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国货展览会对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推进研究①

谢 玮（扬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背景之下，西北地区的民生商品交换领域受限于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交通运力，但西北毕竟处在近代商品经济渐趋活跃的时代。“西北自步入近代，受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影响及‘洋货’倾销冲击，其商业经济的发展亦进步至为显著；
不仅城市如此，即使僻远之民族地区亦如此。”由于西北各地区近代商业之发展内涵渐趋成长，对彼时彼地民生设计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而设计之要，全在“设”之事先设想与“计”之行事计谋，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后来的设计事物。设计之功，不唯实物，更在事理，与西北地区相关的展览会模式即是设计的一种形式。

西北地区涉及的国货展览会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国货运动的介入与传播，包括西北地区所参与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与国货陈列馆；
其二为西北地区国货展览的专场运动，包括西北流动国货展览会与西北文物展览会。通过对二者的梳理，分析西北地区国货展会倡议下引发的民生设计变迁，以求窥斑知豹。

西北地区接触展会是从参与中华国货展览会与设立国货陈列馆开启的，从被动式的参与意识萌生，参与展示和商品化的国货物品在一定意义上从展览的场域、路径、领域等因素出发，建构出一个开放的、诠释性的、参与式的空间。

1.参与中华国货展览会

“将西北带出去”这种国货参与形式，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意识，表达出民众在特定动荡时期被唤醒，去关注现实、重估国货民生，渐次上升到文化理想与家国情怀。国货参与形式改变重构了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理论结构和叙事逻辑，亦是西北国货民生设计的初步尝试。

国货运动构成展览会的情境逻辑，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货运动的态度亦为积极。民族工商业在“黄金十年”（即1927—1937年）获得快速发展，在这种整体的快速社会进步背景下，其产业形式与销售业态在许多行业已初成体系，亦促成中国民生商品设计、生产、销售产业的蓬勃发展。而30年代的“国货运动”架构在“黄金十年”的背景下，展览会是实现国货运动的一种途径，且这一时期的展览会大多为国货为主，其必然推动国货运动。

1928年，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的孔祥熙宣布“策励工商，提倡国货”，提出由上海“征集全国出品”筹办中华国货展览会，以“陈列展览，奖励而资观摩”。这一提案在当年6月获得政府第72次委员会议通过。展览宗旨“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以使民众认识国货，乐于购用”“当俟全国货物汇萃一堂，然后开幕展览，方无遗憾。”1928年11月1日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上海开幕，应征参加陈列的省市遍布全国，展品多达一万三千余件，其中西北地区的陕西110件、新疆44件、绥远14件、甘肃15件参展。全国展品涵盖纺织工业品、家庭日用品、各地原料、手工艺品、土特产等共十四类。然展览会对国货民生商品的分类界定，包装装潢，技术革新、产品推介，起到很好的作用。受限于组织经验不足与交通阻难，青海等省未送展。

展览会专设售品部，通过推广国货销售取得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更注重借展览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建构政治意识，成为政府管窥商品生产销售的市场导向，其虽不能涵盖社会全部意识形态，却是彼时社会知识、思想、文化散布的一大动因。虽然此次西北地区参展陈列品仅183件，但介入展会形式本身获取的知识是无法简单用数字衡量的，对于西北地区与当时东部发达地区互动、接受展会模式、遵循相关制度，在社会大系统中获得自省，拥有更广阔的商贸发展边界及反思。

2.设立国货陈列馆

早在1912年，当时商务总长曾发布劝用国货通告，还仔细分析土货市场及滞销原委，建议设置“商品陈列所”以拓展国货商业场域。彼时，市景词“待创商品陈列所”描述：“欲知商品孰称强，招集群材设所陈，何种畅销何种滞，一经聚赛可图新。”据此可知，设置商品陈列所的思路早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便应时而生。

