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爱情与死亡物哀审美探析

◎曾 琪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日本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中国的邻邦，也是东亚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元三世纪起，《论语》《千字文》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从未间断。

日本文学和文论是在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随着对中国的模仿、借鉴、吸收和改造，逐渐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和文论，比如“物哀”。

“もののあわれ”被翻译为“物哀”，其中“もの”为“物、东西”，“の”为助词，相当于“的、之”，“あわれ”为“哀”，在日语中实际上是两个词“あ”（啊）和“われ”（自己）组合。从词语构成上来看，“物”指是万物，包括事件、人物等客观事物和情感、想象等主观产物。“哀”代表因万物而生的各种情绪，是对情感的深入理解与消化升华。所以物哀并不是单指悲哀情绪，也不等同于颓废意识，是人类因为感物生情而生发出的各种情感，更准确地说，是含有“感物兴叹”“多情善感”的意味。

“物哀之美”最早由日本文学家本居宣长提出。他在对《源氏物语》作注释时指出，“物哀”既是一种文学理念，也是一种审美意识，更是一种与佛教无常观相融会贯通的生死观和世界观。宣长通过对《源氏物语》的全新阐释，摆脱了中国儒家劝善惩恶文论的影响，完成了日本物语理论史上标举民族独立性的物语论，建构了物语文学的重要理论体系——物哀论。

“物哀”是比较个人化、情感化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体验。它与逻辑和理智不同，完全靠直觉和感性加以体会，是人们接触外界事物流露出的真情实感，这种情感是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的泛称，是人对生命、自然、情感的不同理解，是审视自我，面对内心的体验和审阅。

中国的“物感”理论与日本的“物哀”审美类似。早在西晋时期，陆机于《文赋》开篇提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陆机认为，世间万物不管是宇宙星辰还是经史子集，都是可以寄托情感的载体。尤其是面临四季变换中的不同物象造就不同心境，引发不同感慨，这都是文学发生和准备的基础。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认为人的各种感情是和外物相对应的，由外物产生引发内心的感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物感”理论以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宇宙间的自然万物、人世社会等外物能够让个体的内心发出不同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内心酝酿和积蓄，就会让人产生倾诉的冲动，由此便自然的以文字为载体写出来，诗、乐、舞等艺术创作便开始发生。进入创作领域的主体“心”和客体“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触动和反应的关系，而是双向互动，和谐交融的，“心”移情到“物”，“物”表现“心”。

物哀情感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中都有对类似的描写，也不乏代表作品。日本之所以可以把万物的兴衰与情绪的感慨发挥到极致，成为一种文学风格和思想体系，是因为日本人对盛衰无常和及时行乐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随着佛教的传入，“无常”的宿命论也逐渐深入人心，故而日本人欣赏樱花被风垂落的刹那间美感，认为死是美的最高境界。

深受“物哀”影响，“情”字在日本文学呈现出重要的地位，文学表达细腻含蓄，在情感体验也微妙深幽。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表达朴素的美折射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红楼梦》在爱情和死亡中显示出盛极必衰无可挽回的悲剧性，被称为“一部哀书”。

《源氏物语》是由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描写了男主角光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全书共五十四回，近百万字。反映了平安时代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背景，创造了日本式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思想。

作者紫式部身为日本封建时代的没落贵族，身为宫廷女官的她，最能因人世间的各种情感产生感慨，其中尤以爱情打动人心。由于当时的婚姻制度是“访婚制”与现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有较大不同，故不能用现代社会的法律道德来评判作品中的人物的做法。紫式部借男女主人公们的悲欢离合，让读者感受到“物哀”的情绪，使内心的情绪脱离世俗困扰来感受爱情的美，同时也赋予这种美以无法挣脱道德枷锁的哀愁。

对光源氏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位女性，分别是母亲桐壶更衣、后母藤壶女御、妻子紫姬三人，她们容貌类似，甚至可以作为彼此的替身顺序出场。母亲桐壶更衣在生下光源氏不久便香消玉殒，父亲桐壶帝深爱桐壶更衣，继而宠幸与其容貌类似的藤壶女御。光源氏自幼丧母，对母亲的思念和依赖在继母藤壶这里得到了宽慰。

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术语，由弗洛伊德提出。男孩对母亲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柔情，想取代父亲在父母关系中的地位，光源氏和藤壶女御的恋爱就是起源于此。

