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对豫商文化影响

　 “中庸思想”对豫商文化的影响

　摘 要：豫商自古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地处中原地带的豫商，在长期经营活动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自己的儒家商业文化。其中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对豫商经商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通过探析“中庸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豫商文化的影响，分析“中庸思想”对豫商经济活动所起到的推动促进作用。

　　关键词：豫商；文化；“中庸思想”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109-03

　　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它推动或阻碍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发掘文化的深层含义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建设意义。自古以来，众多兴起的商帮集团中，商帮中核心文化的发扬对其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如素有“徽骆驼”之称徽商，曾在我国明清社会经济领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徽商吃苦耐劳商帮精神和“诚信为本”的商业核心文化，使得徽商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立于不败之地。晋商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的主流经商文化精神，从商号之间称呼“相与”可见一斑，意要相互给予，相互帮助。

　　各界学者对徽商、晋商的经营特征、文化理念、思想背景等研究甚细，在众多商界文化的研究中，对豫商的文化背景等言之甚少，且文化背景模糊。地处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原豫商兴起也离不开商业文化的支撑。观察众多豫商商帮发展现象，儒家中庸思想在豫商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庸思想的探讨对豫商发展也有着积极意义。本文拟从儒家思想范畴来透视豫商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元素，从文化角度来论证“中庸思想”豫商文化的同一性，以及中庸思想对豫商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一、儒家“中庸思想”的文化内涵

　　“中庸”一词，多数认为源自《中庸》一书，《现代汉语词典》将其简明地解释为：儒家的一种主张，是我们在待人接物中采取的不偏不倚，恰当适中的态度”[1]，是一种坚持原则，恪守中道，无过无不及；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的境界。后来引申为中正、中和、恰当、适度、正确等意思，也成为孔子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说文解字》云：“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亦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不偏不为中，不易之谓庸”。《中庸章句》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2]，以孔子将“中”、“庸”组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其学说，就形成了富有哲理内涵的“中庸”之道，基本文化内涵就是“用中”、“执中”，这就是要求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文化、生活）保持万物的平衡，掌握适度，言行合理，不偏不倚。

　　中原地区的豫商商人，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也秉承中庸之道的处事方法、精神和原则，这一“两两之间取适中”的“中庸”原则，在其商业规模的起家和发展壮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豫商文化中体现出来的“中庸思想”，对于发展豫商商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豫商文化中的隐性中庸

　　发掘豫商文化与“中庸思想”的同一性是研究豫商文化中体现出来的“中庸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历代豫商豫商在他们生产、生活及经营过程中和处理天人关系、知行关系、仁礼关系时用“中庸思想”里的中和、中正、恰当、适度等原则来处理问题，以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仁礼合一”。

　　首先，历代豫商在经营过程中擅长把握商品售买时机、供需时机、天气时序时机。“中庸思想”强调人对自然时机的把握运用，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相处、灵活处理，强调人和天地自然社会的整体协调，反对只看其一，不看其二，只看自身，不看大环境的片面的处世方式[3]。达到人与自然时机的和谐，这不仅是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豫商在长期经商中经久不衰的商业警言。春秋时代儒商子贡，孔子的七十之徒，受孔子思想影响非常大，子贡经商之道即“好废举，与时转货赀。”[4]根据时令和年景的变化，经常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等待供不应求的时机。豫商子贡在“天”和“人”之间，“人力”和“天机”之间把握处理“适中、恰当”，为他以后成功经商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也是豫商名人中将“中庸”与商业经营完美结合的典范。

　　其次，“知行合一”也是中庸思想所提出的行为目标，中庸反对知行分离。对于商人而言，“学以致用”是把知识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途径之一。“知行”之间的有效结合才能促进商业经营的良性循环。观察历代豫商名人教育背景，不难发现在其经商中均不同程度的接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并且教育形式也贯彻“知行合一”的学习方针，通过学习―实践―在认识―再实践反复的过程，使得知识与实践的统一。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河南冶铁业发展迅速，而冶铁发展关键离不开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实践水平的提高，“知行合一”的良好结合为战国豫商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最后，豫商在处理“仁礼”的关系时，与中庸中所提到的“仁礼”关系也相互关联。仁礼关系内外统一的“中庸之道”在《中庸》一文中反复阐述，从仁的方面来说，仁是内在的人们自觉形成的道德心理，礼是外在的需要约制的道德规范；仁以礼为准则，礼以仁为根据，《中庸》第20章提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三达德”即“知、仁、勇”，“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这是“礼”的主要内容。以“三达德”行“五达道”，讲的是内心道德修养与外部行为之间的关系，即“仁”、“礼”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关系。内心道德修养与外部行为的统一，对实现仁礼合一至关重要[5]。

　　豫商的成功与其在不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并坚持外部行为的统一息息相关。战国时期商人白圭，注重商人素质的构建。他从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让后人受益无穷的经商之术与为商之道，比如“人取我予，人弃我取”。白圭提出关于商人的基本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他认为智、勇、仁、信是一个真正的好商人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这四个要求是与中庸“三达德”思想如出一辙。

　三、豫商文化中的显性中庸

　　豫商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庸思想，除了豫商在思想文化中体现出来的隐性中庸之外，豫商在经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价值观念、义利取舍、人际关系态度的显性中庸显而易见。豫商文化中的显性中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度留余：豫商对待金钱的中庸观

