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端”之外：吴虞思想的诸多面相

赵妍杰

吴虞因投稿给《新青年》而暴得大名，从不见容于地方社会的异端变成新青年们追捧的偶像，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①胡适：《吴虞文录》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610 页。。后来，《吴虞文录》多次再版，成为五四后几代青年的读物。这使得吴虞成为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不过也固化了我们对他的认知。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反孔、非儒、非孝、反礼教等方面，并注意到其思想来源的多重性，以及他私人生活对其思想的催化作用。近年来，吴虞的日常生活及其人际网络受到更多的关注。②赖成荫：《吴虞反孔思想研究》，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76 年6 月，未刊；
唐振常：《吴虞研究》，《章太炎、吴虞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81—139 页；
周昌龙：《吴虞与中国近代的反儒运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8 年，第641—670 页；
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中的两个例子》，《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264—299 页；
赵妍杰：《新旧之间：吴虞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3 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296—316 页；
段艳萍：《〈吴虞日记〉中的近代中产阶层消费结构的变化——以成都、北京生活为例》，《贵州文史丛刊》2009 年2 期；
冉云飞：《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然而，吴虞是一位开风气者，而非追风气者，其思想相当复杂，言、行充满矛盾，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得到表扬的同时，也遭到不少批评。一方面，吴虞的思想与传统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另一方面，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也值得探讨。由于吴虞的思想形成在前，③梁大为：《从〈吴虞日记〉看〈吴虞文录〉的写作与出版》，《近代史研究》1981 年2 期。而新文化运动发生在后，用后起的新文化运动反观吴虞，固然有所见，但是却拿部分来替代了整体，形成的认知恐怕也是片面的和简化的。

吴虞思想的核心是对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向往。非儒、反孔、非孝只是其思想之表，而提倡思想、言论的自由才是其里。此外，吴虞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和学术随笔，对国民与国家、国家与学术、中央与地方等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地方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文爬梳吴虞发表在四川省重要的《国民公报》上的文字，进一步探讨其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其言说背后的关怀，呈现一个更加丰满的吴虞形象。

余英时先生曾观察到，五四时代“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①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46—347 页。，吴虞也是这样。他特别欣赏老庄的思想。钱玄同就曾讽刺说：“孔家店（无论老店或冒牌）中的思想固然是昏乱的思想，就是什么李家店、庄家店、韩家店、墨家店、陈家店、许家店中的思想，也与孔家店的同样是昏乱思想，或且过之。”②钱玄同：《孔家店里的老伙计》，《钱玄同文集》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59—60 页。换言之，吴虞是有选择地反传统，他所反对的是传统中的正统。以诸子学来非儒是在传统内部对正统发起的大攻击，这部分与反传统主义者是同调的。但是，反正统与全面反传统毕竟不同，吴虞所援引的思想资源又恰恰是全面传统主义者想要打倒的对象。这预示了他和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步。

像很多亲历甲午战争的读书人一样，吴虞思想的一次转变就发生在戊戌前后。他坦言自己：“戊戌以前颇耆《世说新语》、《晋书》、《南、北史》；
戊戌以后，始好宋、元、明《学案》、《朱子语类》。窃常综二者论之，以为欲具晋人清旷高远之识度，而不流于放诞，当以宋人之学救之；
欲守宋人中正谨严之矩矱，而不陷于迂腐，当以晋人之风辅之。二者相反而实相成者也。”他自忖道：“岂蜀人矛盾性质至今尚存，抑将为不佞之所独富耶？”或许他意识到自己学术的矛盾特色。戊戌变法前后，吴虞思想的变化表现为对新学的积极回应。

