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兰亭”观念研究

摘 要：傅山十分推崇篆隶（篆籀、八分），这是因为傅山对二王传统书法，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法有着深刻的认识。傅山认知中的王羲之书法就是以“润秀圆转”为特点的，而且这种“润秀圆转”还是以《兰亭序》为代表。傅山不喜《兰亭》碑版刻本，而好《兰亭》墨迹临本，并且认为《兰亭》“行中多楷”。傅山对《兰亭》的种种认识也与其学书当通篆隶（篆籀、八分）之变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关键词：傅山 王羲之 篆隶思想 墨迹《兰亭》 传统帖学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2-25-31

一、引论

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为山，改字为青主，别号朱衣道人、丹崖子等七十余种，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八岁。其出生于书香门第，学识渊博，精通诗文、音韵、训诂、考据等，在书画以及医学等领域具有独特的贡献。明亡后，傅山“弃青衿为黄冠”1。其美学观念与书法实践亦随着其所处环境变迁而有所“改变”，当代研究傅山书法的学者大多从碑学的角度去探讨，并将傅山冠以“碑学先声”之名。如尹旭先生认为傅山“四宁四毋”是“以古法为正”观念的产物，“师古法”乃是让人们取法早期篆隶中极少人工、雕琢痕迹的自然天成之趣2，并说：他（傅山）完全有资格居于碑学思潮的先驱人物之列。”3白谦慎先生也称傅山为“清初碑学思想的主要倡导者”4。不过，白先生紧接着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傅山）一生都在临《淳化阁帖》，他在晚年还嘱其弟子翻刻《淳化阁帖》，称其为‘必传之业’。”5陈方既先生基于帖学传统的视角，认为傅山的书法不过也是晋唐以来帖学范围的一种调节6，那么，傅山的书法观念究竟是怎样的呢？他想的与做的又是否是矛盾的呢？

二、傅山的碑帖认知

碑学（派）、帖学（派）在傅山的时代，无从谈起，我们暂且从傅山的论述中以篆隶（篆籀、八分）思想来代指碑学或前碑学进行分析，傅山说：“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1又说：“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2由此可以得到两条信息：其一，傅山认为学习书法一定要知道篆籀的由来;其二，傅山认为“足观”的楷书一定是从篆隶八分中来。此处傅山的落脚点在于学习书法尤其是学习楷书，一定要明晓篆籀、篆隶、八分在其中的重要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锺、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3。“阿堵”为口语，意为“这个，此处”，傅山认为锺繇、王羲之书法的“不可测”处，便是“知篆隶之变”，他说自己的书法：“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4又接着说：“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本无差别。”5傅山认为“知篆隶之变”以后，工夫也要“纯至”才能“得心应手”从而绍于古人（锺、王），然而他自己工夫“不能纯至”，所以“不能得心应手”，但是也有“偶合”之时，且“不减古人之分厘”。这又是为什么呢？傅山认为这是“篆隶得意”，并提出“古籀真行草本无差别”的观点，这种观点看似新颖，实则也是沿袭传统书学观念而来，尤其是王羲之的书学观念，如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6所记：“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7又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不能先发。”8又如传为王羲之《书论》9中说：“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如鹄头，或如散隶，或似八分，或如虫食木，或如流水态，或如壮士利剑，或似妇人纤丽。”10又说“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为一字，数体俱入。”11王镇远先生分析此论后认为：“都强调了书法的继承性，要求兼容各体，如草书中采取篆、隶笔法，而隶书中融汇篆书、八分的笔势，都意在溯其本原。”12由此可见，傅山在学习书法上对篆隶（篆籀、八分）的推崇，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王羲之开创的学书道路上，倡导碑学在此尚未体现。

