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知与情感的双维度共情

王琳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国际关系学院，大连 116044)

好的外交政策是否需要做到共情？一国外交政策既要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又要顺应国际复杂局势，在执行过程中，应尽可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通过和平的方式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关系行为体进行对话交流，在接触过程中要考虑双边，乃至多边的绝对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外交政策需要蕴含共情思想。这既是视角维度兼顾的要求，更是情感需求层面的推动。当前，人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为顺应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引领国际社会共赢合作，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大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国外交多年来不断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也是中国与世界互动进入新阶段的体现。它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理念，体现出中国参与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大国担当与世界情怀，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崭新思路。本文拟从认知心理学中的共情角度出发，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分析。

(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情感取向

政治情感因素的重要性早在哲学传统中就得到认可，并被众多西方思想家所重视，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玛莎·努斯鲍姆等。这些学者关注的共同主题是情感与伦理或道德之间的关系。人们经历痛苦和快乐的能力、想象别人的痛苦和快乐、渴望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阻止人们在表演纯粹的利益的基础上,为人们通过他人的眼睛去认识自我和评估自身行动提供了动力。尽管有丰富的哲学传统，情感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却很少得到系统的研究。虽然恐惧和不信任等情绪在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叙事中大量存在，但它们通常被理解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在无政府状态下，恐惧迫使国家遵循“生存或灭亡”的逻辑。然而，内塔·克劳福德等学者认为，冲突不是来自体系的结构性压力，而是来自恐惧或不信任等情绪塑造和影响决策者的感知和身份的方式。总之，情绪、情感作为生理感觉，作为知识的形式，作为人们形成评价性判断能力的核心，已经被认为是人们身份和共同体构成的核心组成部分。克劳福德认为情感是种内在体验，但它所包含的意义、与之相关的行为以及对他人情感的认可都是在认知和文化上进行解释和构建的。因此，它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情感长期以来一直被学者置于认知之外，只是用来解释非理性或错误的判断。有人认为，正义必须摆脱激情，因为情感扭曲了人们理性和道德判断的能力。与这种趋势相反，认知和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牢固地建立起来，挑战传统上主导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理论的戒律。有研究指出，理性需要情感，选择需要情感；
情感先于选择(个人依据偏好对选项进行排名)，情感影响选择(情感引导个人注意力，是行动的源泉)，情感跟随选择(它决定一个人对自己选择的感受，并影响自己的偏好)。与理性主义者认为情绪只是认知的产物或对外部刺激的反应相反，默瑟认为所有的决策都是由情绪信仰决定的。情绪不是简单地由特定的情境产生的，而是塑造人们推理及对情境的框架和对情境的反应，是情感和认知共同产生信念。郝拓德和安德鲁·罗斯认为人类不仅在思考世界，也在感受世界。情绪通过主体间实践的方式进行社会传播，如政治演说、外事交流、大众传媒以及公共抗议。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任何领导人都不能忽视强烈情绪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像接受语言一样接受情感是国际政治构成要素的观点，那么就能够重新审视那些支撑人们在冲突局势中与他人互动的假设。如果政治冲突是由情感层面支撑的，那么无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很可能是导致不信任和冲突持续的原因。能否理解情感信念在构建信任、不信任、脆弱性、不安全感或威胁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则依赖于是否能够合理运用共情。

