿的动作，在这里被韩老海用在朱开山身上，直接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朱开山不管不顾的风格，和驴马一样倔强的脾性。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又比如韩老海嘲讽那文的一段“我还当是高手呢，原来是只油葫芦，到底是骒马上不了阵。”其中的油葫芦又是典型的东北方言式的表述。以油葫芦三个字，代表中看不中用的意味，堪称是恰如其分，随口说出，更是蔑视感十足。到最后直接把那文比作上不了阵的骒马，则又显得十足的粗鄙和轻蔑来。又比如秀儿在抱怨传武的时候，一句“好心当成驴肝肺”则又是显得生动有趣，表述得十分到位传神了。

上面方言中的种种词语，形象生动，有的妙趣横生，有的粗俗到位。一方面，增强了小说中人物语言的表现张力，平铺直叙的话语，以方言的形式说出，更有几分泥土的味道和生活的气息，同时也能让人物的性格突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境下，也能传达不同的态度。或脱口而出，或生动比喻，或冷嘲热讽，都是粗野之中不失特色的。而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这种平民化的平时表现，也让小说的情景更加地真实，语言表述更加地到位。

“闯关东文学”中，这种方言特色的表述，是粗俗的，但也是生动的。它来自生活，给人以实实在在的感觉。让小说的人物之间表现得更加贴近，更加紧凑。

同时，“闯关东文学”中，还有一系列俗语的存在。比如说“装大尾巴蛆”“小姐身子丫鬟命”“板着驴腚亲嘴儿不知香臭”“懒驴子懒马屎尿多”等等。这些俗语本质上粗俗不堪，大多是从生活中就地取材，比如说蛆虫、驴马等等，具有一定的表述力和概括性，简洁精练，有的带着趣味性，有的也难免下流恶心。其实，纵向来说，俗语的应用在文学作品中也是极其常见的。这些俗语里，都带着典型的地方特色，职业特色，比喻生动，形象传神。“俗语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带有一定的方言性。指谚语、俚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可以说，也正是因为这种俗语的大量体现，方言的不断涌入，“闯关东文学”中语言具备传统之中有几分粗野，形象之中带几丝鄙陋的粗犷的特质。

我们关注一类文学的语言特质，同时还要从这类文学的语言创作目的出发。不同的语言创作目的，带来不同的语言风格，体现不同的语言特质。我们以几本同样以历史脉络、历史时期、历史人物或者历史发展为背景的小说为类比，来看待“闯关东文学”的语言创作目的，进而研究其语言特质。

第一种是以传播和表现为语言创作目的的，这种目的的文学创作，在语言特质上一般更加凝练，更加有渲染力和场面效果在语言上更加利落，在解释上更加纯粹。

第二种是以塑造和阐释为语言创作目的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讲求的就是语言的虚实相生，阐释明确。这种塑造和阐释的铺叙，在现代小说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不难发现，对比上一种语言目的的直接表现与简单凝练，这种以塑造和阐释为语言创作目的的小说，更多采取的是旁观者的铺叙展开的方式。在对比后说理，在说理中总结，最后试图传递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共鸣。

对于“闯关东文学”而言，则是在上述两种创作目的的综合间，一方面，加入自己独特背景来源所产生的语言风格，一方面，加入自己情节把握里的语体异同。进而来进行人物上的塑造和情节上的表现。综合来看，“闯关东文学”的语言特质，可以概括为粗犷刚健。所谓的粗，是源自“闯关东”背景下，整体的主人公特色，“闯关东文学”的人物的主体，或者是中原大地上衣食无着、忍饥挨饿的底层百姓；
或者是东北大地上生活、文化都相对粗糙的原有人群，甚至还有占山为王，相对粗俗的土匪群体。正是因为这样的整体主人公特点，导致“闯关东文学”必须选取更加接地气的方式，用更加粗俗易懂的语言，来进行语言的组织和架构。所谓的犷，则是因为闯关东地域流变之间，必然会产生的几分犷远，几分荒凉的脉络氛围，和由此而来的更加粗糙、更加大气的语言意象。比如说《闯关东》最开始的一段，“北风呼啸着掠过，让阴沉的天空更显萧瑟，而村庄间简陋的道路上，一群群拖家带口的人推着独轮车向远方沉默又疲惫地走着，他们都是要去闯关东的难民——虽然故土难舍，但是裹腹活命是最现实的生活。”第一句从北风，到天空，到道路，再到人群，都是选取了最直观也最恢宏的意象进行描摹，在这样的描摹里，本身就有一种渲染存在，作者通过语言的点点加缀，视角的不断变化，体现的不断深入，让读者有逐渐地置身其间之感。而所谓的刚，则是源于“闯关东”移民人物的本身特质。在“闯关东文学”的主流论述中，占据最大比重的人物，多是阳刚豪放的男人形象，或者身具男人性格的女人形象，这些形象是“闯关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也是“闯关东文学”必然要表现的。所以，在语言特质上，才会有一种刚性存在。同时，汉语本身也是一种刚性语言的存在。这种刚性的表征中，是坚强的，坚硬不易变化的，也是男子汉形象所应有的特质。而最后，所谓的健，则是体系成型，秦牧指出“人只有在认识透彻的时候，才能够说出清晰的、有力的语言；
只有在感情激越的时候，才能够说出新鲜、感人的语言。”这种体系成型，就是在小说明晰的表达之上，形成准确的条理。而最后，“闯关东文学”的语言创作目的在对上述两种语言创作目的进行的融合，则体现“闯关东文学”的语言，追求的是塑造和表达，这种追求体现在具体小说中，则表现为对话较多，较铺叙，而情节转折则相对简单上。