西北地区史料有载：“宣统间，彭英甲曾办商品陈列所，希望以此开兰州商业之新风，但以鼎革故停。”工商部在中华国货展览会期间颁布国货陈列馆条例，鼓励全国各地发起筹办，继而，各省市由此而兴开启设置国货陈列馆。“为推动兰州及甘肃本地土产货物售销，地方当局在城隍庙办‘国货陈列馆’，分制造、农产、杂品、皮毛、矿石、园艺、编织、食品、药材、木材、美术、服饰十二部，各设一馆，分门陈列，可谓集甘产之大成。”30年代前期，甘肃电报业务扩张，于兰州、甘草店、定西、古浪、武威、中卫、靖远等处都可通信，商业信息易于流通，利于促进甘肃地区商业进展，乃至绥远也于1933年建立了国货陈列馆。

国货陈列馆弥补了西北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交流空间的匮乏，新的商业贸易场地带来城市化的加速，使手工业、工业有规模化生产的可能。其引导民众积极使用国产民生商品，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大力发展。不但在当地创造了相对集中、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区，亦刺激物与人的流动速度和范围。而发轫于清末民初西北各地手工作坊、官办劝工局和洋学堂的民生设计课程的授业内容，都是对既有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一种全新挑战；
而民生设计教育恰好担负着这些不仅仅创意设计民生商品的经济职能，还直接充当了先进科技思想、人文理念的孵化作用。

如果说西北地区参与中华国货展览会与设立国货陈列馆见证了西北地区参与国货运动、尝试性地渐次融入时代变迁的主流。那么，接下来的两场国货展览会是针对西北与东部地区深入交流的专场互动会。从参与、介入走向专题性、规范性，足以佐证西北在这场国货运动中从边缘性到主体性的变化。

1932年1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议定了开发西北在内的一系列提案。至此，公私调查之报告，开发西北计划之草拟等屡见不鲜。加之全国范围的国货运动处在国货年期间（1933—1937），围绕“开发西北，到西北去”的呼声，正好将两项需求进行结合，在以下“走进西北”（将外来国货带入）与“走出西北”（将西北国货带出）的交流展会中实现。

1.“走进西北”：西北流动国货展览会

国货展览会因国货运动催化而生，其通过国货展陈分类、品评比较，大范围宣传国货、提高民众的国货观念，促使国货改良及制造，振兴以“国货”为载体的民族经济，以求到达国货运动的提升。

国货宣传工作深入到彼时社会各阶层，自1932年底始，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上海地方协会等团体共同倡议，并确定1933年为国货年。在此背景年下，国货团体围绕国货商品展销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从指导性的国货介绍所、国货指导所入手，到动态的国货流动推销团，以点带面，在全国大范围内举办国货展览会和流动国货展览会，涉及面广且深入，遍布各地农村市场。“西北流动国货展览团”就是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中，由中华国货厂商联合会发动上海主要国货厂家，于1934年5月至9月，应河南、陕西、甘肃省政府之邀，分赴这三省部分地市举办以“普及国货之宣传与介绍，并考察西北边陲工商业情形”为宗旨的展览会。1934、1935年提倡国货者曾两度组织国货西北流动展览团，并指出：“此行与开发西北及推行国货均有重大关系，意义之深远，自比普通展览会更进一层。”可见其意义之上暗指“国货展览会”具有的传播超越地域与族群的民族国家理念，通过展览“制造中华民族作为真实纯粹的国货完整共同体的视觉形象”。对此展览团，西北地方民众极表欢迎，如甘肃省著名学者郭维屏撰文表示：“欢迎各位到西北去的意思，就是要各位作开发西北的先锋，要各位实现自己国货救国的理想。”

西北流动国货展览会自地方开始强化民众消费国货的意识，渐次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展会借助西北地区最大范围加深普通民众的视觉与认知体验，在营造的民族主义化的物理、心理空间中强化民众民族认同，通过维护国货以培养民众的爱国之心。恰是国货运动本质上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对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甘肃省政府不但支持且亲身参与到国货运动之中。如对于上述国货西北流动展览团，甘肃省政府就给予大量支持，除命令建设厅负责筹备外，对“房舍之修葺，会场之布置，税捐之豁免，运单之颁发，通令沿途驻军之保护，县吏之照料，所耗之金钱与精神，为量至巨”。其实，甘肃对国货之提倡由来已久。早在1928年，甘肃就设立了国货维持会，“担任唤醒民众养成爱用国货习惯，并以文字语言使人民区别国货外货等事项”，目标以“挽回利权”唤醒民众维持国货。国货运动是一场政府、民族工商业、民众共同参与的行为，无论哪一方的参与态度、力度和行为都是极为重要的。