(二)共情的伦理价值

“共情”的概念由罗伯特·维舍尔在19世纪中期首次提出，他将共情与艺术的心理学理论联系起来。不同于现在把共情归因于“对他人的感情”的用法，维舍尔等人从美学的角度将其归因于“艺术”。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诗歌、戏剧、爵士乐作品还是小说，表演者或作家同听众或读者之间必须有强烈的共情，以便后者能够理解、感受或体验审美对象。这是一种通过共情行为来体验人类情感的方式，即将审美情感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传递给自己。康德和黑格尔将共情视为表达情绪和情感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共情意味着关注他人和产生对接受者福祉的关心，是一种创造性地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进入和参与他者文化世界的能力。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和德国诗人、批评家赫尔德认为，尽管不同的文化在历史内容、习俗、传统、态度、信仰和实践上存在差异，但人类被赋予了能够跨越时空理解他人的能力。共情的本质是想象的安置，以一种方式感受另一种方式。赫尔德称共情为注意人类潜在的富有想象力的洞察力,但是维科为我们理解共情对人类事务的重要性及理解认知、情感和别人的行为提供了基础。维科提出，共情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想象的过程，让一个人满怀希望地离开自己的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他认为人类有能力理解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其他人，比如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人类的愿景和价值。他设想，即使后一种文化与前一种文化不同，后人也能理解其风俗习惯。维科认为，共情概念的实质是充分努力的想象力，这个术语具有解释力。想象的过程或幻想超越了自我认识，尽管它是使用诸如宗教、经济因素、语言、艺术、神话、哲学、姿态、外观、愿望等经验证据来理解人类的起点。因此，共情可将时空远近的人类和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这样人们就会关心他人，即使彼此相隔万里。

共情被认为是人类的核心能力，也是政治理论、应用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当下，共情的必要性体现在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协商民主、沟通行动、冲突解决、外交政策分析和政治判断研究等。虽然信任、共情和对话作为个体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关注，但不应孤立地审视它们。相反，应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认为其是关系和动态的概念。在促成基本的合作倾向方面，哲学和宗教传统都强调情感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理性。从苏格拉底到伽达默尔，哲学家们也认为对话有可能使人们认识到自身对正义理解的狭隘和有限的本质。情感能建立共情，让人们通过他人的视角来感知自己。共情反过来鼓励人们将他人视为在本体论上与自我平等的角色，并认识到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能够带来自我实现的好处。

尽管共情所发挥的作用意义重大，但很少有人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共情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是如何运作的。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仅关注共情在调解、解决问题研讨会或建设和平方案中的人际或群体间层面作用的发挥，而没有考虑到它在国家、社会内部和彼此之间更广泛的政治作用。然而，部分国家领导人诸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其他人在公共领域越来越多地表达了“共情赤字”，习近平也提出各国要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而信任赤字的背后实则是缺乏共情。有学者认为“共情时代”已悄然到来，共情话语也逐步在公共领域发挥着积极影响，因而深入探讨这一概念及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心理学家铁钦纳认为人类有一种自然倾向，将自身融入到自我的感知和想象中。当阅读关于森林的故事时，将自我想象成为探险者，会感到黑暗、寂静、潮湿、压迫和潜伏的危机感，每件事情都是奇异的。对于读者来说，这种奇异的经历是通过想象而非实际体验所产生的。当人们被告知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故，联想此事就会心跳加速、喘气、畏缩等。概言之，这种将自己置于某种情境中的倾向就叫共情。铁钦纳认为共情是通过内在模拟形成心理意象的过程，共情包含的不是对他人活动的直接知觉，而是通过想象重建他们的感觉体验。共情能力解释了人们如何感受他人的想法，尤其是那些与情感和道德情操相互交织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判断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惺惺相惜”。这里隐含的观点是，有一个自然的共情共同体，其中存在着对道德问题本质上的先天理解。二战后，共情在心理治疗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卡尔·罗杰斯认为，共情是一个涉及进入他者的私人感知世界，需要彻底融入其中。它涉及对另一个人身上不断变化的感觉意义的敏感，意味着暂时地生活在对方的生活中，优雅地走动而不作判断，感受对方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意义。以这种方式同他人在一起，意味着暂时把自己持有的观点和价值观放在一边，以便毫无偏见地进入另一个世界。

(一)共情的概念

共情，也称移情、同理心，它是一种从他人的参照体系中想象他人的感觉，理解和感受他人经历的能力，也就是说把自己放在他人位置上的能力。它具备主体间性，是自我与他人的融合。共情可分为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想象他人的感觉意味着当人们能够进入对方的世界时，可以通过他的眼睛去看待他，从而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行为和言语可以被解释为对自然条件的可理解的反应。人们发现他人并寻求理解，就能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多样性。当然，试图“透过他人的眼睛看透他人”，并不意味着可以复制别人的真实感受，而是可以暂停自我的当下判断，通过“想象参与”寻求进入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中去。