藤壶女御因对光源氏的爱而感到良心不安，对光源氏的疏远。光源氏同样在“情”与“理”中纠缠，他遇见和藤壶女御的侄女紫姬与其容貌相似，便将爱意转移到紫姬身上。

由恋母情结引发的不伦之恋，由爱而不得的枷锁引发见异思迁，光源氏似乎没有忠贞从一地爱过某位女性。但日本是赞许光源氏的，认为他对每一位情人的爱都是真诚的，不加欺骗和隐瞒美化的。由此可见，日本对感情的态度与中国不同，他们把原始的性欲冲动和情感抒发冠以“诚”加以尊重和保护，而中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教义则一开始就要求克制情感，尤其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情感更要予以克制。

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传世佳作，这部著作不仅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最高峰，也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广泛影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多次，也产生一大批学者进行“红学”研究。《红楼梦》产生于中国清代的康熙、乾隆年间，正是“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盛世，但盛极必衰，福祸相倚，经济、政治、阶级矛盾、思想异端，都在暗流中酝酿着新变。所谓“不破不立”，想要构建作者心中理想的世界，势必要打破旧社会的束缚。故而《红楼梦》充满了盛极必衰且不可挽回的悲剧感。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有前世因缘的，身为绛珠仙草的林黛玉要以泪水来报答神瑛侍者贾宝玉的灌溉之恩，注定二人的感情坎坷艰难，泪水和报答也预示了结局的悲剧性。

宝黛初见时，二者皆有似是故人来的感觉，这就是前世的因，引发二人更亲密和熟悉。这种建立在心灵深处的欣赏和共鸣，是二人勇于冲破封建枷锁的动力。

黛玉在行酒令时感慨“ 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薛宝钗听到后教训说：“……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贾母也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人物一语双关，批评戏中的人物故事，实际上含沙射影提醒黛玉，不可成为“鬼不鬼，贼不贼”的佳人。由此可见，贾母也是反对《西厢记》的，是恪守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

贾宝玉厌恶仕途科举，反对世俗礼仪，渴望自由平等，否定男尊女卑，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贵公子。他反抗封建宗法制度下豪门贵族的子弟婚姻制度，选择“ 木石前盟”而非“金玉良缘”，反对封建礼教思想的体现。

林黛玉是一个纯洁、气质脱俗的才女，摆脱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观念。她和宝玉一样不看重功名富贵，也不劝说贾宝玉求取功名，她把贾宝玉视为知己，并为彼此的爱情献出了自己生命。她是多愁善感的，无论是对待自然景物还是世间情感，林黛玉都可以透过表象体会出诗情画意，就是因为她有这种细微细腻的感知能力，对物哀美的感动在她身上格外明显。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二人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有共同理解的进步思想，同时都具备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宝黛的爱情是随着他们对封建社会日渐愤懑而逐步深化的，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视彼此为知己，是真正的爱情。

《源氏物语》中，光源氏和藤壶女御的爱情是因伦理道德而不容于世的悲剧。藤壶是先帝的皇女，桐壶帝的中宫，因长得和逝去的桐壶更衣相像而得到宠爱，作为桐壶的“替身”她没有得到丈夫真正的爱，真正爱她的人却是名义上的儿子。她的感情是无可寄托又无可奈何的悲哀。《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没有伦理道德上的枷锁，但却有冲不破的世俗羁绊，二两的爱情本身就是一次强烈的叛逆，他们身上爱而不得的努力和玉石俱损的牺牲，让人感慨兴叹，而这正是“物哀”的体现。

中日文化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有非常大的差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在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指引下，专注于人生的喜怒哀乐，甚少去考虑身后事。日本在佛教“无常”观念和武士道对死的觉悟中，对死亡的审视少了未知的恐惧，多了审美的价值。

在日本美学史的形成过程中，记载着日本人从无常感中探索精神自由的心路历程。他们将无常与美、无常与死亡、死亡与美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系列日本独特的审美意识。

“物哀”作为平安时代十分重要的文艺理念和审美意识，与平安时期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关联甚密。《源氏物语》中描写了许多人物的死亡，如桐壶更衣、葵姬、夕颜、六条妃子、紫姬、藤壶女御、柏木等，他们的死亡无一例外，都与“情”有密切的关联，一言以蔽之“为情而死”。

整部作品以情为核心，叙述了源氏家族三代人与众多女子的情感故事，他们之间的恋情有一个“哀”的共同特征。由于访婚制，一个男子周旋于众位女性之间，是平安时代贵族的主要情感模式。作者在衰败和死亡中透露出自己的观点，两情相悦的恋爱才有可能有幸福的结局，朝三暮四的恋情最终只能走向悲剧。