傅山曾多次玩味《淳于长碑》，傅山说：“三复《淳于长碑》，而悟篆隶楷一法。”13《淳于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东汉建宁三年（170）立，碑为隶书，却反汉隶常态，参融篆书结构，傅山深受王羲之书学观念的影响，而对此碑甚是喜爱，傅山通过此碑悟得了“篆隶楷一法”，因此我们就不再难以理解傅山所说的“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白谦慎先生通过傅山和朱彝尊的著作，考证出傅山“至少藏有九种汉碑的原拓：《张迁碑》《尹宙碑》《孔宙碑》《夏承碑》《梁鹄碑》《史晨碑》《曹全碑》《衡方碑》《乙瑛碑》”1。我们无可否认傅山在著述中记录过篆隶，也临习创作过篆隶，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傅山就是在倡导碑学。傅山说：“汉隶之妙，拙朴精神……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2“至于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3傅山说“汉隶一法，三世（事实上不止三世）皆能造奥”，倘若以临习创作过篆隶（篆籀、八分）定义为是在倡导碑学，岂不是傅家三世都是碑学倡导者？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傅山学习篆隶一则是为了能使“楷书妙”“免俗气”，二则是认为篆隶妙在“丑拙古朴”，具有“拙朴精神”。傅山《书补郭林宗碑阴》中说：“吾家世习汉隶……会介人士磨石要书，老人不复能俯石上受苦，爰以家本，令莲苏双钩，过之石上。石工粗凿有画，而属离石王生良翼，对本修之，岂敢唐突中郎，聊以补晋金石之缺尔。”4《郭林宗碑》又称《郭有道碑》，据说是蔡邕撰文并书，傅山书补碑阴所说“聊以補晋金石之缺尔”，可以说是在向我们解释“世习隶书”，修补《有道碑》是在做“金石”之事，晚明清初金石学盛行，傅山的友人中不乏金石学大家，傅山本人也访碑进行金石考证，岂不是说当时访碑进行金石考证的学者都是碑学倡导者？显然也不是，金石学和碑学还是有所不同的，可以称傅山为金石学家，而冠以“碑学先声”似乎就有点强人所难。虽然说傅山在访碑中曾在平定山中，误坠崖谷，见到过北齐天保（550—559）间的字5，也研习过北碑，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傅山的众多题跋、批注中看到傅山对金石、篆隶碑版的认识，比如他所考订的《石鼓文》册页，点校、批注的《隶释》等6，但是傅山在此依旧是在进行金石学意义上的研习，周睿先生说：“傅山开启了清代以金石遗文证释经史的风气。”7白谦慎先生也说：“在1600和1670年代，傅山所居松庄是文人学者们聚会讨论金石文字的地方。朱彝尊、曹溶等人曾在傅山家中观赏傅山收藏的碑帖，并为之题跋。”8此论可看出傅山在著述中记录篆隶北碑，临习创作过篆隶北碑，是金石学意义上的研习，加之上述分析所得，傅山的通篆隶（篆籀、八分）之变（代指金石研习）是在沿袭王羲之开创的学书道路，如此来看傅山与碑学的关系便甚为明晰。傅山访碑、学碑尚属是在二王传统书法范畴内的学书途径，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可为证：“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遂成书尔。”9傅山对此，想必也是深信不疑的，因此才能够身体力行。

