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及对中国的影响

向惠民

明治维新后到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之间，马克思主义已在日本传播。在亚洲，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程。

(一)背景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世纪末，封建社会末期的日本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为避免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日本政府开始自上而下改革以救亡图存。明治政府变革幕藩体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通过“天皇”权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也打破了幕府时代“锁国政策”，提倡对外交流，西方先进思想随即传入日本。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日本的经济繁荣，但资本原始积累的背后却是日本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两大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国内矛盾日益尖锐。

(二)传播过程

明治维新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在对政治、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文明开化”的改革措施来引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潮传入日本，并引起了具有忧患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关注。

1.思想萌芽(1870—1900年)

以加藤弘之、西周为代表的明治启蒙思想家、官僚学者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日本。1870年，加藤弘之在其著作《真政大意》中从批判的角度出发首次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学说引入日本。他认为欧洲兴起的“这两种经济学派”，“虽稍有差别，但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财产私有，将各种财产归政府管理，以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但这种制度的严酷实难忍受，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同年，西周在其私塾讲义《百学连环》中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同加藤弘之一样，西周对这一学说持批判态度。除此之外，基督教也从反对的立场批判了社会主义。虽然官僚学者与基督教徒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但却从客观上传播了社会主义。第一次从正面角度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有“东洋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其创办的半月刊《政理丛谈》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文章。

2.思想渐兴(1901—1906年)

甲午战争后，日本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社会主义运动兴起。1898年，河上肇、片山潜、安部矶雄、幸德秋水等人以研究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可否应用为目的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在社会主义协会的基础上，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发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是日本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该政党虽然成立一天就被政府取缔，但仍不失为社会主义思潮由理论向实践转变的一次伟大尝试。1903年，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启蒙书籍在这一时期发表，片山潜著的《我的社会主义》与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性著作，代表了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1904年，《平民新闻》的一周年纪念特刊刊载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共同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虽然保留了恩格斯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但缺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1906年，堺利彦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并与原译本一起刊登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

3.寒冬时代(1907—1914年)

日俄战争后，日本社会出现经济危机，大规模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威胁到日本政府的统治，1908年的“赤旗事件”与1910年的“大逆事件”使日本社会主义者遭受严重打击，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进入“寒冬时代”。

4.再次繁荣(1915—1922年)

1915年，堺利彦与高畠素之创办《新社会》杂志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逐渐复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让他们意识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积极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运动。1918年，反对米价暴涨的“米骚动”斗争使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进入高潮。1922年，日本共产党在东京秘密成立，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明治维新作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遭受着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前期工人运动的失败使日本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要反抗压迫阶级，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指导改革社会主义运动。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介绍

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第二编第一章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加陆马科斯者，以千八百十八年生于托利乌斯，父占普鲁西政府枢要之地位。长于名家，入贺龙大学，修法律后，再入柏林大学，委身以研究哲学，尤倾心于海科陆派，大悟人间之本性。”这一章节也简要介绍了恩格斯，“马克斯既得恩格尔斯为有力之同志者，各等之运动，藉其帮助者不少。恩格尔斯亦与马科斯相亲善，始终同其难苦。千八百四十五年，又著一书，题为《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以扩张马克斯派之意见。千八百四十九年，又为普鲁西政府所放逐，马克斯等共去本国而移于英国之伦敦。仍与马科斯往来，共其运动，至马克斯之死，四十年无异趣焉。”最后，福井准造总结道：“马克斯者，一代之伟人，长于文笔，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认识。”文中引用了几位学者对马克思的评价，并总结道“无论其同时代之如何人，无出彼右者。其经济学感化一般人民之程度，德意志之学者，亦无其比。彼于经济学上，最精细之观察，且为确实推论家之一人。”

(二)对唯物史观的介绍

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分析，指出：“方今社会百害之源。由于生产机关个人得私之也。”私有制是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解决社会的弊病。然而《社会主义神髓》更多的是从经济学方面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中虽然也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内容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却由于种种原因，对于阶级斗争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的介绍则相对较少。

作为传播唯物史观的又一力将，河上肇通过对《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翻译和总结，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经济史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引起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生产力的变化是社会组织变动的根本原因。“马克思的历史观，已如上所述，普通称他为唯物史观，我想称他为经济史观。何以有唯物史观的名称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物质的条件的变化。何以我又想称他为经济史观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经济条件的变化。”与其他学说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把经济的条件，做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于是依这个方法，说明历史的变迁。”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之处。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河上肇将人类社会和制度的变化归咎于物质发达，即“物质发达，是社会真实的根本，一切制度，都不能不跟他变化”，而在各种物质要素中，经济要素具有重要地位，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河上肇认为构成社会组织基础的是社会生产力，“据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则社会之一定生产力必有一定之社会组织以应之，社会之生产力而变，社会之组织亦必从之而俱变。”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生产力相匹配。在阶级斗争方面，河上肇认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必不可少的部分，生产工具的变化会导致生产方法发生变化，而生产方法的不同会导致生产力的差异，阶级斗争也就在生产力的差异中逐渐发生，阶级斗争的发生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三)对剩余价值的介绍

