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内外：《平原》与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

任竹良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最早发表于《收获》2005年第4 期和第5 期，同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平原》被认为是毕飞宇作品中写得最用力的一篇，“《平原》大致上写了三年半。在现在为止，《平原》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它从来没有被打断过。我在平原上‘一口气’奔跑了三年半，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隔着十几年回望，《平原》在社会反响上没有收获奇迹。在毕飞宇的作品中，从影响力来看，因改编电视剧热播而广为人知的《青衣》，被视为毕飞宇创作的转折点，其价值得到充分肯定：“《青衣》的创作，意味着对‘先锋派’的挥手告别，也意味着终于走上了一条‘正路’……没有《青衣》的转向，就没有《推拿》的成功。”《玉米》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之一，受到广泛好评，并获得鲁迅文学奖。《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名声大噪，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视剧和电影。而《平原》，只能说是不温不火。2021年，何平、丁帆先后撰文评述《平原》这部十六年前的旧作，尤其是丁帆在文中重申“《平原》才是毕飞宇的最好长篇”，“直到今天我还仍然坚持认为《平原》的历史厚重感和对未来的辐射力却不是一般长篇小说可以比拟的”，特别强调“作为填补苏北平原在长篇小说史上‘史诗性’作品空白的力作《平原》，显然是被以往的文学评论所忽视了”。这样的论断不仅关乎《平原》作品本身，也指向当代文学批评状况。《平原》受到如此好评，为何“被以往的文学评论所忽视”？而如果把评论家们对《平原》的重读，对照卡尔维诺所说的“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那就显得颇有意味了，再联系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细究下去，《平原》文本内外还有不少因素值得考量，还可以“接着说”。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议题，关涉文学史书写、文学教育和文化传承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它也是一个热门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关于“何为经典”与“为何经典”、“永恒经典”与“时代经典”、“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讨论，显示了对经典不同的定义和定位，反映出研究者不同的立场和逻辑，也折射出经典问题本身内涵和外延的复杂性。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了著名论断：“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他也强调“重读”的意义：“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王宁在对《西方正典》的评析中指出：“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童庆炳则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
（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
（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
（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
（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
（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这些论述将原本针锋相对的本质主义经典观与建构主义经典观融合统一，形成了关于文学经典化的一种共识：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作品内部要素（经典性）与外部要素（经典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部文学作品首先本身必须具有原创性的艺术价值和丰富阐释空间，同时还必须借助文学批评、文学史、意识形态等外在要素的作用才能实现经典化，进而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因此讨论《平原》与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就应从作品本身和文本之外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学接受等方面具体展开。

关于《平原》作品本身，丁帆等评论家已做了充分而有力的论述，这里就做个概述。以日常生活书写历史和人，是《平原》的基本特质。《平原》所写的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毋庸置疑是很特殊的一年。但毕飞宇完全没有展开宏大叙事，他以1976年这个叙事时间横切历史，呈现宏大历史在一个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形态，平实的叙述中写出了封闭环境下人的愚昧、挣扎、残忍和悲哀。他以对权力与人的异化的深刻刻画抓住了历史的某些本质，使作品内核充满隐喻的历史张力。在《平原》中，毕飞宇成功塑造了下乡知青、村支书吴蔓玲和回乡知青端方这两个复杂而又极具审美震撼力的主要人物，此外还以顾先生和混世魔王这两个人物打破以往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右派分子”和知青的形象定位，更以《水浒传》的“冰糖葫芦式”人物塑造法，塑造出乡村医生、乡村地痞、地主女儿、翻身农民、媒婆、神婆、信教人士、边缘怪人等各色人等，就是这些人的生活构成了王家庄的日常。