《源氏物语》全书贯穿了浓厚的无常感和宿命思想，用因果报应和负罪意识来联结源氏与桐壶、紫姬，熏君与姬君、浮舟等人物的关系。而他们的结局，有的企盼来世的幸福，有的遁世，有的出家，是与他们的不伦行为有着因果关系。紫式部结合因果的佛教教义，展示内中潜藏的“哀”，给予“物哀”以调和善恶的价值意义。

《红楼梦》记录了众多女性的命运悲剧，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哀歌。因为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礼法道德、封建妻妾制度等等造成了众女子的悲剧：史湘云、李纨都是青春守寡；
贾迎春出家不就便被丈夫折磨致死；
贾探春远嫁离家背井离乡；
贾惜春悲观失望出家修行。她们都是封建时代的贵族女子，命运坎坷无法自主，下层女子的悲剧命运可想而知。

《红楼梦》中的人物死亡也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安排。《红楼梦》故事纷纭复杂，其较大的事件有必然有死亡作为串联：

林黛玉因年幼丧母，只得进京依附外祖母；
王熙凤设局杀死贾瑞；
秦可卿病亡；
王夫人怒逐金钏，金钏不堪受辱投井身亡；
尤二姐吞金自尽；
尤三姐殉情饮剑身亡；
司棋、晴雯被撵，晴雯病亡；
迎春嫁孙绍祖，受尽凌辱而死；
金桂误饮毒药汤而亡；
元妃薨逝；
通灵宝玉丢失，宝玉丧魂失魄；
黛玉得知宝玉另娶而死；
贾母逝世；
鸳鸯上吊身亡；
凤姐病重逝世。

黛玉的生命是注定短暂的，在前世有“绛珠还泪”的因，当她的泪水和恩情报答完毕，就会香消玉殒。黛玉短暂的一生是灿烂多彩的，她真实、感性、赤诚、清高，她的言谈举止都是一尘不染可爱可敬的纯真天性驱使，丝毫没有受到封建世俗的污染，这种宝贵的品质正是她超凡绝世的所在。美好的象征却以注定的结局枯萎，宿命论无常感毫无疑问是物哀的体现。

“写一个警世故事时，作者可以杀死他笔下的人物而不受道德谴责并从中感到一种变态的快感。在阅读故事时，读者也会享受到同样的快乐。毁灭总会成为不错的娱乐。”这种走向灭亡的命运，从秦可卿逝世开始，就笼罩在作品内部。由关键人物的死亡，串联成整个家族的灭亡，进而扩大到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败和毁灭。

《红楼梦》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从而对封建社会做出了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贵族男女都度过着“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人生，恋爱增加了他们人生的浪漫色彩，但恋爱本身的不完满使他们宁可抛弃生命也要追求爱情，“哀”便足以概括他们绚烂多姿又终归虚无的人生。因为“哀”的彻底，对万物看破，以至于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和虚无，最终归落于人生的死亡作为美的句点。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中流露出强烈的悲剧意识。从美丽而荒诞的神话故事开始，到提示“梦”“幻”之言为著书本意，以贾府为代表的家族衰败令人惋惜。故此，矛盾冲突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决定了作品悲剧范围的普遍性和发生的必然性。作家内心的苦闷贯穿于小说的创作过程，反映在作品里，呈现出人物间普遍而又复杂的矛盾纠葛。这些矛盾纠葛植根于人生和社会现实，在发展中相互碰撞，主要线索都以无法挽救的毁灭为结局，形成不可避免的冲突导致悲剧结局。

①胡泊：《〈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体现的物哀美意识》，《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②⑦雷芳：《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论》，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文艺学博士学位论文。

③周伟民、萧华荣：《〈文赋〉〈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⑤何玲玲：《“物感”说与“物哀”说》，扬州大学2007年文艺学硕士学位论文。

⑥杨治良：《简明心理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⑧姚春海：《透过“西厢”看“红楼”——也论宝黛爱情悲剧的原因》，《学理论》2010年9月。

⑨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38页。

⑩艾浩德著、胡晴译：《秦可卿之死——〈红楼梦〉中的情、淫与毁灭》，《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辑。

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80页。

⑫李佳婷：《〈红楼梦〉悲剧艺术探析》，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年艺术学理论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