西北流动国货展览会为西北民众带来新事物、新气象，对较为封闭环境中的西北来说，民众的生活方式乃至生产方式均发生潜移默化的变迁，致使西北民众耳濡目染地浸润在多元化的社会情境中，逐渐养成接受、追求新事物的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造成近代西北民众接受不墨守成规的消费个性。新的消费方式亦导致谋生方式的改变，过去很多不可能的消费行为也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化事物。

同时，西北流动国货展览会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当地经济，且推进会展场所以及为展会附属的各种产业的聚集，促使西北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渐次完善，一定意义上加速了城市建设的速度。

2.“走出西北”：西北文物展览会

西北问题研究会曾经参与举办国货西北流动展览会，并取得较大社会效益。1933年该会遂决定再接再厉，举办西北物产展览会，并于1934年4月函请新亚细亚学会与开发西北协会联合举办。两个月后，两协会回函同意联办，开发西北协会建议：“请扩大展览内容，不限于物产一门。”采选范围扩大除陕、甘、宁、青外，加入新、晋、绥、察等省；
物品种类不限于货物，凡有关文化、宗教、艺术之物品，均在征集之列，以期沟通东西文化。1934年7月，三团体联合（开发西北协会、新亚细亚学会及西北问题研究会）组成西北文物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西北文物展览会”，1934年末通过《西北文物展览会章程》，以弘扬西北文化、策励当地实业为宗旨，将西北文化传播至全国，让更多的国人通过西北物产公开陈列情况，营建西北视觉感知、激发兴趣，尽可能地了解西北文化、西北民俗，以促西北发展建设。

1936年初，因人事和经费等原因，原本三团体合办的西北文物展览会改由开发西北协会独立举办。此后，西北文物展览会筹备会加大宣传力度，广为搜集西北之文物。开发西北协会以“开发西北”命名，协会早年就曾招募西北通讯员、开办演讲会、组织西北考察团，鼓励会员至西北实地调研。协会宣传西北开发，商议提出很多益于开发西北的计划与建议，还曾于1935年致函国内各大学，期冀学生群体研究西北问题，至西北调研。可见，开发西北协会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举办该展览会。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36年6月14日“西北文物展览会”终于在南京淮清桥国货陈列馆开幕。

展会陈列展品逾二千件，观众逾五万。通过《西北文物展览会目录》和《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图1）可知，展览会展陈七大室，涵盖摄影、物产、宗教、风俗、古物、币制、图书。从图像、文本到实物，涉及西北地区历史文化变迁、风土乡俗、民族手工业、机制商品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仅就“古物”一室，就展陈了敦煌壁画、汉砖瓦、制钱模具、陶器、墓葬土俑等物品，充分让观者感受西北文化的在地性。该展陈划分具有相对的，呈现出展览品内容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体现既定文化系统内“物”的多样性存在，这种分类模式反映出人们对于展览品类功能复杂性的理解。现将每室陈列品之要点，略举于下：

图1 《西北文物展览会目录》《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封面

如“物产”类下第一目“药材”不仅有药材名、产地、产量，还备注了彼时估价、使用方式以及往昔运销市场地域。第三目“食品”中不仅阐述名称、产地等基本信息，还有详细的使用方式，例“四五三糍粑”备注“糍粑系食品，与酥油拌和而食，味甚美，为康藏地方行旅，及家用必备之品，该原料系青稞之粉，经油炒后而成”。可了解相关食物制作方式及行序。第八目“工艺品”中“六六五 石笔筒”交代了产地甘肃酒泉，备注“石料产于本县南境祁连山脚，多在滔喇河流域，经验丰富之石工，宝地采选后，加工琢磨，色泽精朗，光泽可爱，惜人工制造，出品迟缓，琢磨之法，全赖玉门砂之磋磨，金属镌刻，尚其次焉，现全县业此艺者四五户，出品虽有限，亦不失为本县特产之一也。”从备注信息可见，该工艺石笔筒从造型色泽、材料择选、制作工艺这些设计学基本语汇的描述到手工艺工匠从业状况均进行了阐释，西北社会传统手工属性的民生设计和业态由此可窥一现（图2）。