《平原》的另一重要特色是毕飞宇在作品中完成了对王家庄这一文学版图的全景式铺陈和整体性建构，作品客观上也具有展现“里下河文学”风貌的文学史价值。小说叙述中一些标志性事件的介入提醒着历史的特殊性，但《平原》还是呈现出超越时代性的风景、风俗和风情，那是古老乡土中国的乡村文明景象。乡村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苏北平原上王家庄的农事、民俗和乡村情感人际关系都跃然纸上。“《平原》在日常生活的表达上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的可能性。”毕飞宇的语言功力使作品在日常的琐碎上增添了一种诗意的壮阔，“毕飞宇在《平原》中的语言，就如同植物自在的生长，郁郁葱葱，饱含着生命的韵味”。《平原》在不动声色地介入历史的叙述中又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前的一种乡土记忆，的确可谓“中国农耕文明田园交响曲最后的乐章”，“特殊历史中的乡村挽歌”。

但是，毕飞宇竭力避免了《平原》走向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决非对古老‘乡土主题’的简单承袭，那里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其命运的最早憬悟与表达”，那么在《平原》这里，毕飞宇则摒弃任何乡土情怀的流露，始终以从容冷静的叙述将文本密密实实地框定在那种历史氛围里，“那是乱世的景象。然而，这乱世太独特了。它不是兵荒马乱的那种乱。它很静，是死气沉沉的乱，了无生息”。作为村支书、“铁娘子”的吴蔓玲“前途无量”的白天与她孤枕难眠或悲愤忍辱的黑夜，端方想逃离而不得的苦闷与他对家庭权力的夺取和对民间权力的掌控，以及小说中的性话语与人物命运暗示、心理恐惧与死亡叙事、意想不到的疯癫书写、“带菌者”戛然而止的留白等诸多意味深长的片段，无不展现出作家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度思考，揭示出特殊历史中封闭环境里人的真相，“它们一旦进入历史瞬间的程序之中，就会进入值得纪念和反思的历史审美范畴”。

总体来说，毕飞宇在《平原》中以卓越的语言表达和丰富的细节呈现提供的“信息量很大”，使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平原》是一部意蕴丰富、经得起重读的小说，作品本身具有经典价值。

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谈到：“如果说在文学史的讲述当中，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视其代表性与示范性——为例，是由特定的文学经典观念决定的，那么，对这些作品的诠释，往往可以说是对一种文学经典观念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表达。”那么《平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的命运如何呢？它是否被书写、被怎样书写？这里选取四部书写了新世纪文学的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来讨论。

孟繁华、程光炜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于2011年出版，该书最后一章标题为“新世纪文学”，该章第五节“中篇小说”，评价毕飞宇是“新世纪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作家之一”，“《玉米》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说史上也堪称经典之作”。该章前面几节谈论长篇小说，没有提及毕飞宇，《平原》和《推拿》在该书中均“榜上无名”。