共情不同于同情。同情是指对另一种生命形式的痛苦或需要的感知和反应，表示与他人的感觉一致，与他人达成共识，是一个人对可能处于困境或需要帮助的人的一种感觉。因为他们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通常被描述为对某人“感到遗憾”。而共情更偏向于对现实的理解，不一定意味着同情、宽容、喜欢或同意他人，共情并不需要共情者同意对方的世界观、行动或信念，以便尝试采用自己的观点。另外，同情表示对同情对象的某种形式的同意或关注，因此与尝试了解自己强烈反对的他人或群体不同。人们可能强烈不同意他人的行为或世界观，但是仍然可能从对方的角度想象性地看待事物，并理解为什么对于他们而言行为看起来是合理的。共情也不同于怜悯，怜悯通常被定义为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人们感受到的一种情感，它会激励人们去帮助他们。共情也不同于情绪感染。情绪感染是指一个人(例如婴儿)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模仿他人表现出的情绪。共情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情感现象，被另一些学者认为是认知现象。前者被定义为替代的情绪响应，后者被定义为富有想象力的身临其境、角色采纳表示理解。共情亦被认为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形式，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与和谐。

(二)共情的划分

第一，情感共情，又称情感性替代性分享。它是指以适当的情绪回应他人精神状态的能力。人们情感上的共情来源于情绪传染，即被他人情绪或唤醒状态所影响。情感共情激发人类对亲属、配偶和盟友的利他行为。如果我们能够区分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共情对象的情绪，情感共情就能够促进包容性。情感共情可能是道德发展的基础，也可能是暴力抑制的关键机制，可以促进群体凝聚力。情感共情对于产生关心他人的动机至关重要，相对于认知共情，它通常被认为是最简单的共情形式，可以在从鸟类到啮齿类动物和人类等许多物种中观察到，并在个体发育的早期出现。在尺度上，情感共情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子类型：一是情绪关怀。对他人的痛苦表示同情与怜悯，与他人的福利待遇相对应。二是个人苦恼。对他人的痛苦所产生的不适和焦虑的自我替代的感觉。三是情绪传染。它反映了一种被他人情感激发的自然能力。通常是指自动模仿另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发声和姿势并使其同步，从而在情绪上趋同的趋势。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动机和情绪状态的检测能够激发观察者的适应性反应，比如关心或帮助。