不过，提倡新学的他仍致力于旧学。乙巳(1905 年)秋天，吴虞即将留学日本，因《宋元学案》卷帙浩繁，不便携带，便“节录其关于修身、论世、讲学、为文之语”，编为一书，命名为《宋元学案粹语》。从其所节略部分可看出其思想倾向。吴虞看重学术的创见，对墨守成规的汉、唐的学术不甚满意。他以为汉唐学人“规模局小，识见浅薄，徒拾前人之糟粕，于道德性理之学，殊不之顾，诚不足复论也”。对于清末“知识粗进而道德大衰”，“为旧学而徒袭考证训诂，为新学而不离语言文字”的现状颇为不满。他试图从新学、旧学之外另辟蹊径，从古书中体认古人言行的心理，做道德上的自修。那时他对宋学极为推崇，赞叹“古来之哲学，至是顿变其面目，拓周以来未常有之一大局面，其进步实有可惊矣”。他心目中的国粹就是“古人之心理”，而为学的前提在于对古人心理的体认，“其合于古人之心理愈多，自能独拔于流俗，而后可以为学”③吴虞：《宋元学案粹语·自叙》，成都：文伦书局，1907 年，第1—2 页。。吴虞认为，“讲求教育，以德育为重，而德育则非多识前言往行不足以畜其德”④吴虞：《宋元学案粹语·例言》，第1 页。。于是，他才试图以《宋元学案粹语》来沟通古今心理，用先哲的言行规范读书人的道德，进而排斥宗教、神怪、风水等力量。

在《宋元学案粹语·例言》的结尾处，他借用李贽的言说，指出学术应该摆脱门户之见，不应该服从于孔子之说，并认同中国“思想之不发展，不能不归咎于学术之压制束缚也”⑤吴虞：《宋元学案粹语·例言》，第1 页。。可以看出，此时的吴虞一面从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中，寻求道德与修身的思想资源，另一面也标榜学术自由，对儒家定于一尊的传统提出批评。他引用被儒家正统视为异端的李贽之话触动了清末四川保守力量的神经，给他个人带来不少麻烦。非儒的思想历程也是吴虞为人所熟知的部分，此处略而不谈。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吴虞思想影响较大的两位思想家：章太炎和廖平。

1905 年至1906 年，游学日本的吴虞一方面接触到正流行的欧洲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宪政思想，另一方面了解到章太炎的学说。吴虞笔下重视利禄、排斥异己等负面的孔子形象多转手自章太炎。①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195—196 页。他对正统儒家思想不屑一顾，特别表现在他对经的态度上。他曾写道：“经既非吾所好，专精之史、子、集”②吴虞：《吴虞日记》上册，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93 页；
第23、28、31、173、451、457 页。。从阅读史的角度亦可见吴虞治学的一个特色，便是以史、子、集之学来反对经。提议非孝的吴虞尤其怀疑维护孝道的“经”。他说：“经之存于今者，自是古书；
若必以孔子为真传，而悉合于圣人之旨，实未敢信矣。”③吴虞：《经疑》，《重印曾季硕〈桐凤集〉序》，《吴虞集》，田苗苗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134 页；
第232 页。如果说经的地位降低为普通书籍，那么曾经作为圣人的孔子形象也必然大大受损。1912 年初，他在成都看到国学扶轮社刻印的《章谭合钞》，便称赞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其“攻孔子处尤佳”。不久，他推动刊印章氏的《诸子学略说》五百份。1915 年年初，回首过去展望来年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年作公牍文字多，大概近效太炎、申叔一派。”其思想倾向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人际交往。④吴虞：《吴虞日记》上册，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93 页；
第23、28、31、173、451、457 页。