傅山是十分推崇篆隶（篆籀、八分）的，这是因为傅山对二王传统书法，尤其是王羲之书法有着深刻的认识，傅山在临王羲之小楷《黄庭经》时说：“写黄庭数千过，了用圆锋笔，香象力。”10“圆锋笔”不难理解，还是指篆隶（篆籀、八分）用笔，“香象力”为佛教用语，佛经中有“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军”，此中有“以柔克刚”之意，这两个比喻大致也是在讲书法要“润秀圆转”。傅山在《作字示儿孙》附文中说：“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1可知傅山的书法美学有一点可以理解为是“圆转流丽”的，而篆隶（篆籀、八分）正具备这种美的特质，不管傅山对赵孟頫为人怎么看，在书法上始终难以摆脱赵孟頫的影响，他说：“写此诗《作字示儿孙》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2但是他又转口说：“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3傅山在此告诉我们“圆转流丽”是可学的，“软美”是不可要的，陈方既先生分析说：“可是自持一身正气，满腔热血的傅山，在《作字示儿孙》时，笔下流出的却仍不能不是赵体，无以自拔而哀叹腕杂。”4并由此说明傅山的“美学思想与书法实践也是矛盾的”。我们认为这并不矛盾，傅山对赵孟頫书法“圆转”的喜爱，和推崇篆隶（篆籀、八分）的书法审美特质是相一致的，都是来源于对王羲之书学与书法的认知，可能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傅山对王羲之书学与书法的理解有所偏差，才会导致傅山形成了一种迥异于王羲之书法的风格。不过，倘若我们站在傅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话，这其实并不矛盾，也与倡导碑学无关。傅山在评赵子昂书法时说：“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5又可为此一证。傅山认知中的王羲之书法就是以“润秀圆转”为特点的，而且这种“润秀圆转”还是以《兰亭序》为代表，林鹏先生认为“傅山正因为鄙视熟媚绰约，才提出‘宁丑毋媚’的原则”6。那么在傅山提出“四宁四毋”后，说“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7，这一“临池”是否指的就是“回”到王羲之的真正书风上呢？傅山说：“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8“开米颠一流，子敬之罪;开今日一流，米家之罪。是非作者之罪，是学者之过也，有志者断不堕此恶道。”9这一“作者”指的正是王羲之，而其后王献之、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都与王羲之开创的书风有所偏离，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四宁四毋”的提出便是傅山为了挽救王羲之书风“大坏”而提出的较为极端的书学理念，因而陈方既先生所说“傅山的书法也是晋唐以来帖学范围的调节”，当如是。

三、傅山的“兰亭”观念

傅山在回顾自己的学书历程时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10这里所说的“晋唐楷书法”应该是包括王羲之书法以及《兰亭序》在内的，可知傅山当时学习王羲之书法以及《兰亭序》“不能略肖”，难以得悟。从《霜红龛集》中的一篇杂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座》，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11

由此可知，傅山年少学习书法仍旧是从传统的“晋唐楷书法”入手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才开始学习颜真卿书法，逐渐掌握了一定的临摹学习的技巧，能够“颇欲似之”的时候，又重新“临《兰亭》”，从“进而”可知傅山临习《兰亭》有着一个反复的过程，而此时傅山再临《兰亭》的时候，便“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林鹏先生在《傅山与褚临兰亭墨迹》一文中分析，傅山书法经历过三个阶段，即：明亡以前，学二王不能，降而学赵董;明亡以后，厌恶赵董，专攻颜鲁公;晚年回归王羲之书法，专学《兰亭》。1林先生说：“不过这次回到二王，他（傅山）却仅仅是指王羲之，没有提及王献之，并且仅仅是《兰亭》。”2“在他（傅山）晚年，书法的风格起了极大的变化，不但没有米黄赵董的痕迹，而且连颜鲁公的影响也几乎看不出来了。他直接取法王羲之，笔法墨法刚柔精劲。”3