陈晓明所写《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于2013年出版，该书第十八章标题为“多元分化与‘后文学’时代的到来”，第一部分“多元分化格局与个人化写作”概述了毕飞宇的创作，选取介绍的作品有《上海往事》《青衣》《玉米》《平原》和《推拿》，其中《平原》是被这么介绍的：“小说讲述回乡知青端方经历的爱情和人生波折。毕飞宇这回是写一个乡村男子汉，端方就是他理想中的新一代农民。他一方面要写出他的铮铮铁骨，另一方面也要发掘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地带。端方先后遇到地主的女儿三丫和南京来的知青支书吴蔓玲，与前者以悲剧告终，与后者的结局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在对端方与吴蔓玲爱情纠葛的进一步叙述中，评价“他们二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交合在一起，结局岂止是错误，几乎是荒诞”。最后，陈晓明再次强调了对结局的不满：“如此结局多少有些突兀，并非不能在隐喻或象征的意义来理解这样的结局，但在艺术的处理上，多少显得有些生硬。”接着，作者另起一段对《推拿》予以充分肯定：“毕飞宇的《推拿》以细腻温雅的艺术表现为人称道，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擅长深入内心去把握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也是在2013年出版，书中对毕飞宇的创作评述则与陈晓明的看法不同。下册第九章“叙事新潮”第四节“新潮小说家”以“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玉米》”为小标题论述毕飞宇的小说，充分肯定毕飞宇对女性生存环境及精神状态书写的功力和成就，“《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平原》分别对乡村环境和都市环境中女性的欲望和受周围环境挤兑所迸发的反抗有较为出色的书写”。编者以三丫为例，评述“当女性的生存环境急剧变化，受到不容分说的历史胁迫时，女性的存在依然具有自足的韧性”，但没有细致地分析《平原》，而是多把《平原》与《玉米》并列谈论，“他将《玉米》《平原》中围困在历史社会语境中柔弱的女性逐渐放大，让她们成为个体人物命运的代表，成为叙事的主要对象”，指出了《平原》创作的延续性：“从被戕害的女性到强势女性，从《玉米》到《平原》，毕飞宇写出了女性悲剧深化的过程。”该书在随后的论述中对《推拿》则提出了批评：“《推拿》显示了毕飞宇离开历史叙事轨迹，向先前的都市生活回归的努力，但观念化的轨迹过于明显。”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8）》第四版于2020年出版，下册第十四章“2000-2018年小说（一）”第二节“精英文学的坚守”论及毕飞宇的创作，在介绍毕飞宇“新世纪以来有中篇代表作《青衣》和《玉米》，长篇小说《平原》和《推拿》”之后，对这四部作品分别做了概述。编者以1100 字左右的篇幅论述《青衣》的艺术特点和特殊意义，以近500 字的篇幅论述《玉米》中权力与人性的关系，以800 字左右的篇幅介绍《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主要内容、关注和思考人类尊严的主题以及善用比喻的语言特点等内容。在论述《玉米》与《推拿》的段落之间，用68 个字评述了《平原》：“《平原》是毕飞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端方在政治环境下的悲剧命运，是‘文革’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异化的结果，表达了作者对‘文革’政治权力的深入反思。”其中，“《平原》是毕飞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论断明显有误。毕飞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上海往事》，第二部长篇小说是《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平原》是毕飞宇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不同编撰者编撰文学史的理念和方法不尽相同，文学史著述也难免遇到各种难题，本文无意考察文学史写作得失。这四部文学史著作的编撰者都是当代文学的著名评论家，从以上的内容呈现可以看出，他们对《平原》评价的视角、态度和观点存在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平原》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也可说经典价值——尚未得到文学史权力的足够了解和认同，在上述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平原》处于被忽略、被误读、丰富性未充分彰显、被轻视等不利于经典化的境遇。

