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辨伪成就考论

孙新梅

(河南省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52)

宋人解经不肯墨守汉唐训诂之学，他们颇具胆识，对于前人定论，必求以可信与否。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辨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宋代以前是辨伪的创始期，宋代就是辨伪的上升期。

1.1 欧阳修在《易》《诗》《周礼》《中庸》《春秋》三传方面的辨伪成就

欧阳修(1007—1072)是一个勇于疑古的人，他承继韩柳辨伪思想之余绪，对于儒家经传敢于发表不同见解，开启了有宋一代的新学风。清人陈澧在《跋欧阳文忠公集》中对于欧阳修的辨伪成绩进行了总结，云：“欧阳子掊击经传何其勇也！其于《易》则以为‘《系辞》非圣人之作’，又以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其于《周礼》则以为实有可疑，‘反秦制之不若’。其于《中庸》则以为‘其说有异于圣人’，‘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其于《春秋》三传则以为‘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然则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

其子欧阳发尝论及乃父对于汉唐旧疏的讨论，云：“其于经术，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情性，其所发明简易明白。其论《诗》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公于经术，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数事，皆前世人不以为非，未有说者。”欧阳修的辨伪之学并非为标新立异刻意为之，他对于先贤的错误是非常包容的。子发言欧阳修的学术胸怀：“然亦不苟务立异于诸儒，尝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非好为异论也。’其于《诗》《易》，多所发明。”

1.2 欧阳修在《泰誓》《尔雅》《石鼓文》及帝王世次等方面的辨伪成果

陈澧、欧阳发胪列了欧阳修在《易》《诗》《周礼》《中庸》《春秋》三传方面的辨伪成就，然二人未言及者，尚有涉于《泰誓》《尔雅》《石鼓文》及帝王世次等方面的辨伪成果，以下略记。

欧阳修在《泰誓论》中批驳了“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妄说。“以纣之雄猜暴虐，尝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几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优容而不问者十年，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欧阳修言《尔雅》：“非圣人之书，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之言尔。”欧阳修疑韦应物、韩愈所言周时石鼓之伪，云：“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已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欧阳修还在《帝王世次图序》中批评司马迁《史记》所载帝王世次之谬：“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然则诸家世次，寿数短长之说，圣经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程颐(1033—1107)既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杰出的辨伪学者，他的辨伪成果涉及经、子二部，兼及一些伪说。

程颐疑《尚书》之不可信，“此事与舜喜象意一般，须详看舜、周公用心处。《尚书》文颠倒处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疑《诗》的大部分内容为后人所作，“《诗》大率后人追作”，“《诗序》必是同时所作，然亦有后人添者。如《白华》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
疑“《周礼》之讹缺甚多”；
认为《仪礼》只能“信其可信。如言昏礼云，问名、纳吉、纳币皆须卜，岂有问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处难信也”；
认为《礼记》之《儒行》《经解》皆“夸大之语，非孔子之言然，煞害义理”；
言《儒行》“此书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
言《经解》“只是弄文墨之士为之”；
言《祭法》“如‘夏后氏郊鲧’一片，皆未可据”；
认为《左传》“非丘明作”，并言《左传》“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认为《公羊传》《谷梁传》“又次于左氏”；
指出《孟子》的夸张不实之词，“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则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旧恶，则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

此外，程颐对子部的一些著作进行了辨伪考订。程颐言“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
疑“《阴符经》，非商末则周末人为之”；
认为“《老子》言甚杂”，“《老子》书，其言自不相入处如冰炭”；
认为文中子“本是一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议论，附会成书”等。

对于佛家各说，程颐陈述了一些个人看法。“佛家有印证之说，极好笑。岂有我晓得这个道理后，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时来传法，如期去便传得，安有此理？”“学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许多道理，何事忘为？”他对于那些荒诞的神话传说，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对于“传、记有言，太古之时，人有牛首蛇身者”这一说法，他说：“既谓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鸟喙，或牛首者耳。”

宋代力辨《周礼》之伪者有三家，上述欧阳修居其一，余二人即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兄弟。

苏轼《天子六军之制》云：“《周礼》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他阐述了理由：“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无数十。郑子产有言：‘古者大国百里，今晋、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亦有以也。”

苏辙《历代论·周公》云：“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他讲述了三点理由：“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
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苏辙举以上三例，认为《周礼》各制颇为诡异，与世故人情实在不符，故以为《周礼》非周公之书。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因仰慕司马光(号迂叟)，自号景迂生。他的著作大多散佚，洪迈《容斋三笔》之《晁景迂经说》一节记录了他辨伪经传的情况。

《晁景迂经说》云：“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其论《书》曰：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旦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洪迈评价说：“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此确为宋儒精神。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著录《景迂论语讲义》十卷，云：“右从父詹事公撰。多取古儒之说，以正近世之失。”

关于吴棫的生平与著作，《韵补》书前提要云：“宋吴棫撰，棫字才老，武彝徐蒇为是书序，称与蒇本同里，而其祖后家同安。宣和六年第进士，召试馆职，不就。绍兴中为太常丞，以为孟仁仲草表忤秦桧，斥为通州通判以终。蒇《序》称所著有《书禆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续解》《楚辞释音》《韵补》凡五种。”从上述可知，吴棫(约1100—1154)，精音韵、训诂之学，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召试馆职不就，历官太常丞、通州通判，被称为是怀疑《古文尚书》的第一学人，著有《书裨传》十三卷、《韵补》五卷、《论语指掌考异续解》十卷等。

东晋之初，豫章内史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历数百年后，至宋人吴棫始疑其伪。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载：“《书》古文出魏晋间，距东晋建武元年凡五十三、四年，始上献于朝、立学官。建武元年下到宋南渡初，八百一十一年，有吴棫字才老者出，始以此书为疑，真可谓天启其衷矣！”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四亦云：“《古文尚书》晋唐以来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吴才老始。”吴棫辨伪《古文尚书》之语当在《书禆传》中，惜乎此书已亡。关于《书禆传》的卷数和篇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十三卷。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异，曰诂训，曰差牙，曰孔传，凡八篇。考据详博。”

元人吴澄《书纂言·目录》按语：“吴才老曰，増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吴棫大致主要从《古文尚书》的文体上辨其之伪。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载：“又按《书禆传》虽不传，而蔡传《泰誓》篇目下引吴氏曰：‘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
汤之数桀也恭，武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此吴氏疑即才老。”笔者根据阎若璩论述推断，宋人蔡沈《书集传》所引吴氏，或即吴棫。考《书集传》，凡称引吴氏说者，除阎氏所引一节涉于辨伪外，余皆传注之语，姑不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