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早期电影放映业研究（1908—1937年）

丁聪富

（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近年来“地方电影史”研究成为当下电影史学研究的新热潮，诸多电影学者跳脱出原先“上海中心”的史论框架而将目光转向沪外，尝试以一种新的角度和思维去丰富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自民国时，芜湖隶属于安徽省，它是全省最早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电影亦很早就进入到芜湖。电影自诞生出就具备商品属性，它的发展与一个城市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电影传入中国最早是出现在茶楼、戏园，这些地方又大多位于城市之中，电影与城市的交融，共同编织成富有特色的城市地域文化。因此，对于芜湖早期电影放映业的研究，当地的经济与地域文化都不可忽视。文章将芜湖早期的经济与文化状况与电影发展相结合，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试图还原当时电影的放映业情形，以弥补安徽电影史的空白，丰满当下的“地方电影史”研究。

（一）芜湖电影放映的肇始

电影何时进入芜湖，有据可考的是《安徽省电影志》的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安徽芜湖开始出现电影，是由一名叫克利斯的外国人带着电影放映机和几部无声影片，在下二街一带放映。”对于芜湖放映肇始的时间及地点，著作都进行了回答。但为何此时电影能传入芜湖？放映的地点又为何是在二街？著作并未做出解释。由于年代久远，笔者亦无其他一手资料来丰富该段史实。不过，通过对芜湖此阶段城市发展的把握，我们可以推测出其出现电影放映的可能。

1876年清政府与英签订《烟台条约》后，芜湖因毗邻长江而成为通商口岸。不久后，列强在芜湖设立租界区，并大修码头、马路、俱乐部等，以便洋人来此娱乐、经商。而二街一带，则是芜湖有名的商业繁荣之地。“市内繁荣的地段，叫作长街，长凡十里，和他对面的二街，都是商店荟萃的所在。”长街不必多说，明代中叶时就已是名噪一时的商业街；
二街于清末民初时快速发展，后逐渐取代“长街”成了芜湖新的商业中心。由此，无论是交通运输还是工商业的发展，芜湖都已初具近代化的雏形，为电影在此阶段的传入奠定了基础。而电影在二街的放映，则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街区的兴盛。

但遗憾的是，在之后十余年芜湖都并未有文献记载的放映活动。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时电影对于芜湖的民众来说尚只是一种新奇事物；
另一方面，此时电影的放映活动尚处于摸索阶段，放映地点随机、放映性质不稳定是当时中国电影放映活动的常态，很多放映场所都存在昙花一现的情况。

（二）基督教青年会的放映活动

到了20年代初期，芜湖主要的电影放映活动与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密不可分。与其他基督教派具有显著区别的是，青年会在中国虽然也将传播基督教作为组织的最高目标，但是他们更侧重于通过青年人所喜闻乐见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以讲道、礼拜等方式去劝导民众皈依，因而多吸引青年人。“民国10年（1921年）芜湖基督教青年会，在今上长街（原湖南会馆隔壁），开辟了青年会影戏部，放映过无声影片《车中盗》，当时称之为‘影子戏’。”而1924年《青年进步》发布一篇关于芜湖基督教青年会招新的新闻中提道：“复请新会员吴葆光博士，演讲新会员之新觉悟。乃扮演新剧，并放滑稽电影，以助余兴。”青年会放映电影的初衷是为了组织建设。

客观来说，青年会对于芜湖早期电影放映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尤其是对之后出现的影院做出了有益探索。从1921年影戏部的成立到1937年芜湖被日本侵占，青年会在当地放映电影持续了十几年。相较之前的流动放映，青年会将放映地点固定，推动了电影的专业化放映。而放映的影片也出现了不同种类，有利于培养观众不同的观影兴趣。

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来自西方的教会，青年会的文化观念势必会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产生一定的矛盾。20年代的芜湖一度几次爆发反基督学潮运动，“芜湖教会学校学生为反基督运动，已全体罢课数日未解决。”此次反基督运动的主力，正是以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电影是文化物质的体现，西方教会与中国民众之间的文化差异，注定了以青年会为代表的教会团体在电影放映事业上与地方难以兼容。因此，此时的芜湖已经亟待一个真正由国人所创办的影院出现。