廖平对吴虞的影响是已有研究较少注意的。吴虞曾说：“乙巳八月，廖季平丈过余，谈甚久。季平丈去后，余将所言录于日记，兹特选载入随笔。”⑤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一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6 日，第5 版；
（十二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7 日，第7 版。吴虞曾回忆：“前清己酉，廖季平丈在成都府中学校教授经学，余亦在中学校教授中史，每课毕聚谈。”⑥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七续），《国民公报》1917 年3 月9 日，第7 版。可以想象，常常聚谈意味着他们有过多次的交流。在读书、治学等方面，廖平对吴虞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廖平在言谈中曾品评清代的诸位学者，包括王念孙、张惠言、陈寿祺、龚自珍、魏源、陈澧、缪荃孙、朱一新等等。廖氏也曾阐述过自己对读书、作文、论学的见解。廖平不欣赏桐城派的立场很可能引起了吴虞的共鸣。吴虞曾说：“至桐城派古文，天分低者可学之。桐城派文但主修饰，故学之者无不薄弱。欲求乱头粗服之天姿国色，于桐城派文不可得也。”⑦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三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8 日，第7 版。廖平主张：“所谓儒家者，乃道家之一后人。以儒属孔子，而一切屏之于外教，适所以减杀孔学之范围耳。”⑧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七续），《国民公报》1917 年3 月9 日，第7 版。吴虞继承此说，并大大地加以发挥。此外，廖氏认为：“《白虎通》为十四博士专门之说，实诸经之精华。此书即十四博士之讲义，而录讲义者为班孟坚，文笔尤妙。当时招集十四家博士讲说，其事体重大，非皇帝之力量，殆难办到。”⑨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一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6 日，第5 版；
（十二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7 日，第7 版。此说对原本来就重晋宋而薄汉唐的吴虞影响较大，后来吴虞在给青年学者开列书目时仍沿用此说。⑩王若：《吴虞“中国文学爱好者必读书”初探》，《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 年5 期。此外，廖平曾表扬“曾季硕诗为四川第一”⑪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三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8 日，第7 版。。吴虞在为曾季硕的诗集作序时，也推崇说：“季硕通经术，工文辞，篆书仿邓石如，秀气灵襟，独得天然之媺；
画尤妍丽，传其家法，风流文采，为一时之冠。”⑫吴虞：《经疑》，《重印曾季硕〈桐凤集〉序》，《吴虞集》，田苗苗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134 页；
第232 页。

吴虞之所以能成为廖平的对话对象或许也表明其学养之深邃。其实，他们二人分别对理学和经学有独特的认识，并且在成都均相对边缘，被当时的主流所压抑。吴虞曾感慨蜀学的凋零，“常谓蜀学孤微，非仅受南方人士之排抑，即蜀中士夫，亦未常有崇拜维持之事。且于一代不数见之人才，淡漠视之，摧挫及之，务使其沉埋困顿而后快。”①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二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7 日，第7 版；
（二十二续），《国民公报》1917 年3 月14 日，第7 版；
（二十八续），《国民公报》1917 年4 月13 日，第7 版。从更长的学术源流来看，钱基博就视吴虞为王闿运的再传弟子，盖王“好为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上说下教，时恣纵而不傥”。而疑古非圣的学风自有源流，“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
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
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②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傅宏星主编、郭璋校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62、440 页。

然而，反正统的“老学士”③老学士是吴虞堂弟吴君毅对吴虞的评价，见《吴虞日记》上册，第83 页。吴虞对传统的欣赏还表现在他文学、文字方面的认知。吴虞赞同梁漱溟国文教学应该断代的看法，即所谓“教授国文，不宜杂取古今各代之文。”④吴虞：《吴虞日记》上册，第240 页。与刘师培共同编书的过程中，他就贯彻了这一主张。吴虞特别欣赏周秦时代的文学，推崇骈体文，欣赏李兆洛所编的《骈体文钞》。他感慨共和成立而“国华消丧，文献零替”，曾将自己喜欢的文章编为四卷，题名为《骈文读本》。换言之，提倡骈文、反对桐城派、崇尚魏晋风度的吴虞与民初、五四的学风都有一些距离。

虽然相对于经学吴虞更喜欢史学，但是由于反对君主、教主对思想钳制，吴虞对官方史学持消极态度，批评其“袭专制之陈迹，昧进化之秩序，有事实而无理想，能因袭而罕创作”。吴虞对民间的小说另眼相看，认为“其笔削自由，无忌讳拘挛之累”，可“据以考一代之风尚、一事之真相”，较史书“所得者为亲切而有味”⑤参考吴虞：《松冈小史序》，《吴虞集》，第74—76 页。。与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相龃龉，吴虞还精心营造一个传统的诗词世界。吴虞曾追忆了自己学诗的历程。他说：“始予年二十岁时，常同陈白完、王圣游从蒙山吴伯朅先生游。”吴伯朅为文“出于周秦诸子”，而弟子吴虞则“上法沈休文、萧子显二家之书，下逮汪容甫、洪稚存而已，于蒙山门下为小卒矣”⑥吴虞：《邓守瑕〈荃察余斋诗文存〉序》，《吴虞集》，第245 页。。吴虞的诗词品位也将他区别于清末流行的同光体诗人。他特别鄙弃郑孝胥和陈衍之为诗、为人。当他读到柳亚子“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的诗句时，产生强烈的共鸣。⑦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二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7 日，第7 版；
（二十二续），《国民公报》1917 年3 月14 日，第7 版；
（二十八续），《国民公报》1917 年4 月13 日，第7 版。他对同光体诗人歌颂公卿、品题妇女的诗词极尽讥讽。⑧吴虞：《爱智庐随笔》，《国民公报》1918 年10 月30 日，第7 版。在给邓守瑕的信中，他阐发了自己的主张，以为“诗文必有学说贯其中，其道乃尊，而有以别于诗人之诗、文人之文”⑨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七续），《国民公报》1917 年3 月12 日，第7 版。应为（二十续），报纸有误。。后来，他又指出：“古人于积学沉思之后，偶然得此。后人专取其一二诗学之，而不复从事于根柢。”⑩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二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7 日，第7 版；
（二十二续），《国民公报》1917 年3 月14 日，第7 版；
（二十八续），《国民公报》1917 年4 月13 日，第7 版。