《平原》为何会有这种明珠暗投的境遇？我以为，在《平原》文本内外，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是作品本身面临的文学批评和接受方面。《平原》跟《玉米》一样，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王家庄的人和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如果不深入文本内部细读，有人可能会认为《平原》是以端方视角来讲一个男版玉米的故事。这种误读一旦产生，对《平原》的评价影响就是致命的——这样的《平原》不可能成为经典。当然，经典化的权力更多的掌握在批评家手里。批评家如何看待《平原》对《玉米》的延续性，对《平原》的文学评价可能有出乎寻常的重要影响。毕飞宇多次在访谈中讲过一段经历，“我跟陈晓明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2005年，就在《平原》发表不久，他与陈晓明在一次会议上见面时，陈晓明一上来就表达对《平原》的遗憾。陈晓明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谈到中国作家的写作，“他觉得中国的小说家其实是有先天缺陷的，离开了历史这个脚手架以后，中国的小说家几乎不会写作”，他问毕飞宇，你之前的作品《玉米》写的是“文革”，现在的《平原》写的还是“文革”，你能不能从历史中抽出来写作呢？毕飞宇并不认同“历史终结论”，但用行动接受了陈晓明的建议，那就是离开历史叙事写了《推拿》。这个经历显示了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的意义，但是其大众传播效果对《平原》来说是不利的。《推拿》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 部长篇小说典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经典化”。可以说，《推拿》获得了成功（事实上从丁帆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围绕《推拿》的争议）。毕飞宇讲述这段经历意在说明陈晓明对自己创作《推拿》的影响，但他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逻辑，无意之中可能会让一些人甚至陈晓明本人在认知上认同陈晓明对《平原》的基本看法：《平原》是对《玉米》的重复性历史叙事，写得不好。前文引述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对《平原》的评价可谓佐证。回头去看陈晓明在当年对话中的论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毋庸置疑是站不住脚的，当今世界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福山看来，历史的进程将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带入到以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意味着历史的发展具有趋向一致的方向性，以一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只能是他的一种愿景而不可能是现实。历史不会终结，而是会变化多端、反复无常。写历史不是毕飞宇和中国其他小说家创作的“先天缺陷”，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写历史，能不能写出历史的、人性的、审美的好作品。与2005年不同，当前的文学创作，存在的较为普遍和突出的问题正是很多年轻一代的作家缺乏书写历史的视野和能力。《玉米》讲述的是1971年的故事，《平原》叙事时间定位在1976年，虽然仍处在特殊历史时期，但历史在生活中的形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叙事地点同样是王家庄，《玉米》重在写王家庄的玉米这个人物的个体命运，《地球上的王家庄》重在揭示王家庄的人封闭愚昧的精神状态，《平原》则在写王家庄的全部，天、地、人、庄稼、风俗、日常生活。毕飞宇的书写是对当时社会生活世态的一种文学记录，也是一种历史启示录。《平原》不是一种重复性的历史叙事，它有延续性，更具独特性。如果批评家因延续性而否定独特性，只要有延续性就对作品打折扣，那么《平原》就会遭受被轻视的命运。

如何理解日常生活的书写同样影响对《平原》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由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的书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日常生活书写虽没有历史的波澜壮阔，但依然充满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当代文学以及影视剧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反映大时代变迁的创作模式很是流行，也很受欢迎。《平原》里的日常生活，细节丰富，但情节不够跌宕起伏，结尾戛然而止。“他只叙述细节，农村的日子，没有惊人的大事件，端方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行动，所有的细节生活，都只是乡土中国的农家事物”，这种书写可能不被有些批评家尤其是普通读者理解和喜欢。需要注意的是，《平原》所讲述的实际上只是1976年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的事。很多经典作品，都需要靠时间支撑，几十年的光阴，看月亮都会唏嘘，何况人的命运。而1976年的几个月，在一个封闭的村庄，人的命运能发生怎样的改变？1976年的几个月，端方承受着当兵当不成走不出去的绝望，但又因为是1976年，读者的心里是有希望的。很多人认为毕飞宇总是不给人物出路，其实人物的出路被他留在了历史的进程里。他在临近尾声时把这个人物安排为“带菌者”，那份穿透1976年的希望里又交织进意味深长的反思，这是作品的深度所在。长篇小说把作品限制在封闭的空间、很短的时间里来写人物不具传奇性的日常生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他完成得很成功。“人毕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每一件事，其实都蕴藏着无限丰富和异常复杂的历史文化气息；
日常生活本身，也是确认我们自身存在价值的重要载体。”毕飞宇所写的王家庄日常生活，没有乡村生活经验、完全靠想象是无法完成的，他以精当的细节写出了真实的苏北平原乡村日常生活，封闭与落后、愚昧与善良、权力与尊严、欲望与人性都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的日常生活就是王家庄的历史本身。理解了这些，才会看重《平原》的价值。

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首先谈谈获奖问题。对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来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意义非比寻常。《平原》参评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但最终没有获奖。毕飞宇后来回忆当时得知没获奖的消息后的反应：“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了十几分钟，坐在那想怎么就没得奖，抽了几根烟，喝了几口茶才慢慢平复下去。”分析《平原》没获奖的原因，《平原》可能也被一些评委认为是延续《玉米》的重复性历史叙事；
此外，获奖的贾平凹《秦腔》、周大新《湖光山色》都是乡村题材，从茅盾文学奖评选取向上看，《平原》难以胜出。