图2 《西北文物展览会目录》之第一目“药材”、第三目“食品”、第八目“工艺品”

综上，“聚焦”西北专场的展览会，无论“走入西北”“走出西北”的各种展会，抑或向全国各地征集展陈国货用以西北各地的国货陈列馆，均增强了西北地区之间以及西北与外界之间的互动，全国各地国货工商企业的参与有益于带动各地经济辐射能力。作为借鉴国外经验的一个实例，“西北文物展览目录”亦是仿照美国工商会刊出国货介绍目录的做法。可见，展览会将外来事物带入西北地区，从不同的物以及物相关的设计、制作、销售形式，且因其影响下商业、服务业的兴起，民风教化、国之根本，教逐渐化之变、在生活之际，西北与东部城市的交流建树起新时代之公序良俗。

展览会为当时国务民善的西北社会开启一扇了解新时代、新思想、新观念的启蒙之窗。大多数展品均为民生商品性质，其展示、评审、销售、物流一概模仿洋人方式。其形式均呈现出组织领导严密、宣传形式多样，社会参与广泛、运动开展深入的特征。当然，以上展览形式并未完全覆盖了西北地区，这也体现了西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1.西北地区社会、市场与城市的复杂互动

展览会的空间、场所以及体验等都受到举办地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影响。市场是国货高效的聚集形态，国货展览会作为当时市场社会体制的一种空间表现，强调了商业秩序。展会模式，也是中国民生设计在建立自己的民生产业与商业过程中发挥力量的基本空间。

西北地区社会民生、国货市场、城市这三者之间互动关系复杂，具体表示为西北各地区酝酿具有地方制作技艺、地域特征的国货产品，这些物品成为市场扩大、繁荣的基础，市场反哺国货相关的制作技艺、生产材料与资金，促进其制作技艺、生产模式的革新与行业的集聚；
如此，和创意、制作、销售相关的民生设计通过特有的文化形式塑造西北各地区商品特征，继而影响地域城市性格，市场的时空拓展又促使地区繁荣，社会、市场与城市互相反馈、互相支撑共同构筑民生样态。展览会不仅充当着重要的传播媒介，还具有激活关于设计物可能的技术空间、销售方式和范围。故此，这三方面因素及其互动关系网成为民生设计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此基础上西北地区的民生设计得以发展延伸。

回溯近代西北地区的外贸市场，“清代西北东部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者主要为药材及畜产品。甘、宁、青各地历来盛产药材，特别是野生药材，清季产量仅次于四川，其大黄、党参、当归、鹿茸、麝香等运销海外，终端市场远在香港、中亚、欧美各地。”从材料可见，该市场多以特产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缺少了制作与再加工环节，更谈不上设计，在彼时国际市场上处于弱势。故而，发展西北地区国货民生商品的主力需要依托民族手工产业，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的展会，沟通西北与东部发达地区各地民众之心，拓宽西北民众的思想之域，抑或反哺了西北民生设计的走向。其交互过程既呈现彼此文化互动、互通与互鉴的物质文化形态，又呈现出彼此相互交融、体认与创生的独特精神文化走向。地域民生商品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这也使得西北地区国货商品具有稳定的地区特征。

国货展览会并不能自身创造时尚，但其可以传播时尚观念，使时尚更接近普通民众。展会提升了国货产能规模技术上的现代化水准，也形成自己全面的产品设计能力，包括外观、容器、包装、商标、图文符号、套色印刷等。尤其一些民生商品和地方特产品进行了西式标准的包装设计，不但使民生商品在物流、销售、贮存各方面的性能大为提高，也为平面设计附加了许多新的功能，如品牌宣传、产品介绍使用说明等。理论上处于此种大环境中的民生设计事物，必然首先附着了包装与商业宣传这两种的实体产业的形成与发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就是在缓慢地探索中，才逐渐形成自己有利有弊的独特经营风格的产业实体。