第二，认知共情，实质为心理视角获取。除了情感层面之外，共情还有一个更复杂的认知维度，这种相对成熟的共情形式包括一种以他人为导向的反应，如为了他人的利益去感受他人的感受。一个人或多或少以他人为导向的情感共情的程度是个体共情具有认知维度的体现。在进化过程中，复杂的社会环境要求让人类学会了认知共情，因为它增强了社会功能，使人类能够理解和预测其他人的行为，从而促进相互对话和社会专业知识获取。认知共情通常指的是人们的认知能力，把握他人的想法、感觉或经历，主要是指从他人角度来理解他人观点和心理状态的能力。认知共情倾向于将自己的认知投射到他人的“鞋子”上，同时保持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明确区别。在心理治疗中，罗杰斯认为共情就是心理咨询师感觉来访者内心世界的私人意义，就像对方是自己一样，但永远不会失去“好像”的品质，这就是共情，它是促进成长的关系所必需的能力。认知共情也被喻为换位思考或观点采择，即有意识地将自己放入另一个人的思想中并想象那个人的想法或感受的能力。认知共情是一种特别有用的工具或方法，通过纠正误解和促进彼此的适应，可以显著提升战略分析与沟通能力。它也可以被视为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其他政治行为者的心理，而不需要发展与他人的认同感，也不需要使观点接受者倾向于关心他人的幸福或悲伤。准确理解对方对于领会我们可以从对方身上期望什么样的行为以及我们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行为或交流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传达意图，更好地实现目标。从他人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决定行为和结果的最终因素：你的认知、我的认知，你的期望、我的期望。认知共情给予观点采择者更多的信息，让他们能够进行评估和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相互联结。情绪的产生是一个生物过程，是对感知的主观调节反应，依赖于预先存在的社会理解和背景。情绪在生物层面上留下了生理痕迹，个人和群体在应对情绪的实践中往往也留下了认知痕迹。情绪可以成为行为和感觉反馈循环的一部分，因为人类会行动和反应，他们的行为会在他人身上产生行动和反应，从而加强或改变他们自己的情绪。情绪和认知的神经回路从早期感知到决策和推理相互产生作用。现有研究已明确指出情感和认知之间的双向联系，特别是影响注意力、记忆、思维、联想和判断的情感。然而，同样地，认知过程对激发情感状态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们对情境信息的评估和分析会激活适当的情绪反应。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既相互联结，也各有特征。一个在情感上有强烈共情的人不一定能够很好地理解别人。共情的情感和认知方面都来自特定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反映出进化的功能，这些功能允许人类通过检测和响应重要的社会事件来生存、繁殖和保持健康。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共情思想，在认知共情层面体现为自我和他人视角的观点采择，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在情感共情层面体现为将情感关注拓展至国界之外，促进世界主义的利他行为；
在方法取向层面，提倡互动沟通与对外交流。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认知共情：自我和他人视角的观点采择

“安全困境”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出于防御动机而采取行动，没有意识到对方会如何看待它，鉴于国家间的不信任与恐惧感，从而导致了没有一方真正想要的冲突螺旋模式。在国际政治中，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加剧了这一问题。安全困境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副产品，但它也与视角失败有关，即一方无法成功地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在认知上，视角获取可以激活关于自己和被我们获取视角的目标的知识结构。如果个体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那视角获取的效果仅取决于被激活的单视角知识结构，无法克服片面性。国际政治中许多令人不快的结果常常归因于行动者未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种能力是“安全困境敏感性”的核心，对摆脱困境至关重要。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对安全困境的共情理解有助于克服其影响，共情失败造成了安全困境的动态发展，反过来涵盖共情与技巧娴熟的政治风范则帮助决策者制定出解决方案。换位思考是一种认知形式的同理心，涉及到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心理能力或意愿，在更为普遍的战略行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缓和作用。当人们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时，自我的心理表征与他人的心理表征之间有更大的重叠。鉴于此，换位思考者能够有效地协调彼此的行为，并与他人建立联系，从而促进社会协调和培养社会纽带。在战略情境中，每个参与者的最佳行动方案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行动，策略性的行动需要预测其他人的行为，这需要具备从别人的角度分析情况的能力。好的视角既不是单方面想象自我，也不是单方面想象他人，而是两者的融合或超越。在这种混合中，自我不可避免地通过他人视角尽可能最好地想象成为他人而参与其中。心理学家最初引导人们接受不同视角，是想知道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或目标上是否会有区别。不管什么原因，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透视思维方式。某种意义上，视角采择的换位思考意味着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对方，对想象中的部分自我转化是真正接近理解对方所必需的。

当前，世界遭遇威胁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但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全球性理念和手段。在此进程中，本可能成为解决问题重要力量的西方世界却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坚持西方中心主义，不断挑战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破坏已有的共识和规则，成为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制造者。面对严峻的全球共同性问题，一些西方国家不仅依然拒绝审视自身、拒绝反思不足，而且通过转换策略，继续顽固坚守其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西方中心主义”固有的唯我独尊、霸凌主义使其根本无法具备为他国或为国际社会着想的能力，严重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亟须的安全秩序、全球治理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提倡注重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认知共情，体现为本国与他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视角采择。这种换位思考的视角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有助于突破安全困境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情具备去中心化的心理能力，是国家放弃过于自我中心倾向的观点，以自我、他者和人类的整体性来思考，超越了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民族国家狭隘的思维模式。“共情”二字体现了视角转换与兼顾，考虑本国视角是利，兼顾他国视角是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尊重和观照个人、国家的利益，又超越个人和国家的界限，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策略，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追求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