刻板印象也可能影响对《平原》的看法。所谓刻板印象其实是对毕飞宇创作特长的一种概括性说法，但有时此处的凸显可能会带来别处的遮蔽。一种刻板印象：毕飞宇是非常优秀的中篇小说家，但不擅长写长篇。孟繁华版文学史就只突出介绍毕飞宇是新世纪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家之一，而完全忽视了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创作。朱栋霖版文学史误认为《平原》是毕飞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能也跟毕飞宇的前两部长篇小说影响不大有关。还有一种刻板印象：毕飞宇是最擅长写女性的作家。丁帆主编的文学史就是把《平原》放在《玉米》之后并置，着重从女性书写的角度加以论述，未能体现《平原》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当然，这些刻板印象带来的影响因了解而消除，并不长期存在。

作品发表的时机也可能是个影响因素。就在《平原》发表的2005年的年初，《玉米》以中篇小说排名第一获得鲁迅文学奖。2005年2月又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玉米》单行本。评论界正掀起新的一波《玉米》评论潮，这一年《名作欣赏》杂志就集中刊发了关于《玉米》的系列评论。而《平原》自汪政、洪治纲评论文章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新的重要评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评论家丁帆在2021年论文中就坦承，当年因忙于行政工作对《平原》拟定评论大纲后便搁置了长篇评论的撰写。之后长篇小说《推拿》发表，影响力自不待言。前有《玉米》后有《推拿》，《平原》发表的时机，加上前面提及的其他影响因素，就可能导致《平原》被置于明珠暗投的命运。想象一下，2005年的毕飞宇，擅长写中短篇、写了两部长篇都不成功、最会写女性心理，《玉米》刚获鲁迅文学奖不久，这个时候他发表了最新长篇小说《平原》，延续《玉米》写的还是王家庄，还是那个年代，评论家（读者）的期待、关注和评价是否会受心理影响？也可以想象一下，如今的毕飞宇时隔多年要发表新作，评论家（读者）的心理状态是否跟当年一样？当然不能否认很多专业评论家始终是以作品论高低，但也不能排除某些心理会影响评论家（读者）的作品判断力。

很长时间以来，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热议不断，关于当代文学能不能经典化、要不要经典化、谁来经典化、怎样经典化等争论不休，这些争论有的属于空谈，有的注定无解，难得什么公论，反倒消耗了热情。但不能把这个问题当作当代文学中昙花一现的思潮或热点。当代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甚至可以说它不只是学术界的事。而不同主体实施的经典化，也必然带来对经典的不同塑造。主流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等诸多因素影响着文学经典的生成、变动和冲突，因而文学经典化问题只能在相对意义上来谈，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要谈的问题。由《平原》文本内外的讨论，我们能看出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复杂性，但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把握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从前面的相关论述中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对毕飞宇的两部长篇小说《平原》和《推拿》，两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丁帆和陈晓明的评价正好相反。简单地说，丁帆认为《平原》好、《推拿》不好；
陈晓明认为《平原》不好，《推拿》好。还有很多人会认为《平原》好，《推拿》也不错；
也不排除有人会觉得两部都不好。对作品的评价、对经典的认定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但是，普通读者可以凭着一种直感和趣味去评说好坏，专业评论家则是依据一定的批评标准评判高低优劣，即便印象式批评也是带有学术判断的。对关系亲密的知名作家作品提出批评，显示了一种可贵的“说真话、真批评”的批评精神，而同一作品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也反映出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显然，有明确、恒定而权威的标准，才会有更具共识和权威的文学经典，这样也能指引作家创作更多新的经典。实际上，文学批评并不缺乏统一权威的标准，比如一再强调的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标准必然是宏观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批评实践中准确把握和理解这些标准。关于批评标准阐释的新问题则引发新的争鸣，比如，如何理解“人民性”、如何以“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强化“人性”的标准等等，就是说，文学批评的标准也须通过批评实践来加以建构。当前关于“当代性”的阐释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具体标准的建构，重要的是要把标准落实在批评实践中，善做经典的“发现人”。