村井知至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第三章“社会主义之本领”对剩余价值(其表述是剩余价格)的产生做了简要的介绍，文中这样写道：“然则以多数劳动者。万万辛苦。而生产无量之富。悉为资本家所占夺。劳动者止受生活费。其于利坐实资本家囊驼。是马克士所谓剩余价格者也。”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也对剩余价值做了一定介绍，第二章“贫困之原因”指出，劳动者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其劳动的结果大多为资本家占有，分配不公是劳动者贫困的重要原因。第三章“产业制度之进化”介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剩余价值，幸德秋水在文中指出：“例如，以日可创造六志价格之劳动力者，日以三志购卖之，其三志之差额，名曰‘剩余价格’。彼等资本家所谋求以厚其资本者，唯从劳动者掠夺此剩余价格。然则此劳动力之‘剩余价格’也，有不全为大盗积者乎？”河上肇认为，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认识马克思的经济论的前提条件，即“凡依劳动而得复生产之商品价值，当依因生产所须之社会的劳动之分量而决定之。”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一)培育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方兴未艾，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学子取径东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受到其影响，逐渐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日本渠道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陈独秀赴日留学期间受幸德秋水等日本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从一个旧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革命志士，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李大钊东渡日本求学时，受安部矶雄的影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1919年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主义观》的前半部分与河上肇同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近，且李大钊在文中著明“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可以说李大钊所引用的内容是对河上肇文章的翻译，而文章的后半部分则来自于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除此以外，堺利彦、山川菊荣等日本社会主义者都对李大钊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李汉俊、李达、施存统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有赴日求学经历，也正是通过日本渠道了解马克思主义，逐步完成思想蜕变。

(二)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载体

留日学生对社会主义著作文本的翻译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日文本的翻译。如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本《共产党宣言》的蓝本就来自幸德秋水与堺利彦1903年共同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郑次川翻译的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摘译本)，李汉俊翻译的欧洲社会党人马尔西所著的资本论诠释本Shop Talks on Econom-ics(《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其母本皆来自于远藤无水的日文本。陈溥贤翻译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母本来自于高畠素之的日文本。二是对日本社会主义者所编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颇具代表性的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中国达识社译)、《社会主义长广舌》(中国国民丛书社译)，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李凤亭译)，山川均的《列宁传》(张亮译)，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李汉俊译)、《妇女之过去与将来》(李汉俊译)，堺利彦的《妇女问题》(唐伯尡译)等，这些文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物质载体。

(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日本渠道

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的传播最早发生在日本，“20世纪初期的日本成了亚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心与基地。”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密切，因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热潮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清末民初正值留日热潮，大批留日学生取径东洋。1896年，首批13名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随着清政府的“游学奖励”政策的颁布，留日学生数量不断增加。1905年到1906年，留学人数最多时超过了8000人。彼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大批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受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热潮的影响，通过翻译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创办报刊等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桥梁。

翻译社会主义著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留日学生创立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翻译团体，颇具代表的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编译社、湖南编译社、闵学会等。这些翻译团体的建立为翻译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统计，译自日文的书籍“由19世纪末的15.1%上升至20世纪初的60.2%”，“其中社会科学类的书籍又占60%多”，中译日文本社会主义著作数量也逐渐增加，“仅在1900年到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翻译自日文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即达20种左右。”其中，1903年是马克思主义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重要一年，“据不完全统计，1903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10篇以上，翻译出版有关社会主义的专著达7部。”不仅数量上有所增加，翻译书籍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如《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社会主义》(罗大为译)、《社会党》(周百高译)等都是明治时代颇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著作。同年9月，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由中国达识社翻译，该书代表了明治时代社会主义著作的最高水平，一经出版，就深受欢迎，1903年至1912年近10年间，先后发行了4个版本。

留日学生还通过创办报刊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留日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达六七十种。”颇具代表的有《天义报》《译书汇编》《浙江潮》《新民丛报》《民报》等，这些报刊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传播平台。1901年《译书汇编》刊载了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1908年，署名为民鸣的留日学生在《天义报》上刊登了恩格斯为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著的序言以及《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译文。一些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也在刊物上发表评介社会主义的文章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简述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朱执信、马军武等也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评介社会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日文本社会主义的著述。虽然日本社会主义者在解读欧美输入的社会主义文本时，并没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真”、“伪”，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带有本土色彩以及个人偏好，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误导和偏差，但留日学生作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群体，其传播功绩仍然值得肯定。

①赤旗事件：指的是1908年6月22日日本东京的社会主义者举行欢迎出狱同志大会，会后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走上街头，遭警察镇压，大杉荣等15人被捕并判处死刑——亦称“红旗事件”。

②“大逆事件”：又称“幸德事件”。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明科锯木厂的一工人携带炸弹到厂，被查出。反动政府即以此为借口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同年6月，当局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大肆逮捕，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进步书刊。

③根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有关内容统计得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