傅山是怎样认知《兰亭序》的呢？他说“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4傅山的认知一反常态，世称《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自然是“楷中多行”，而傅山却说“行中多楷”，这种观念，并非是出于对赵孟頫的鄙视，故意反赵氏而说，而是傅山日积月累地临摹《兰亭序》后得出的认识。《兰亭序》的版本有多种，宋以来最为推崇的是“定武兰亭”，而傅山又表现出了他的不同，傅山说：“《兰亭》一记，世之脍炙‘定武’第一，以余视之，无过唐临绢本。此可为知者言，难与门外人语。”5傅山为什么说“无过唐临绢本”呢？我们知道“定武兰亭”虽好，却是临摹上石而刻的，笔画之间细微的笔触很难尽现，再加之石刻随着时间的推移字迹又难免有所磨碎，傅山说“《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6这和傅山不喜“定武兰亭”而好“唐临绢本”是同一道理，此便是师帖不师碑。傅山在《题自临〈兰亭〉后》说：“向见邢太仆家所橅定武《兰亭》，一味齐整标志，较今諸所行《兰亭》，颇悬都鄙，比之唐临绢本，则不无安勉之别矣。”7由此又可知“定武兰亭”有着“一味整齐标志”的特点，此是傅山极为反感的，在把邢太仆家“定武兰亭”与“《秘府十六种》第一卷”“褚河南临本”相比较时竟称其为“野本”。傅山认为这种“一味整齐标志”既不符合王羲之《兰亭序》的特点，也不符合篆隶（篆籀、八分）由来的要求，傅山曾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8 在《题曹全碑》时也说：“至于质拙不事安排处，唐碑必不能到也。”9这其中谈到的“初无布置等当之意”“质拙不事安排处”，正是傅山在深入研习王羲之书法后得出的结论，即学王羲之书法要通篆隶（篆籀、八分）之变，因而傅山看到“一味整齐标志”的“定武兰亭”后，才会不怀好感。傅山《霜红龛集》杂记中记“王太守献明公，写《圣教》《兰亭》最熟，而疏爽遒劲，后人不及，亦不知。”10傅山说王太守写《兰亭》“疎爽遒劲”为“后人不及，亦不知”，与其所说的汉隶“硬拙”“质拙”的实质几乎是相近的，傅山认为学《兰亭序》不可“一味整齐标志”，而应该知“奇正之变”，傅山声称“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11。“‘正’不是板，不是死，只是古法”12。这一“古法”便是从篆隶（篆籀、八分）来。由以上分析可知，傅山不喜《兰亭》碑版刻本，而好《兰亭》墨迹临本，而且傅山认为《兰亭》“行中多楷”，对《兰亭》的种种认识也与其学书当通篆隶（篆籀、八分）之变的观念是一致的。

林鹏先生说傅山“至少见到过三种《兰亭》墨迹。其中他最推崇的是褚河南临本”13。三种《兰亭》墨迹即：“唐临绢本”“《秘府十六种》第一卷”“褚河南临本”，此在《题自临〈兰亭〉后》中有所记述，原文道：“邢太仆家所橅定武《兰亭》……比之唐临绢本，则不无安勉之别矣。及见胡世安所得《秘府十六种》第一卷，即褚河南临本，于今野本天渊绝也。”1傅山接着说：“始想《书评》‘龙跳虎卧’之语，非无端造此景响虚誉，令人摸索不得也。褚临本已尔，不知右军真迹复当奈何？吾悬拟龙跳似之，尚恐虎卧不尽其变。”2由此足以看出傅山在这三种《兰亭》临本中，最为推崇“褚河南临本”，甚至发出感叹说“褚临本已尔，不知右军真迹复当奈何？”这是傅山对王羲之书法情感的真实流露。“《书评》‘龙跳虎卧’”语出自梁武帝萧衍《书评》：“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3此评语也见梁袁昂《古今书评》评萧思话书法，袁昂评为：“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4由此可知傅山认知中的王羲之《兰亭序》是“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林鹏先生说由此“可以看出‘龙跳’‘虎卧’的真实涵义，龙跳天门指走墨连绵，虎卧凤阙指字势倔强”5。如此一番梳理，我们可以见出傅山书学观念和书法实践确实是相一致的，傅山的书法风格确实有着“走墨连绵，字势倔强”的特点，这一特点的把握是从深入研习王羲之书法，尤其是研习《兰亭序》墨迹临本而悟出的。而且我们从傅山说的“吾悬拟龙跳似之，尚恐虎卧不尽其变”可以看出，傅山认为自己“龙跳似之”，“虎卧不尽其变”，也即是说“走墨连绵”接近了，“字势倔强”不能“尽其变”，在傅山看来“字势倔强”又是需要通篆隶（篆籀、八分）之变才能够接近的，这也是傅山从传世王羲之论书言谈中化出的。由此来看，王羲之墨迹《兰亭序》在傅山心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可想而知的地位是来源于对王羲之书法崇高美的赞叹，是傅山书学观念与书法实践真正想要接近的那种书法美学，此与对颜真卿书法的喜爱有所不同，如傅山说：“唯鲁公姓名，写时便不觉肃然起敬，不知何故。”6“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脾睨者，臣子之良知也。”7傅山也说出了临写颜真卿书法“肃然起敬”的原因，是因为“臣子之良知”，从这个角度出发，傅山竟称王羲之“盖有晋忠孝名贤也，而至今徒以书法传”8。师道刚先生曾说：“傅山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书法家，而是要通过艺术体现出人格来。”9 因此傅山才会把王羲之也塑造成一位“忠孝名贤”的形象，此足见傅山对王羲之书法尤其是墨迹《兰亭序》的喜爱之情。傅山晚年经常临习《兰亭序》，其范本很大可能就是“褚河南临本”，尹协理先生《傅山年谱新编》康熙十六年（1677）六月八日记：“青主《题自临兰亭纸本后》：‘丁巳六月八日，佛陶颇静，忽复书此一过。’”10此中透露的信息有三：其一，康熙十六年（1677）傅山七十一岁，当属晚年;其二，“题自临兰亭纸本”，可知傅山临习《兰亭》的范本是纸本，不是刻本;其三，“复书此一过”，证明傅山晚年经常临习墨迹《兰亭》。傅山晚年临习墨迹《兰亭》（此处代指王羲之书法）的习惯，也传给了长孙傅莲苏，傅山说：“莲和尚能世其业矣，其秀韵又偏擅于天赋，临王更早于吾父子也。”11