民俗文化是“闯关东文学”中非常重要且具有独特性的内容。这部分主要指东北地域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风俗和生活文化，主要集中在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服饰、居住建筑、饮食文化、民间艺术、礼节、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东北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人在适应环境、利用环境的过程中，保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长期以来，“闯关东文学”作品中展现了众多关于东北习俗、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图景，使我们加深了对东北人和东北文化的认识。其中民俗歌谣《关东十二怪》道出了过去东北怪俗，并广为流传：窗户纸，糊在外，/草坯房子篱笆寨。/烟囱安在山墙边，/房山门子往外开。/索罗杆子撮门外，/姑娘出门叼烟袋。/两口子睡觉头朝外/公公穿错媳妇鞋。/养活孩子吊起来，/抓“嘎拉哈”决胜败。/骡马驮子驮大载，/马拉爬犁比车快。/冰糖葫芦压破街，/黏谷米糕赛锅盖。/前飞后走吃火锅，/牛皮靰鞡就是鞋。/冰猴子，满地拽，/冬日偏有梨花开。/铜帮铁底松花江，/木头沉底石头漂起来。此歌谣生动再现了原东北地区特有的风俗景象：作为交通工具的“爬犁”，“姑娘叼烟袋”、“睡觉头朝外”的关东习俗，“窗户纸糊在外”、“篱笆寨”、“烟囱山墙边”、“门往外开”的北方建筑，“孩子吊起来”的地域风俗，“嘎拉哈”“冰猴子”的北方娱乐。

东北除了《关东十二怪》，还有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段子。《闯关东》中，朱开山与夏掌柜、牛得金等喝酒畅聊，还提到了关东有趣的风俗，如“关东‘四大黄’：秋后的林子，老虎的身，大姐的肚皮，狗头金；
‘四大香’：狍蹄筋，飞龙鸟，猴头蘑菇，冻水饺；
‘四大红’：枫树林，杀猪的盆，新媳妇的盖头，老爷府的门……”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维持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美国学者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食物是生理需求层次中的重要元素。关东饮食文化在于“特、冻、炖”，特色饮食有黏豆包、酸菜、大酱……；
冷冻食品有冻梨、冻柿子、冰糖葫芦……；
特色炖菜有猪肉炖粉条、炖酸菜……饮食风俗也是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闯关东》中，朱开山刚接到投奔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家人围坐在炕头，第一顿饭就是典型东北菜：“木耳炒鸡蛋、大酱蒸豆腐、蘑菇炖小鸡、白菜熬粉条，还有一壶高粱烧酒。”