二、当代文学经典化，要有打造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经典的追求。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评论家（文学史家）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力和责任。一些人质疑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理由是，有的评论家与作家关系密切，搞“人情批评”；
有的利益交换，搞“红包批评”。毫无疑问，文学批评要成为“利器”，要“剜烂苹果”，要坚守立场和原则。在那些纷繁的争论中，有一种看轻当代作家作品和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观点，这是浅薄的。当代文学经典化，需要评论家重视评论，以深厚的学养打造经典批评，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经典。多年前程光炜曾就当代文学经典化提出“当代文学也应该推出自己的‘鲁郭茅巴老曹’来”，引来一些批评。其实，如果不纠缠于争论谁是当代“鲁郭茅巴老曹”，这份提议主张深入去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务实性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学史编撰则是在此基础上另一项重要而务实的举措。丁帆指出：“文学史撰写者对近距离的作家作品的遴选，对于文学社团、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判，是文学史经典化的第二次筛选（第一次是所有的报刊上发表的即时性的评论和理论文章），而二次筛选面临着的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激浊扬清的重要任务”，他强调不能被现有定论束缚，要“发掘和发现出具有文学史经典化元素的文本来进行论述”。从现有的文学史来看，文学史书写工程浩大，缺憾和错误在所难免。“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文学史著作，所谓特别好的文学史著作，就是比较不坏的文学史著作；
所谓最好的文学史著作，就是最不坏的文学史著作。”正因为这样，文学史家写史也要有经典意识，在精心打造的文学史经典中，打捞出的必然是更准确到位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文学史编撰的理念和方法，同样是一个争鸣的话题。王彬彬提出“在文学史编写过程中，要‘文学名作’与‘文学史名作’兼顾，要‘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并重”，这也启示文学史编写应理清“永恒经典”与“时代经典”。

三、要更好地发挥文学评奖在当代文学经典化中的作用。“评奖不仅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生产机制走向制度化、科学化的现代性制度尝试，而且也是文学经典化的最初的、权威的、有效的传播与接受途径。”尽管评奖结果总不免争议，但文学权威奖项对作品经典化的意义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获奖作品并不等于就是经典作品，但一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仅表示作品文学价值的被肯定，也意味着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个大众媒介发达的时代，获得“茅奖”依然是文学宝贵的“出圈”时刻。可以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获得了影响文学经典化的主流、精英、大众三重权力的认可。获奖作品是一种导向和示范。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权威奖项要合理把握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民间奖要避免商业化和“圈子化”。选出最优秀的作品，提升文学评奖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应是文学奖项始终如一的追求。

四、文学传播应得到更大的重视。精英文学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谱系，有着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它是自足的、自洽的，甚至是排他的”，当代文学经典化必然面临“文学出圈”的问题，要让作品实现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传播和接受。教材、课堂、出版、网络、新媒体、影视化等都是促进文学传播、助力经典化的路径。毕飞宇的《青衣》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编电视剧的热播。《推拿》则得到获“茅奖”和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外力因素加持。一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等其它形态后应保持其本身的文学性，如果为了影响力而改得面目全非，则得不偿失，也有悖初衷。具有经典价值的作品通过外在路径加强传播扩大影响，这个着力经典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经典价值传播的过程，“是面向世界敞开自己，是去重建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关系，是持续有力的审美拓殖……是基于文学未来的实践性的国民文学教育和大众审美启蒙”。