（一）影院的出现及其经营

芜湖影院出现的时间是在1928年，“由商界人士在山西会馆处（今新芜路小戏院地段），兴建第一座电影院，取名芜湖电影院。”之后，又陆续出现了“明星”“广寒宫”“国民”等，再加上之前的青年会影戏部，此时芜湖的电影放映业不可谓不兴盛。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明星”与“芜湖”。

在中国影史上一提及“明星”，很多人第一印象便是上海的“明星”电影公司。事实上，芜湖的“明星”电影院不仅只是名称与上海的“明星”电影公司同名，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诸多联系。而联系的纽带，就是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董事周剑云。1922年他与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共同创办了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负责公司的经营、发行工作。“经理汪耀侯委选片全权于副理于勋君，于君更请周剑云、徐欣夫二君为沪上之选片人。以周徐之魄力于是‘明星’‘上海’‘大中华百合’诸著名公司之片乃悉在罗致之列，最近如《红莲寺》《妹妹我爱你》诸片莫不满座，近闻更有计划开映有声电影片之说（其预定之第一片为‘明星’《歌女红牡丹》）。”在周剑云的帮助下，芜湖“明星”影院的片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与上海多家著名电影公司取得了联系，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放映更是此阶段的惊人尝试。然而，1931年芜湖发生了百年难遇的洪涝，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自此之后，“明星”影院便一蹶不振。

与“明星”相比，作为芜湖第一家影院的“芜湖”，在片源上起初是不占优势的。“芜湖”影院一开始的驻沪选片是扬子江电影公司。虽然“芜湖”影院中西片兼映，但当时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西片在受众方面的短板，而中片又往往被“明星”影院捷足先登。一直到1933年，“芜湖”影院才出现了转机。“民国22年芜湖电影院经理钟树荣经广肇商人资助，到上海通过阿英等左翼文化人的帮助，与新民、联华等影片公司沟通了供片渠道并搞来发电设备，连续上映了一批有进步倾向的《野草闲花》《大路》《故都春梦》《姐妹花》等国产影片。”阿英本是安徽芜湖人，1927年到上海后一直致力于革命文艺活动。1932年与夏衍、王尘无等人共同组建中共电影小组，投身于电影业之中。“芜湖”影院在与阿英的联系下不仅改善了自身片源上的问题，同时也为革命文艺活动在地方上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之后，“芜湖”影院更换业主，改名为“光明”影院，1937年日本侵占芜湖后停业。

而此阶段的青年会影戏部，在反基督运动的冲击下，依然坚持着自身的放映事业。但是青年会并非影院，它的放映与“明星”“芜湖”两家相比，就尤为惨淡了。“青年会并非完全营业性质（会员娱乐关系），故因陋就简。放映机亦只一架，以白壁代银幕，专演天一影片公司，出品因价格之便宜亦有一部分能力。”青年会作为教会组织，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传教，放映仅是辅助传教的一种手段。“专演天一影片公司”既是资金不足下的出路，也是青年会在反基督活动下做出的调整。“天一”电影公司是由邵醉翁于1925年在上海所创，公司拍摄影片多以古装片为主，力图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尽管当时放映多面向于会员，但青年会在对于放映影片的选择上，明显是带有迎合民众的考虑。青年会影戏部在芜湖的放映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入侵前，后随着青年会的离开而结束。

此阶段芜湖的各个影院多由商界人士创办，片源和设备也都来自上海。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影院间都各挥其长，直接促进了芜湖电影放映业的繁荣。但由于洪涝的影响，以及经营的不善，影院存活时间短、频换业主和影院名称是发展常态。

（二）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与教育电影运动

在民间热火朝天开办影院的同时，官方也参与到了芜湖电影的放映业。放映电影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芜湖当地的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众教育馆”），在1930之前又称之为“芜湖通俗教育馆”，其名称上的变化所反映的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地方教育事业上的探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布进入“训政”时期，以图唤醒民众，此时通俗教育发展为民众教育。在此背景下，1930年芜湖通俗教育馆改称为民众教育馆。在教育民众的过程中，通过电影来弥补文字说明的不足。《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概况》中关于“讲演之种类”记载：“映放电影时，就幕上重要情节，指出其教育意义，以辅文字说明之不足。”民众教育馆将电影与教育事业紧密联系，这无疑是受到教育电影运动的影响。