服饰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居住在北方高寒地区的少数民族，衣着的选择主要根据是资源材质和功能用途。古代时，北方民族多以渔猎和游牧为生，这样就有丰富的皮毛制品用来缝制抵御寒冷的衣物：“肃慎国去辽东三千余里，穴居无衣，衣猪皮，冬以膏涂体，厚数分，用却风寒。”女真族，“冬极寒，多皮衣，虽得一鼠皮藏之，皆以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满族人在入主中原前，多穿带有马蹄袖的袍褂，这样手就可以放在衣间，不裸露在外面。直到现在，北方农村居民还保留着冬天将手插到袖子中，用呼哈气的方式暖手的习惯。满族袍褂衍生成旗袍，有多种样式：长褂、短褂、坎肩、马褂，而且还有适合冬季、夏季不同需求的款型。不仅流行于满、汉、蒙古族之间，到如今，改良版的各种旗袍已享誉国内外。皮制品作为北方人最常用的御寒衣物，在《闯关东》中，朱开山刚出场就一副关东人的打扮，戴着狗皮帽子；
《皇天后土》中恶霸辛文德是典型的富人穿着：“腊月十六，呼呼吼叫的北风不知从哪刮来了黑黑的云层，扬起了漫天大雪……辛文德穿了一身青色绸缎棉裤棉袄，外套貂皮大氅，头戴火红的狐狸皮三耳毡帽，脚上蹬了一双铮明瓦亮的黑皮靴。”

东北见怪不怪的民俗大部分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悄然淡出我们的生活，城乡现代化发展步履加快，“养活孩子吊起来”的“摇篮”已摆在了博物馆的展台；
东北农村的窗户也几乎是玻璃的，不需要窗户纸糊在外面保暖了；
东北的大姑娘也不像以前守着炕头抽着烟袋，有的走出了东北，有的走向了世界。

当然，“闯关东”移民潮并非一帆风顺。在文学图景中，移民初期的逃荒画面更多是展现移民路途中凄苦悲凉的画面。关东大部分地区荒无人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关东“人迹罕至，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起踣其间。”在这样的境况下，无法忍受生活艰辛的中原人毅然选择了背井离乡“闯关东”，对每个移民而言，要面对的可是一条艰难险阻的血泪路。《科尔沁旗草原》中就有段描述“闯关东”移民逃难的惨痛记忆：“大队里，一切都是破旧的，颓败的，昏迷不醒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单调的。”还有猛兽见闻：“按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

“闯关东文学”中记录关东大地的自然风貌也是与中原地区相差迥异的。奇寒、暴风雪、荒芜、广袤等都是描述移民潮期间关东景象的典型词汇。这与移民者最初的想象是不同的，“闯关东”移民与清代东北流人不同，是主动迁徙关东的人。在他们的想象里，关东是块宝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吃不完的手把肉，喝不完的大碗酒。”但现实的场景是“荒芜”与“奇寒”：“自齐齐哈尔至墨尔根四百里中，平沙衰草，满目荒凉，往往近百里无人烟。”尤其是关东漫长冬季的时光，“月出较早，四时皆如冬。七月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数日即霜，霜则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冻，至来年三月方释。”

对比中原地区，“山东老家的风也大，可那毕竟是风，而关东的风是锋利的刀箭，不但刮你的皮肉，还能刺穿你的身体，把冰冻渗透到你的心肝里去；
山东老家虽然也冷，可穿着棉衣就觉得暖和，实在冷了还能回家上炕爬到火盆边，可关东眼前和脚下是无边的积雪，身前身后是呼啸的寒风，头上不是翻滚的乌云飘扬的大雪，就是清冷的日月……”关东山的冬天，那真是冷得出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平素，松花江像匹脱缰的野马，波涛汹涌，一泻千里。如今，它已被严寒征服，像条失去生命的玉龙，静静地卧藏在千山万壑之间，深山老林里的参天大树，经受不了严寒、风雪的侵袭，冻得‘卡叭卡叭’直响。”即便是这样，也无法阻挡行人的脚步，“连绵的原始森林、广袤的平原被紧锁在冰冻严寒之中，到处白雪皑皑，朔风横吹，原始苍凉的林海深处，身着皮帽、皮靴、皮袄的人们艰难前行。”他们在谱写着生命的壮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比南方的景观多是小桥流水人家，山水风光无限，南方人的性格多细腻而俊秀，内婉而含蓄。北方自然景观雄浑而壮观，民俗粗犷而豪迈，使得东北人的性格热情而耿直，豪放而豁达。

由此可见，“闯关东文学”以史传叙事的传奇色彩、粗犷刚健的语言张力、怪异民俗与关东景象等典型面相，建构并凸显了“闯关东”移民潮背景下东北地域性的审美意蕴。这种具有丰富性、典型性、代表性的审美图景创作风格也影响了后续此类题材的创作，在近年来长篇小说《生死柳条边》《闯关东的女人》等也展现了此类文学创作的审美情结。另外，“闯关东文学”所呈现的地域风貌、地域文化对当地人生产生活的影响及对东北人性格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即自然环境加之社会环境影响了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