国货展会本质上是为了引导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和视觉认知，在消费文化中融合民族形象。就具体形式而言，国货商品展会从展场空间到展示道具，从纪念物设计到周边广告设置，都由设计完成了一系列视觉形象的构建。这些为传播展会细节、消费观念的营造及民族意识的唤醒等均具有推动作用。涉及西北地区的各种国货展览会亦促使相关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创新管理体制，针对产业链采用更科学的管理方式，维护并推进国货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进一步促进西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货品流通，拓宽销售渠道和形式。

30年代之后，开设在西北地区的国货公司持续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商业制度和设计、销售方式，以拓展近代西北地区经济辐射范围、提升辐射功能。“西京公司与国货售品所的国货展销遍及西北各地，深入各县。1934年时曾对陕西的凤翔、三原、南郑等县派出国货流动展览团。”展陈覆盖范围之广、深入地区之深，强化了西北城市与村镇的联系，村镇社会的非农业性生产与经济消费活动，必然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商品流通、信息交互、人员交错中促进近代西北民族经济的发展。

2.商业制度觉醒与市场规范的搭建

西北民众通过展会等传播介质使所接受的知识、体验、思想均发生改变，其具体表现便是各种国货运动带来的形式以及所涉及的制度性知识集群的大量涌现，其组织模式亦对其地方政府群体进行了一场商业制度启蒙。

国货展览会作为国货运动的形式之一，在制度化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通过国货的认证标准，颁布新的限制奢侈消费的法令等，以主导民族主义消费的推进。自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始，国民政府鉴于“举办展览会一事，亟应统筹办法，以归划一”，于同年12月27日公布《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此通则规定展览会分“全国物品展览会”“地方物品展览会”“特种物品展览会”三类，通则明确规定展览会是指“在国内各省市县提倡国货、征集物品、展览以供研究改良而广产销者”。通则规范了展览会举办的申请程序：首先，至工商部核准备案；
其次，开展前各地先行筹设国货陈列馆，其中征集出品得委托各地国货陈列馆负责办理。至此，标志着中国展览会的举办不仅纳入政府管理，且向规范化发展，规章制度统一、举办周期稳定、展览会的分类、名称、展陈行序及展品免税、减免等规定具体且成熟。

国货展览会带来一种新的商品销售形式，为西北民生设计及产销业态提供了直接的仿造样本。与传统手工艺产品的设计、制造与出售方式截然不同，这种民生产业与商业，是建构在公平竞争、自由买卖的市场化环境之上的。这些基础能力的逐步获取和持续深化，使现代化的商贸产业形态和影响，已渐次嵌入支配着社会大众日常生产与生活的主流生存方式的体系之中，也使早期现代设计行为，成为一种常规事物，并推动了西北各地民生产业开始向现代化转型，部分实现了西北民生类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和机械化；
也引导了西北各地民生类产业向沿海发达城市看齐，特别是在民生产品的外观造型、包装装潢、营销宣传等关键设计环节催生出民生设计雏形，有力地促进了西北民生国货产业在大时代的转型变革，为西北当地民族企业民生设计的大发展奠定最初的基础。

国家的工商业发展不仅涉及百姓民生，更关系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南京国民政府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民意，制订颁布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了积极指导、大力扶持的具体措施，使全国各地的民营资本工商企业获得空前迅猛的发展，奠定了现代中国工商业的体系建设。国民政府对指定整合行业力量、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共守价格机制、拓宽业务范围进行了有力调控。针对日益活跃、蓬勃发展、商业纠纷也日益增多的设计产业，国民政府适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进行行业管理。（表1）