由以上分析我们对傅山的“兰亭”观念，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傅山对王羲之书法的认知，以及对《兰亭序》的认知，归根结底是因为傅山认为自己是在真正地继承王羲之。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述的学书历程，以及王羲之所说的“草书，亦复篆势、八分、古隶相杂”;“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傅山说“吾极知书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纸笔，主客互有乖左之故也”1。此等语，唐孙过庭《书谱》中也有说过，傅山还认为达到书法的佳境有“工”至与“天”至两种，他说“期于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2世传王羲之写完《兰亭序》后，第二天再怎么写也难以达到妙境，可知《兰亭序》是“天”至也，而傅山更为推崇“天”至，由此也能够见出傅山书法佳境“工”至与“天”至等观念也是从王羲之而来。

四、结语

傅山论书十分重视人品，他在《作字示儿孙》一诗开篇便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3。他厌恶赵孟頫的为人，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4他仰慕颜真卿的为人，说“唯鲁公姓名，写时便不觉肃然起敬”5。傅山又出于“写字之妙，亦不过一‘正’”6观念的影响，宣称王羲之“盖有晋忠孝名贤也，而至今徒以书法传”7。由此可见，傅山对王羲之的为人和书法是知之深、爱之切的。

A Study on Fu Shan"s Concept of "Lan Ting"

Liu Yaozhen

Abstract：Fu Shan is very respected zhuan li （zhuan zhou-eight）， this is because Fu Shan h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Wang"s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especially wang Xizhi"s calligraph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runxiu round turn"， and this "runxiu round turn" is represented by "LAN Ting Preface". Fu Shan dislikes the tablet version of "LAN Ting"， but preferred the ink of "LAN Ting" to the original， and believed that "LAN Ting" in the line of many kai. Fu Shan"s understanding of LAN Ting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his zhouzhou-changing thoughts of studying Shu as Tongzhuan li （zhuan zhou-eight）.

Key Words：Fu Shan and Wang Xizhi;Thought ink "Lanting";Traditional;post study

（責任编辑：李子和）

作者简介：刘耀桢，1996年生，河南陕州人，郑州大学书法学院美术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书法文化。

1 尹协理：《新编傅山年谱》引戴梦熊《傅征君传》：“甲申岁，贼李自成犯阙，怀宗殉国，山遂弃置青衿为黄冠侣”;引嵇曾筠《明生员傅先生山传》：“自李自成犯京师，明庄烈皇帝殉国，山遂绝意进取，弃青衿为黄冠，号石道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

2 尹旭：《中国书法美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203页。

3 尹旭：《中国书法美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4 白谦慎：《导言》，《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页。

5 白谦慎：《导言》，《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页。

6 陈方既：《当代书风与傅、刘书法美学思潮》，第三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未公开刊印，资料系笔者恩师西中文先生所示，下同），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