受新旧学术的熏陶，吴虞重史而轻经、重小说而轻正史、重文言而轻白话、重视独立见解而轻视流俗之见，其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已经渗透在字里行间。

在地方社会，吴虞是一个十足的异端。民初复辟的政潮中，主张反孔非儒的吴虞备受社会舆论的攻击。①赵妍杰：《新旧之间：吴虞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3 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296—316 页。民初，《醒群报》的封禁恐怕也是由于吴虞非议正统儒家思想。②吴虞：《吴虞日记》上册，第118 页；
第295 页；
第208 页。当他的文章刊登在《新青年》杂志后，吴虞欣慰地说：“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③吴虞：《吴虞日记》上册，第118 页；
第295 页；
第208 页。一个人兼具异端与老英雄这两个完全对立的社会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近代中国变动的速度以及各地之间变动的不同步。

作为异端，吴虞特别向往学术思想自由的新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去反抗地方人士的排斥：第一，表扬诸子以及明末的异端李贽；
第二，竭力贬斥儒家正统思想，批评儒家曲学阿世、唯利是图、排斥异端，对专制政治助纣为虐；
第三，同情那些与自己遭遇相似、也曾被时俗所打压的历史人物，并为他们作传。

自辛亥遭遇父亲控诉，吴虞常读《庄子》、《老子》，出入佛老之学，后来反抗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吴虞又特别钦佩老庄，尤其抬高老子“公天下”之道德，据此深喜晋宋六朝深于老庄之学、礼法之外的士人。吴虞对为名利所驱策的儒者不屑一顾，特别赞扬不鹜流俗的隐士。清末，吴虞曾表扬墨子是“通权达识之人”。他称赞被孟子痛斥的杨朱不失为“一哲学大家”，进而表扬墨子和杨朱能发挥一己之见，而非因袭旧说。1915 年，吴虞曾为明末思想家李贽做长篇传记，宣扬其独立之见解，称颂其“快口直肠，愤激过甚，破道一风同之见”④吴虞：《明李卓吾别传》，《吴虞集》，第62 页。。对于这位明末的异端，吴虞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敬佩。

后来，曾欣赏宋学的吴虞对宋学也有新的看法，所谓“宋儒之学本出于禅，乃背本辟佛，自立名高，孔学既非，宋学亦不足学，则非佛学之广大精微，何所依皈”⑤吴虞：《吴虞日记》上册，第118 页；
第295 页；
第208 页。。这是吴虞思想的一个关键性转变，其中包含了延续和断裂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他从重视魏晋之学进而尊佛学，但另一方面又从尊宋学走向了反宋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吴虞提倡非孝与五四时期反宋学的潮流是合拍的。⑥关于五四反程朱的风气，参考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但是，其思想中也继承了一些传统因子，与新文化运动之间不无龃龉。

不尊经、非礼教、反权贵的吴虞对重礼的荀子不屑一顾。荀子提倡的尊王、尊君卑臣、愚民政策与吴虞所提倡的平等精神、公仆之义、教育普及等主张不合。吴虞进而指出政治专制局面的形成与孔教、秦始皇、李斯、荀子的关系，礼教偏向尊贵长上，而对卑幼极为不公平。如果说谭嗣同将两千年来政教风俗的不进归咎于荀子，而吴虞则继承此说，并将批评的矛头进一步推向孔子。