表1 20世纪20-30年代国货展览会相关政策

1932年 实业部 / 对国货标准进行实时修改1934年 实业部 / 强调原定国货标准，颁布发给国货证明书的规则[15]74-75 1935年 实业部 《国货展览品免税及减费办法》制定国货展览品免税以及减费方案[17]48 1936年 社会部 《修正取缔竖立广告的办法》《户外广告张贴法》/

除上述政策外，还有一系列鼓励民族资本发展的政策，包括《公司法》《工业技术奖励条例》《工业奖励法》《特种工业奖励法》等。以上政策均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亦间接推进中国现代管理模式、现代商业精神、现代契约精神，激励民生设计创新和规范品牌商标制度，为国货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展览会逐渐融入西北社会、经济的初步工业化努力之中，而且愈来愈成为不可逆转的民众生活与生产方式。逐渐成熟的市场化经济运作机制和相对良好的法治政体开始在西北社会各项事务中逐渐占据一定地位，如此使得民众生活、生产状态愈来愈好，乃至社会整体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为该地区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迈进做好铺垫。

西北地区的国货在这个场域中担负起促进民族认同的功能，面向西北地区的各种展览会形式均形成民众移风易俗的最佳渠道，亦改变了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并促成新型消费习惯。民生设计不但与新式文明生活方式直接建立关联，也是促成西北社会公序良信形成的关键条件。

1.促进民族认同与建构公序良俗

1934年，蒋介石推行“国货运动”，举办“国货展览会”。其将倡导国货作为开展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亦促进了国货运动。长久的战乱导致社会民众贫穷、落后、愚昧，呈现出缺乏公共秩序、混乱污浊、不讲公共及个人卫生的状态。围绕“新生活”的两项指标即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是日常最基本的生活内容，个人生活状态及精神面貌的外显决定了社会民众整体素质。究其原因，民众个体思维认知局限与行为自觉性差导致群体公共生活的无序，改善公共生活、扫除秕政陋规、建构公共秩序成为此时期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是将个人与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逐层加固联系。因此，在改良民众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方面，国货展览会恰好引发公共关怀、迎合日益渐盛的民众声望，成为唤醒公共意识，增强民族认同的策略。

西北地区国货运动的目标与实践国货运动对于民族国家的建构，非仅在经济方面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亦在于国货所传播的社会认同及社会动员模式，故而政府“发掘某些传统，创制某种符号，动员、教化或强制民众接受认同，从而达到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民族主义始终贯穿于这场救亡图存运动中，推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伐。

国货厂商、客户之间可借助展览会这一正式交流的充分空间，亦使当时许多先进民生设计创意和科技发明运用有了正式推广、传播的宝贵渠道。展会还设游艺、科普、民俗类娱乐休闲活动，男女同游，吸引社会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例如，西北文物展览会在展期间，增设了放映电影、歌舞表演等宣传途径。各种商业宣传的新创意、新手法层出不穷，厂商掌握并迅速根据自身条件加以结合、改进形成更大、更好的商业卖点，推出特色的商宣“新”形式。这些新颖之举都对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提倡民生，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这个推动西北民生类商品逐步向国内市场全面进军的举措，对于当时西北地区改造社会、改良民风，改变国运而言，是十分积极、十分实用，也是十分及时的。本身社会改良的一切成效都是建立在民生设计及产品被社会接受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基础之上。

集中且频繁的国货展览使国货运动倡导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和爱国主义的消费主张得以传播，民族化的商品场域引导民众对国货所承载的国家形象及其身份意涵产生认同感。在抵制洋货的竞争中，由涉及西北地区的展览会、陈列馆和广告共同构建的民族化商品场域，不仅提升民众对国货商品的关注度，还传递出建设民族国家的理想，宣传民族主义消费，从而实现消费国货的双重认同，即由商品产地所代表的地域性本质认同，以及选择支持国货的行为所代表的爱国者身份认同。其实际上包含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化形式，它是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完成的民族形象化构建，有效地提升了民众的国货意识和消费自觉。