认知共情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多样性、理解合理性、承认差异性、寻求共存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世界提出的应对诸多共同性问题的新理念，视角采择下的换位思考意味要坚持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流与互鉴。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是对民族文化差异性、平等性的诠释，是实现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必要条件。文明互鉴不仅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沟通不同“文明圈”国家之间思想、价值观，消除不同“文明圈”国家和人民内心中隔阂、误解和偏见的根本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共存共荣，反对国家保护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崇尚和平发展的前提下反对强权独霸的对立逻辑思维。它以人类文明的视野凝聚共识，携手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情感共情：情感关切拓展至国界之外

贝克认为共情是世界主义观点构成的关键原则，认为共情将情感的想象力扩展至国界之外，从而打破群体之间的差异。努斯鲍姆认为共情对于实现世界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它允许个体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动机和选择，不把他们视为令人生畏的异类和其他人，而是把他们视为与自身分享许多问题和可能性的人。根据这一方法，共情增强了个体对需要和不利条件的意识，通过赋予抽象的正义欲望以物质回馈，从而促进世界主义行动。巴特森和肖提出了共情—利他主义假说，其核心认为共情关怀可唤起利他动机，最终目标是增加他人的福利。认真对待自我与他人的融合可以产生不同的哲学含义。可以说，关于共情和主体间性最常见的观点是，与他人共情具有积极的影响。换句话说，共情中常见的主体间性涉及自我与他人融合，激发利他主义。情感共情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普遍利己主义的简单性，走向包括利他主义在内的亲社会动机的多元主义。其情感分享与移情关怀有助于产生利他动机，从而推动中国政府的世界主义行为。

情感共情是国家层面上利他和亲社会行为的有力预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情感共情体现为对当前发展和对未来的忧虑和期待，从而促使国际关系行为体调整思维理念。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等的发展势不可挡，国际社会的联系也较以往变得更为紧密。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散尽，世界经济刚有复苏之迹，重大传染性疫病又接踵而至。加之近年来西方冷战思维抬头，强权政治复苏，恐怖主义与难民危机亟待解决，发展鸿沟与贫富差距也日益突出。不可否认，新全球化时代风险日益增多，挑战与机会并存。面对各类问题，为确保人类生存利益的本位性，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需要形成普遍共识、摆脱狭隘民族偏见、打破意识形态藩篱，诉诸共同行动。我们生活于同一地球，共担风险、共享机遇、相互依赖，彼此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所参与的国际合作的质量。在未来，世界将会继续融合，彼此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国际合作将比过去更为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共情意蕴已经将情感的想象力拓展至国界以外，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使其成为一种以守望相助和责任担当为特征的全球性的合作共同体理念。它是非排他性的，表征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理解与把握的理性自觉。从基本理念来看，共情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审视世界的全球意识和全球关切，关注并积极倡导人类利益的整体性与休戚相关的发展性。其秉承和借鉴世界主义的全球秩序观，以期实现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合作共赢、权责共担。与此同时，其积极倡导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深入参与全球事务并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不断扩展：在双边层面，加强对受援方的援助力度；
在地区层面，加强对亚非拉美地区的援助力度；
在全球层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国际抗疫合作层面，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并积极为各国在华商业采购提供便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和原液超7亿剂。截至目前，中国对外援助和出口疫苗数量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方还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习近平指出：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带来新的考验，团结合作是战胜考验最有力的武器。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情方法：强调互动沟通和对话协商