教育电影运动在开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多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如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中央电检会、金陵大学理学院、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等，这些机构又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电影运动的发展。在教育电影运动的发展中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作为全国教育电影事业的最高机关。在电影教育委员会的倡导下，各省划分“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区”，从而解决教育电影的发行、放映问题。而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就是教育电影在芜湖当地的推广处。

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的电影放映虽改善了人们的文化状况，却也在放映过程中忽视了电影自身的魅力。从民众教育馆自身的放映条件来看，它的电影放映设施与影院相比也并不匮乏。“电影机一部，影片十六本。新由教部、新厅及本馆合资增购影机一部，不久可以到馆。”可民众教育馆放映电影的性质并非商业而是教育，它只是将电影视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其所放映的电影在题材上都有做规定，需能“启发民族意识、培养民众自治能力、灌输民众科学常识、训练并改进民众生活技能。”仅仅关注电影的教育内容以及最后所能获得的教育结果，却忽略了在观影过程中影像表现机制与内容的关联，以及电影与观众的互动效果。因此，安徽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虽间接繁荣了芜湖此时的电影放映业，却也忽略了电影的艺术特性。

三十年代是芜湖电影放映业走向繁荣的时期，影院的出现及其经营为放映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在这经营的背后，也暴露出了片源匮乏、“影”“戏”混杂的缺陷。可以看到，多数影院并非坐以待毙，而是做出过多种调整以面对不足之处，如更换业主、片商和修建影院等等。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能挽救芜湖影院经营的颓势，却势必无法完全解决。因为，当时的芜湖无法给予电影放映业一个适宜生长的土壤。

（一）片源匮乏

即使在当下，片源仍是影响一个影院经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一部为观众期待的电影在影院是否上映、排片是否紧张，决定了影院所能收获的票房。而在当时的芜湖，良好的片源亦是影院竞争的一大优势，“明星”影院就曾以在上海的片源优势短暂压制“芜湖”影院数年。但是，这种优势也仅是在同城比较，民国时电影发行的种种不便对芜湖影院的经营造成了巨大损伤。当影片的发行环节出现问题，对于本地并无电影制片、发行公司的芜湖来说显然是致命的。但是民国时期全国各地交通普遍落后，影片的传输何其困难，这是当时芜湖各家影院都必须面对却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

（二）“影”“戏”兼营

严格意义上来说，早期芜湖几乎没有真正的“电影院”。当时芜湖的影院多称之为“影戏院”，一字之差代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认识。多数影院都采用“影”“戏”兼营的方式，此举或许能进一步提高营业收入，可对于电影的发展却是不利的。早期的中国观众受传统艺术戏曲的影响，很难将电影与戏剧完全区分开，电影放映场所的“影”“戏”兼营，会进一步加剧电影与戏剧的混淆。但结合当时芜湖的整体情况，又实难苛刻影院业主们的经营策略。一方面片源的匮乏造就了影院仅通过放映电影是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也维持不了自身的生存；
而另一方面民众长期观戏形成的文艺审美心理会进一步压迫着业主们的经营选择。影院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谋求生存，“影”“戏”兼营是芜湖各家影院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从1908年电影传入至1937年为日本侵占前，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芜湖电影的放映业由一个初生的稚婴成长为朝气蓬勃的青年。从流动放映变成固定放映；
从外商传入到国人经营；
从二街一隅走向多场所的百花齐放，芜湖电影放映业的发展，曲折而又让人欣慰。尽管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相比，芜湖早期的电影发展少了些峥嵘之势，经济、区位等种种因素限制了芜湖无法制作、发行电影，放映业也在社会动荡、灾害频发的背景下面对诸多困境。但是，电影的放映从未断绝。在业主们筚路蓝缕的经营下各个影院找寻自己的商业优势；
官方在民众教育馆的电影放映中发掘教育意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西文化的碰撞间调整放映策略谋求融合，芜湖早期的电影放映业在整体上呈现出单一与多元、娱乐与教化、传统与现代的纷繁复杂的发展历程。钩沉芜湖早期电影放映业的发展情形，既丰满了“地方电影史”的研究，也为当下芜湖本土的电影事业予以历史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