　　对商人而言，合理妥善处理金钱财产是商业活动首要任务，历代商人也十分重视对财产处理。其中豫商的杰出代表康百万家族十分重视对财产的处理[6]。家族具有鲜明的豫商特点，他们殷富十二代历经四百多年的保持着家族经营旺盛的生命力，其中最能体现康百万精神的内核是其“留余”思想，这与中庸思想中的“适中”不过而不及思想遥相呼应。康家的留余”匾造型上凹下凸，上凹意为：上留余于天，对得起朝廷；下凸意为：下留余于地，对得起子孙与百姓，其意是为了警戒子孙后代应该处处留有余地，给后代子孙留下继续富裕的资本。

　　豫商文化中“中庸”思想的金钱观告诫我们不要、穷奢极欲，登峰造极，占尽风光，而处处留余才能宠辱不惊，成功后不会招来太多记恨，失败后也能给自己留更多的空间，从头再来。中庸思想的金钱观与豫商中对待钱财的态度相互交融、相互对应。

　　（二）义利兼顾：豫商义利取舍的中庸观

　　在豫商文化中，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倡导“恪守信用、诚信为本、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表现了豫商“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的商业品格。

　　豫商“义利兼顾”其中的“义”也体现在对伙计的“仁义”之上。据史料记载，西汉商人师史对于给自己跑买卖的伙计非常大方，舍得花钱，经常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并适时的施以经济之助，以满足伙计经济的、心理的需求。明清之际兴起的怀庆商帮讲究“守信、讲义”，把守信、讲义放在取利之前，靠信与义来赢得人心。显然，这种义利兼顾的特性也是典型的“义利”两者之间取适中的中庸之道处事原则。

　　（三）合作共赢：豫商人际交往的中庸观

　　人人之间的合作共赢是豫商的传统精神，豫商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用自己的辉煌业绩证明自己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随着早期河南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不断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河南商人之间逐渐形成了同舟共济、相互关联的群体关系。

　　“怀帮”是中国商业史上是不可忽略的商业群体，它是在明清时代由河南怀庆药材商家组织起来。明清以来，怀庆商帮经过数百年的合作共赢勤奋经营，逐渐显示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河内药商“千金之家，比屋可封。善封殖者家累巨万，不止十数而已”（《河内县志?疆域》）。清代后期，武陟商人，“集资巨万者，颇不乏其人。”清化商人集资巨万者，数十余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商业巨子。并且形成了“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商一个店”的说法。“怀帮”的出现，是豫商商人意识到人人之间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对商业竞争中所起作用和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价值。因此，怀帮商人的出现和成功经营，是古豫商对人人关系相处恰如其分，来促进总体商业竞争力的方法，也是在人际关系“中庸”处理以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最好典范。

　　四、中庸思想与豫商文化交织

　　中庸思想与豫商文化在隐性方面和显性方面相互交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豫商文化，在豫商的以后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要继续发扬“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的商业精神和商业原则，而是“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也是“中庸之道”最基本最主要的三条原则，这三条基本原则的坚持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豫商合理利益取舍，和谐的同伴相处。

　　（一）豫商要慎独自修，利益取舍合理

　　在众多的豫商的商业精英证实了这一点：“慎独自修”是中庸之道原则中最主要原则之一，要求是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从古代孔子弟子商人子贡到现代四季胖哥董事长邱新航，无一不是在经商工作闲暇之余精读《四书》《五经》，坚持从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加强自我启发、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自我修养。河南四季胖哥集团董事长，在他工作中始终与书籍为伴，保持每天阅读、背诵一篇古文的习惯，从而提升自己文化素养[4]。在文化汲取和知识取得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金钱价值观，利益取舍合理，钱财取之有道。因此，从古至今的豫商精英学习文化知识，再用文化知识反哺商业经营，这种生活经商之道本身就是慎独自修的大智慧的“中庸之道”[7]。

　　（二）豫商要忠恕宽容，人人相处和谐

　　“中庸之道”的处事原则中的“忠恕宽容”最基本的要求是相互体谅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在清代盛起的怀帮商人，秉承团结，在自由特长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商业团队，商帮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基础形成的，是为了在外地经商时，团结同乡同行共同对付商业竞争中的商业危机，在商业竞争力量加强的清前期，豫商怀庆府商人意识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康熙二十八年，怀庆府药商在汉口礼堤内创建怀庆会馆。康熙五十七年，河内药商与西安府华阳药商联合在辉县创建药王庙，这是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怀帮团体。怀帮商人在对外经商的瓶颈时期，把儒家“中庸之道”精神融合到商业群体的经营之中，在人人相处之中忠恕宽容，怀帮忠恕、宽容的性格特点为豫商顺利的走向开放市场提供了便利的人脉条件。

　　（三）豫商要至诚尽性，赞天地之化育

　　《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这种积极而不激进、执着而不偏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折中适度的思想。适度与均衡无论是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还是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高标准。

　　因此，无论是中庸思想的汲取还是豫商文化的沉淀都需要以一种大无畏的调和的思想，“中”方能“和”，“庸”方能“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加之党中央又提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河南的经济迅速发展，新生代豫商也随之崛起。在现代商场上，商人与商人之间的角逐不仅是经济实力，更重要是的包括智、义、仁、信等在内的整个商业文化。因此，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的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繁荣，发掘深化“中庸”思想的深层含义，研究豫商的文化结构对文化经济两者良性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刷馆，1978：56-60.

　　[2]朱熹.大学中庸章句：第1版[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20-23.

　　[3]段易良.中庸不平庸[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10-11.

　　[4]陈义初.古代豫商列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8：15-19.

　　[5]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68-70.

　　[6]胡丝佳.清代豫商康百万[D].郑州：郑州大学，2012.

　　[7]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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