有效的战略沟通应该将语言、行为、叙事、图像和符号的表演性和沟通价值置于战略过程的核心，此外它还需有对所使用的语境、叙事和主题以及它们可能被理解的方式的认识。从一开始，说什么、做什么、如何传播，以及在什么环境下被感知和理解，对于政府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能力有直接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共情是一种资源。共情就像一种粘合剂，把本国和远在他乡的人联系在一起。它的力量可以被国家利用，与更广泛的受众联系，以告知或影响他们，或支持一项事业。实践共情是一个重要的超越自我立场的过程，它不仅揭示了他者的利益或思想，也揭示了情绪和情感在塑造和推动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方面所起的作用。罗伯特·基欧汉认为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当行为者将他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从这个意义说，在政策协调过程中，共情能够促进本国关注他方偏好与目标。

外交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合作活动，参与国在理性上与情感上都会主动与对方接触。传统外交模式从本质上来说被描述为在其他顽固对立立场之间寻求妥协的努力，这是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现代外交超越了这一传统模式，因此可以称为一体化外交。它产生于扩大对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共同身份和相似性的认识，因此更多地依赖于共情、同情和团结。在面对面的外交对话协商中，各方需要了解他方对局势的定义、对自我和对方的理解以及各自的利益和优先事项。通过参与对话，让自身成为被谈论和被质疑的对象。与此同时，双向理解与共情将在熟悉与陌生的紧张对立中进行。这种理解与共情可以通过视角融合来实现，其结果是价值标准的转变或扩延，各方都朝对方迈进了一步。共情他人的行为虽不意味着可达成共识，但可使双方在各种立场上受到节制，从而扩大了谈判双方之间可能达成协议的范围。随着谈话与沟通的深入，共情进一步发展，交流也变得更加有效。当事双方对各种选择都持开放态度，这些选择符合当事方的利益，可达成的协议也会变得对双方具有吸引力。因此，共情的发展可能会影响行为者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同时又为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扩展了达成共识的空间。换句话说，为了理性地找到一个可能的协议区，双方必须了解对方的利益和立场，包括他们对谈判协议的最佳选择。至关重要的是，这既是关于客观底线的问题，又是理解他人立场的问题，更是能否做到共情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当前国际社会部分国家所使用的单边制裁或威胁方式，提倡以一种包容互鉴的姿态进行沟通交流，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理解、化解分歧。不同于西方社会提倡的一元主导下的“普世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发展价值观，强调和而不同，主张包容开放，是一种在对话协商基础上自愿建构的价值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各国人们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国家之间有分歧应该通过对话解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各国要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强迫，以共赢代替零和，要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当前，优先或充分协商已经成为国际事务治理实践的趋势。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可将谈判的看法从“固定蛋糕”转为“扩大蛋糕”，解决棘手的冲突。虽然并非一定会达成共识，只是增进彼此了解，然而这种对话也是有益的。相互理解会让各方发现共同点，继而在对话过程中形成共同理性，从而在未来带来可能更多的共同要素的考虑。参与者在对话过程中会发现自我与他者的交集，进而意识到在哪些方面可以达成共识、哪些方面不能。如果各方都愿意作出改变，而不是试图同化他人，那么即使在某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也仍有相互学习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协商对话有助于让参与者从更为自我的第一人称视角，转变为投射的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各国的思维和有意识的活动。正如《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中提到的，我们的地球村，应该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整变革之时，坚持全球视野，坚持对话协商，才能在国际治理中真正做到换位思考，共谋发展，相互受益。

共情是在特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上采取其他行为者观点的尝试，是对自我或所属群体在他人观点的产生和再现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反射性考虑。共情的发展可以影响行动者如何看待自我和他人的利益，同时为一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可能性。

有效的共情不仅要表现出来，还要传递出去。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从印度尼西亚国会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从达沃斯论坛到世界卫生大会……自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其重要性。相较于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以及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情意蕴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认知共情层面，自我与他人的视角采择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的合理关切；
在情感共情层面，将情感关切拓展至国界之外，具备审视世界的全球思考与全球关切；
在方法取向层面，强调互动沟通与对话协商，提倡包容互鉴和增进理解，注重共同利益与绝对收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全人类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