强调对异端的宽容也是吴虞主张思想自由的一个重要面相。吴虞注意到，孔子诛少正卯，孟子辟杨、墨，董仲舒罢黜百家，韩愈辟佛以及明末官员学者将李贽置之于死地等个案，竭力批评儒家排除异己、诛除异端之行为。⑦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集》，第44 页；
第46 页。在他看来，正统儒家思想不能宽容异端思想，大大妨碍了学术、社会、政治的进化。因此，他警醒世人说：“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⑧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集》，第44 页；
第46 页。渴望言论、学术、思想自由的他最欣赏的时代便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在他看来，只有求学、讲学不为利禄，才能使学问真正大放异彩。而“秦以前，儒教未统一，诸子争鸣，思想言论皆极自由，所以盛也。欧洲昔时宗教专制，晚近信仰自由，列于宪法，政教分途，不受束缚，所以发达，突过于古也”①吴虞：《爱智余墨》，《国民公报》1916 年9 月12 日，第6 版。。在他看来，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才是国家社会进步的基础。

吴虞批评政治对学术思想的钳制、表扬异端体现了其对学术独立的向往。吴虞提倡为学贵独立的观念很可能是受到廖平的熏染。廖平曾转述王闿运《与陈郎书》之言，所谓“杨度但以慕名之心，转而慕利；
前之师我者，亦以名也，非求益者，与夏时济同，与廖登廷〔异〕”，“故廖、康犹能自立，杨、夏则随风转移。” 盖“学贵自立，无与感情”②吴虞：《爱智庐随笔》（十三续），《国民公报》1917 年2 月28 日，第7 版。吴虞提倡的学术独立也有好几层含义：其一是从正统儒家思想中独立出来；
其二是从同时代的流俗中独立出来；
其三是从政治力量中独立出来。可见，吴虞眼中学术独立的丰富性。首先，吴虞非常钦佩那些与众不同、有独立见解的学人。他曾以三国时期邴原知郑玄而不从郑学为例，说明求学以人各有志，“微趣所在，不可强同”③吴虞：《爱智庐随笔》，《国民公报》1918 年8 月16 日，第7 版。。其次，吴虞对于多数人的专制有相当的警惕，意识到社会舆论与社会真际之间的距离。如前文所述，他曾在《宋元学案粹语》中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民初，他再次表示：“公是非则芸芸众生之所谓是、所谓非也。公是非不必即为真是非，而公是非常胜；
真是非每被其淹没，或数十年或数百年而后伸。”对于像苏格拉底、耶稣这些非常之人，受社会的倾轧也可以理解了。“盖非常者，固常者之所不能喻；
其摧挫而锄剸之，固其宜也！”④吴虞：《公论日报祝词》，《词选笺注序》，《吴虞集》，第221—222 页；
第249 页。

从吴虞有关独立的主张亦可见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风貌，便是他总能保持批评的态度。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廖平都是曾先后影响过吴虞思想的重要人物。不过，吴虞虽然承受各位思想家的影响，但是都能从他们的思想荫庇之下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见解，这也是他的思想能独树一帜的原因。他曾说：“夫开风气者能传，趋风气者难传；
丈夫贵有以自立，又何必求为奴隶之奴隶乎？”⑤吴虞：《公论日报祝词》，《词选笺注序》，《吴虞集》，第221—222 页；
第249 页。他的政治思想也充分体现了激变时代的一个开风气者的见解，而这些在不断激进化的近代中国反而略显得保守。

清末民初，吴虞在成都报界颇有声望，请其做主笔、总编辑的邀约不断。虽然很多杂志后来不了了之，但是邀约的举动就意味着吴虞作为政论家的身份是被时人所认可的。即便在正统儒家看来吴虞是异端，但是社会仍对其表示相当的肯定。这也表明正统儒家对社会实际的控制力也处在衰落之中。而吴虞发表的这些文字对于了解其政治思想相当重要。吴虞理想的中国当然不是儒家思想治理下的中国，而是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向往的政治自然也不是传统的一治一乱，而是一治不乱的新境界。他主张变革，对建立一个现代国民国家充满信心。吴虞具体地探讨了国民与国家、国家与学术、中央与地方等几个重要的问题，本节便依次略作论述。