展览会是人、物、文化语境的集合，作为一种仪式性空间的营造，这一交流活动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结合，激起爱国者的创造性。造就的民族主义商品展示与设计传播紧密相关，为传播国货运动的议程和主张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宣传途径；
展览会通过设计所创造的视觉图景和形象修辞，引导民众的认知观念，刺激国货消费行为；
强化中外商品之间的竞争和差异，在商品诉求中形成国货文化的独特性。其通过使用和传播渐次介入民众的生产、生活，扩展了民众视野，促进民众思想开明、开化，促使国人觉醒，提高国人对国货产品的信赖。另外，依托国货年的国货刊物，从理论指导到传播扩散，促使相当一部分民众从思想层面树立起服用国货、振兴实业的决心。

国货展览会隐含了经济主权意识，维护了民族经济独立。观之展会上展品的品评研究，其为国货发展提供好的平台，使社会经济竞争意识、经济发展观念有新的提升，符合展览会组织、相较、改良、推广的要旨。

2.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被动与失衡

然而，西北地区展览会是在“被动”发生下，“主观性”参与模式对民生设计发展的影响，其民生设计呈现出一种依附性和被动性的发展特征。

涉及西北的各种展览会、国货馆是西北地区开放步伐中的重要路径，拓宽了该地区内部的开放元素。但此时期的中国乃至西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整体社会观念依然封闭保守，这种根深蒂固的封闭性，使得展览会、国货馆开放性十分有限。展览会虽然在一定时段内可以使西北地区民众生活习惯以及民生设计得以改善，但其绝非真正意义上通过现代设计实现民众民族意识的全面觉醒。各种国货展会互动形式介入西北民众生活，促使民众利权、社会责任等民生意识逐渐觉醒并提升，然处在特殊的社会焦虑与民族战争历史情境中，民众难以自觉将内心道德转成民族消费诉求，故而更无法将生产消费行为视为常态化特征，这一点也使我们清醒认知其预期成效的局限。

20—30年代面向西北地区的各种展览会，是西北社会主动抑或被动，对外商贸交流进行的各种尝试努力，实际上也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但终究不能彻底解决西北民众城市化进程，却直接决定了近代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发端时期的具体内容。西北民生国货产业和商业，伴随自身成长与外来介入逐渐建立、完善起来。其国货业既不同于以往传统集贸方式，也不同于西洋商业模式，是在模仿沿海城市商业运营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新出现的都市社会民生状况，而形成的一种适合地域创意设计、生产制造、经营销售一体的市场化运作前提下的新型业态，使以民生为主体的西北民众消费商业观念渐次建立起来，逐步拓展遍及城乡。

就对整个西北地区社会活动影响的程度上看，虽然展会这类新兴的民生工商业事件，开始看上去还仅仅是个别的、规模不大的、影响力有限的先例，但毕竟从此开启了早期工业化、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西北民生设计及产销业态的体系化发展进程。展会蔓延发展的势态，既与早期工业化进程商贸、传媒的发达相联系，也与普通民众认知程度接受水平的不平衡相关。

展览会整合了生活生产、技艺制造、销售市场，是表征与实现社会新消费示范的场域。在以民族主义与消费逻辑为导向之外，提供一种新的关系，即消费方式、状态和选择的可能，这迎合、建构了民众生活样态与价值观念。展会、国货在设计学视野中产生交集，将“可能”联系起来，创造各种可能的“民生设计”，其关注思想、观念、知识等方面的成因，社会、经济的结构亦是重要因素。然而，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非设计因素的背后，酝酿着努力缔造中的现代国家对于民生设计的理解。

20—30年代，在中国普遍展开并达到顶峰的国货运动，最集中地展现出中国民众对洋货、国货、土货的各种情绪，也呈现出官方对这些情绪的回应与举措。与西北地区相关的国货展览会不仅是一场商品贸易样式，也是一种中介物，是20—30年代国货运动大背景下探索社会与人、传统以及未来之间关系的中介物，它的初衷亦不是简单地发展国货，而是近代中国试图通过传统的、地域的民生设计与价值转换担负起各阶层中沟通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它曲折地反映了西北社会从农业向工业化推进的现实，体现整个社会思考发展工商、振兴实业、开启民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