五、适时“经典修正”是必要的。西方文论中的“经典修正”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界掀起的对于西方文学经典的形成、内容及意义的挑战与修正。”他们主要是通过课程设置与内容、文学史、文学选集来修正美国文学经典中忽视女性和少数族裔作家作品的缺陷。中国当代文学因时间的当下性，其经典化问题尤为复杂。一部作品问世以后，批评家即可评判其水平高低；
而一位经典作家是否产生，有的从其第一部作品即可判断，但更多作家则需要时间。毕飞宇在文学史书写中由无名到有名、有篇幅、专门章节介绍的变化，跟作家的成长成熟过程是相映照的。当代文学不断发展，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也应是不断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的选择受到政治环境、时代风潮、文艺标准等因素的影响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当代文学经典可能被颠覆，也可以被捍卫，还可能有错讹和遗漏，因此也要在发展中不断修正。

毕飞宇在张莉对他的访谈中说过：“《平原》在中国的反响并不如我的其他作品那样热烈，可我并不孤独，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读完《平原》之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2009年，它获得了法国《世界报》的文学奖，这对我都是小小的鼓励。”实际上，张莉也认为《平原》是毕飞宇目前最好的长篇；
2017年12月，毕飞宇在《收获》六十周年庆典朗诵会上朗诵了《平原》的开头，随后的2018年初，评论家毛尖撰文表达对《平原》的喜欢；
同样在2018年，青年评论家金理在 “40年·我的40 篇”评选活动中将《平原》选为长篇小说15 篇之一；
在2020年上线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收获》主编程永新谈到，“《平原》其实在圈里评价非常高，写的准确、到位、精致”。再有本文开头提到的2021年评论家何平对《平原》的新论、丁帆对《平原》的激赏。可以说，《平原》的经典化已经在路上。应该明白，时间让我们再次看见《平原》，是因为《平原》作品本身。从根本上说，当代文学经典化要靠作家，没有经典，何来经典化？

【注释】

①⑱毕飞宇：《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 页、5 页。这是毕飞宇为此版《平原》所作的序，题为《〈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②王彬彬：《论〈推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 期。

③参见何平、黄明姝：《〈平原〉论》，《当代文坛》2021年第1 期；
丁帆：《〈平原〉：一幅旧时代文化梦遗的地图——兼论长篇小说的“保鲜度”》，《当代文坛》2021年第3 期。

④⑤⑥⑮⑲丁帆：《〈平原〉：一幅旧时代文化梦遗的地图——兼论长篇小说的“保鲜度”》，《当代文坛》2021年第3 期。

⑦[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 页。

⑧⑨[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1 页、25 页。

⑩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南方文坛》2006 第5 期。

⑪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 期。

⑫沈杏培：《毕飞宇的阅读史与写作史关系考释》，《文学评论》2020年第5 期。

⑬汪政：《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平原〉札记》,《南方文坛》2005年第6 期。

⑭金理：《〈平原〉的虚和实》，《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 期。

⑯洪治纲：《1976：特殊历史中的乡村挽歌——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南方文坛》2005年第6 期。

⑰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 页。

⑳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 页。

㉑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 页。

㉒㉓㉔㉕㊳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 页。

㉖㉗㉘㉙㉚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 页、356-357 页、358 页、359 页、359 页。

㉛㉜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8）》（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209 页、210 页。

㉝张堂会、李欣童：《毕飞宇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7年第3 期。

㉞㉟㊾㊿毕飞宇、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 页、131 页、355 页、352 页。

㊱毕飞宇：《写作，在理解生活中抵达人性深处》，《新华日报》2011年11月2日。

㊲游斌编译：《历史终结论的新解释及其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3 期。

㊴洪治纲：《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 页。

㊵陈曦：《毕飞宇谈“我的小说生活”：〈平原〉没得茅奖，痛苦了十分钟》,《现代快报》2019年7月28日。

㊶程光炜：《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南方文坛》2013年第5 期。

㊷丁帆：《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几点思考》，《文艺争鸣》2021年第2 期。

㊸㊹王彬彬：《文学史编撰的理念与方法》，《南方文坛》2014年第2 期。

㊺张丽军：《文学评奖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南方文坛》2010年第5 期。

㊻㊼何平：《文学出圈：怎样的一个圈？出了做什么？》，《文艺争鸣》2022年第2 期。

㊽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