吴虞写作中常常提到世界潮流、世界大势，既是一种现代化潮流，也是一个国民国家建构的过程。早在20 世纪初，“保国”不再是少数精英的职责，而成为多数人的责任。“民”在晚清思想言论中出现明显的地位提升，主要是在时局刺激之下，思想界围绕“保国”目标，对中国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重新加以评估的产物。⑥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1 期。吴虞认为：“自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所谓国民的国家者，其组织益趋完备。”一方面，国家组织有赖国民的“改造而巩固之”①吴虞：《国民党序》，《吴虞集》，第364 页；
第365 页。；
另一方面，国家也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②吴虞：《书某氏〈社会恶劣状况论〉后》，《读管子感言以祝蜀报》，《吴虞集》，第212 页；
第353—355 页。吴虞也认为，在国民教育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形下，仍需要政党对国民的提携与指引。③吴虞：《国民党序》，《吴虞集》，第364 页；
第365 页。

在吴虞看来，国民的政治参与是以良好的教育与学术为基础的，而富强的国家是建立在学术基础之上的。如前所述，学术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与灵魂。他特别看重学术思想的发展以及人民知识的提高，两者都是国力提升的基础，故而他极力反对愚民政策。他反对孔子、荀子、商君、李斯的治国之道而独欣赏管子之治齐国。④吴虞：《书某氏〈社会恶劣状况论〉后》，《读管子感言以祝蜀报》，《吴虞集》，第212 页；
第353—355 页。

由于意识到国家与学术的密切关系，吴虞进一步指出学校的兴废关乎国家的兴衰。他所推崇的教育并不是儒家所谓的教育，而是三代和春秋战国之间的教育。普及国民教育也意味着新的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全体国民都有建设国家的责任。所谓“夫立宪之国，务智其民；
教育普及，富强之要。”⑤吴虞：《读荀子书后》，《情、势、法》，《吴虞集》，第51 页；
第219 页。进而言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自然也事关国家的兴衰。吴虞最欣赏春秋战国、汉末三国、明末那些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对明末学人有相对较高的评价，“当时学者，实践躬行，志趣高尚，故学虽不足，而行谊无愧”。然而，他对号称文治的有清一代学术评价相当低。反对读经的立场或许也影响到他对科举制度的看法。吴虞一生未就科举，这一方面可能由于不慕名利的个性，另一方面也许和他对考试制度的反思有关。读毕《新唐书·选举志》后，他曾在按语中写道：“至于今日，又以速成师范、法政，揽政学之权。自误误人，滔滔不反，其祸殆较洪水猛兽为尤烈。”不过，他也反对自举，担心其助长“浇竞”之风。⑥吴虞：《爱智庐随笔》（续），《国民公报》1918 年4 月18 日，第7 版。

重法治的吴虞认为不务虚文、不讲礼乐的商鞅具有一种“进化改革的精神”。为了追求国家的富强，必须将旧日所谓道德一一划去。吴虞赞同商鞅反对儒家教义的精神，提倡个人直接隶属于国家。吴虞之所以认可韩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韩非不因循守古、不尊奉儒家思想的缘故。此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吴虞对荀子的态度相当微妙。他一方面极力攻击荀子、李斯所影响的秦政，另一方面却极力赞颂荀子之后的商鞅与韩非。或许他反传统最主要的目标是政教合一，支持礼与法、学术与政治的分离，反而特别欣赏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法家。这一思想倾向既与其学术独立的见解互为表里，也以他主张现代国民国家的建设为依托。

他崇尚的法律当然不是传统的旧律，而是去除了礼教思想、实现了人人平等的法律。他明确反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法律，同时，也反对不重视成文法典的传统。1916 年，袁世凯以国势危机之情势为由而不愿去国，吴虞对此相当不满，认为袁世凯不遵守《临时约法》而仅仅就情与势方面发表意见。他担心“吾国将永陷于无法律之境”。⑦吴虞：《读荀子书后》，《情、势、法》，《吴虞集》，第51 页；
第219 页。他说：“法治之国，法重于人，不能专重人而忽法也。”⑧吴虞：《书壮悔联邦说》（续），《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15 日，第1 版

作为一位身处地方的读书人，吴虞力主通过联邦制度来重构现代中国。他在成都的报纸上发表的言说可以看作是民国初年动荡的央地关系在地方引起的阵阵涟漪。这些言说虽然不能影响政局的走向，但却是认识吴虞政治思想的重要途径。吴虞曾坦言自己民国元年未尝赞同联邦制，然“有鉴于袁世凯之专横、陈宦之放恣，而又有见于满清地方自治之无实力。故主张折衷联邦制，依宪权之规定，而行使自治之权。”①吴虞：《联邦余论续》，《国民公报》1916 年9 月11 日，第1 版。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担心中国沦为殖民地，盖“恐他日将印度之不若”或“步高丽之后尘”②吴虞：《联邦余论续》（续），《国民公报》1916 年9 月14 日，第1 版。。吴虞认为联邦制度适合于广土众民之国。③吴虞：《书壮悔联邦说》，《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13 日，第1 版。

所谓“省制入宪”就是宪法中规定以省为基本的自治单位，可以制定宪法、民选省长。吴虞支持联邦制的主张与章行严、丁世峄、胡汉民、谷钟秀、李烈钧等多相呼应。④吴虞：《联邦制之余论》（1 续），《国民公报》1916 年9 月3 日，第1 版。国民党议员多持省制入宪的立场。在朝者及其拥趸多主张中央集权，视省为国家行政区域；
在野者多主张地方分权，力主省为自治团体。⑤成梦溪、徐杨：《何以共和：民国时期省制争议中的学理与政争》，《民国档案》2021 年第3 期。吴虞特别欣赏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以为“当有从事具体办法之研究，或即宪法中定一省制度。以后根本巩固，不至易于摇动”⑥吴虞：《爱智余墨》，《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15 日，第6 版；
《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22 日，第6 版；
《国民公报》1916年8 月27 日，第6 版。。吴虞也支持孙中山、孙洪伊所谓地方自治应以县为基础，而地方行政官应由地方人民选举而出的主张。⑦吴虞：《爱智余墨》，《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15 日，第6 版；
《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22 日，第6 版；
《国民公报》1916年8 月27 日，第6 版。

吴虞面对两个问题的挑战：其一为国民程度是否达到实施联邦制的要求；
其二为联邦制度是否妨碍统一。⑧1916 年8 月至9 月，吴虞与“壮悔”，就联邦制度是否可行、联邦制度与立宪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辩论。针对当时国民程度不足而不能实行联邦制度的观点，吴虞反问道：“进步、发达、充分、已足，以何种程度为标准乎？”⑨吴虞：《书壮悔联邦说（续）》，《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15 日，第1 版。他又引用日本法学家笕克彦的主张来反驳那些认为国民程度幼稚不能实行联邦制度的说法。强调“立宪之国，要以地方自治能力发达为先，必地方自治能力发达而后立宪，共和乃真确而有根柢”⑩吴虞：《联邦制之余论》，《联邦制之余论》（1 续），《国民公报》1916 年9 月2 日，第1 版；
《国民公报》1916 年9 月3 日，第1 版。。因此，他认为联邦制、统一、立宪、地方自治并行不悖。他引用王正廷的说法批评袁世凯以“中央”和“统一”愚弄人民。假若人民“稍有反抗，即责之曰不拥护中央”。结果，“人民稍有反对政府之行为，即目之曰不愿统一。不知国民所愿统一者，非袁世凯所谓统一。统一之根本问题，必全国人民享同等之自由，获同等之幸福，然后谓之统一”⑪吴虞：《爱智余墨》，《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15 日，第6 版；
《国民公报》1916 年8 月22 日，第6 版；
《国民公报》1916年8 月27 日，第6 版。。

民国初年恰恰是中央权力式微而地方主义抬头的时代，或许吴虞有意无意地站在地方的立场来思考国家政治走向的问题，与在野的国民党多有契合之处。然而一旦国民党成为新的“中央”，吴虞又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了。

吴虞的思想非常复杂，趋新中亦有保守的面相。吴虞是反正统的先驱，但他又不是紧跟潮流的追风气者。与新文化运动相比，他思想的核心特点是伦理革命而文学不革命。就像他自己曾一直强调的思想独立，他有意与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一思想的独立性又建立在他相对宽裕的生活基础上。在资源国家化的大趋势下，现实生活中吴虞如何处理学术与恒产之间的关系只能另文讨论了。